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1963年11月17日（星期天）580
吃完萨迪所说的晚饭、我所谓的正餐之后，萨迪想去洗碗，但是我让她打包过夜用的小提箱。
手提箱很小，是蓝色的，带圆角。
“你的膝盖——”
“洗几只碗还站得住。你现在就得上路，要是你晚上想睡个好觉的话。”
十分钟之后，碗洗好了。我的指尖感觉僵痛。
萨迪站在门口。双手提着小手提箱，头发在脸侧卷曲着，她看起来从未如此美丽。
“杰克？告诉我一件关于未来的乐事吧。”
令我惊奇的是，没想到几件事。手机？不算。
自杀式炸弹？可能不好。冰山融化？还是换个时间吧。
然后我咧开嘴。“我买一送一，告诉你两件。
冷战结束，总统是黑人。”
她开始笑，然后看到我没有开玩笑。她张开嘴。
“你是说白宫里有个黑人吗？”
“是的。尽管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群人更喜欢被称为非裔美国人。”
“你说真的吗？”
“是的。”
“噢，我的天哪！”
“选举结束之后第二天很多人都发出这种感叹。”
“他干得……怎么样？”
“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问我的话，他做得很出色，考虑到复杂的形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还是开车回约迪吧。”她心不在焉地笑笑。“在恍惚中。”
她走下坡道，把手提箱放在甲壳虫的后备箱，然后跟我飞吻。她开始上车，但是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我不能跑——佩里医生说要过八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才能跑——但是我瘸着腿，以最快速度走下坡道。
“等等，萨迪，等一下！”
我的邻居克诺彭斯基先生坐在轮椅里，裹着夹克，膝盖上握着电池驱动的摩托罗拉遥控器。
人行道上，诺曼·惠滕正拄着滑雪杖般的拐杖慢慢走向角落的邮箱。她转身朝我们挥手，僵硬的左脸试图挤出笑容。
萨迪在黄昏之中不解地看着我。
“我只想告诉你点儿事，”我说，“我想告诉你，你是我该死的最好的经历。”
她笑着拥抱我。“你对我来说也是，亲爱的。”
我们久久地吻在一起，要不是右边传来干巴巴的掌声，我们还会吻得更久。克诺彭斯基先生在鼓掌。
萨迪抽开身，握住我的手腕。“打电话给我，好吗？让我始终……你怎么说的来着？知情？”
“是的，我会的。”我不想让她知情。也不想让德凯或者警察知情。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做不了，杰克。你太虚弱了。”
“我知道，”我说，心想：我最好能别那么无能。
“给我打电话，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当她的甲壳虫驶过拐角消失之后，克诺彭斯基先生说：“小心点儿，安伯森先生。看守人在那儿。”
“我知道。”我在车道底下站了很久，确保惠滕女士能从邮箱那儿安全返回，而不摔倒。
她做到了。
我回到屋里。
<h3>2</h3>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梳妆台顶上取下钥匙圈，数了数钥匙，很惊讶萨迪从没有把钥匙拿给我看，看是否能激起回忆……不过，她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想到。有十几片钥匙。多数钥匙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尽管我很确定一片西勒奇钥匙是我房子前门的钥匙，房子位于……萨巴特斯？我想是对的，但我不确定。
钥匙圈上还有一片小钥匙。上面贴FC和775号。这是一片保管箱的钥匙，没错，但是是哪家银行呢？第一商业银行？听起来挺像银行的名字，但是不对。
我闭上眼睛，朝黑暗中看去。等待着，几乎可以肯定我想要的会到来……的确到来了。我看见一本人造鳄鱼皮封面的支票簿。我看到我亲自打开支票簿。这简直容易得出奇。支票上不仅印着我在过去国度里的名字，还有我在过去的国度里最后的正式地址。
<b>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b>
<b>西尼利街214</b><b>号，1</b><b>单元</b>
我想起来：<i>我的车就是在那儿被偷的。</i>
还想起来：<i>奥斯瓦尔德。刺客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拉比特</i>。
不，当然不是。他是个人，不是个卡通人物。但是，很接近了。
“我来找你了，拉比特先生，”我说，“还在走向你。”
<h3>3</h3>
接近9点30分，电话响了。萨迪安全到家。“没想起什么吧？我很麻烦，你知道的。”
“想不起来。你一点儿都不麻烦。”她是这个世界上跟奥斯瓦尔德·拉比特最没有关系的人，要是我跟它有关系的话。更不要说他的妻子，名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叫玛丽，他的小女儿，我确信叫阿普丽尔。
“你是在逗我，说黑人进白宫，对吧？”
我笑了。“等一阵子。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h3>4</h3>
1963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上门服务护士，一位又老又丑，一位年轻漂亮，九点钟准时来到。她们履行了职责。当老护士觉得我痛苦、抽搐、呻吟够了的时候，递给我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两片药丸。“止痛药。”
“我想我实际上不需——”
“拿着，”她说——她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免费的。”
我把药塞进嘴里，藏到舌下，喝了一口水，然后去了浴室。在浴室里我把药吐出来。
我回到厨房时，老护士说：“恢复得不错，不要太累了。”
“绝对没累着。”
“抓住了吗？”
“什么？”
“打你的混蛋？”
“噢……还没。”
“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我咧嘴大笑，克里斯蒂过去经常说我笑起来像电视知识竞赛里说俏皮话的主持人。“我不记得了。”
<h3>5</h3>
埃勒顿医生过来吃午饭，带了巨大的烤牛肉三明治，滴着油的松脆炸薯条，还有他答应给我带的奶昔。我尽量吃，真的吃了很多。我的胃口正在恢复。
“迈克有再演一次综艺秀的想法，”他说，“这一次是为了你。到最后，还是更明智的人说得在理。一座小镇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他点支烟，把火柴放到桌上的烟灰缸里，兴致勃勃地吸起来。
“警察有没有可能抓住袭击你的暴徒？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但是我很怀疑。他们搜光了我的钱包，偷了我的车，扬长而去。”
“不过，你去达拉斯那种地方干什么？那儿可不是达拉斯的什么高尚社区？”
<i>嗯，很明显我住在那里。</i>
“我不记得了。找人吧，或许是。”
“你休息得多吗？没有累着膝盖吧？”
“没有。”尽管我怀疑不久之前我的膝盖很累。
“还会突然睡着吗？”
“好多了。”
“太好了。我想——”
电话响了。“应该是萨迪，”我说，“她吃完午饭打过来。”
“我得走了。很高兴看到你长肉了，乔治。
代我向那位美女问好。”
我照办了。她问我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冒出来。根据她谨慎的措辞我能判断出她是从学校的办公室打来的——打完之后要付给科尔里奇太太长途话费。除了掌管德诺姆联合高中的金库之外，科尔里奇太太还有双尖耳朵。
我告诉她没有，没有记起新的东西。但是我准备打个盹儿，希望醒来会想起什么。我告诉她我爱她（能说出真心话，感觉真的很美），询问了德凯的情况，祝她下午开心，然后挂断电话。
但是我没有睡觉。我拿上车钥匙和公文包，开车去了城里。我向上帝祈祷，回来时公文包里能装上东西。
<h3>6</h3>
我缓慢而小心地开车，但是当我走进第一玉米银行，递上保管箱钥匙时，膝盖仍然痛得厉害。
银行职员从办公室里出来接待我，他的名字我马上回想起来：理查德·林克。我瘸着走上前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十分关心。“发生什么了，安伯森先生？”
“车祸。”希望他没有读或者忘了《新闻早报》上“警方直击”版面的短文。我自己也没有读，但的确有那么一条：约迪镇乔治·安伯森先生，遭人殴打施暴，失去意识，被人发现并送到帕克兰医院。“我恢复得很好。”
“那就好。”
保管箱放在地下室。我跳着走下楼梯。我们用了钥匙，林克把保管箱拿到一个小房间里，放到一张小桌上，小桌仅能容下箱子，然后他指着墙上的按钮。
“完了之后叫梅尔文，他会帮你。”
我谢谢他。他离开之后，我拉上小房间门口的窗帘。我们已经打开保管箱的锁，但是箱子还关着。我盯着箱子，心跳加速。里面装着约翰·肯尼迪的未来。
我打开箱子。上面是一捆现金和尼利街公寓里的杂物，包括我的第一玉米银行的支票簿。下面是一扎手稿，用两根橡皮筋捆着。上面一张赫然印着《凶杀地》。没有作者，就是我的大作。
我把它拿在手上，心里坚信我一打开，里面都会是空白。黄卡人已经把字迹抹去了。
<i>求求你，不要。</i>
我翻开手稿。第一页上，一张照片正看着我。
很窄但是很帅的脸。嘴唇弯成了笑容，这笑容我非常熟悉——我不是亲眼看见过吗？是那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这个可怜的笨蛋的”笑容。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要改变世界的可怜虫。
<h3>7</h3>
我坐在小房间里，记忆汹涌袭来，令我呼吸困难。
梅赛德斯街上的艾维和罗塞特。姓坦普尔顿，跟阿尔一个姓。
跳绳女孩儿们：“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卫星电子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像超人一样撕开衬衫。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和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刺客美丽的人质，站在西尼利街214号我的门口：“打扰一下，你看到我丈夫了吗？”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
六楼，东南窗户。视野最好的窗户，能看到迪利广场和埃尔姆大街，弯向三岔地下通道。
我开始颤抖。我拿双手抱住胳膊，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左胳膊——被毛布包裹的烟袋打断的胳膊——开始疼痛，但我没有理会。我很高兴。
它将我跟世界绑在了一起。
颤抖消退之后，我将没有完成的书稿，珍贵的蓝色笔记本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公文包，然后检查了一下保管箱的后面。又发现两样东西。
一件是当铺买来的便宜婚戒，为了遮人耳目，帮助我在卫星电子编故事用的。另一件是一只红色的婴儿拨浪鼓。是奥斯瓦尔德家的小女孩儿的（琼，不是叫阿普丽尔）。我把拨浪鼓放进公文包，戒指放进裤腰上的表袋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会扔掉。如果时机来到，萨迪会得到一枚更好的。
<h3>8</h3>
敲玻璃的声音响起。然后有个声音说：“——还好吗？先生，你还好吗？”
我睁开眼，一开始不知道我身处何地。我往左看，一位身穿制服的巡警在敲我雪佛兰汽车驾驶侧的窗玻璃。然后我想起来了。是在回伊登法洛斯的半路上。因为我又累又兴奋又恐惧，那种我想睡觉的感觉又钻进脑子里。我立即把车停进了就近的停车场。那时是两点钟左右。现在，从倾斜的阳光来看，得有四点了。
我摇下窗玻璃，说道：“抱歉啊，警官。我突然开始犯困，安全起见，我停了下来。”
他点点头。“嗯，嗯，喝了酒就会这样。上车之前喝了多少？”
“没喝。我几个月前脑袋受伤了。”我把脖子转过来，让他看到头发还没长起来的地方。
他有点儿将信将疑，让我对着他的脸呼气。这回他彻底相信。
“让我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我拿给他我的得克萨斯驾照。
“你不打算一路开回约迪吧？”
“没有，警官。只开到达拉斯城北。我待在一家名叫伊登法洛斯的康复中心。”
我在出汗。我希望如果他看到的话，会以为这只是因为在温暖的十一月天气里闷在车里瞌睡的缘故。我也希望——强烈希望——他不会问我身边座椅上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要是在2011年，我可以拒绝这样的要求，告诉他不能因为我在车里睡觉就要搜我的包。天哪，停车场甚至没有咪表。但是在1963年，警察可以立即搜包。他不会找到毒品，但是他会找到现金，标题里带有“凶杀”二字的书稿，以及有关达拉斯和肯尼迪的奇怪幻想的笔记本。我会不会被带到就近的警察局接受盘问，或者带到帕克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跟沃尔顿一家[180]一样，由于路途遥远而很难道一声晚安吗？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圆脸通红，就像诺曼·洛克威尔[181]刊登在《周六晚报》封面上的警察。然后他把驾照递过来。“好吧，安伯森先生。回到法洛斯去吧，我建议你到那里之后停下车。你看起来很虚弱，不管有没有打瞌睡。”
“我正是这么打算的。”
我把车开走的时候从观后镜里能看见他，他注视着我。我敢确定，开出他的视线之前我会再次睡着。这一次毫无先兆。我会突然冲向人行道，或许碾压两三个行人，然后撞上一家家具店的橱窗。
最终，当我把车停在门口带坡道的小房子前时，头疼得厉害，眼睛开始冒水，膝盖不停悸痛……
但是有关奥斯瓦尔德的记忆牢固而清晰。我把公文包扔到餐桌上，给萨迪打了个电话。
“我从学校回来后给你打了个电话，但是你不在，”她说，“我很担心。”
“我在隔壁，跟克诺彭斯基先生一起玩克里比奇牌。”这些谎言是必要的。我得记住。谎得撒得圆满，因为她对我了如指掌。
“哦，那就好。”然后，她没有停顿，也没有改变语调就继续说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i>李·奥斯瓦尔德</i>。萨迪差点突袭得手。
“我……我还是没记起来。”
“你犹豫了。我听得出来。”
我等着她的责备，紧紧抓住话筒。
“这一次差点就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对吧？”
“是有东西。”我谨慎地表示同意。
我们聊了十五分钟，我一边和她说话一边看着装有阿尔的笔记的公文包。她让我晚上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我答应说我会打的。
<h3>9</h3>
我决定等到新闻栏目《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之后再打开笔记本。我想这个时候我不会找到很多有实际价值的信息。阿尔的笔记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写得很仓促。他从朱料到奥斯瓦尔德行动会持续到现在。我也没料到。接触那个忿忿不平、无足轻重的家伙就像是在满是倒下的树枝的道路上开车。因为过去会成功地自我保护。
但是我阻止了邓宁，这给了我希望。我看到了一丝曙光，我能阻止奥斯瓦尔德，而不用进亨茨维尔的监狱或者电椅。我有足够的理由渴望自由。
最重要的一个今晚就在约迪，很可能在于喂德凯·西蒙斯喝鸡汤。
我在供病人使用的舒适的小公寓里有条不紊地工作，收拾东西。除了老打字机外，我离开之前不想留下任何乔治·安伯森的痕迹。我希望等到星期三，但是如果萨迪说德凯好些了，她星期二晚上准备回来的话，我得加快进度。我要躲到哪里去，直到任务完成呢？这个问题非常好。
小号响起，开始广播新闻。切特·亨特利出现了。“肯尼迪总统在佛罗里达度过了周末，观看了北极星导弹试射，并探望了他生病的父亲，之后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星期一，在九个小时内发表了五场演讲。”
一架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降落，等待的人群欢呼起来。下一个镜头里，肯尼迪走近临时障碍背后的人群，一只手拂了下蓬松的头发，另一只手拂了下领带。他大步走在特勤局队员的前面，队员们慢跑着跟上他。我看着他，非常着迷，实际上，他溜过障碍的一个缺口，走进等待的人群，跟左右两边的人握手。特勤队员们快步跟上时，神情紧张。
“这是在坦帕的情景，”亨特利继续说道，“肯尼迪在那里握手近十分钟。他让负责他安全的人焦急万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很喜欢如此。
他也同样，戴维——尽管大家公认他态度超然，但他乐于迎合政治的要求。”
肯尼迪现在正向他的轿车移动，不断跟群众握手，偶尔跟女士拥抱。轿车是辆车顶收起来的敞篷车，跟他从拉菲尔德前往被奥斯瓦尔德袭击地时乘坐的敞篷车一模一样。可能就是同一辆车。
一时间，模糊不清的黑白镜头在人群中捕捉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美国总统跟我之前在坦帕遇到的赌注登记人握手。
我不知道罗思说的“梅毒”是真的，还是在重复别人的谣言，不过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瘦了很多，头发变得稀疏，眼神看起来也很疑惑，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跟肯尼迪的特勤队员一样，他两边的人都穿着笨重的西装上衣，尽管佛罗里达热气逼人。镜头只是匆匆一瞥，然后又转到肯尼迪，坐在敞篷车里的他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仍然在挥手，脸上洋溢着笑容。
回到亨特利，他长满皱纹的脸上现在挂着困惑的笑容。“那天确实有有趣的一面，戴维。总统走进国际旅馆的舞厅，坦帕商会人员正在那里等待他的演讲……嗯，还是你自己听吧。”
回到镜头。肯尼迪进来时，对着站着的观众挥手。一位戴着登山帽、穿着皮短裤，上了年纪的男人开始用手风琴演奏《向统帅致敬》[182]，手风琴比他的个头还大。总统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举起双手，做出和蔼可亲的神圣的手势。第一次，跟看到奥斯瓦尔德一样，我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在那心不在焉、恍然大悟以及之后的手势之中，我看到了比幽默感更加美妙的东西：一种对荒谬生活的感激。
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笑。“如果肯尼迪再次当选，可能那位先生会被邀请去就职典礼的舞会演奏。可能演奏《啤酒桶波尔卡》而不是《向统帅致敬》。与此同时，在日内瓦……”
我关上电视，回到沙发上，打开阿尔的笔记。
当我翻到后面时，我不断地看到那心不在焉和恍然大悟的表情。那笑容。一种幽默感，一种荒谬感。
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户里的那家伙两者都没有。
奥斯瓦尔德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这种人不该改变历史。
<h3>10</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