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我。“还有你，你带着他到处转悠什么？
你没看到他多虚弱吗？”
我当然看到了。但是，既然我不能告诉她我们在干什么，就只有闭嘴，打算像个男人一样忍受责备。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阿尔说。“行吗？
明白了吧？”
“都一样——”
他打开车门。“扶我进去，多丽丝。杰克得回家了。”
多丽丝。
跟邓宁的老婆名字一样。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巧合——当然，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叮当作响。
<h3>6</h3>
我平安地把车开到家，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伸手去够的是森利纳的紧急制动器。熄灭发动机时，我想，我的丰田车跟我在德里已经习惯开的车相比，简直是个狭促、寒碜、令人讨厌的塑料与玻璃纤维盒。我走进屋，开始喂我的猫，看到它的盘子里食物还很新鲜。为什么不新鲜呢？在2011年，食物在盘子里只放了一个半小时。
“来吃，爱勒谟，”我说。“中国有一些饥肠辘辘的猫，肯定会很乐意吃一碗喜跃牌精选猫粮。”
爱勒谟看了我一眼，从猫洞里溜了出去。我用微波炉加热斯托佛冷冻食物（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学说话一般思考：<i>微波炉很好，现代汽车不好</i>）。我吃了个精光，丢掉垃圾，走进卧室。脱下1958年的纯白衬衫（感谢上帝，阿尔的多丽丝太激动了，没有留意我衬衫上的血滴），坐在床边上，脱下在1958年十分合宜的鞋子，然后躺倒。
我很确定，我还没完全躺下去就睡着了。
<h3>7</h3>
我彻底忘了定闹钟这回事儿，原本五点肯定醒不来，但四点一刻，爱勒谟跳上我胸口，开始嗅闻我的脸上。那意味着它已经吃光了食物，在要求添补。我给猫添了食，用冷水冲了把脸，吃了一碗家乐氏香脆麦米片，心想，得花几天时间才能重新调整好三餐的时间。
填饱肚子，我走进书房，启动电脑。我第一个访问的网站是福尔斯镇图书馆。阿尔说得对——数据库有所有发行过的《里斯本企业周刊》。我得成为博物馆之友，才能获取这些资料，这需要花上十美元，但基于目前的情况，十美元价格不高。
我寻找的《企业周刊》是11月7日的那一期。
在第2页，夹在一条致命汽车事故和一起怀疑纵火案之间，有篇新闻的标题是“当地人寻找神秘人”。神秘人就是我……或者，我的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密友。森利纳敞篷跑车已经被找到，上面的血迹也被发现了。比尔·泰特斯证实，汽车是他卖给一个叫乔治·安伯森的人的。文章的口吻让我感动：带有单纯的对一个失踪者（可能受了伤）
下落的关注。乔治·杜森，故乡信托的银行职员，把我描述成一个“谈吐文雅、举止礼貌的人”。
埃迪·鲍默，鲍默理发店的老板的观点和银行职员也基本一致。安伯森这个名字没有引起丝毫怀疑。要是我跟德里一起敏感的案件扯上关系，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但我没有卷入这样的案子。
我在接下来那一期周刊上也没有卷进案子，我只是在警方公告中被随笔带过：“对消失的威斯康星人的搜寻还在继续”。再往后一期，《企业周刊》已经在热衷于即将来临的假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从报纸上彻底消失了。<i>但我确实去过那里</i>。阿尔把他的名字刻在树上。我在一份老报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早已料到，但亲眼看到证明，还是十分惊讶。
接下来，我访问了德里每日新闻的网站。我花了更多钱才进到了他们的存档文件里——34.5美元——但只消几分钟，我就看到了1958年11月1日那期报纸的封面。
你可能会期待一起耸人听闻的当地罪案成为当地报纸的头版，但在德里——奇怪的小城——他们总是尽量隐藏自己的暴行。那天的要闻是苏联、英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可行性。这一条下面，是关于一个十四岁男孩，国际象棋天才博比·费希尔的报道。
在头版的最下面，左手边（媒体专家告诉我们，那是人们最后才看的地方，如果他们会看的话），有条新闻的标题是“疯狂杀人案最终导致两人死亡”。报道说，弗兰克·邓宁，“商业街有名的成员，积极响应众多慈善活动”，星期五晚上刚过八点，“喝醉酒”，回到与他不和的妻子家中。
跟妻子一阵争吵之后（这我肯定没有听到……我可是在现场），邓宁用锤子砸向她，打断了她的胳膊，杀死了十二岁的儿子，阿瑟·邓宁，当时，阿瑟正准备保护他的妈妈。
报道在第12页继续。在翻到第12页时，我看到一张我的老朋友比尔·图尔考特的快照。报道说，“图尔考特先生正好经过，听到邓宁家里发出呼喊和尖叫。”他冲上人行道，从敞开的门里看到里面的情景，他告诉邓宁先生“放下手中的锤子”。邓宁拒绝了。图尔考特先生看到邓宁的皮带上装了鞘的猎刀，便将它拔了出来。邓宁冲向图尔考特先生，图尔考特跟他扭打起来；在接下来的搏斗中，邓宁被刺死。片刻之后，英勇的图尔考特先生心脏病发。
我坐下来，看着老旧的快照——图尔考特一只脚自豪地踏在四十年代末出产的私家轿车的保险杠上，嘴角叼着香烟——我的手指敲打着大腿。
邓宁是从背后被捅的，不是从前面。图尔考特用的是日本刺刀，不是猎刀。邓宁根本没有猎刀。
长柄大锤一已被证实并不确切——是他唯一的武器。警察会弄错这么明显的细节吗？我不明白为什么，除非他们是雷·查尔斯那样的睁眼瞎。不过就我已开始了解的德里而言，这一切看上去天衣无缝。
我想我在笑。报道如此疯狂，实在令人钦佩。
所有的零碎材料都被嫁接。疯狂的醉酒丈夫，畏缩、恐惧的家人，英勇的路人（没有说他为什么会经过那里）。你还指望读到什么呢？文章没有提到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在现场。一切作派都是如此<i>德里风格</i>。
我在冰箱里翻了一阵，找到剩下的巧克力布丁，站在灶台前吃了下去，朝我的后院看去。我抱起爱勒谟，抚弄它，直到它扭动身子要下去。
我回到电脑旁，按了一个键，驱散屏幕保护，又看了一眼比尔·图尔考特的照片。英勇的介入者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却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倒下。
最后，我走到电话旁，拨通查号台的电话。
<h3>8</h3>
德里的电话名录里没有多丽丝、特洛伊或者哈罗德·邓宁。最后，我试了试埃伦的名字，没抱什么希望。即使她仍然在镇上，也很可能已经随了夫姓。但有时候，风险大的赌注恰恰是幸运的赌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个穷凶极恶的例证）。电话机器人说出一串电话号码时，我非常吃惊，铅笔差点从手中滑落。我没有再次拨打查号台的电话，而是按了1，然后直接拨打我查询的电话。要是停下来想想，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这么做。有时候，我们不想知道，不是吗？
有时候我们害怕知道。我们只是径直向前，然后回头。但我勇敢地拿着听筒，听着德里的一台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再响一次，电话应答机也许就会接通，我不想留言。我不知道在留言里说什么好。
但第四声响到一半，一个女人说话了：“你好？”
“是埃伦·邓宁吗？”
“嗯，那要看在给我打电话的是谁。”她的话里有一种克制的风趣。声音有点儿烟味儿，有点儿妩媚。要不是我知道的话，会以为这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而不是年约六旬的老妇人。<i>有这把嗓音的</i>，我想，<i>该是相当专业的人。一位歌手？一位女演员？也许是位喜剧演员（或是女谐星）？</i>这些似乎都跟德里不搭。
“我是乔治·安伯森。我很久以前认识你哥哥哈里。我回到缅因了，我想或许我可以试试跟你们联系。”
“哈里？”她听起来很惊讶。“噢，我的上帝啊！你们是在军队里认识的吗？”
是吗？我迅速思考了一下，发现这不是我的故事。太多潜在的陷阱了。
“不，不，早前在德里，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灵感闪现了。“我们常常在娱乐中心玩。同一个队的。经常一起玩。”
“哦，很抱歉地告诉你，安伯森先生。哈里死了。”
一时间，我哑口无言。不过，在电话上这样可不行。我费劲地说：“噢，上帝，真抱歉！”
“很久了，在越南死的。春节进攻时死的。”
我坐了下来，胃里一阵难受。我救了他，让他没有跛脚，没有精神障碍，却把他的寿命缩短了四十年？太好了。手术成功，病人却死了。
但表演不得不继续。
“特洛伊呢？还有你，你好吗？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骑着带保护轮的自行车，唱着歌。
你总是唱着歌。”我无力地笑笑。“哎，你过去简直把我们弄疯了！”
“这些日子里，我唯一一次唱歌是在班尼根酒馆的卡拉OK之夜。但我从来不讨厌动嘴。我是班戈WKIT的播音员。你知道吗，流行音乐节播音员？”
“啊哈。特洛伊呢？”
“住在帕姆斯普林。他可是家里的有钱人。
在电脑生意上赚了很多。七十年代从底层做起。
跟斯蒂夫·乔布斯吃过午饭之类的。”她笑了。
笑得很灿烂。我敢打赌缅因州东部所有的人都会调到她的频道，只为听到她的笑声。但是，她再次开口时声调变得低沉，所有的幽默荡然无存。
就像太阳被乌云笼罩。“你到底是谁，安伯森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周末做热线节目秀，在周六做旧货甩卖秀——‘我有台旋耕机，埃伦，差不多是崭新的，但我付不起贷款，我想五千以上卖掉，越高越好。’诸如此类。星期天的主题是政治。人们打进热线，痛斥拉什·林博[81]或者谈论格伦·贝克[82]如何竞选总统。我能分辨声音。你要是哈里在娱乐中心时代的朋友，你该有六十岁了，但你不到六十。你的声音听起来不超过三十五岁。”
耶稣啊，说得丝毫不差。“人们都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比我的年龄年轻很多。我敢打赌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
“得了吧，”她语气平淡地说，声音立刻变得苍老起来。“我经过多年的训练，声音里才带着阳光。你也练过？”
我想不出怎么回答，于是干脆保持沉默。
“况且，没有人会打电话问候小学时的玩伴。
不会在五十年之后打电话，断然不会。”
<i>我可以挂断电话</i>，我想，<i>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而且比我指望的更多。但是电话就像粘在了我的耳朵上。我不知道要是看见火苗蹿上客厅窗帘，我能不能把电话扔掉</i>。
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里一丝领悟。“你是他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
“那天晚上还有别人在。哈里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是他吗？”
“哪天晚上？”说出来的是‘哪晚’，因为我的嘴唇已经麻木了。仿佛有人在我脸上罩上了面具。结满雪片的面具。
“哈里说是他的天使。我想你就是他。你去哪儿了？”
“夫人……埃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接到命令后，我把他送到机场，他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要去越南，我告诉他小心他的屁股。他说，‘别担心，妹妹，我有个守护天使看护着我，还记得吗？’1968年2月6日，天使先生，你在哪儿？我哥哥在溪山牺牲的时候，你到底在哪儿？<i>你到底在哪儿，你这个狗娘养的？</i>”
她还说了些别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时，她哭得很厉害。我挂断电话，回到浴室。我躺进浴缸，拉上窗帘，把头埋到膝盖之间，看着橡胶垫上的黄色水仙。然后我狂啸起来。一声。两声。三声。这是最糟糕的：我希望阿尔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该死的兔子洞。不仅如此，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h3>9</h3>
当我把车开进他的车行道、看见屋内一片漆黑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当我试图开门，发现门没锁后，我感觉更糟。
“阿尔？”
没人应答。
我找到电灯开关，轻轻地弹了一下。房间的主要区域毫无生气，定期打扫但不再使用。墙壁用装了框的照片覆盖着。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想，是阿尔的亲戚——但我认识挂在沙发上的夫妻：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他们在海滩上，可能是海恩尼斯港口，双手环抱着对方的脖子。空气中弥漫着佳丽香水的味道，却没能掩盖住屋子深处传来的病房气息。某处传来诱惑乐队低沉的歌声，唱着《我的女孩》。灰暗多云天里的阳光，都是这样的。
“阿尔，你在吗？”
他不在这里还能在哪儿？波特兰第九舞蹈房，跳着迪斯科，想要邂逅大学女生？我知道当然不会。我许了个愿，有时候愿望会实现。
我摸索着厨房开关，找到后打开了荧光灯，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亮度足够做阑尾切除手术。
桌子上放着塑料药罐，那种能盛一周剂量药丸的药罐。很多这种药罐很小巧，能装进口袋或者钱包，但是这一个有百科全书那么大。药罐旁边有张兹齐牌便笺条，上面潦草地写着：“要是你忘记八点钟要吃药，我会杀了你！多丽丝。”
《我的女孩儿》结束了，《只是我的幻想》开始。
我循着音乐走入病房的恶臭之中。阿尔躺在床上。
他看起来很安静。两只闭上的眼睛眼角外各滴下过一滴泪珠。泪痕仍然湿润，闪着微光。多片CD播放器放在他左边的床头柜上。床头柜上也有一张便笺条，上面放着一只药瓶压着。那个药瓶遇到微风就会失去纸镇的功能，因为它是空的。我看着上面的标签：奥施康定，二十毫克。我拿起纸条。
<i>对不起，伙计，等不及了。太痛了。你有餐馆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也别骗自己说还能再试一次。因为太多事情会发生。一次成功。或许你很恼怒我让你陷入这一切。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会这么想的。但是，别放弃！请别放弃！锡盒放在床下。里面还有五百美元左右，我存下的。</i>
<i>靠你了，伙计。明天早上多丽丝找到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房东可能会给餐馆上锁，所以，务必今晚就去。救救他，好吗？拯救肯尼迪，一切都会改变。</i>
<i>求你了。</i>
<i>阿尔</i>
<i> </i>
<i>你这个混蛋，我想，你知道我可能会重新考虑。这就是你对付我的伎俩，对吧？</i>
当然，我会再三考虑。但考虑不是选择。要是他以为我会放弃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阻止奥斯瓦尔德？当然。但是那一刻，奥斯瓦尔德严格地说还排在第二位，只是云遮雾绕的未来的一部分。1963年已经是过去，所以这么说很滑稽，但完全准确。我脑子里想着的是邓宁一家。
阿瑟，也叫图加：我可以挽救他。我也可以救哈里。
<i>肯尼迪可能会改变主意</i>，阿尔说过。他指的是越南。
即使肯尼迪没有改变主意，出了兵，哈里1968年2月6日还会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同样的地点吗？我想不会。
“好的，”我说。“好的。”我弯下腰，亲吻他的脸。我能尝到最后一滴眼泪淡淡的咸味。“好好睡吧，老兄！”
<h3>10</h3>
我回到住处，清点了一下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和精美的鸵鸟钱包。我有阿尔的笔记，上面有奥斯瓦尔德1959年9月11日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详尽的行动记录。我的身份证还在，现金比我想象的要多。有了阿尔额外存下的钱，再加上我手头上的余钱，我拥有的现金仍然超过五千美元。
冰箱的抽屉里还有汉堡。我煮了一些，放到爱勒谟的盘子里。它吃的时候，我抚摸着它。“要是我回不来了，你就去隔壁的里特家，”我说。“他们会照顾你的。”
当然，爱勒谟没有注意听，但我知道，我要是没喂它的话，它会去的。猫是求生专家。我拎起公文包，走出门，坚决抵抗着一股短暂而强烈的欲望：冲进卧室，躲到被子底下。要是我成功地达成出发时设定的目标，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猫和房子还会在这儿吗？如果它们都在，它们还属于我吗？没法说。想知道有趣之处在哪儿吗？
能够穿越到过去生活的人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嗨，奥齐，”我轻声说。“我来找你了，你这个狗杂种！”
我关上门，走了出去。
<h3>11</h3>
餐馆少了阿尔，变得很奇怪。因为我感觉阿尔仍然在那里——他的鬼魂，我是说。他的城镇名人墙上的脸似乎都朝下盯着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劝诫我在折断宇宙的发条之前离开。阿尔和米肖的照片上有些东西让人特别不安，那个位置曾经挂着哈利和我的照片。
我走进储藏室，开始迈着细小的步子向前滑动。<i>就像熄灯时你在寻找楼梯最上面那级台阶，阿尔曾经说，闭上眼睛，伙计，这样好受点儿。</i>
我这样做了。向下走了两步，我听到耳道深处压力调整发出的爆裂声。皮肤一阵灼热；阳光透过我闭着的眼皮射进来；我听见织布机发出“沙——呼，沙——呼”的声响。时间是1958年9月9日，正午之前两分钟。图加·邓宁又活了，邓宁太太的胳膊还没有被打断。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在泰特斯雪佛龙那儿，一辆拉风的红色福特森利纳敞篷跑车正等着我。
但是，首先，依然有个黄卡人需要搞定。这一次，他会得到他要的一美元，因为我忘了在口袋里放上五十美分的硬币。我从链子底下钻过去，停了一会儿，时间足够我把一美元钞票放进裤子右边前兜里。
那张钞票就一直揣在那儿了，因为，我转过烘干房的拐角时，看见黄卡人四肢伸开，躺在混凝土地面上，圆睁着眼睛，一摊血从他头部散开。
他的喉咙被砍开。一只手里拿着他过去常常喝的绿色酒瓶的锯齿状碎片。另一只手里拿着他的卡，一张被视为与绿色前线酒吧双倍日有关的卡。卡以前是黄色，之后变成橙色，这一次却成了完完全全的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