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8</h3>
没有胃肠流感。这一次，我在黎明时醒来，感受到了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偏头痛，我猜是。
我不太确定，因为以前从没出现过。见到哪怕是微弱的光线，从脖后到鼻窦根部就会产生起伏的阵痛。眼睛里不知不觉涌出眼泪。
我爬起床（忍着疼痛），戴上一副在北上德里途中购买的便宜太阳镜，吃了五片阿司匹林。
这才勉强能穿上衣服和外套。我得穿外套，因为早上很冷。天气阴沉，要下雨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个有利因素。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阳光下存活。
胡子该刮了，但我懒得刮。我想，站在明亮的灯下——灯在浴室镜子里变成了两盏——可能会直接让我大脑分裂。我真无法想象怎么熬过这一天，所以干脆没有去想。<i>每次走一级</i>，我缓步走下楼梯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一只手抓着护栏，另一只手拿着我的纪念品枕头。我看上去肯定像个拿着玩具熊的大孩子。<i>每次走一级</i>——
扶手突然断了。
刹那间，我的身体向前倾斜，脑袋轰的一声，手在空中疯狂挥舞。我把枕头扔了（里面的枪发出闷响），伸手抓头顶的墙壁。在倾斜身姿变成可能会让我骨折的摔跤前最后一秒，我的手指抓住了装在墙上的老式灯架，灯架用螺栓钉进石灰里。灯架脱落了，但电线足够长，让我恢复了平衡。
我坐在台阶上，把一阵阵作痛的头埋在膝盖上。疼痛跟手提钻般振动的心跳同步。我感觉湿润的眼睛要从眼眶中蹦了出来。我可以告诉你，我想爬回公寓，放弃一切，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想死在这台阶上，结束这一切。有人不是偶尔，而是<i>频繁</i>这样头痛吗？如果有的话，上帝救救他们吧。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我强忍着头痛，站起身，我不仅能想到它，而且能看见它：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时，他的脸突然没有了。头发和脑浆溅到空中。
“好吧，”我说。“好吧，是的，好吧。”
我捡起纪念品枕头，踉跄着走下楼梯。我走出来，是个多云天，看起来跟撒哈拉沙漠的下午一样明亮。我伸手去摸钥匙。钥匙不见了。我在右前裤兜里摸到的是个大洞。前一天晚上还没有，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我摇晃着慢慢转身。钥匙正躺在门阶上散落的零钱中间。我弯下腰，脑子里一阵剧痛，我畏缩了一下。捡起钥匙，朝森利纳走去。我打火，之前一直非常可靠的福特车却启动不了。螺线管里响了一声，仅此而已。
我对可能发生的事已经有所防备。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得不拖着疼痛的头再次爬上楼梯。
我一生中从未有如此热切地渴望过我的诺基亚手机。有了它，我本可以坐在方向盘后面打个电话，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兰迪·贝克过来。
我不知是怎么走上楼梯的，经过了已被弄坏了的扶手和灯具。电灯组件悬在破碎的石灰墙上，就像死人的头悬在断裂的脖子上。加油站没人接电话——太早了，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打了贝克家里的电话。
<i>他可能死了，</i>我想。<i>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被执拗的过去杀死了，杰克·埃平则充当了未被起诉的共谋。</i>
我的技工没有死。电话响第二声他就接了，声音睡意蒙眬。我告诉他我的汽车发动不了，他问了个很有逻辑的问题：“你怎么昨天就能料到？”
“我料事如神，”我说。“赶快过来吧，越快越好，怎么样？要是你能让它启动的话，我再给你二十块。”
<h3>9</h3>
贝克更换了蓄电池缆线，缆线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松脱了（可能跟我的裤兜出现破洞发生在同一时间），森利纳还是启动不了。他检查了火花塞，发现两个火花塞严重腐蚀。他的绿色大工具箱里有备用火花塞。他换好火花塞之后，我的座驾如获新生。
“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但你唯一该做的就是回去睡觉。或者去看医生。你的脸像死尸一样惨白。”
“只是偏头痛。我没事。我们看看后备箱吧。
我想检查一下备胎。”
我们检查了备胎。没气了。
我跟着他到了德士古加油站，天下起毛毛细雨。我们碰到的车都开了头灯，即使戴了太阳镜，每二对头灯似乎都要把我大脑射穿。贝克打开汽修间的门，试着给我的轮胎充气。不行。轮胎有五六个裂缝漏气，裂缝跟人的毛孔一样细小。
“哎，”他说。“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轮胎肯定有缺陷。”
“在轮缘上再套一个吧，”我说。
他换轮胎的时候我绕到加油站后面。我实在受不了压缩机的声音。我靠在炉渣砖上，抬起脸，让冷雾落在我燥热的皮肤上。<i>每次走一级</i>，我告诉自己。<i>每次走一级</i>。
我准备付轮胎钱给兰迪·贝克，他摇摇头。“你已经给了我半个星期的工资了。再要我就猪狗都不如了。我只是担心你会冲下公路，或者出点什么事儿。你要办的事儿真有那么要紧吗？”
“亲戚病了。”
“你自己也病了，朋友。”
我无法否认。
<h3>10</h3>
我从7号公路开出镇子，每经过一个交叉路口，都减慢速度，左右察看，确认走对了路。结果证明此举极为英明，因为一辆满载沙石的卡车在7号公路和老德里公路的交叉路口闯了红灯。
要不是我尽管遇到的是绿灯仍几乎完全停了下来，我的福特车可能就得报废。而车里的我肯定成了汉堡。我强忍着头痛，猛按喇叭，但卡车司机丝毫没有注意。他看起来就像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僵尸。
<i>我永远不可能办到</i>，我想。可我要是连弗兰克·邓宁都阻止不了，怎么能期望阻止奥斯瓦尔德呢？那我还去得克萨斯州干什么？
但这不是驱动我继续的理由。我之所以要继续，是因为想到了图加。更不要说其他三个孩子了。我已经救过他们一次。要是不再次拯救他们，我怎能逃脱确凿的认知：仅仅因为触发了又一次重置，我成了杀害他们的帮凶？
我经过德里路边影院，开上砂石路，砂石路通往关着门的影院售票处。路两边栽满杉树。我在树后面停下，熄了发动机，准备下车。我没办到，车门打不开了。我用肩膀撞了好几次，还是没撞开。我看到锁落下了，但现在离自动锁汽车的时代还远着呢。锁也不是我放下的。我把锁往上拉，拉不上来。把锁左右摇晃，还是拉不上来。我摇下玻璃，把头伸出去，试图用钥匙打开外面把手上、镀铬按钮下方的车门锁。这一次，锁跳起来了。
我下了车，伸手去够纪念品枕头。
<i>阻力的大小跟事件对未来的改变程度成正比</i>，我曾经用最完美的给学生上课的腔调告诉阿尔，这话千真万确。但我没有想到个人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知道了。
我慢慢走上7号公路，把衣领竖起来挡雨，帽檐拉得很低，盖着耳朵。有车开过来的时候——车不多——我就隐藏到靠找这边的路边树林里。
我记得，有一两回，我把手放到头的两侧，看看头有没有胀大。好像是胀大了。
最后，树被甩在后面，接着出现了一堵石墙。
墙外是绵延的山丘，草坪刚修剪过，点缀着墓石和墓碑。我已经到达朗维尤墓地。我面对着一座山丘，路的另一边有间卖花的亭子。亭子关着门，里面一片漆黑。周末通常有很多人来这儿缅怀死者。但是，在像这样的天气里，生意很冷清，我猜经营这家花店的老妇人在里面打盹。但晚一点儿她会开门，我已经亲眼见过那一幕。
我爬上墙，心想它会给我让路，但它没有。
而一到朗维尤，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发生了：我的头痛开始消退，我坐在一株榆树下的墓石上，闭上眼睛，感受疼痛的程度。从一开始歇斯底里的10级——甚至上升到11级，像脊髓穿刺的痛感被放大——降到了8级。
“我想我突破了，阿尔，”我说。“我想我可能到了另一边。”
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前进，提防更多的恶作剧——树倒下来，遭遇盗墓的歹徒，甚至燃烧的流星。但什么都没有。等我走到并排的两个写着“阿尔泰亚·皮尔斯·邓宁和詹姆斯·艾伦·邓宁”
的墓前时，我的头痛等级已经降到了5级。
我环顾四周，看到一座陵墓，粉色的花岗岩上刻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特立克”。我走上前，推了推铁门。要是在2011年，门肯定上了锁。但这是1958年，门轻易打开了……伴随着恐怖电影中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刺耳声音。
我走进去，趟过一层干枯的落叶。一条石制冥想长椅通向墓穴中央，两边摆放着石涵，放着特拉克家族从1831年至今的尸骸。第一个前面的铜牌上写着，让·保罗·特莱彻先生的尸骸躺在里面。
我闭上眼睛。
躺到冥想长椅上打盹。
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经接近中午。我走到特拉克墓地门口，等着邓宁……就像奥斯瓦尔德五年后，无疑会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射击埋伏处等待着肯尼迪的车队一样。
我的头痛消失了。
<h3>11</h3>
差不多在雷德·舍恩丁斯特[92]为密尔沃基勇士队获得当天制胜得分的同一时间，邓宁的庞蒂亚克出现了。他把车停在最近的岔路上，下了车，把衣领竖起来，弯腰钻进车里拿花篮。他下山丘朝他爸妈的墓地走去，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只花篮。
现在时机到了，我也状态颇佳。我已经越过了所有一直试图阻挠我的力量。纪念品枕头就在我的外套下面。我的手放在里面。潮湿的草地湮没了我的脚步声。也没有太阳照出我的影子。直到我叫出他的名字，他才发现我在他身后。他转过身。
“我拜访亲属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跟着，”
他说。“你他妈到底是谁？那是什么？”他看着枕头，枕头已经被我拿了出来，像戴手套一样戴在手上。
我选择只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叫杰克·埃平。
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赶快问吧，问完走开。”雨滴从他的帽檐滑下来，也从我的帽檐滑下来。
“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邓宁？”
“什么？”
“对一个男人来说，我是说。”
“你是谁，疯子？枕头里是什么？”
“听我说话。回答我的问题。”
他耸耸肩。“他的家人，我想。”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着，扣了两次扳机。
第一次是微弱的砰的一声，像是用地毯拍打器击打地毯。第二枪声音稍微响一些。我以为枕头可能会着火——我在《教父2》中见过这个场景——但它只冒了点烟。邓宁倒下去，压垮了他放在爸爸墓前的花篮。我蹲在他身边，膝盖将潮湿的地面压出了水。我把枕头撕开的一端抵到他的太阳穴上，又开了一枪。只不过为保险起见。
<h3>12</h3>
我把邓宁拖入特拉克的陵寝，把烧焦的枕头扔到他的脸上。我离开的时候，几辆汽车正缓缓穿过墓地，几个人打着伞，站在墓地边上，但谁也没有留意我。我不慌不忙地朝石墙走去，不时停下来看看墓穴和墓碑。刚走进树林隐蔽处，我便立即一路小跑，往我的福特车奔去。听到有车开过来，我就溜进树林。有次一次隐蔽时，我把枪埋在一英尺深的泥土和树叶里。森利纳还安然无恙地停在原地，一下就启动了。我开回公寓，收听棒球比赛的结尾。我哭了一小会儿，我想。
那些眼泪是因为放松，而不是懊悔。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邓宁一家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像个孩子。
<h3>13</h3>
星期一的德里《每日新闻》中，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相关报道很多，包括舍恩丁斯特的一张漂亮的照片，他在托尼·库贝克[93]出现失误之后朝本垒倒地滑行，赢得制胜分。根据雷德·巴伯[94]的专栏文章，布朗克斯轰炸机完了。“彻底击溃他们！”他发表评论说。“扬基队已死，扬基队万岁。”
星期一没有关于弗兰克·邓宁的报道。但星期二他上了报纸的封面新闻，附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带着“女人们喜欢我”的自得。他那邪恶的乔治·克鲁尼式魅力展露无遗。
<b>商人在墓地被谋杀</b>
<i>邓宁在众多慈善活动中表现活跃</i>
按照德里镇警察局局长的说法，警局正全力追踪所有线索，抓捕指日可待。电话采访中，多丽丝·邓宁声称，听到消息她“既震惊又崩溃”。
报道没有提及她和死者已经分居。中心市场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也表示出类似的震惊。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弗兰克·邓宁是个棒极了的家伙，没有人能料到会有谁想射杀他。
托尼·特拉克尤其愤怒（可能是因为尸体是在他家的墓地中被发现的）。“找到凶手，应该判他死刑，”他说。
星期三，10月8日，扬基队在县体育馆二比一险胜勇士队；星期四，他们在第八局打破二比二的僵局，赢得四分，结束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赛程。星期五，我回到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期待着见到愠怒太太和郁闷先生。胖女人的表现出乎我的预料——她看到我时，翘起嘴唇喊道：“查兹！钱袋先生来了！”然后他钻进遮着窗帘的走道，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弗拉蒂走出来，带着花鼠般的笑容，正如我上次造访德里、第一次在点灯人酒吧见到他时那样。他单手拿着一只装得鼓鼓的信封，正面印着“乔治·安伯森”。
“这是给你的，兄弟，”他说，“与原物一般大小，但是原物的两倍。这是你的战利品。随便数。”
“我信得过你，”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装进口袋。“作为一个刚刚损失三千块的人，你未免太高兴了些。”
“我不否认你减少了我今年的世界锦标赛收入，”他说。“严重减少，尽管我还能赚几千块。
我总能赚几千块。但我玩儿这个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服务大众吧。人们愿意赌，人们总愿意赌，该付清时我立马给他们付清。还有，我喜欢赌。这像是我的爱好。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喜欢赌吗？”
“不知道。”
“像你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冲破障碍取得成功。这又重建了我对宇宙任意性本质的信念。”
我想知道，要是他能看见阿尔·坦普尔顿的作弊表，会觉得任意性有多大。
“你太太的观点貌似大相径庭啊，天主教徒。”
他笑了，小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不论输赢，还是平局，胳膊上刺着美人鱼的矮个儿男人完全享受生活。我很羡慕这一点。“噢，你说马乔里啊。
当有些悲伤的可怜虫来这儿，戴着妻子的订婚戒指和一个伤感的故事时，她会哭哭啼啼。但事关体育比赛，她就换了个人。她就是这么个性子。”
“你很爱她，对吧，弗拉蒂？”
“就像月亮和星星，朋友。就像月亮和星星。”
马乔里之前在读当天的报纸，报纸依然摆在柜台上，柜台里装着戒指等物品，上面覆有玻璃。
标题是“警方继续追捕神秘杀手，弗兰克·邓宁入土安息”。
“你怎么预测这件事？”我问他。
“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些内情。”他靠上前来，笑容消失了。“他可不是本地小报描绘的那种圣人。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故事，兄弟。”
“讲吧。我一整天都有空。”
笑容又出现了。“不。在德里，我们家丑不外扬。”
“我注意到了，”我说。
<h3>14</h3>
我想回科苏特街。我知道警察可能在盯着邓宁家，看看有没有人对他的家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但是这股想去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我不是想去看哈里，而是想看他的小妹妹。我有些事想告诉她。
她应该在万圣节晚上出去玩儿“不给糖就捣蛋”，不管爸爸的死有多么让她难过。
她会成为所有人见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印第安公主，回到家时会得到一大堆糖果。
她至少能再活漫长而忙碌的五十三年，或许更长。
尤其是，某一天他的哥哥哈里将穿上军装参军，她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劝阻他。
不过孩子们记不住。每个老师都知道这一点。
而他们以为自己会永远活着。
<h3>15</h3>
是时候离开德里了，但我离开之前还有最后一件小事要办。我等到星期一。那天下午，10月13日，我把手提箱扔进森利纳的后备厢，坐在方向盘后面，奋笔疾书，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然后把它塞进信封，封上口，在正面写上收信人的名字。
我驱车来到低区，停好车，走进沉睡的银元酒吧。除了酒吧男招待彼得，里面空荡荡的，跟我期待的一样。他一边清洗眼镜，一边在电视机上看《一生之爱》。他不情愿地朝我转过脸，一只眼睛看着约翰和玛莎，或是管他叫什么名字的角色。
“需要来点儿什么吗？”
“不用，不过你可以帮我个忙。我给你五美元报酬。”
他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样子。“真的？帮什么忙？”
我把信封放到柜台上。“这个人来的时候交给他。”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你找比尔·图尔考特干什么？怎么不亲自给他呢？”
“任务很简单，彼得。你想不想要五美元？”
“当然。只要对他没害处。比尔是个好人。”
“这对他没害处。还会对他有益。”
我把五块钱放在信封上。彼得收起钱，注意力又回到肥皂剧上。我离开酒吧。图尔考特很可能收到信。他读完后采没采取什么行动是另一回事，答案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是这样写的：
<i>亲爱的比尔，</i>
<i>你的心脏有点儿问题。你必须尽快去看医生，否则后悔莫及。你或许以为这是个玩笑，但绝对不是。你或许以为我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我的确知道。我知道这一点，就像你知道弗兰克·邓宁杀了你妹妹克莱拉和你侄子米基一样。请相信我，去看医生！</i>
<i>你的朋友</i>
我上了森利纳，当我从倾斜的停车道上往后倒车时，看见基恩先生刻板而怀疑的脸正从药店里凝视着我。我摇下车窗玻璃，伸出胳膊，朝他做了个手势。
然后我开上阿普梅尔丘，最后一次离开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