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期末考试开始前几天，埃伦·多克蒂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关上门，然后说：“我很抱歉给你惹了麻烦，乔治。不过，要是能重来一次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换种方式。”
我一言未发。我已经不再生气，但仍然十分惊讶。分手之后，我几乎夜不能寐。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凌晨四点肯定会成为我的亲密好友。
“得克萨斯州学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她说，好像这能说明一切。
“您说什么，埃莉？”
“是尼娜·沃林福德提醒我的。”尼娜是这个地区的护士。她每个学年都开着福特旅行车，行驶成千上万英里，在德诺姆县的八所学校之间穿梭，其中的三所只有一两间校舍。“第二十五条是州政府关于学校免疫的条款。包括学生，也包括老师，尼娜说，她没有你的任何免疫记录。
实际上，没有你的任何医疗记录。”
问题就在这儿。冒牌老师，由于没有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而被揭穿了。不过，至少不是因为我提前知道滚石乐队、或者迪斯科俚语使用不当而被揭穿。
“你一直忙着<i>狂欢会</i>，我想我替你向你执教过的学校写信，省去你的麻烦。但我从佛罗里达得到的回信说，他们不要求代课老师的免疫记录。
缅因州和威斯康里州的回复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她从桌子后面靠上前来，看着我。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将目光转移到我的手背之前，从她脸上看到的是难以忍受的同情。
“州教育委员会在意我们雇佣了冒名顶替的老师吗？当然会。甚至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要求你偿还这一年的薪水。我在意吗？完全不在意。
你在德诺姆联合高中的工作很值得效法。你和萨迪为博比·吉尔·奥尔纳特所做的一切实在太完美了，你们能赢得‘全州年度最佳教师’提名。”
“谢谢夸奖，”我低声说，“兴许吧。”
“我问自己，米米·科科伦会怎么处理。米米对我说的是：‘要是他签下合同，明年和后年继续执教，你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既然他一个月后就要离开，什么都不说对你——包括对学校——都更好。’然后她说：‘但是有个人必须知道他言行不一。’”
埃利停顿下来。
“我告诉萨迪说，我敢肯定你会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好像你没有。”
我瞥一眼手表。“你要是不准备开除我，埃利女士，我得回去上第五节课。我们正在图解句子。
我在想，让他们试试这个复合句：‘我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但我说不清为什么’。你觉得呢？
会太难吗？”
“对我来说太难，当然了。”她幽默地说。
“还有一件事，”我说。“萨迪的婚姻很艰难。
她的丈夫很怪，我不想细说。名字叫约翰·克莱顿。
我想，他有点儿危险。你得问问萨迪，有没有他的照片，这样你就知道他长什么样，以便他出现问你问题时你能认出他。”
“你这样想是因为？”
“因为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形。这样说够了吗？”
“我想不够也得够，对吧？”
这不是个够好的答案。“你会问萨迪吗？”
“会的，乔治。”她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只是敷衍我。我搞不清。
我走到门边，她说，语气像是在寒暄：“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
“我知道。”我一边说一边离开。
梅赛德斯街。五月下旬。
<h3>2</h3>
“焊接工，对吧？”
我正跟房东一起站在2706号的门廊，房东是位善良的美国人，杰伊·贝克先生。他长得健壮结实，挺着个啤酒肚。我们刚刚快速参观了一下房子，用贝克的话说，房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公交车站很近”，好像这足以弥补下垂的屋顶，浸水的墙壁，开裂的马桶水槽，以及无处不在的破败气息。
“守夜人。”我说。
“是吗？工作不错。像这样的工作，有很多时间操狗。”
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回答。
“没有老婆孩子吗？”
“离了婚。他们在东部。”
“支付该死的赡养费，对吧？”
我耸耸肩。
他不再说了。“所以，你想要这地方，安伯森？”
“我猜是吧。”我说着，叹了口气。
他从后口袋里掏出一本长长的租金册，皮质封面松松垮垮。“第一个月，最后一个月，损耗押金。”
“损耗押金？你肯定是开玩笑。”
贝克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说话。“房租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到期。少付或者迟付你就得睡大街，这是沃斯堡警察局的规矩。人们跟他们处得很融洽。”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烧焦了的雪茄头，把嚼过的一端塞进嘴里，用拇指指甲点着一根火柴。
门廊里很热。我想，这个夏天将会酷热而漫长。
我又叹了口气。然后——故作勉强——掏出钱包，取出二十美元。“我们信仰上帝，”我说。
“和闲杂人等一概现金交易。”
他笑了，喷出令人不快的蓝色烟雾。“这句话不错。我会记住的。尤其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我无法相信，我要住在这处令人绝望的简陋小屋，之前我住的可是南方的美丽房子——在那儿，我曾为自己能坚持修剪草坪而自豪。尽管我还没有离开约迪，却感到一波思乡之情涌起。
“请给我一张收据。”我说。
我能免费得到的只有这么多。
<h3>3</h3>
学期的最后一天。教室和走廊里空空如也。
头顶的电扇吹着闷热的空气，虽然才7月8日。
奥斯瓦尔德一家却已经离开苏联。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再过五天，“马斯丹”号远洋班轮就会驶入霍波肯。他们将走下跳板，踏上美国领土。
教师办公室里，除了丹尼·莱弗蒂，别无他人。
“嗨，伙计。听说你准备去达拉斯完成你的书。”
“计划是这样。”实际上，计划是去沃斯堡，至少开始是去沃斯堡。我开始清理我的文件格，里面装满了期末的公报。
“我要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不是被一个老婆和三个淘气鬼拴住的话，我也会试试写本书，”丹尼说，“我参加过二战，你知道的。”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通常只需认识他十分钟就能知道。
“钱够花吗？”
“我会没事的。”
钱足够我用到明年四月，我计划跟李·奥斯瓦尔德算账的时候。我没必要去格林维尔大道的诚信金融冒更多险。去那儿一次已经是愚蠢至极。
要是我想去的话，我可以尽力告诉自己，发生在我佛罗里达住处的灾难只是出于恶作剧。但是，我也尽力告诉自己，我和萨迪曾经很好，看看到头来结果如何。
我把文件格里的文书扔进废纸篓……看见一个小小信封，封口尚未撕开，可能是我漏拆了。
我知道谁习惯使用这种信封。里面的笔记本纸上没有称呼，除了她淡淡的香水味道（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之外，也没有签名。消息很简短。
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些事情有多么美好。请不要离开。
我攥在手里，想了一会儿，然后塞进身后的口袋里，快步下楼去图书馆。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也不知道我打算跟她说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图书馆一片昏暗，椅子摆在桌子上。我还是试图拧了拧门把手，但是门锁了。
<h3>4</h3>
停车场上，教职工停车位这一端只剩下两辆车，丹尼·莱弗蒂的普利茅斯轿车和我的福特。
我的敞篷汽车现在看上去颇显破旧。我也同样，自觉有点儿邋遢。
“安伯森先生！等等，安伯森先生！”
是迈克和博比·吉尔，他们急匆匆穿过闷热的停车场，朝我走来。迈克拿着一个包起来的小礼物，伸出手递过来。“我和博比给你准备了样东西。”
“你们不用给我买东西，迈克。”
“我们一定要买，先生。”
我很感动，看到博比·吉尔在流泪，又很高兴，她脸上厚厚的蜜丝佛陀涂层不见了。现在，既然她知道损毁容貌的疤痕即将消失，她也停止了遮盖。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非常感谢您，安伯森先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她看着迈克。“<i>我们</i>永远都不会忘记您。”
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是件好事。无法弥补落了锁、黑洞洞的图书馆，但是——这是件好事。
“打开吧，”迈克说。“我们希望您能喜欢。
这是为您的书买的。”
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个八英寸长，两英寸宽的木盒，木盒里面，真丝包裹着一支威迪文钢笔，我的名字首字母GA印在笔夹上。
“噢，迈克，”我说，“这太珍贵了！”
“即使是纯金的，也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他说。“您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看着博比。“我们的人生。”
“迈克，”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拥抱了我，在1962年，这在男人之间非常难得。我很高兴，也回抱一下。
“保持联系，”博比·吉尔说。“达拉斯不是远，”
她停顿一下，纠正自己的语法错误。“不是很远。”
“我会的。”我说，但我不会，他们可能也不会。
他们会开始他们的生活，要是幸运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光芒闪耀。
他们开始离开，然后博比转过身。“很遗憾你们分手了。这让我很伤心。”
“我也很伤心，”我说，“不过，可能这样是出于好意。”
我往回走，打包打字机和其他物品，我想，东西仍然很少，一只手提箱和几个纸板箱就能装下。在中央大街上等红灯的时候，我打开小盒子，看着钢笔，钢笔精美极了。我非常感动，他们能送给我这件礼物。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等着跟我说再见。红灯变绿了，我合上盒盖，继续开车。
嗓子里有点儿堵，但我的眼睛是干的。
<h3>5</h3>
生活在梅赛德斯街上并非令人振奋的体验。
日子并不十分糟糕。充斥着放学孩子的喊叫声，孩子们都穿着宽大的旧衣服；家庭主妇在邮箱或者后院晒衣绳边牢骚满腹；青少年开着锈迹斑斑、带玻璃丝消声器的打浆机，收音机里播放着KLIFE。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不那么糟糕。当孩子们最终在婴儿床（或者梳妆台抽屉）里入睡，他们的爸爸在鼾声中迎接第二天商店、工厂或者偏远的农场里按时计酬的工作时，一片令人震惊的寂静便笼罩了整条街道。
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街上闹腾了起来，妈妈喊孩子进屋帮忙做家务，爸爸回到家对着妻子大声嚷嚷，或许除了妻子他们再无嚷嚷的对象。
喝醉的爸爸们八点钟左右蜂拥而至。十一点前后最是吵闹，要么是因为酒馆打烊，要么是因为金钱散尽。之后，就听到砰声关门，玻璃破碎，或者是惨声尖叫，醉酒的爸爸对着妻子、孩子或者同时对妻子和孩子发飙。警察到达时，红灯的闪光常会透进我拉下的窗帘。有几次，枪声响起，可能是朝天发射的，也可能不是。有一天凌晨，我出去取报纸时看见一个女人下巴上的血迹已经干结。她坐在与我的仅隔四栋的一幢房子前面的路边，正在喝一罐孤星牌啤酒。我差点下去看她，尽管我知道插手这个底层社区的生活是多么不明智。随后，她看见我在观察她，便举起中指，我又走回屋子里。
没有欢迎礼车，没有名叫玛菲或者巴菲的女人去参加青年女子协会的会议。住在梅赛德斯街上有的是大量的时间，有时间进行思考，有时间怀念约迪的朋友，有时间思念一直分散我精力的工作，这工作让我忘了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我意识到教学不仅仅是打发时间，实际上教学已经填补了我的思想，仿佛你真的在乎，仿佛你感觉你真的能够带来改变。
我甚至有时间对之前很漂亮的敞篷跑车感到厌倦。除了出了故障的收音机和呼哧作响的阀门，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发出刺耳的逆火声，挡风玻璃上也出现了一条裂纹，裂纹是被笨重的沥青罐车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的。我已经不再洗车，现在——很遗憾地说——它跟梅赛德斯街上其他的破旧汽车看起来非常和谐。
关键是，有时间想念萨迪。
<i>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i>埃伦·多克蒂说。
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向萨迪倾诉一切的想法有天晚上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天晚上我醒着躺在床上，听着隔壁醉酒的吵闹：<i>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操你妈的。</i>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但第二天晚上，它再次出现。我能想见跟她一起坐在餐桌前，一起喝咖啡，下午强烈的阳光倾斜着穿透窗户，照在水槽上。冷静地开口。告诉她我的真名叫雅各布·埃平，我直到十四年之后才会出生。
我来自2011年，是穿越一条时间裂缝来到这里，我已故的朋友阿尔·坦普尔顿把它称为兔子洞。
我如何能够说服她相信这回事呢？告诉她某个背叛美国的家伙已经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很快就会跟他的苏联妻子和小女儿搬进我现在的住处对面？告诉她达拉斯德州人队——还不是牛仔队，还不是美国之队——今年秋天会在第二场加时赛中以20比17击败休斯敦油工队？太荒唐了。
但是，对于立等可见的未来，我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我没时间仔细研究。我对奥斯瓦尔德颇为了解，仅此而已。
她可能会以为我疯了。我可以唱十几首还没有录制的流行歌曲，她还是会以为我疯了。她可能会说是我自己编造的——归根到底，我不是个作家吗？假定她相信我？我想把她也拽进鲨鱼口中？在她八月份回到约迪时，如果约翰·克莱顿是弗兰克·邓宁的翻版，或许会来找她，难道这还不够糟糕吗？
“<i>好吧，滚出去！</i>”一个女人在街上喊，一辆汽车朝温斯考特路的方向开去。一束灯光快速透过我拉上的窗帘，从天花板上闪过。
“你这个舔鸡巴的家伙！”她在后面喊道。
一个男人的声音紧随其后，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喊道：“娘们儿，你可以舔我的鸡巴，或许那能让你安静下来。”
这就是1962年夏天梅赛德斯街上的生活。
<i>别把她牵扯进来。这是理性的声音。太危险了。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她能再次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在约迪那样的生活也会回来——但不是现在。</i>
不过，在约迪永远不可能再有我的生活了。
现在埃伦知道了我的过去，在高中教书无异于痴人说梦。我还准备做什么呢？灌注混凝土吗？
一天早上，我把咖啡壶放到火上，去门口取报纸。打开前门时，我发现森利纳的两个后胎都没气了。哪个无聊的孩子用刀把轮胎割破了。这也是1962年梅赛德斯街上的生活。
<h3>6</h3>
星期四，7月14日，我穿上牛仔裤，蓝色工作衫，和一件旧背心，背心是从坎普鲍伊路上的二手商店买的。然后，我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消磨早上的时光。没有电视，但我听了收音机。新闻上说，肯尼迪总统打算这个月晚些时候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DJ大喊大叫了一通，然后播放了《帕利萨德斯公园》。唱片里的尖叫和过山车音效在我头脑里回响。
最后，我无法忍受。时间还早，但我不在乎。
我坐进森利纳——现在两个翻新的黑色轮缘搭配着前轮的白色轮缘——开了四十多英里去达拉斯西北的拉菲尔德机场。没有所谓短时或者长时停车，只有停车。每天七十五美分。我把旧的夏日草帽盖在头上，跋涉了大约半英里，到了候机室。
几位达拉斯警察站在路边喝咖啡，但是没有保安，也没有金属探测器。乘客们只向站在门边的人出示机票，然后穿过闷热的停机坪，登上五家航空公司之一：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环球航空，边疆航空，得克萨斯航空。
我检查了达美航空柜台后墙上安装的黑板，上面说194号航班准点。我向工作人员确认，她笑着告诉我说，飞机刚刚离开亚特兰大。“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我情不自禁，”我说，“我可能会很早参加自己的葬礼！”
她笑着祝我顺心。我买了本《时代》杂志，走进餐馆，点了九号云主厨沙拉。沙拉分量很足，我太紧张了，并不饿——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即将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但是，我想在等待载着奥斯瓦尔德一家的飞机抵达时有东西可吃。
我坐的卡座能清楚地看到主出站口。人流并不大，一位身着深蓝旅行装的年轻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的头发盘成整洁的发髻。两只手各拎着一只手提箱。一位黑人脚夫走到她身前。她微笑着摇摇头，接着在经过旅行者协助站时，胳膊撞在柜台边缘。一只箱子掉在地上，擦到了她的手肘，她拾起箱子，继续前进。
萨迪正要离开，开始她在里诺六个星期的生活。
我惊讶吗？一点都不。这又是汇合点在作怪。
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否有冲出饭店，及时追上她的冲动？当然有。
一时间，我觉得这不仅貌似可行，而且必要。
我会告诉她是命运（而非奇怪的时空穿越谐波）
安排我们在机场再次相遇。在电影里这一套通常会奏效，不是吗？我会让她等我，买张票跟她一起去里诺。我们一到那里我就告诉她，我会解释一切。六个星期之后，我可以请准许她离婚、然后让我们结婚的法官喝上一杯。
实际上，我准备好了起身。正要起身时，我碰巧看到了我在报摊买的《时代》杂志的封面。
封面是杰奎琳·肯尼迪。面带微笑，容光焕发，穿着V领无袖连衣裙。标题是“总统夫人身着夏装”。我看着照片，颜色转为黑白，表情也从开心的笑容变成了茫然的凝视。现在她在“空军一号”上，站在林登·约翰逊身边，不再穿着漂亮（而且有点儿性感）的夏装。而是一件溅满鲜血的羊毛套装。我记得读过——不是阿尔的笔记，是在别的地方——肯尼迪夫人的丈夫被宣告死亡不久，“小瓢虫”·约翰逊[134]在医院走廊里拥抱她，看见了那套衣服上溅染着已经殒命的总统的一滴脑浆。
一枪爆头的总统。后来死去的所有人站在他身后，如鬼影一般站成一排，延伸到无限远处。
我又坐回去，看着萨迪提着箱子走向边疆航空的前台。袋子明显很沉，但是她精力充沛，背挺得很直，鞋子的低跟发出清脆的响声。工作人员检查了她的行李，放上行李搬运车。萨迪跟他交流了几句，她把两个月前通过一家旅行社购买的机票递过去。然后她把机票拿回来，转身朝登机口走去。我低下头，确保她看不到我。我再次抬起头时，她已经消失了。
<h3>7</h3>
经历了漫长的四十分钟等待之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经过餐馆。
男孩抓着他爸爸的手，喋喋不休。爸爸朝下看着他，不住点头，面带微笑。爸爸就是罗伯特·奥斯瓦尔德。
扩音喇叭大声宣布：“来自纽华克和亚特兰大市机场的达美航空公司194号航班已经抵达。
请在4号出口接机。达美航空194号航班已经抵达。”
罗伯特的妻子——根据阿尔的笔记，名叫瓦达——把小女孩抱起来，加快脚步往前走。没有看到玛格丽特的影子。
我挑起一些沙拉，大口咀嚼，根本顾不上是什么味道。心怦怦地跳。
飞机靠近出口的时候，我能听见越来越近的引擎咆哮声，看得见道格拉斯DC-8型飞机的机头。
接机的人们在门口围成一圈。一位女服务员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差点惊叫出来。
“对不起，先生，”她的得克萨斯口音十分明显。“我只是想问问您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
“不用了，”我说，“我很好。”
“那好。”
第一批乘客开始通过出口。都是男乘客，穿着西装，留着成功人士的发型。
当然。第一批下机的乘客总是来自头等舱。
“您确定不想来点桃子派吗？新鲜的。”
“不用了。”
“确定吗，亲爱的？”
现在，经济舱的乘客开始蜂拥而出，所有人都提着手提箱。我听到一个女人长声尖叫。是不是瓦达在叫她的小叔子？
“我确定。”我说，抓起杂志。
她明白了我的暗示。我坐在那儿，把剩下的沙拉搅进法式沙律酱调味的橙羹里，一边观察。
此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出现了。
但是，这个小孩已经学会走路，不可能是琼，琼没有这么大。乘客经过餐馆，跟前来接机的亲友们热情聊天。我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用手拍他女朋友的屁股。女孩笑了，打他的手，踮起脚尖亲吻他。
大约五分钟，出口便挤满了人。然后，人群开始消散。还是没有奥斯瓦尔德一家的身影。一种强烈的必然性向我袭来：他们不在飞机上。我不仅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且跳进了某种平行的宇宙。或许，黄卡人本打算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黄卡人死了，而我脱身了。没有奥斯瓦尔德？
太好了，任务取消。肯尼迪会在其他版本中死去，但是不在这个版本中。我可以追上萨迪，从此以后跟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念头刚刚涌起，我突然第一次看见了我的目标。罗伯特和李肩并着肩，愉快地谈话。李摇晃着什么，要么是个特大的公文包，要么是个小背包。罗伯特提着粉色手提箱，圆形边角，宛如出自从芭比的橱柜买的东西。瓦达和玛丽娜紧随其后。瓦达拿着一只拼缝布袋，玛丽娜将另一只拼缝布袋扛在肩上。她还将此时四个月大的琼抱在怀里，竭力追赶。罗伯特和瓦达的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