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三次穿过员工停车场，没怎么跑。我再一次拍拍我经过的一辆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后备厢。为了好运，我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好运气。
这一次，我没有进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也不想买衣服或者买车。明天或者后天或许可以，但福尔斯镇的今天对陌生人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
很快，就会有人在工厂院子里发现尸体，陌生人会被讯问。乔治·安伯森的身份证可经不起讯问，尤其是他驾照上的地址写的是蓝鸟街上一栋还没有建起来的房子。
我成功地走到停车场外的工厂工人公交车站，目的地窗口写着“路易斯顿快线”的公共汽车正好呼啸着开过来。我上了车，把本来准备给黄卡人的一美元递过去。司机从皮带上的镀铬找零机里敲出一把银币。我丢十五美分进投币箱，穿过摇晃的走道，朝靠后的一个位置走去，坐在两个满脸粉刺的水手后面——很可能是从不伦瑞克海军航空基地来的，他们在聊冬青树脱衣舞俱乐部邂逅的女孩儿。他们的对话时不时被猛击对方肌肉发达肩膀的拳头，以及阵阵大笑声打断。
我望着196号公路向前延伸，但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停想着那个死人。还有他那现在变成了黑色的卡。我想尽快拉开与那具会惹麻烦的尸体之间的距离，但我停留得够久，我摸了下那张卡。不是纸板，跟我开始想的一样。也不是塑料。可能是赛璐珞……不过感觉不完全像。仿佛是死人的皮肤——从老茧上修掉的那种皮肤。
上面没有字，至少我没看见字。
阿尔曾经以为黄卡人只是个酒鬼，不幸被酒精和身边的兔子洞逼疯了。直到卡变成了橙色我才开始质疑这一点。现在我不光是质疑，我承认我完全不信了。他究竟是谁？
<i>死人一个，他现在。仅此而已。随他去吧。</i>
你有很多事要做。
当我们经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时，我猛拉一下停车绳。司机把车停在下一根刷了白漆的电话杆旁。
“祝你今天愉快，”司机拉动控制杆打开车门时我对他说。
“这差事没什么愉快的，除了下班时喝杯冰啤酒，”他说着，点了一根烟。
几秒钟以后，我站在沙砾路肩上，公文包提在左手里，看着汽车朝路易斯顿笨重地开去，后面拖着一阵黑烟。车后有一张广告，一位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发亮的罐子，另一只手拿着S.O.S神奇百洁布。她长着蓝色的大眼睛，涂了口红，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牙齿。这个女人离悲惨的精神崩溃只有几分钟之遥了。
天空晴朗无云。蟋蟀在草丛中歌唱。不知在什么地方，牛儿发出低吟。柴油的味道被一阵微风吹散，空气变得甜美清新起来。我朝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走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很短的路程。但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有两个人停到路边，问我需不需要载一程。我向他们道谢，说我很好。
我确实很好。等我到达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时，我吹起了口哨。
1958年9月，美国。
不管有没有黄卡人，回来的感觉真好。
<h3>2</h3>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呆在房间里，无数次读阿尔的奥斯瓦尔德笔记。这一次，我特别留意最后两页，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我试着看电视，电视实际上只有一个台，真荒谬。因此，黄昏降临时，我悠闲地走到汽车影院，花三十美分买了张散客特价票。快餐部前面有几张打开的折叠椅。我买了一袋爆米花，外加一种叫“派氏”、散发着可口的肉桂香味的软饮料。我跟其他几名散客一起看了《夏日春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彼此认识，友善地聊着天。《迷魂记》开演时，空气已经变得寒冷，我没穿夹克。我走回汽车旅馆，一场酣睡。
第二天早上，我坐汽车返回里斯本福尔斯镇（没有乘出租车；我想节省费用，至少目前这样），第一站去了快乐白象。天还早，空气还很凉爽，所以垮掉的一代，坐在一只破烂的沙发上读《商船队》[83]。
“嗨，老乡，”他说。
“嗨。我猜你卖手提箱？”
“噢，我有些存货。不超过两三百个。一直走到后面去——”
“朝右边看，”我说。
“对。你来过这儿吗？”
“我们都来过这儿，”我说。“这东西可比职业橄榄球大多了。”
他笑了。“很好，杰克逊。尽管挑吧。”
我选了同样的皮质手提箱。然后穿过街道，再次买下森利纳。这一次，我还价还得更厉害，花三百块买下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比尔·泰特斯把我送到他女儿身边。
“听口音你不像是本地的，”她说。
“老家是威斯康星的，但我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做生意。”
“我猜你昨天不在福尔斯镇吧？”当我说我不在时，她吹爆了泡泡糖，“那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他们发现一个老酒鬼死在工厂的烘干房外面。”她放低声音。“自杀。用一片玻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你能想象吗？”
“太可怕了，”我说，把森利纳的销售证明塞进钱包。我用车钥匙敲打着手掌。“本地人吗？”
“不是，没有身份证。他很可能是坐闷罐车从县里来这儿的，我爸爸是这么说的。可能是要去洛克堡干挑选苹果的活儿。卡迪先生——是绿色前线酒吧的店员——告诉我爸爸，那家伙昨天早上走进来，想买一品脱酒，但他喝醉了，一身酒味，所以卡迪先生把他踢了出去。之后，他肯定跑到工厂的院子里，喝了剩下的酒。喝完之后，把瓶子摔碎，用一片玻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她又问：“你能想象吗？”
我没有理发，没有去银行，但又一次在梅森男装店买了衣服。
“你肯定喜欢那种蓝色图案，”店员说着把衬衫放在一大堆衣服上面。“跟你身上穿的颜色一样。”
实际上，<i>就是</i>我穿的那件，但我没有这样说。
那只会让我们两个都陷入疑惑。
<h3>3</h3>
那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开上“每分钟一英里公路”。这一次，到德里时我不用买帽子了，因为在梅森的店里购物时，我已经买了一顶漂亮的夏日草帽。我在德里宾馆登了记，在餐厅吃了饭，然后去酒吧，从弗雷德·图米那里点了一杯啤酒。
这一回，我没打算跟他聊天。
第二天，我在哈里斯大街租了我的老公寓。
降落的飞机不仅没有吵得我睡不着，反而助我入眠。第三天，我去了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我告诉店员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诸如此类。店员拿出我的点38警用手枪，再次告诉我是防身首选。我买下了它，装进公文包。我想走出堪萨斯街，走到野餐区域，以便能看到住到沟里的里奇和住在堤上的贝维练习他们的跳街动作，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他们。我真希望自己在2011年短暂停留期间查阅过《每日新闻》十一月下旬的报纸；我本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达人秀”中胜出。
我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去点灯人酒吧喝上一杯啤酒，在酒吧渐渐坐满人之前就去。有时我也点油炸小龙虾。我从没在那儿见到弗兰克·邓宁，也不想见到他。我经常光顾点灯人酒吧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很快就会去得克萨斯，我想在去之前先积攒点个人财富。我跟酒吧男招待杰夫交上了朋友，九月末的一天晚上，他提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题。
“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你看好哪一队，乔治？”
“当然是扬基队，”我说。
“你会这么说？你可是威斯康星人。”
“对家乡的自豪感跟这个可没关系。纽约扬基队今年肯定赢。”
“不可能。他们的投手老了。防守漏洞百出。
曼托[84]的腿受了伤。布朗克斯轰炸机的时代结束了。
密尔沃基可能会大获全胜。”
我笑了。“你有几点说得很好，杰夫，我能看得出你有点眼光，但老实说——你跟新英格兰所有人一样讨厌扬基队，这影响了你的洞察力。”
“你敢按你的想法押点钱吗？”
“当然。五美元。我不想从工资奴隶手上赢太多。怎么样？”
“一言为定。”我们握了握手。
“行，”我说，“那我们就说好了，既然聊到棒球和赌博——美国人最大的两样消遣——你能不能告诉我镇上哪里能找到可以认真赌一把的地方。说得文雅点儿，我想下个大点儿的赌注。
再给我来杯啤酒，给你自己也来一杯。”
说到“大点儿的赌注”时，我用的是缅因州的语调——他笑了，倒了几杯纳拉干族（我学着将其称作难闻干族；入了乡，人就得尽量随俗）。
我们碰了杯，杰夫问我认真赌一把是什么意思。我假装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了他。
“五百美元？押<i>扬基队</i>？勇士队可是有斯潘[85]和伯德特[86]呀？更不要说汉克·阿伦[87]和稳健的埃迪·马修斯[88]了？你真是疯了。”
“或许是，或许不是。10月1日开始，对吧？
德里有没有人愿意赌这么大？”
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吗？不知道。我可没那么有先见之明。我惊讶吗？也不惊讶。因为过去不仅执拗；而且跟自身和未来很和谐。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那种和谐。
“查兹·弗拉蒂。你可能在这儿见过他。他有一大堆当铺。我不敢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但他在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高中足球和篮球赛季里总是很忙。”
“你觉得他会接受我的赌注？”
“当然。给你赔率。不过……”他环顾一下四周，酒吧里依然只有我们两个，但他还是把声音低到近乎窃窃私语的程度。“只是别失信，乔治。
他认识很多人。有势力的人。”
“我明白了，”我说。“谢谢你的提醒。实际上，我打算回报你一下，如果扬基队赢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你不用给我那五块钱了。”
<h3>4</h3>
第二天，我去了查兹·弗拉蒂的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遇到一个身材肥胖、表面无情的女人，她大约有三百磅重。她穿着紫色裙子，戴着印第安项链，肿胀的脚上穿着印第安软皮鞋。我告诉她我有兴趣跟弗拉蒂先生谈一桩数额巨大、跟体育有关的生意。
“你是不是说想赌球？”她问。
“你是条子吗？”我问她。
“是的，”她说。她从裙子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支帝帕里罗雪茄，用芝宝打火机点着了。“我是J·埃德加·胡佛，朋友。”
“好，胡佛先生，你说对了。我说的是赌球。”
“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还是老虎队足球？”
“我不是本镇的，我可分不清德里老虎和班戈狒狒。赌棒球。”
女人把头伸进屋子后面用帘子遮起来的通道，把她那在中部缅因州排得上号的大屁股对着我，大声叫喊着：“嗨，查兹，出来一下。有个冤大头来了。”
弗拉蒂出来，照胖女人的脸上亲了一下。“谢谢你，亲爱的。”他的袖子卷了起来，我能看见那条美人鱼。“能帮上什么忙吗？”
“希望如此。我是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
“从威斯康星来的。尽管我的心跟家乡的孩子们站在一边，但说到世界职业棒球比赛，我的钱包跟扬基队一边。”
他朝身后的架子转过身，但胖女人已经拿到他想找的东西——一册磨损了的分类账本，封面上写着“个人贷款”。他打开账本，翻到空白页，不时舔一下手指。“你能从钱包里拿出多少钱，朋友？”
“我押五百块赢，赔率能到多少？”
胖女人笑了，吐了一口烟。
“押轰炸机吗？相等。完全相等。”
“我要是押五百块，扬基队一赔七怎么样？”
他考虑了一下，转向胖女人。胖女人摇摇头，仍然很开心。“不行，”她说。“你要是不信，可以发封电报，查查纽约的胜算。”
我叹了口气，用手指不断敲打着一只玻璃容器，玻璃容器里面装满了手表和戒指。“好吧，这么着吧——五百块，扬基队三胜一负。”
弗拉蒂笑了。“让我跟老板商量下。”
他和胖女人（弗拉蒂在她身旁看起来像是托尔金[89]笔下的矮人）低声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回到柜台边。“你要是说得跟我想的一致的话，我可以给你一赔四。但如果扬基队不是三胜一负，一路败北的话，你的钱就没了。我喜欢把赌注的条件弄得干脆点儿。”
“越干脆越好，”我说。“还有——我无意冒犯你或者你的朋友——”
“我们结婚了，”胖女人说，“所以别把我们叫朋友。”她又笑了。
“不想冒犯你或者你的太太，但一赔四不行。
一赔八，倒是……对双方都好的赌注。”
“我可以给你一赔五，不能再多了，”弗拉蒂说。“对我来说，这只是副业。你要想刺激，就去维加斯。”
“一赔七，”我说。“来吧，弗拉蒂先生，跟我玩玩儿。”
他和胖女人商量了一下。然后他回来，说一赔六，我接受了。对如此疯狂的赌法来说这赔率还是很低，但我不想把弗拉蒂宰得太厉害。不错，他是帮比尔·图尔考特给我设了陷阱，但他也是情非得已。
而且，那是在另一个人生中。
<h3>5</h3>
那时候，棒球打得真地道——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下，早秋的日子感觉仍像是夏天。人们聚集在低区本顿家电商店门口，从橱窗里立在底座上的三台二十一英寸真力时电视上看比赛。悬挂的标牌上写着“能在家里看比赛，为什么还要到街上看？贷款条件宽松！”
啊，是的。贷款条件宽松。这更像我成长年代的美国。
10月1日，密尔沃基一比零击败了扬基队，前提是有华伦·斯潘作后盾。10月2日，密尔沃基十三比五埋葬了轰炸机。10月4日，当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回到布朗克斯时，唐·拉尔森[90]四比零阻止对手得分，在后援投手赖尼·杜伦[91]的帮助下，球一脱手，根本不知道飞到了哪里，结果是把不得不面对他的击球手吓得够呛。完美的后援投手，换句话说。
我在房间里，从收音机上听了这场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在本顿商店前跟大伙儿一起看了最后几次击球。比赛结束后，我进药店买了高岭土果胶（很可能是跟我上次造访时同样的巨大优惠包装）。基恩先生再次问我是否感染上了细菌。
当我告诉他我感觉很好时，那个老混蛋看上去很失望。我确实感觉很好，我不希望过去会投给我同样的赖尼·杜伦快球，但我觉得最好未雨绸缪。
走出药店的路上，我的目光被一个陈列吸引了，一块标牌写着“把缅因州带回去”。有明信片，可充气的玩具龙虾，散发着甜美气味的袋装软松树叶，镇上保罗·班扬雕塑的复制品，上面带有管体式水塔的装饰性枕头——管体式水塔是镇上装饮用水的圆形塔。我买了一只枕头。
“给俄克拉荷马城的侄子买的，”我对基恩说。
等我把车开进哈里斯大街延长线上的德士古加油站时，扬基队已经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第三场比赛。气泵前有个标牌，上面写着“技工每周七天上班——放心地把您的汽车交给带星的人！”
气泵操作员一边加油，一边清洗森利纳的挡风玻璃。我走进汽修间，找到一个名叫兰迪·贝克的值班技工，跟他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贝克很疑惑，但同意了我的提议。二十美元换了主人。
他给了我加油站和他家里的电话。我离开加油站，带着满满一箱汽油，干净的挡风玻璃，还有满足的心情。嗯……相对满足。不可能计划好所有的紧急情况。
由于要为第二天做准备，我到点灯人酒吧去喝杯啤酒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些，但仍然不会有碰到弗兰克·邓宁的风险。今天是他带孩子们去奥罗诺看足球比赛的日子，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在九十五人餐馆吃油炸蛤蜊和奶昔。
查兹·弗拉蒂在酒吧里，品尝着黑麦威士忌。
“你最好期待勇士队明天能赢，不然你的五百块就泡汤了，”他说。
他们会赢的，但我的脑子里有更大的打算。
我准备在德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我从弗拉蒂先生那里搜刮三千美元。但我想第二天就办完我的正事。如果一切如愿，我就会在密尔沃基得到他们在第六局需要的唯一的垒得分。
“嗯，”我说着，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些小龙虾，“我们只需要等着瞧，对吧？”
“没错，朋友。这就是赌球的乐趣所在。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
“不介意。不过要是我不回答，你也别介意。”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朋友——那种幽默感。一定是威斯康星的性格。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
“房地产。我想我跟你说过吧。”
他凑过来。我能闻到他整洁的头发上维坦丽思的味道，以及呼吸中森森牌口气清新剂的味道。
“要是我说‘购物中心选址’，算猜对了吗？”
于是我们聊了一会儿，但你已经知道这部分内容了。
<h3>6</h3>
我说过，我觉得弗兰克·邓宁可能要出现时，就离开点灯人酒吧，因为我已经得知我需要了解的有关他的一切。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
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不然，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在得克萨斯州的行为。
想象你走进一间屋子，看见桌上摆着复杂的多层纸牌屋。你的任务是把它推倒。如果仅此而已，那很容易，不是吗？使劲跺下脚或者吹口气——就像吹灭生日蜡烛——就足以完成任务了。但这不是全部。任务是，你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及时地把纸牌屋推倒。在那之前，屋子必须矗立着。
我知道邓宁星期天下午会去哪里，1958年10月5日，我不想冒险改变他的行程一丁点儿。而在点灯人酒吧哪怕跟他对视一眼都可能带来改变。
你可以轻蔑地哼一声，说我谨慎过度；你可以说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太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
但是过去脆弱得有如蝴蝶的翅膀，或者纸牌屋。
我来德里就是为了推倒弗兰克·邓宁的纸牌屋。
<h3>7</h3>
我跟查兹·弗拉蒂道了晚安，回到寓处。我的高岭土果胶瓶在浴室的药箱里，用金线绣着管体式水塔的枕头这一新纪念品放在餐桌上。我从装银餐具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小心翼翼地将枕头沿对角线切开。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去，塞进填充物里。
我不知道我能否睡着，但我睡着了，睡得很沉。<i>尽最大的努力，让上帝照管剩下的，</i>这是克里斯蒂从匿名戒酒会上带回的众多格言之一。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存在——对杰克·埃平来说，陪审团仍然在外面就这一点争论不休——但我那晚睡着时，我很肯定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希望我尽力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