<h3>1</h3>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
我坐起来，想都没想就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然后我亲吻她，品尝着她真实的存在——烟草香味和雅芳混杂的味道。口红变淡了。紧张之中，她几乎把口红咬光了。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波、除臭剂以及紧张的汗水的味道。尤其是，我抚摸着她：臀部、胸脯和脸颊上的伤皱。她就在那里。
“几点了？”我可靠的天美时手表停了。
“八点一刻。”
“你开玩笑吗？不可能！”
“是的。我并不惊讶，尽管你很惊讶。你从不再突然昏睡几个小时这种状况中恢复了多久？”
我还在想萨迪怎么来到这里，李和玛丽娜在沃斯堡住过的地方。怎么可能呢？上帝啊，<i>怎么来的</i>？还不止这一点。肯尼迪也在沃斯堡，此时此刻正在得克萨斯酒店给当地商会做早餐演讲。
“我的手提箱在车里，”她说，“我们是开我的甲壳虫，还是开你的雪佛兰去？不管去你想去的哪个地方。甲壳虫可能好点儿，停车方便。
我们可能要付不少钱找个车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赶紧出发。黄牛党们已经出发了，挥舞着旗子。我看到他们了。”
“萨迪……”我摇摇头，想让脑袋清醒过来，抓住鞋子。我脑子里有想法，很多想法，但是就像龙卷风里的纸片一样，我一片都抓不住。
“我在这儿。”她说。
是的。问题就在这儿。“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太危险了。我想我已经解释了，但是或许我说得不够清楚。当你试图改变过去时，过去会咬你。
要是你给它机会，它会撕开你的喉咙。”
“你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
面对现实吧，杰克。你已经长了几磅肉，但是你还像个稻草人。你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瘸得很<i>严重</i>，每走两三百步就要歇歇膝盖。要是你得逃跑的话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听。我一边听一边给表上发条，调时间。
“这还不是最糟的地方。你——哎呀！你在干什么？”我抓住了她的大腿。
“确定一下你是真的。我仍然不敢相信。”“空军一号”三个多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拉菲尔德机场。有人会献玫瑰花给杰基·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其他几站，她会收到黄玫瑰，但是达拉斯的花束是红色的。
“我很真实，我就在这里。听我说，杰克。
最糟的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最糟的是你会突然睡着。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想了很多。
“如果过去像你所说的一样坏，要是你在他扣动扳机之前成功地接近你要寻获的那个家伙，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去并不坏，这个词用得不对，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没有辩驳。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身处何种险境。”
“我当然知道。你忘了很重要的事情。”她抓起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止是你最好的女人，杰克……如果对你来说我依然是的话……”
“但你现在在最可怕的地方。”
“你说有人要射杀总统，根据你已经预测并成功实现的其他事情来看，我有理由相信你。连德凯都有些相信了。‘他知道肯尼迪会来，比<i>肯尼迪本人</i>知道得都早’，他说，‘准确到日期和小时。他还知道夫人会与他同行。’但是你说得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不止你一个人。德凯也关心，他要不是烧到三十八度的话。我也关心。
我没有投他的票，但是我碰巧是美国人，他不仅是总统，也是我的总统。这种想法对你来说很过时吗？”
“不。”
“好。”她的眼睛突然发亮。“我不想让一个疯子杀了他，我不想睡着。”
“萨迪——”
“让我说完。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你得掏干净你的耳朵。你的耳朵掏干净了吗？”
“是的。”
“那好。<i>你甩不掉我的</i>。我再说一遍，<i>没门儿</i>。
我要去。你要是不让我上你的雪佛兰，我就自己开着甲壳虫跟着你。”
“耶稣啊。”我说，不知道是在咒骂还是在祈祷。
“要是我们结婚了，我会听你的话，只要你对我好。我生来就相信那是妻子的责任。”（<i>噢，你这个六十年代的孩子</i>，我想。）“我准备好了告别我熟知的一切，跟你一起去面对未来。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相信你所说的未来真的存在。我很可能不会再给你最后的通牒，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你要么跟我一起做，要么别想做。”
我想了想，仔细思考。我问自己她是否是认真的。答案跟她脸上的伤疤一样清晰。
与此同时，萨迪正看着蜡笔女孩儿。“你觉得是谁画的？画得真不错。”
“罗塞特画的，”我说，“罗塞特·坦普尔顿。她的爸爸出了事故之后她就跟她妈妈回莫泽尔了。”
“然后你就搬进来了？”
“没有，住在对面。一个姓奥斯瓦尔德的小家庭搬到这里。”
“那就是他的姓对吧，杰克？奥斯瓦尔德。”
“是的。李·奥斯瓦尔德。”
“我跟你一起去吗？”
“我有选择吗？”
她笑着把手放到我脸上。看到她放松的微笑之前，我不知道她在摇醒我时有多么害怕。“没有，亲爱的，”她说，“依我看没有。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之为最后通牒。”
<h3>2</h3>
我们把她的手提箱放进雪佛兰。如果我们阻止了奥斯瓦尔德（而且不被逮捕），我们之后能坐她的甲壳虫，她能开回约迪，在她家的车道上看起来一切正常。要是不顺利的话——要是我们失败了，或是成功了，却发现我们得为谋杀李负责——我们就得逃命。开着V-8雪佛兰比开着甲壳虫可以跑得更快、更远，更加隐蔽。
她看到我把枪放进运动外套的里面口袋时说：“不，放在外面口袋。”
我扬起眉毛。
“要是你突然之间累了或者想打盹的话我能拿到。”
我们走下人行道，萨迪把手提包挂在肩上。
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天气预报员得吃一张红牌。天气晴空万里。
萨迪坐进乘客椅之前，一个声音从我身后响起。“那是你的女朋友吧，先生？”
我转过身。是脸上长斑的跳绳女孩。不过不是斑，而是麻疹，我没必要问她为什么没上学。
她出了水痘。“是的。”
“她真漂亮。除了——”她发出奇怪的“咦”
声，有点儿可爱——“她的脸。”
萨迪笑了。我对她的勇气的钦佩持续增长……
从未降低过。“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萨迪，”跳绳女孩答道。“萨迪·范欧文。
你呢？”
“噢，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也叫萨迪。”
女孩儿带着所有梅赛德斯街上野姑娘那种不信任讥嘲的眼光打量着她。“真是巧啊，你说是吗，乔治？”
我不会说，实际上，我没时间讨论这个。“想问你件事，萨迪……范欧文小姐。你知道温斯考特路上的公交车站怎么走吗？”
“当然。”她转动眼睛，好像是要问“你觉得我很蠢吗？”，“你们两个出过水痘吗？”
萨迪点点头。
“我也出过，”我说。“所以没问题。你知道哪趟车去达拉斯市中心吗？”
“3路。”
“3路车多久发一趟？”
“我想半个钟头一趟吧，但是也可能十五分钟一趟。你有车为什么要坐公交车呢？你们有两辆车。”
从大萨迪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在想同样的问题。“我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老子开潜水艇。”
萨迪·范欧文咧嘴大笑。“你也会这个？”
“会了很多年了，”我说，“上车吧，萨迪。
我们得走了。”
我看了看新手表。8点40分。
<h3>3</h3>
“告诉我你为什么对公交车感兴趣。”萨迪说。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赶到伊登法洛斯你已经走了，我按你说的，烧掉信，然后问了问隔壁的老头儿。”
“克诺彭斯基先生。”
“是的。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医生正坐在你的门口。看到你不在，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跟多琳医生换了班，让多琳今天能去看肯尼迪。”
温斯考特路公交车站就在前面。我减慢车速，看柱子旁边的小棚子里有没有时间表，没有。我把车开进车站前方一百码的一个停车位。
“你在干什么？”
“买个保险。要是公交车9点不来的话，我们继续开。讲你的故事吧。”
“我打电话给达拉斯市中心的酒店，但是没人想跟我说话。他们都很忙。接下来我打电话给德凯，他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他有可靠信息，有人准备射杀总统。”
我一直在观后镜里看着公交车，但是现在我震惊地看着萨迪。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德凯。我不知道萨迪告诉他的内容他相信多少，但是他还是冒险行动了。“发生什么了？他留了名字吗？”
“他根本没机会。他们挂断了他的电话。我想这时我真的开始相信你说的过去会自我保护。
一切对你来说就是这样，对吧？只是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不再是了。”
动作迟缓的公交车来了，黄底绿色。目的地窗口上显示着“3路达拉斯主街3路”。车停了，前后门打开。两三个人上了车，但是根本找不到座位。车从我们身边缓慢经过时，我看到座位都满了。我瞥见一个女人，帽子上别着一排肯尼迪纽扣。她高兴地朝我挥手，尽管我们的眼神只交会一秒，我仍感觉到了她的兴奋、高兴和期待。
我把雪佛兰挂上挡，跟上公交车。隔着公交车喷出的褐色尾气，车尾的广告上，一位伊卡璐美女声称，要是她只能活一次的话，她想成为金发美女。萨迪夸张地挥手。“妈的！别跟这么近！
真难闻！”
“这真算是好批评，来自一位每天抽一包烟的女人。”我说，但是她说得对，柴油的恶臭很难闻。我往后退。现在没有必要跟得太紧，既然我知道跳绳的萨迪把线路说对了。她可能连发车的间隔时间说的都是对的。公交车可能平时半小时一趟，但这会儿可不是平时。
“我又哭了一阵，因为我以为你消失了。我很担心你，但是我也恨你。”
我能理解，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对，所以我最好什么都别说。
“我又打电话给德凯。他问我你有没有说过什么别的避难所的信息，或许在达拉斯，更可能在沃斯堡。我说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他说很可能是在你住院期间、糊涂的时候说的。他让我认真想想。好像我不认真似的。我回到克诺彭斯基先生那里，希望你对他说了什么。那时已是晚饭时间，天要黑了。他说没有，但正在那时，他儿子带了一锅炖肉，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克诺彭斯基先生说——他知道过去所有的故事——”
“我知道。”前方，公交车往东拐上维克里大道。我打转向灯跟了上去，距离足够远，所以我们不用吃柴油。“我至少听了三十几个故事。
血染马鞍之类的。”
“听他讲故事是我最应该做的，因为我不用绞尽脑汁，可以休息一会儿，有时候当你放松下来，事情就会自然地浮出脑海。当我走回你的小房子时，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过在凯迪拉克街住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知道地址不准确。”
“噢，我的天哪。我全忘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再次打电话给德凯。
他没有详细的城市地图。但是他知道学校图书馆里有。他开车——可能头都要咳掉了，他病得还很重——去拿，从办公室里打电话给我。他发现达拉斯有个福特大街，有个克莱斯勒公园，还有好几条道奇街。但是没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然后他发现了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我想立即出发。但是他告诉我等到天亮我更容易看到你或者你的车。”
她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凉。
“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你这个讨厌鬼。
我几乎没合眼。”
“我补偿你。尽管我直到凌晨才睡着。要是你不出现的话，我可能一直要睡过该死的暗杀。”
<i>那样</i>结局多郁闷呐！
“梅赛德斯街有<i>好几个</i>街区，我往前开呀开呀。然后我能看见街的尽头，好像是百货商店背后的巨大建筑的停车场。”
“接近了。是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
“还是没有你的踪迹。我没法告诉你我多么失望。<i>然后</i>……”她咧嘴笑起来。尽管脸上有疤，笑得依然很灿烂。“然后我看见带海鸥尾的红色雪佛兰，尾巴好像女人的眉毛，像霓虹灯一般闪亮。
我喊叫着，拍打着小甲壳虫汽车的仪表板，直到我的手都拍酸了。现在，我就在这——”
雪佛兰右前方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嘎吱嘎的声响，突然之间我们冲向一根灯柱。车下方发出一连串的碰击声。我扭转方向盘。方向盘在我手里非常松弛，但是我幸而避免直接撞上灯柱。萨迪那边刮在柱子上，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金属的声音。她那侧的车门弯向里面，我把她从座椅上往我这边拉。我们停了下来，引擎罩悬在人行道上，汽车则向右倾斜。<i>不光是爆胎</i>，我想，<i>这简直是他妈的致命损伤</i>。
萨迪看着我，目瞪口呆。我笑了。就像之前已经说过的，有时候你别无选择。
“欢迎来到过去，萨迪，”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h3>4</h3>
从她那一侧没法下车，得用撬棍把乘客车门撬开。她从座位上溜过来，从我这一侧下了车。
有几个人在一旁观看，不算很多。
“天呐，怎么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
我们走到车前，情况一目了然。右前轮突然折断。躺在我们身后二十英尺远处，沥青道路弯沟的尽头。参差不齐断成一半的轮轴在阳光下闪光。
“轮轴断了。”我告诉推婴儿车的女人。
“噢，天呐！”
“我们怎么办？”萨迪低声问道。
“我们上了保险，现在我们用得上了。最近的公交车站。”
“我的手提箱——”
<i>是的，我想，还有阿尔的笔记本。我的手稿——无关紧要的狗屁小说和至关重要的备忘录。再加上我仅有的现金</i>。我瞥了一眼手表。九点一刻。在得克萨斯酒店，杰基正穿着她的粉色套装。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政治活动结束，车队就会前往卡斯韦尔空军基地，大飞机停在那里。以沃斯堡到达拉斯的距离来说，飞行员几乎都来不及把轮子收起来。
我想了想。
“你们想用我的电话叫人吗？”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我家就在前面。”她打量我们，看到我腿脚不便，萨迪脸上有疤。“你们受伤了吗？”
“我们没事，”我说，我抓住萨迪的胳膊。“你能打电话给加油站请他们把车拖走吗？我知道这么要求太过分了，但是我们有急事。”
“我<i>告诉过</i>他前端有些摇晃，”萨迪说。她带着佐治亚口音，拉长腔调。“谢天谢地，我们不在高速公路上。”
“前面大约两个街区有家埃索加油站。”她指向北面。“我想我可以把孩子推到那边……”
“噢，那就帮了我们大忙，夫人，”萨迪说。
她打开手提包，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
“先付给他们二十吧。真抱歉这么要求您，但是我要是看不到肯尼迪的话，就<i>不活了</i>。”这让推婴儿车的女人笑了起来。
“哎呀，二十块拖两次车都够了。如果你的包里有纸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写张收条——”
“没事，”我说，“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会在雨刷下面写张字条。”
萨迪怀疑地看着我……但她拿出一支笔和一小本便签簿，封面是个斜视的小孩儿。呆头呆脑的笑容下面写着“学生时代，可爱而又陈旧的学生黄金时代”。
字条上写了很多，但是没时间考虑措辞。我草草写完，折起来放到雨刷下面。一会儿之后，我们转过街角，消失了。
<h3>5</h3>
“杰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
“我撞到车门上，肩膀可能擦伤了，但是除此之外，还好。要是我们撞到柱子上，我可能就不妙了。你也是。字条给谁写的？”
“谁拖走雪佛兰就给谁。”我向上帝祈祷这个谁会按照字条的要求做。“等我们回来再操心这个吧。”
如果我们能回来的话。
下一个公交车站站牌在街区的中央。三个黑女人，两个白女人，还有一个西班牙裔男人站在站牌旁。种族比例如此平衡，看起来像是《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剧组在招募演员。我们加入他们。我坐到棚子里的条凳上，坐在第六个女人旁边，一位非洲裔美国女人，她硕大的身体包裹着一身白色的人造丝制服，显然是富有的白人家庭的女管家。胸前佩戴的纽扣上写着“64年与肯尼迪一路相伴！”
“腿不好吗？”她问我。
“是的。”我的运动服外套口袋里有四包古迪头痛粉。我拨开手枪，拿出两包，撕开口子，倒进嘴里。
“这么吃会伤肾。”她说。
“我知道。但是我得让这条腿撑到我看见总统。”
她大笑起来。“没听过这样的话。”
萨迪站在路边，焦急地往回看，等待着3路车。
“今天车很慢，”女管家说道，“但是下一辆就要来了。我不会错过肯尼迪的，绝对不会！”
九点半，还是没有公交车，但是我膝盖的疼痛已经变成隐隐的悸动。上帝保佑古迪头痛粉。
萨迪走过来。“杰克，我们恐怕要——”
“<i>来</i>了一辆，”女管家说着，站起身。这是个恐怖的女人，黑得像乌木，比萨迪至少高了一英寸，头发笔直闪亮。“你——好，我准备在迪利广场找个位置。我袋子里有三明治。我喊的话他能听到吗？”
“我敢肯定他能听到。”我说。
她笑了。“你最好相信他能！他和杰基都能！”
车上人满了，但是站台上的人挤了进去。萨迪和我最后上车，司机着急得像是黑色星期五的股票经纪人，伸出手掌。“别上了！满了！挤得像沙丁鱼！等下一趟吧！”
萨迪痛苦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位大个子女士替我们说话了。“不，不，让他们上吧。这个男的腿脚不便，女的也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还有，女的很瘦，男的更瘦。你让他们上，不然我会把你们拉下来，我自己来开。
我会开呢。我在我爸爸的斗牛犬车上学过。”
公交车司机看着她朝他逼近，翻了翻眼睛，示意我们上车。当我们伸手去拿硬币准备丢进投币箱时，他用肉乎乎的手掌把投币箱盖起来。“别投了，退到白线以后吧。尽量。”他摇摇头，“今天为什么不多发十几台车，我真不明白。”他拉了镀铬把手。前门后门相继关上。气刹松开，发出噗噗的声音，汽车开动，很慢，但是很稳。
我的天使还没完。她开始威吓两名工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坐在司机后面，膝盖上放着饭盒。“起来，赶紧把座位让给这位女士和先生！
你看不到他的腿不好吗？他还要去看肯尼迪呢！”
“夫人，没关系。”我说。
她没有理会。“起来吧，赶紧，你们是在柴房里长大的吗？”
他们站起来，胳膊肘推搡着走进过道里令人窒息的人群中。黑人工人给了女管家一个臭脸。
“1963年了，我还在给白人让座位。”
“噢，呼！”他的白人朋友说道。
黑人看着我的脸，先是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他指着空位子说。“坐下，别摔倒了，杰克逊。”
我坐到窗边。萨迪低声说了谢谢，然后坐在我旁边。公交车像一头老象，笨重前行，但若有足够的时间，它也能飞奔起来。女管家在我们身边悬着，抓紧一根拉手吊带，转弯的时候臀部甩动起来。甩了很多次。我再次看表。指针似乎朝着上午十点跳动。很快就会跳过去。
萨迪靠近我，头发扎得我的脸和脖子一阵刺痒。“我们要去哪里？到了那里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把脸转向她，但是眼睛直视着前方，等待着故障。等待着下一次冲击。我们现在到了西区街道，也就是180号公路。很快我们就会到阿灵顿，未来的乔治·沃克·布什的德州游骑兵棒球队的大本营。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十点半会到达达拉斯城郊，比奥斯瓦尔德给他该死的意大利步枪进行第一轮装弹领先两个小时。只是，当你试图改变过去时，事情很少会顺利推进。
<h3>6</h3>
我们穿过欧文镇南，一个月前刚生了第二个女儿的玛丽娜正在这里休养复原。车行缓慢，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味道。拥挤的汽车上一半的乘客都在吸烟。外面（空气稍微新鲜些）的街上挤满返程的汽车。我们看见一辆小汽车后窗上写着“杰基，我们爱你！”，另一辆相同的位置写着“滚出得克萨斯，你这个共产党叛徒！”公交车突然倾斜，摇摆起来。大群大群的人站在车站。
当我们这辆拥挤的汽车甚至都没有减速就开过时，他们挥舞起拳头。
十点一刻，我们到达哈里海因斯大道，经过一个指向拉菲尔德的路标。事故发生在三分钟之后。我一直期待不要发生，但一直在密切留意，悄然等待，当那辆翻斗车在海因斯大道和因伍德大道交叉路口闯过红灯时，我至少有所准备。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况，那是在德里的朗维尤墓地。
我抓住萨迪的脖子，把她的头按到膝盖上。“<i>趴下！</i>”
一秒钟之后，我们被抛到驾驶员座椅和乘客区之间。玻璃破碎。金属发出刺耳的尖响。站着的乘客们甩向前方，挥舞的胳膊、手提包、帽子乱作一团。之前发出呼号的白人工人身体撞向走廊尽头的投币箱。肥胖的女管家直接消失了，被人体雪崩掩埋。
萨迪的鼻子在流血，右眼下方的擦伤肿胀起来，像是做面包用的生面团。司机被甩到方向盘一侧。巨大的前窗玻璃破裂，玻璃外面的街景消失，被锈迹斑斑的金属取代。我能看到上面写着“达拉斯公共工程”。卡车装载的沥青发出刺鼻的恶臭。
我把萨迪转过身。“你还好吗？脑袋还清醒吗？”
“我没事，只是摇晃了一下。要是你别这么大声吼的话，我的脑袋应该还清醒。”
车厢前面的人堆传来呻吟和哭喊。一位撞断胳膊的男人从人堆中挣脱出来，晃了晃司机，司机从座位里滚了出来，前额中央插进一块玻璃。
“噢，天呐！”断胳膊的男人喊道，“我想他已经死了！”
萨迪走向撞到投币箱的家伙身边，帮他退回到我们就坐的地方。他面色惨白，不断呻吟。我猜他的蛋蛋撞到柱子。高度正好差不多。他的黑人朋友跟我一道帮助女管家站起身，但是如果她不是意识完全清醒，配合我们出来的话，恐怕我们也爱莫能助。她活活有三百磅重。她的太阳穴在不停流血，那件制服永远也没法再穿了。我问她伤得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头被猛撞了一下。
天哪！”
我们身后的车厢一片骚乱。很快人们就会惊慌逃窜。我站在萨迪前面，让她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考虑到我膝盖的情况，本来应该是我拉住她，但是本能就是本能。
“我们得让这些人下车，”我告诉黑人工人，“拉手柄。”
他试了试，但是手柄一动不动。“卡住了。”
我想，这真是太狗屎了。我想，过去将它关上了。我也不能帮他拉，我只有一只胳膊正常。
女管家——现在，她的制服一边被血浸透了——从我身边挤过去，差点儿将我撞倒。我感觉萨迪的胳膊松开一下，紧接着又抱紧了。女管家的帽子歪到一边，帽檐的薄纱也沾上了血珠。帽子看起来非常怪异，像是红色的莓果。她把帽子拨正，然后跟黑人工人一起抓住镀铬门把手。“我数三下，然后我们一起拉，”女管家对他说，“准备好了吗？”
他点点头。
“一……二……<i>三</i>！”
他们使劲拉……或者说女管家在使劲拉，差点没把胳膊底下的裙子撕裂。门噗的一声开了。
我们身后传来无力的欢呼声。
“谢谢你们——”萨迪说道，但是我已经开始移动。
“快点。不然我们要被踩到。别放开我。”
我们是最先下车的人。我把萨迪转向达拉斯的方向。“我们走。”
“杰克，这些人需要帮助！”
“我敢确定救援已经在路上了。别回头。朝前看，因为下一个障碍就在前面。”
“多少障碍？还会有多少？”
“过去能给我们制造的所有障碍。”我说。
<h3>7</h3>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从3路公交车出事故的地方前进了四个街区。我能感觉到膝盖肿痛。心脏每跳动一次，膝盖都会抽痛。我们走到一条长椅边，萨迪让我坐下。
“没时间了。”
“坐下吧，先生。”她出其不意地推我一下，我倒在长椅上，长椅背面有张当地殡仪馆的广告。
萨迪轻快地点点头，就像女人完成了一件繁琐的杂务之后那样，然后她走向哈里海因斯大道，一边打开手提包，伸手探摸。当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并在那儿停下时，膝盖的悸痛也暂时休止。
一辆汽车突然转向她，鸣响喇叭。汽车差一英尺就撞上她。司机挥舞着拳头，继续往前开，然后突然伸出中指。我对萨迪大声喊叫，让她回来，她看都没朝我看一眼。她拿出钱包，汽车从她身边疾驰而过，在她受伤的脸上，头发被风吹起。
她像春天的早晨一样冷酷。她拿出钞票，把钱包扔进手提包，然后将一张钞票高举过头顶。她看起来就像是高中赛前动员会上的啦啦队队长。
“<i>五十块！</i>”她喊道，“<i>五十块去达拉斯！主街！主街！去看肯尼迪！五十块！</i>”
<i>这样没用的</i>，我想，<i>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她会被执拗的过去碾压——</i>
一辆锈迹斑斑的斯图贝克汽车呼啸着停在她面前。引擎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一侧前灯只剩下一个空洞。一位身着宽松短裤和T恤的男人下了车。头上戴着（一直往下拉到耳际）绿色牛仔毡帽，帽圈上点缀一根印第安羽毛。他咧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