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帕折起来，轻轻按住年轻女孩儿红色裙子上的洞。我不知道她伤势有多重，但她能连续清醒地说出一串生动的话，这些话肯定不是从她妈妈那里学来的（但谁知道呢）。当聚集的人群中一个男人朝她走得太近，让她觉得不爽时，她咆哮着说，“别看我的裙子，你这爱管闲事的混蛋。再看你得付钱。”
“这个狗娘养的可怜家伙死定了，”有人说。
他跪在刚刚被逐出沙漠玫瑰的男人身边。一个女人开始尖叫。
警报声渐渐接近：它们也在尖叫。我注意到一个红色头发、穿着卡普里裤子的女人，她是我在格林维尔大道上闲逛时靠近我的另一个女人。
我朝她招手。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做出“谁？
我吗”的手势。我点点头。是的，就是你。“拿这块手帕捂住伤口，”我对她说。“尽量止住血。
我得走了。”
她机灵地朝我笑笑。“听到警察来了，你就想溜？”
“其实不是。我不认识这些人。我只是路过。”
红发女人跪在人行道上一边流着血一边谩骂不止的女孩身边，按着被血浸透的手帕。“亲爱的，”
她对我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路过吗？”
<h3>13</h3>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开始神思恍惚，然后看见了雷·麦克·约翰逊那张泛着油汗的脸，带着他将两千年的奴隶制、杀戮和剥削归结于一个青少年目睹了他父亲的阴茎时的那种得意。我突然惊醒，仰坐着，神思恍惚……看到矮个子男人敞开的裤子前裆，隐藏的手枪枪口对准自己的耳朵。“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琳达？”临死之前最后的脾气。我再次惊醒。这一次是黑色轿车里的男人朝我在森塞特波因特的房子前窗扔汽油炸弹：爱德华多·古铁雷斯意图除掉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但他不想损失太多。对他来说，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
最后我干脆放弃睡觉，坐到窗边，酒店的空调在耳边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在缅因州，夜晚已经非常凉爽，树叶开始染上颜色，但在达拉斯这里，凌晨两点半还有华氏七十五度。还很潮湿。
“达拉斯，德里，”我一边说，一边朝下面寂静的商业街看去。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立方形砖体建筑遁形了，但它就在附近。仅仅几步之遥。
“德里，达拉斯。”
每个名字都有两个音节，两个音节都是从重复的字母中间分开[105]，就像弯曲膝盖中间的一根引火柴。我不能呆在这儿。再在达拉斯呆三十个月我会疯掉。距离我开始看到“我很快就会杀了我妈妈”之类的涂鸦，或者特里尼蒂河上飘过一尊耶稣雕像还得多久？沃斯堡可能会好点儿，但沃斯堡还是离得太近了。
<i>我为什么非得呆在这两个城市呢？</i>
这个想法在凌晨三点刚过的时候，好像启示一般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有辆好车——说实话，我已经开始爱上这辆车——得克萨斯中部也不缺路况很好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新近建设的。到二十一世纪，这些公路上将会严重堵塞，但在1960年，路上几乎没车。公路有限速，不过没有执行。在得克萨斯，甚至连州警察都相信把汽车油门踩到底让车咆哮是种福音。
我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令人窒息的阴影。我可以找个更小也不那么令人畏惧的地方。一个不会让人感觉充满仇恨和暴力的地方。在大白天我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在凭空想象，但在凌晨我不会这样想。毫无疑问，达拉斯有好人存在，成千上万，大多数人都是，但不和谐音就在那里，有时会爆发出来。就像沙漠玫瑰门口那一幕。
<i>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i>住在堤上的贝维曾经说过。我想达拉斯也是如此，尽管现在距离最糟糕的一天还有三年。
“我得坐车往返，”我说。“乔治想要个安静漂亮的地方写书。不过，既然这本书有关城市——一座闹鬼的城市——他真得坐车往返，不是吗？搜集素材。”
想清楚这一点花了我近两个月时间，这并不奇怪：人生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我上床睡觉，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h3>14</h3>
第二天我离开达拉斯，向南开上77号公路。
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到了德诺姆县。我往西拐，上了109号州道，因为我喜欢十字路口的广告牌。
上面是一位英勇的年轻橄榄球运动员，戴着金色头盔，穿着黑色运动衫，绑着金色护腿。广告牌上写着：德诺姆狮子，三次区冠军！毫无疑问的1960年州冠军！“我们拥有吉姆的力量！”
<i>管他是什么</i>，我想。不过当然，每所高中都有它秘密的标志和口号。这些标志和口号让孩子们自觉身处集体之中。
沿着109号州道再开上五英里，就来到了约迪镇。人口1280，标牌上写着。“欢迎您的到来！”
宽阔的主干道大街两边栽满树木，我看到一家小餐馆，橱窗玻璃招牌上写着“得克萨斯州最好的奶昔、炸薯条和汉堡！”餐馆名叫阿尔餐馆。
当然是阿尔餐馆。
我在门前一块倾斜的地上停下车，走进餐馆，点了份叉角羚肉特色菜，结果上的是加了烧烤酱的两个干酪汉堡包，加上麦斯基德炸薯条和罗迪欧浓奶昔——你可以选择香草精，巧克力或者草莓口味。叉角羚肉汉堡不如富客汉堡好吃，但也不赖。炸薯条正合我的口味：脆，咸，有点儿老。
阿尔的全名叫阿尔·史蒂文斯，是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长得一点儿都不像阿尔·坦普尔顿。
他留着乡村摇滚乐发型，灰色的八字胡，说话时拉长调子，带有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一顶纸帽子时髦地翘到一只眼睛上方。我问他约迪镇出租房多不多，他笑着说：“随便你挑。但说到工作，这里其实算不上商业中心。主要是大牧场，请原谅我这么说，你看起来可不像当牛仔的料。”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更像是写书的料。”
“透露一下吧！我可能读过你的书？”
“还没有，”我说。“我还在尝试。我的小说已经写了一半，有几家出版商表示很感兴趣。
我正在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
“噢，约迪倒是安静。”阿尔转动眼睛。“说到安静，我认为我们可以申请专利。只有星期五晚上有些吵闹。”
“因为橄榄球吗？”
“是的，先生，整个镇子都看。中场休息时，人们像狮子一样狂吼，精疲力竭地吼着‘吉姆’。
你在两英里外就能听得到。这很滑稽。”
“吉姆是谁？”
“拉杜，打的是四分卫。我们有过优秀的队伍，但德诺姆球队中从没有过像拉杜这样的四分卫。
他只是个高三学生。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州赛冠军了。我觉得这有点儿过于乐观，前面还有很强的达拉斯校队，但有点儿希望终究不是坏事，这是我的观点。”
“除了橄榄球之外，学校怎么样？”
“很不错。很多人刚开始怀疑学校合并这回事——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事实证明并校是件好事。今年有超过七百名学生。有些得坐一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校车，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家做家务了。你的书跟高中生有关吗？像《黑板丛林》之类的？因为这里可没有帮派什么的。这里的孩子们很有教养。”
“不是那一类的书。我有存款，但我也不介意代点课，贴补花费。我不能一边当个全职教师，一边写书。”
“当然不能，”他尊敬地说。
“我的学位是从俄克拉荷马拿到的，但是……”我耸耸肩，想说俄克拉荷马跟得克萨斯并不在一个联盟，但人可以抱有希望。
“这样的话，你应该跟德凯·西蒙斯谈谈。
他是校长。晚上经常来吃晚餐。他的太太几年前去世了。”
“很遗憾，”我说。
“我们都很遗憾。校长是个好人。这里很多人都是好人，怎么称呼您——”
“安伯森。乔治·安伯森。”
“哦，乔治，这里很安静，星期五晚上除外。
但你可能更疯，说不定会在中场休息时像狮子一样狂吼。”
“我也许会吧，”我说。
“你六点钟左右再来吧。德凯通常都是那个时候过来。”他把胳膊放到柜台上，身体靠在胳膊上。“需要点提示吗？”
“当然。”
“他可能会带情人来。科科伦小姐，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校长好像从去年圣诞节开始追求她。
我听说真正掌管德诺姆联合学校的人是米米·科科伦，因为她掌管着校长。我想你要是能给她留个好印象，就铁定能如愿。”
“我会牢记的，”我说。
<h3>15</h3>
我在达拉斯花了几个星期寻找住处，最终找到一个可行的地方，结果却发现房子却属于一个我不想打交道的房东。在约迪，我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一处看似不错的地方。不是公寓，而是一栋整洁的五房间排屋。房屋在出售中，但房产中介告诉我说，房主夫妻愿意出租给合适的人。
房子有个榆树荫蔽的后院，一个能停下森利纳的车库……当然，还有空调。考虑到房子的舒适程度，房租很合理。
房产代理人的名字叫弗雷迪·昆兰。他对我很好奇——我想我汽车上的缅因州车牌让他感觉很奇怪——但并不过分。最棒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在达拉斯、德里和森塞特波因特时笼罩头顶的阴影。我在森塞特波因特的出租房现在已经化成作一堆灰烬。
“嗯，”昆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租下来，但我今天下午不能给你准信。
我首先得见个人。我想你明天不会开门吧？”
“不，会开门。星期六我开到中午。然后回家在电视上看这一周的比赛。看来今年有好多场比赛可看。”
“是的，”我说。“肯定有。”
昆兰伸出手。“认识你很高兴，安伯森先生。
我敢保证你会喜欢约迪的。这里人很好。希望能让你满意。”
我跟他握手。“我也是。”
就像那个人说的，有点儿希望终究不是坏事。
<h3>16</h3>
那天晚上，我回到阿尔餐馆，向德诺姆联合学校校长和他的女友毛遂自荐。他们邀请我一起吃饭。德凯·西蒙斯个头很高，秃了顶，六十多岁。
米米·科科伦戴着眼镜，皮肤晒成褐色。眼镜后面非常犀利的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寻找线索。
她走路时借助拐杖，但她对拐杖漫不经心（几乎是轻蔑的），显然她用拐杖很久了，熟能生巧。
我很开心地发现，他们两个都拿着德诺姆队的三角旗，带着金色徽章，上面写着“我们有吉姆的力量！”现在是得克萨斯州星期五的晚上。
西蒙斯问我觉得有多喜欢约迪（非常喜欢），我来达拉斯多久了（八月份来的），是否热衷高中橄榄球（确实热衷）。他问到的跟代课老师最相关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心让孩子们“专心”。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很多代课老师存在这个问题。
“这些年轻的老师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办公室，好像我们别无他事可做，”他说，然后大声地咀嚼叉角羚肉汉堡。
“酱，德凯，”米米说。他顺从地从纸盒里取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
与此同时，米米在继续盘点着我：运动外衫，发型。我走近他们的座位时，她已经仔细打量过我的鞋子。“你有介绍信吗，安伯森先生？”
“有，夫人。我在萨拉索塔县当了很长时间的代课老师。”
“在缅因州呢？”
“不是很多，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当了三年老师，然后辞职专门写作。或者说，尽我的财力所能，全职写作。”我确实有张麦迪逊的圣文森特高中的介绍信。介绍信很好，我自己写的。当然，要是有人回去查证，我就死定了。德凯·西蒙斯不会这样做，但是眼光犀利、长着坚韧的牛仔皮肤的米米可能会。
“你的小说是关于什么的？”
这也会让我死翘翘，但我决定实话实说。考虑到我目前的特殊处境，我得尽可能地诚实。“系列谋杀，及其对发生谋杀的社区的影响。”
“噢，天呐，”德凯说。
米米拍拍他的手腕。“嘘。继续，安伯森先生。”
“我<i>最初的</i>背景是缅因州一个假想的城市——我取名为道森——但后来我觉得如果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会显得更逼真。一个大点的城市。起先，我想到坦帕，但不知怎么，不合适——”
她挥挥手，“太柔和了。太多游客。你想找的是更孤立保守的地方，我猜。”
“对！所以我决定试试达拉斯。我想达拉斯很合适，不过……”
“不过你不想住在那里？”
“完全正确。”
“我明白了。”她吃了一小口炸得很老的鱼片。
德凯带着被斧子砍到般震惊的表情看着她。当他在余生的弯道里慢跑时，不管他需要什么，似乎米米都能给予。没什么奇怪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会爱上某个人，迪安·马丁曾颇有见地地说过。
但再过些年，就不会了。“你不写作的时候喜欢读些什么，安伯森先生？”
“噢，什么都读。”
“你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吗？”
啊哦，我想。
“读过，夫人。”
她看起来有些不耐烦。“哦，叫我米米。连学生都叫我米米。尽管我坚持让他们在后面加个‘女士’，这样更得体。你怎么看塞林格的满腹牢骚？”
是说谎，还是实话实说？不过这不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个女人能识破谎言，就像我能识破……
嗯……“弹劾厄尔·沃伦”的广告牌一样。
“我想这本书说了很多关于五十年代多么龌龊、六十年代多么美好。如果美国的霍尔顿·考尔菲德们没有丢掉他们的愤慨，还有他们的勇气。”
“嗯。”米米挑起一大块鱼，但一点儿都没吃。
难怪她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在她裙子后面钉上一根线，将她像风筝一样放飞。“你觉得这本书应该出现在学校图书馆吗？”
我叹了口气，心想，我会多么享受在约迪镇兼职教书的生活啊。“说句实话，夫人——米米——我觉得是的。不过我相信应该只供部分学生借阅，由图书管理员来判定。”
“由管理员判定？不是家长？”
“不，夫人。由家长来决定太危险。”
米米·科科伦放声大笑，转向她的情郎。“德凯，这家伙不能出现在代课老师名单上。他应该做全职教师。”
“米米——”
“我知道英语系没有全职空缺了。不过，要是他留下，兴许等到菲尔·贝特曼这个白痴退休他就能插进来。”
“米米，这样做很轻率。”
“是的，”她说，朝我使了个眼色。“但很对。
把你那封来自佛罗里的介绍信寄给德凯，安伯森先生。希望介绍信很漂亮。你要是下个星期能亲自带过来就更好。学年已经开始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叫我乔治吧，”我说。
“是的，”她说，把盘子推开。“德凯，这东西真糟糕。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吃？”
“因为我喜欢这儿的汉堡，你喜欢阿尔的草莓酥饼。”
“噢，没错，”她说。“草莓酥饼。端上来吧。
安伯森先生，你要留下来看橄榄球比赛吗？”
“今晚不行，”我说。“我得回达拉斯。或许可以看下周的比赛。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用我的话。”
“要是米米喜欢你的话，我也喜欢你，”德凯·西蒙斯说。“我不能保证你每周都有一天课，但有时候一周有两天甚至三天课。平均下来每周都会有一天课。”
“我肯定会的。”
“代课工资恐怕不高——”
“我知道，先生。我只是想找个工作贴补收入。”
“那本《守望者》的书不准出现在我们图书馆里，”德凯遗憾地斜视了一眼他皱起嘴唇的情妇。
“学校董事会不会允许。米米也知道。”德凯又咬了一大口叉角羚肉汉堡。
“时代在变，”米米·科科伦说，先指向纸巾盒，然后指着他的嘴角。“德凯，酱！”
<h3>17</h3>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犯了个错误。我本来应该知道；经历完这一切之后，再豪赌一场的想法最不该有。你会说，我应该提高警惕。
我确实知道存在风险，不过我很担心钱。来到得克萨斯州时，我身上剩下不足一万六千美元。
有些是阿尔的投资，但大多数是两场豪赌的收益，一次在德里，一次在坦帕。但是在阿道弗斯酒店住七个星期左右花了我一千多块；在一个新的镇上安身很轻易就会花掉四五百。食物，房租和用品除外，我还需要买很多衣服——更有品位的衣服——要是我想在教室里显得更体面的话。在我结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任务之前，我得在约迪待上两年半。一万四千美元不够。代课工资？
一天十五美元五十美分。
好吧，或许我能靠一万四千美元勉强度日，再加上代课收入每星期三十美元，有时候甚至五十美元。但是我得保持健康，不出任何意外。
可是我不敢如此奢望。是的，或许有贪婪的因素存在。要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我是出于对钱的热爱，倒不如说是出于兴奋，无论何时，我都可以打败通场战无不胜的赌场。
我现在想：<i>要是阿尔像研究谁赢了所有的棒球比赛、橄榄球比赛和赛马一样彻底研究了股市……</i>
但是他没有研究。
我现在想：<i>要是弗雷迪·昆兰没有说过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会成发展为不寻常的事物……</i>
但是他说了。
我回到格林维尔大道。
我告诉自己，我看见站在诚信金融（“信任是我们的口号”）门口的所有这些戴着草帽的顾客都在赌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有些人会下大赌注。我告诉自己，我也会成为众人中的一位，乔治·安伯森先生——要是有人问起的话，我会说自己住在达拉斯的布莱克韦尔街，一处由车库改建的复式住宅——的一个中等赌注不会吸引太多注意。见鬼去吧，我告诉自己，诚信金融的老板很可能不知道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先生跟亚当有什么区别。或者跟诺亚的儿子含姆有什么区别。
噢，我告诉了自己很多事。它们最终归结为两点：这么做非常安全；尽管我现在的钱还够花，但渴望得到更多钱，这么做相当合理。愚蠢！但是愚蠢是我们回顾过去时清楚看到的两样东西之一。另一样就是错失良机。
<h3>18</h3>
9月28日，距离锦标赛开赛一个星期，我走进诚信金融——经过一番踌躇——押了六百美元赌匹兹堡海盗队七比零打败扬基队。我接受二比一的赔率。考虑到扬基队多么受人追捧，这么赌简直不可容忍。那一天，当比尔·马泽洛斯基[106]在第九局中击出一计惊世骇俗的全垒打，搞定了那群欺凌弱小的家伙之后，我把车开回达拉斯的格林维尔大道。我想，如果诚信金融背弃承诺，我会掉转头直接开回约迪……或许这只是我现在给自己的说法。我不太确定。
我确实知道的是，诚信金融门口，下赌注的人排着队等待收款，我也站了进去。这群人那架势，俨然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已经实现：百分之五十的黑人，百分之五十的白人，百分之百都很高兴。很多人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些五元、或者一两张二十元的钞票，不过我看见几个人数着百元大钞。持枪匪徒要是选择这一天抢劫诚信金融肯定会大有斩获，真的。
金融家是个矮壮结实的家伙，戴着绿色眼罩。
他问了我标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条子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得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我说不是，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把驾驶证给他看看。
驾驶证很新，是一周前用挂号信寄来的；最后我又加上一张得克萨斯州身份证明才拿到了钱。我小心地用大拇指盖住我在约迪的住址。
他付给我一千二百元。我把钱装进口袋，迅速走向我的车。我回到77号公路，车轮每转一圈，达拉斯就被在身后抛得越远，而约迪愈来愈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是个笨蛋。
<h3>19</h3>
时间得再次向前跳跃（故事也包含兔子洞，要是你停下来细想的话），但首先我得详细叙述一下1960年的另一件事情。
沃斯堡。1960年11月16日。肯尼迪已当选总统一个多星期。巴林杰街和西七街拐角处。天气寒冷阴沉。汽车喷着白烟。KLIF电台（“全部流行音乐，全天连续播放”）上的气象员预报说，午夜时小雨会转成雨夹雪，请所有的驾驶员在公路上小心驾驶。
我穿着生牛皮牧场外套，毡帽包裹着耳朵。
我坐在得克萨斯州养牛协会前的长凳上，朝西七街看着。我到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以为那个年轻人不会跟他母亲聊这么久；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她的三个儿子翅膀一长硬，就都离开了她。我希望见到的是，她能跟儿子一起从公寓楼里出来。她最近才回到这个地方，之前在韦科待了七个月，给家庭主妇们作伴讨生计。
我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罗塔里公寓的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削、长得极像奥斯瓦尔德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拉着门，等穿着格子呢短大衣、斑驳的白色护士鞋的女人出来。女人只有他的肩膀高，但长得很结实。泛灰的头发从布满皱纹的脸旁边梳到后面。她戴着红色头巾。色调和谐的口红勾勒出一张小嘴，看起来不满而好斗——这个女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跟她作对，而且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李·奥斯瓦尔德的大哥快步走到混凝土通道上。女人匆匆地跟在他身后，手拽着他的衣背。他把身子转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她。
他们看上去在争吵，但主要是女人在说。女人对着他的脸挥舞手指。我不可能知道她在责备什么；我很谨慎，离得有一个半街区远。然后，儿子开始朝西七街和萨米特大街的拐角走，跟我预料的一样。他是坐公交车来的，那里正是最近的公交车站所在地。
女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似乎犹豫不决。快点，妈妈，我想。你不会这么轻易让他离开，对吧？
他只走了半个街区远。为了逃脱那左右挥舞的手指，李不得不远去苏联。
她追上儿子，当他们走近拐角时，她抬高嗓门。
我清楚地听到她喊：“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
他扭头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她在公交车站追上儿子，用力拉住他的袖子，直到他看着她。
她的手指又开始左右挥舞。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你答应过我，还有给了你一切以及——我估计是——你没资格评判我。我看不到奥斯瓦尔德的脸，他背对着我，但他耷拉的肩膀透露的已经够多了。我怀疑这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在街上追着他，嘴里喋喋不休，丝毫不顾周围人的存在。
她把一只手摊在胸前，做出永恒的母亲的手势，意思是说，看着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
奥斯瓦尔德把手伸进背后的口袋，掏出钱包，给了她一张钞票。她看都没看一眼，就把钱塞进钱包，转身朝罗塔里公寓走去。然后，她又想起什么，再次转过身。我听得很清楚。他们之间现在有十五到二十码的距离，她提高嗓门，那尖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指甲在石质黑板上划过。
“你要是又有李的消息，打电话给我，听见了吗？我还有跟人合用的电话线，在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我只负担得起这个。那个姓赛克斯的女人整天霸着电话。我跟她说了，告诉了她我真实的想法，‘赛克斯太太，’我说——”
一个男人从她身边经过。他夸张地把一根手指塞进耳朵，咧着嘴笑。无论妈妈有没有看见，都没有理会。她当然也没有留意他儿子尴尬痛苦的表情。
“‘赛克斯太太，’我说，‘你不是唯一需要打电话的人，你打电话的时间要是能短点儿的话，我会很感激你。你要是不情愿这么做，我就只好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请他们让你这么做了。’我是这么说的。打电话给我，罗布。你知道，我想听到李的消息。”
公交车来了。车停下的时候，他抬高声音，免得被气刹的声音盖过：“他是个可恶的共产党，妈！而且他不会回家了，学着习惯吧。”
“<i>你打电话给我！</i>”她尖叫着。严厉的脸非常坚决。她双腿分开站立，好像拳击手准备接受击打。任何击打。每一记击打。她的眼睛在黑边丑角眼镜后面怒视着。头巾在下巴下面打了两个结。雨已经下下来，但她丝毫没有留意。她吸了口气，把声音抬高到惊叫的程度：“<i>我要听到我好儿子的消息，你听到没有？</i>”
罗伯特·奥斯瓦尔德没有回答，他跑上台阶，钻进车里。公共汽车拖着蓝烟开走了。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笑容竟然在她脸上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她变得既年轻又丑陋。
一个工人从她身边经过。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撞到甚至擦到她，但她呵斥道：“走路的时候看着点儿！人行道不是你们家的！”
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开始朝公寓走。当她把脸从我这边转过去时，她还在笑。
那天下午，我开车回到约迪，颇受震动，耿耿于怀。一年半之内我不会看见李·奥斯瓦尔德。
我仍然决心阻止他。但对于他，我已经产生了比对弗兰克·邓宁更深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