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我再次过上双重生活。
其中的一重我几乎一无所知——外界的生活——另一重我心知肚明。那是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我经常梦见黄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着助步器的老妇（艾伯塔·希钦森。萨迪找到她，给她买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喊，直到一位邻居出来，看到情况之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把我载到帕克兰医院。救治我的医生名叫马尔科姆·佩里，后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死前都经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运气更好，尽管情形差不了多少。
我牙齿脱落，鼻子骨折，颧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错位，腹部损伤。还有大脑创伤，这是佩里医生最焦虑的。
我被告知，触诊肚子时我醒了过来，大声号叫，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被插入导管，立刻就开始尿拳击解说们称之为“红葡萄酒”的东西。我的重要器官开始还稳定，但稍后衰弱。我被验了血型，进行配对，然后输了整整四个单位的血……萨迪后来告诉我说，约迪居民九月下旬在一次献血行动中献了四百多个单位。萨迪得不断重复告诉我这一点，因为我不断忘记。他们准备给我做腹部手术，但是之前要进行神经咨询和脊椎穿刺——在过去的国度里，还没有CT扫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这类东西。
我还被告知，我跟为我做穿刺的两位护士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们我的妻子酗酒成瘾。其中一个说这很不好，问我她的名字叫什么。我告诉他们她是一条鱼，名叫旺达，然后开心地笑了。
然后我又晕了过去。
我的脾脏毁坏。他们做了切除。
我还处于昏迷中，我的脾脏不再发挥作用、但是重要的脏器却去了不会去的地方时，我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里，我断掉的胳膊被上了夹板，断腿被打上石膏。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多人签名前来探望。有时候我认识这些名字，多数时间又不认识。
我被灌下镇静剂，保持脑袋稳固，床被立起三十度。服用苯巴比安不是因为我清醒了（尽管有时候我含糊不清地说话，萨迪说）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可能突然恢复知觉，继续伤害自己。总的来说，佩里和其他医生（埃勒顿也经常来检测我的情况）治疗我这个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对待未爆炸的炸弹。
至今我还不完全确定血球密度和血红蛋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指标开始上升，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三天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这一次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对脊椎穿刺来说，旧血比新血要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颅骨上钻一个孔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着自身不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再次裂开，我开始发高烧。我的情况，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暂地恢复意识。或者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你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还是这么说。”
杰克·乔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被替换成一个长长的石膏模，也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名称的东西。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减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整个过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对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送给我一个并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曾经想到<i>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i>但是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当我肚子里能够盛得住食物时，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经呆了两个星期。那时，已经逼近十月末。萨迪（通常，我记得她的名字，有时名字又从我的脑子里溜走了）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因为看到灯的时候我惊叫起来。那惊叫是某人忘记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i>他准备用锤子把他们都杀了！</i>”我对她喊道，“<i>就在万圣节晚上！我得阻止他！</i>”
“谁？”她抓住我挥舞的双手，脸上充满恐惧，“阻止谁？”
但是我不记得，我睡着了。我睡了很多，不仅是因为脑伤痊愈缓慢。还因为我很疲劳，跟之前自己的鬼魂相差无几。被打那天，我还有一百八十五磅重。等到我从医院出来进入伊登法洛斯时，我只剩一百三十八磅了。
这就是杰克·埃平——一个被打得呜呼哀哉，差点在医院里丧命的人——外界的生活。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种声音以及雷电般的意识的闪光：它们完美地遮住我的视线，然后我借助闪光，刚要看到一丝风景，一切旋即又消失了。
发现自己热得要死，一个女人喂我吃冰片，尝起来凉爽极了。就是“脸上长疤的女人”，有时候我认得是萨迪。
我坐在房间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我是怎么到那里的，释放开好几加仑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痒痛不已，膝盖发出吼叫。我记得我希望有人能杀了我。
我发现自己想从床上起来，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貌似整个世界都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儿。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将我放到床上。“还不是时候，伙计，”他说。“你还远远没有康复。”
我发现自己跟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谈话——或者说试图谈话，他们来询问有关我被打的情况。
其中一个的姓名标签上写着“提皮特”。我想告诉他他很危险。我想告诉他记住11月5日。月份没错，但是日期错了。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开始沮丧地捶自己的头。警察面面相觑，疑惑不已。
“不叫提皮特的那位警察”叫了护士。护士带了医生过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又失去了知觉。
我发现我自己听着萨迪读书给我听，首先是《无名的裘德》，然后是《德伯家的苔丝》。我知道这些小说，再次听到真的很舒服。有一次读《苔丝》的时候，我记起了什么。
“我让苔西卡·卡尔特罗普别管我们。”
萨迪抬头看我。“你是说<i>杰西卡</i>吗？杰西卡·卡尔特罗普？你说的是她？怎么回事？你记起来了？”
但是我不记得。记忆又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看着萨迪，她站在小窗户前，一边看着窗外的雨，一边哭泣。
但是多数时间里，我都没有记忆。
“戴牛仔帽的男人”是德凯，但是有一次我以为他是我爷爷，这让我感到异常恐惧，因为格兰佩·埃平已经死了，而且——埃平，这是我的姓。<i>等等</i>，我告诉自己，但是一开始我做不到。
有好几次，“一位红唇年长女人”过来看我。
有时我想她的名字是米米女士，有时我想是埃利女士。又一次我很确定她叫艾琳·赖安，在《贝弗利山人》中饰演克莱佩奶奶的女人。我告诉她我把手机扔进了一个池塘。“现在它跟鱼儿一起睡觉。我真的希望能把那玩意儿拿回来。”
“一对年轻夫妻”来了。萨迪说：“你看，迈克和博比·吉尔来了。”
我说，“迈克·科斯劳。”
“年轻男子”说：“很接近了，安伯森先生。”
他笑了。他笑的时候，一滴眼泪从脸颊上滑落。
稍后，萨迪和德凯来到伊登法洛斯。他们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萨迪会抓着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杰克？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
要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他要去哪里，我们怎么能够阻止他呢？”
我说：“我要阻止他。”我使劲尝试。这让我的头一阵疼痛，但是我使出更大力气。“阻止他。”
但是萨迪太亲近，而德凯年纪又太大。她压根就不应该告诉德凯。或许没问题，因为他不怎么相信。
“如果你们插手的话，黄卡人会阻止你们，”
我说，“我是他唯一不能阻止的人。”
“黄卡人是谁？”萨迪问道，靠上前来抓住我的手。
“我不记得了，但是他无法阻止我，因为我不属于这里。”
不过他会阻止我。或者有东西要阻止我。佩里医生说我的失忆程度很轻，只是暂时的，他说得没错……但是只说对了一点。要是我过分努力回忆最关键的东西，我的头就会疼得要命，我的步履更加蹒跚，视线也愈加模糊。最糟糕的是，我容易突然睡着。萨迪问佩里医生是不是发作性嗜睡症。他说很可能不是，但是我认为他似乎很担心。
“叫他或者摇晃他他会醒来吗？”
“总是会醒来。”萨迪说。
“当他记不起来事情，很焦虑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萨迪同意地说是。
“那我很肯定这会好起来的，就像他的失忆症一样。”
最后——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我身体里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开始融合。我以前叫雅各布·埃平，是一位教师，不知怎么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阻止暗杀总统肯尼迪。开始我想抛开这个想法，但是我知道这些年间发生的太多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幻象，而是记忆。滚石乐队，克林顿弹劾听证会，世贸中心一片火海。克里斯蒂，我麻烦而又讨厌的前妻。
一天晚上，萨迪和我一起看电视剧《战役》时，我记起我对弗兰克·邓宁做过的事。
“萨迪，我来到得克萨斯州之前杀了一个人。
是在一个墓地里。我别无选择。他要杀害他的整个家庭。”
她看着我，目瞪口呆。
“关上电视，”我说，“那个扮演桑德斯军士的家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会被直升机桨片削去头颅。求你了，萨迪，关掉吧。”
萨迪关掉电视，然后跪在我面前。
“谁会杀了肯尼迪？他会在哪里行动？”
我想了又想，没有睡着，但是想不起来。我从缅因州去了佛罗里达州，我记得。开着福特森利纳，一辆出色的汽车。我从佛罗里达去了新奥尔良，再离开新奥尔良，然后来到得克萨斯。我记得穿过州境线时，我正从广播上听《大地天使》这首歌，在20号公路上时速70英里每小时。我记得“得克萨斯欢迎你”的标牌。还有一块广告牌上写着“宝贝烧烤，27英里”。之后，就是胶卷上的一个洞。洞的另一边，在约迪教书和生活的记忆逐渐恢复。更辉煌的是跟萨迪一起跳摇摆舞，以及跟她在坎德尔伍德小屋一起在床上的美好记忆。萨迪告诉我我还在沃斯堡和达拉斯居住过，但她不知道在哪里。她所知道的只有两个电话号码，现在也打不通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尽管我想其中一处地方可能是在凯迪拉克街。她查看了公路图，两座城市都没有凯迪拉克街。
我现在能记得很多东西，但是不记得刺客的名字，或者他会在哪儿行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阻止我。执拗的过去。
“刺客有个孩子，”我说，“我想她的名字叫阿普丽尔。”
“杰克，我想问你件事。可能会让你抓狂，但是这关系重大——关系到世界的未来，用你的话说——我必须问。”
“问吧。”我想不出她会问什么能让我生气的问题。
“你在跟我撒谎吗？”
“没有。”我说。是真的，到目前为止。
“我告诉德凯我们得报警。他给我看《新闻早报》里的一条新闻，说已经有两百条死亡威胁和有关潜在刺客的小道消息。他说达拉斯和沃斯堡的右翼分子，以及圣安东尼奥的左翼分子都想把肯尼迪从得克萨斯吓走。他说达拉斯警察局把所有的威胁和小道消息都交给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们<i>无动于衷</i>。他说约翰·埃德加·胡佛比肯尼迪更恨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肯尼迪的弟弟博比。”
我不怎么关心约翰·埃德加·胡佛恨的是谁。“你相信我吗？”
“相信，”她说着，叹口气。“维克·莫罗[178]真的会死吗？”
他的名字叫莫罗，当然。“是的。”
“拍电视剧《战役》的时候吗？”
“不是，拍一场电影的时候。”
她突然大哭起来。“<i>你</i>不要死，杰克——求你了。我只想让你好起来。”
我做了很多噩梦。地点频繁变换——有时候是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像是里斯本福尔斯镇的美茵大街。有时候是在墓地里，我在那里杀了弗兰克·邓宁。有时候是在安迪·卡勒姆的厨房，那位克里比奇牌高手——但是通常是在阿尔·坦普尔顿的餐馆里。我们坐在一处隔间里，城镇名人墙上的照片盯着我们。阿尔病了——大病将死——但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
“黄卡人就是执拗的过去的化身，”阿尔说，“你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我知道。
“他以为你会被打死，但是你没死。他以为你会死于感染，但是你没死。现在他要阻断你的记忆——关键的记忆——因为他知道这是他阻止你的最后希望。”
“他怎么可能呢？他已经死了。”
阿尔摇摇头。“不是，死的是我。”
“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怎么能死而复生？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卡片变成了黑色！<i>我亲眼所见！</i>”
“不知道，伙计。我只知道如果你不停下脚步的话，他无法阻止你。你必须找回这些记忆。”
“那就帮帮我！”我喊道，抓住他坚硬如爪的手。“告诉我那家伙的名字！是不是查普曼？还是梅森？这两个名字都能引起我的回忆，但是两个都不像。
<i>你让我来这里的，那就帮帮我！</i>”
梦到这里，阿尔张开嘴，正要告诉我，黄卡人插手了。要是我们在美茵大街上，他就会从绿色前线或者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出来。要是在墓地，他就从一处敞开的坟墓中爬出来，就像导演乔治·罗梅罗[179]电影中的僵尸。要是在餐馆里，餐馆的门就会突然打开。他的毡帽帽圈里的卡片颜色漆黑，就像是宇宙的长方形黑洞。他死了，正在分解。破旧的外套上已经起了霉斑。眼眶里是两团蠕动的虫子。
“<i>他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今天要付双倍！</i>”黄卡人现在已经变为了黑卡人，尖声喊道。
我转向阿尔，不过阿尔已经成了一具骷髅，牙齿上衔着一支烟，我突然惊醒，汗流浃背。我寻找记忆，但是记忆已经不在那里。
德凯给我拿来了报纸，有关肯尼迪来访日渐临近的消息，希望这能让我想起什么。但是没用。
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我刚从突然睡去中醒来），我听到他们两个又在争论是否报警。德凯说匿名的小道消息没人理会，实名举报又会让我们大家都陷入麻烦。
“我不在乎！”萨迪喊道，“我知道你以为他在胡说，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要是肯尼迪被装在棺材里从达拉斯抬回华盛顿你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把警察惹来的话，他们会注意杰克的，亲爱的。按你说的，他来这儿之前在新英格兰杀了个人。”
<i>萨迪啊萨迪，我真希望你没有告诉他这个。</i>
萨迪停止争论，却没有放弃。有时候她想惊吓我，让我重拾记忆，就像你能惊吓某人，让他停止打嗝一样。但是没用。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萨迪悲伤地说。
“我不知道。”
“试试别的办法。试着悄悄接近记忆。”
“我试了。我想那家伙当过兵，或者当过海军陆战队员。”我摩挲着后脑勺，那里又开始疼痛。
“但是也可能是海军。该死的，克里斯蒂，我不知道。”
“萨迪。杰克。我是萨迪。”
“我不是这样说的吗？”
她摇摇头，想笑。
11月12日，退伍军人节之后的星期二，《新闻早报》刊载了长篇社论，关于临近的肯尼迪来访，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多数市民似乎准备好了敞开胸怀迎接这位年轻、涉世未深的总统，”
新闻上说，“情绪高涨。当然他美丽又魅力超凡的妻子陪他一起乘车更是好消息。”
“昨晚又梦到黄卡人了吗？”萨迪进来时问我。她在约迪度过了假期，主要是在屋内浇浇花，也是为了“露一下脸”，用她的话说。
我摇摇头。“亲爱的，你在这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你在约迪的时间。你的工作怎么样？”
“埃利女士给我安排的是兼职。我能混过去，等我跟你一起走……要是我们会走的话……我想我得看看会发生什么。”
她的眼神从我身上移开，点了支烟。看着她花很长时间在咖啡桌上拍打香烟，然后用火柴拨弄着它，我意识到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萨迪本人也有疑问。我预料到了导弹危机和平解决，我知道迪克·泰格会在第五回合倒下……但是，她仍心存疑虑。我不怪她。如果我们的位置互换的话，我可能也有我的顾虑。
然后她笑了。“但是我有一大堆很优秀的替身，我敢肯定你能猜到是谁。”
我笑了。“是不是……”我想不起名字。我能看见他——饱经沧桑、被太阳晒黑的脸，牛仔帽，蝴蝶领结——但是星期二早上我无法说得更准确。
我的后脑勺，之前撞到墙脚板上的地方开始痛——但是什么墙脚板？在哪里？不知道这一点真是糟糕透了。
<i>肯尼迪十天之内就会来，我却他妈的连那家伙的名字都记不起来。</i>
“尽力，杰克。”
“我在尽力，”我说。“我在尽力，萨迪！”
“等一下，我有个办法。”
她把闷烧的香烟放到烟灰缸的一个槽里，站起身，走出前门，在身后关上门。然后她打开门，用滑稽的粗哑深沉的声音，像每次那个老男人过来看我时那样说道：“今天感觉怎么样，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