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张宏杰)_第二编中国国民性探源第十四章秦始皇：历史下的蛋（1 / 2）_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h3>第一节强悍的男人</h3>

公元前二二一年，三十九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面前竹简上的两个隶体字“泰皇”，思维良久，举起毛笔，圈去“泰”字，在后面加上一个“帝”字，在旁边注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虽然嬴政后来被以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这一发明却被后来者珍爱不已。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宣统三年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中，数百名中国统治者袭用秦始皇发明的这个称号称呼自己。

这个称号确实与众不同。它的本质特征是“无以复加”。“皇”字，取自“三皇”，即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伏羲、女娲、神农。“帝”的本义亦是神祇的名称，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合称“五帝”。这两个字本都不属于凡间。除此而外，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也是最为盛大、崇高、辉煌：“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应劭《汉官仪》）

在秦始皇以前，再狂妄的人间君主也顶多僭用一个“帝”字，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把“皇” “帝”叠加起来使用。虽然仔细推敲，这种用法稍有同义反复之嫌，但确乎达到了给人以饱餍感、窒息感的极致性效果。不可能在汉字中创造出比它更加尊贵的词汇了。嬴政不愧是“万世帝王之祖”，他随手摘撷的这两个字，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后世万代所有人从名号上超越他的一切可能。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不但因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更因为他是“千古一帝”。

说陌生，是因为除了“残暴”二字之外，人们对他所知其实不多。在大部分人的脑海里，他更像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人。确实，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似乎离正常的人性人情太远：他专横强大，挥动巨剑，指挥铁血秦军在十年之内席卷宇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他冷血残暴，以鞭子和屠刀统治天下，把天下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和刑场。他穷奢极欲，把全国百姓征发一空，日夜不停为他修建模仿天宫和宇宙的宫殿与坟墓，终因暴虐无度轻易断送了秦王朝的江山。他狂妄贪婪，一心寻找能让他长生的仙药，当听说海中有巨鱼阻碍了他的求仙之路，遂亲自出海射杀之……

这个人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正常人，或者说他的举止，更接近上古时代共工、颛顼等半人半神的传说意味，而没有多少后世俗人的烟火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些后现代色彩浓郁的行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关，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夸大。中国的统一被归为他个人的功绩，“皇帝制度”也被当成了这个无所畏惧、异想天开的天才人物的“天才发明”。

前几天，一位电视人和我聊天时说：“中国人打秦始皇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站起来过。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应该说，他的话代表了今天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看法：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没有秦始皇，也许中国不会统一，就会像欧洲那样，在持续的动荡不安中演变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或者说，如果没有秦始皇，至少不会发明“皇帝制度”，也就不会有“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的两千年黑暗统治，中国历史的面貌因而也会迥然不同。似乎是秦始皇只手改变了中国历史之河的流向，使中华民族从生机勃勃改道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似乎上帝本来许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个美好的未来，被这个“性悍勇，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的男人的冷酷自私破坏了。学术界也公认秦始皇是专制主义的始祖。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事实真的如此吗？

确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是举世公认的。亲政之后，经过了七年的准备，嬴政于始皇十七年挥师东下。十七年，他灭了韩；十九年，他攻克赵国首都邯郸；二十一年，歼灭燕军主力；二十四年，灭亡楚国；二十五年，扫除燕赵残余；二十六年，齐国不战而降。东周五百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秦始皇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彻底终结。整个过程如同一场干净利落的拳击赛，秦始皇一击猛过一击，没出过一手缓招；秦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没有给对手以任何喘息机会。

无论你喜不喜欢秦始皇，都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坚强的人，骨子里有着超人的强悍。

按理说，这有点不符合中国政治的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大抵是一蟹不如一蟹，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不出真正的男子汉。秦国传到嬴政，已经五百余年，数十代过去了。作为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天潢贵胄，能拥有如此坚韧强硬的性格，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曾说：“我们读历史时，都赞叹战国之时，刘邦项羽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动荡的时代催生伟大的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来描述战国时代十分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边界线每天都在变动，烽火接连出现在各国的天空，处处充满危机和阴谋，每个人都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天下大棋局中，每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因为一招不慎，就可能亡国灭族。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和危险都空前多的年代，如果不竭力奋斗，很可能会一步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作为吕不韦的一个惊天大策划的产物，嬴政一出生，就嗅到了阴谋和烽火的味道。其时他的父亲异人正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抵押于赵国。虽然一出生就是天潢贵胄，嬴政的命运却和父亲一样，很长时间内命悬一线。那个时代，亲情对铁血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砝码，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决断时根本不考虑做人质的亲孙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时，秦赵两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史称长平之战。这场恶战历时三年，赵国主将赵括被击毙，四十五万赵军被消灭，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刚刚一岁，秦国以赵国不履行割地之约为由，再次大举伐赵，被赵军击退。嬴政三岁那年，形势更加紧张：秦军再次卷土重来，赵国国都邯郸岌岌可危。赵王恼羞成怒，决定不顾一切，杀掉异人以泄心头之恨。

作为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嬴政还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如此张皇失措。经过吕不韦一番紧张活动，异人终于逃出了邯郸，回到了秦国。然而嬴政和他的母亲却不得不藏匿到外祖父家。秦军对邯郸的大围困，造成了邯郸城的大饥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嬴政的发育状况不佳，以至于“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都是生理上的残缺。更为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亲数年之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赵国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惊弓之鸟。周围的邻居都十分蔑视这个嫁给秦国人，而今又被秦国抛弃了的女人，并把战争带来的痛苦归罪于这对母子身上，投给他们的目光，除了鄙夷，就是仇恨。

苦难从来都是大人物的奶汁。生命早期的这段经历，给了嬴政一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从一方面看，身处敌国的嬴政命运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赵人抓去处死；从另一方面看，作为秦国继承人的长子，他的身份又无比尊贵，有朝一日还有可能独掌大权。王孙地位与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身处绝境中的他很小就领略了人性的黑暗、人情的真伪，明白了只有异常坚强的人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冷酷世界成功生存下去。

果然，在挺过了寒冬般的童年之后，嬴政的命运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九岁成为王储，十二岁登上王位，二十一岁亲政。无数大事突然撞入了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子的生命中。特殊的经历使秦始皇过早地成为政治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秦国宫廷中充满血腥的气氛培养了他冷静、冷血、冷酷的性格。在正式握住权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一个天资超群、性格强毅、头脑清楚的不世出的英主。

在无限夸大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历史学家们又常常无情抹杀秦始皇性格和能力中光辉的一面。在大部分读者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他刚狠暴戾、野蛮冲动、深刻猜忌、冷血无情、咄咄逼人。《史记》中的一段话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引用：“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他治理天下，专门倚用狱吏，只有狱吏得到他的信任。虽然设置了七十名博士，只是做做样子，备而不用。丞相以下诸大臣，都是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入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尽忠竭智。”《史记》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帝幸临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李斯大幅度地减少了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些记载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秦始皇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野蛮动物，自始至终，他都是用鞭子和刀剑在统治他的臣民，用权术和阴谋制御大臣。秦王朝的君臣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计的基础之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没有一丝人情味儿。

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秦始皇本纪》，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始皇用人的眼光、气度和手段，只有唐太宗可比，而远过于汉唐宋明其他君主。

首先，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和亲密性上来说，秦始皇高人一筹。兔死狗烹被认为是专制政治下不可改变的政治规律，而这个规律并非秦始皇创立。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任以腹心。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与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亲密。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最为典型。李斯诸女皆嫁始皇诸子，诸子皆尚公主。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能使才智过人而又心术不正的李斯尽忠竭智数十年，且功勋卓著，可见始皇帝驾驭大臣的能力非同寻常。”比一比汉武帝如何走马灯式地换相，如何不断诛杀宰辅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政治核心层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张分田《秦始皇传》）

其次，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秦始皇用人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他与入相处，能屈能伸，有时候可以表现出相当浓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抗礼”，“衣服饮食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辞，始皇帝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一般庸主之上。郑国是敌国间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予以重用，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荆轲刺秦时的助手高渐离在荆轲失败后流亡民间，秦始皇爱惜他的音乐才华，“重赦之”，命他为宫廷乐师。如果不是高渐离再次刺杀他，始皇帝是不会杀他的。秦始皇还能知错就改，从不文过饰非。在发出逐客令后，经李斯提醒，他能立即收回成命，并且因此对李斯另眼相看，予以重用。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放手。他用人不疑，只考察结果，不干预过程，给手下的那些将军们以极大自主权。他将二十万大军交于李信，将六十万大军交于王翦，将三十万大军交于蒙恬，并没有设置各种限制他们权力的障碍，也不干预他们的作战过程。李信年轻气盛，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所败。但秦始皇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继续信任他，使他与王贲一起攻燕，让他有机会立下俘虏燕王的功绩。

除了用人能力之外，秦始皇的自制能力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只以工作为乐，“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行政处处守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坚持有功才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与严待自己亲人一样，他也极少任情越法，任意处理下民。章太炎针对这一点说：“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正是因为“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所以秦始皇才能高速、高效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并且开创了一系列惊人的治绩。

即使如此，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秦始皇公认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毛主席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过，如果因此把统一中国的功绩全部或者主要记到他的头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在整个中国统一运动中，秦始皇个人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是决定性的。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或者说罪过是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尽全力扩张君主权势，压制其他社会成员权利，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一人之手，丝毫不与别人分享。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设想，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实，除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为黔首”，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再无任何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措施比如郡县制、保甲连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战国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过坐享其成，在统一全国之后，把这些制度由秦国一国推向天下，并没有进行什么制度上的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赋敛无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国赋役制度的证据。连绵的战争必须耗费巨额资源。重征厚敛本是秦国，甚至是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的一贯政策。秦始皇继位后，完全继承了秦国历代君主定下的税收政策，没有进行政策性的改变。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量”。公元前334年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

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者而非思想者。

<h3>第二节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h3>

秦始皇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的作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时，中国的统一运动已经进行了数百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奔走呼号，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实现天下的大一统。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这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社会仍然发展迅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很多时候，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的却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他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而到了春秋时代，连礼都不见了，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庄子的社会批判更为犀利，他说，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仁义道德知识智慧，都是大盗们用来盗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非常担忧，在他的笔下，春秋战国时代是一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悲惨画面。

公元前五九三年，齐国和晋国的两位位高权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外交宴会上相遇，他们在席间对天下形势掩涕太息，十分绝望。

叔向问：“齐国形势怎么样？”

晏子叹了口气说：“一派末世景象啊！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腐烂了，可是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齐国的国家大权不久就要旁落于大臣陈氏之手了。现在，齐国的国君掌握不了权力，陈氏说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交，剩下三分之一勉强度日。社会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双脚的罪犯到处都是，现在，鞋价不断下跌，假肢却供不应求！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叔向听了，频频点头，说：“是啊，我们晋国虽然大权没有旁落，可一样是末世之象。社会上穷人越来越多，饥馑满目，可是贵族们却竞相奢侈，贪得无厌。军队没有战斗力，百姓对国家没有信心，国家一有命令，人们避如寇仇。”（《左传·昭公三年》）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

最让人不安的，是社会失去了秩序。

公元前一二五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嗜酒好色、暴虐无道的殷商纣王。纣王兵败自焚而死，武王代有天下，开启了周朝八百七十四年的皇祚。

周王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让他们代代世袭，建立起了完备的分封制，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局面。诸侯在国内，也同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人。这样，就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局面。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实现了周王从上到下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传递链条。

分封制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因此西周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完全由先天血统决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的亲疏远近来衡量。为了维系血缘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礼仪体系，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统治有效，君君臣臣，纲纪整饬。由于秩序安定，周初社会曾经出现过全盛景象。《诗经·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狳，亦有高禀，万亿及秭。”就是描绘仓廪丰实、妇孺欢欣的情形。《史记·周本纪》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就是史学家盛赞的成康之治。然而，虽然制度完备、礼乐大兴，西周盛世却并没有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一直持续下去。从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开始，西周就由盛转衰。各大诸侯国逐渐尾大不掉，朝拜的频率越来越稀，进奉的财物也越来越少。中央政权的权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话越来越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了“王者居中”自行其是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诸侯们帮助他抵抗异族入侵，以至于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领地被犬戎攻灭，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宣告了西周灭亡，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尴尬，它的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各诸侯国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里，许多国家干脆不再进贡。周天子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他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史书记载，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眼看着天子如此落魄，诸侯们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不理会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时代，为了一件小事，郑国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与郑国在河南长葛大战，结果桓王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周桓王的肩头中了郑国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负伤而逃。（《左传》）

这一事件，彻底丢光了周王室最后一点威信。从此之后，王室的话再没有人听。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当然就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方式，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史家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二百四十八年中，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周王室有记载的一百七十余国，大部分都被几个强大的封国吞并。原来尊尊亲亲的井然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各国国君和权臣根本不遵守神圣的礼仪制度，僭越礼法，滥用封号，尊卑上下一片混乱，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随着礼崩乐坏而来的，是道德水平大滑坡。

在春秋战国时代，英雄们以武力征伐来代替德治，以强权取代仁义，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轨行为已成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人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而不顾一切，作为人的社会，几乎丧失殆尽。与充满质朴天真的《尚书》《诗经》不同，《左传》和《战国策》则充斥着诡诈、阴谋和罪恶。甚至把《左传》与《战国策》做一对比，我们仍然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折冲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诗》《书》，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策》中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付出一切。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为了富贵，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它六国合纵灭秦。

在外部战争连绵的同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后期开始，井田制就开始动摇。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诗经》）“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国语》），一派破败景象。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国有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土地兼并到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越来越陷入贫困化，另一方面，新兴贵族和原有的封君却竞相掀起奢侈之风，起义作乱不绝，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春秋战国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思想活跃、智慧奔放、学说林立、英雄辈出。后世的知识分子每每把春秋战国时代比作西方的希腊时代。春秋时代和希腊时代确实有着那么多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在这几百年中，中国大地和爱琴海岸都进人了蓬勃发展的青春期：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希腊半岛上时，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为代表的思想巨人们也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在东方的土地上，每一个名字都惊天动地，流芳千古。他们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不过，虽然先秦学派一直在彼此攻讦，但在“国不堪贰”（《左传》）这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各家各派一致向往的政治局面。他们把视力所及的中国大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是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让人心神不宁的，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么才能实现稳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即只有通过统一。（《孟子·梁惠王上》）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墨子·尚同》）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子·扬权》）法家不但最有说服力地说明了统一的必要，还提供了强有力的统一手段：严刑峻法的军国主义。

其实，关于统一还是分裂，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持同一个态度。公元前十二世纪，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多瑞安人入侵希腊，迈锡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腊版图分裂成无数小小碎块，逐步发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在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也出现过“汉萨同盟”之类的联合体，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人从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中国人说“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九名执政官轮流执政。他们之间是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统属的纵向关系。他们习惯于使权力关系保持着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不稳定平衡。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的出现。

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这其中，秦国的表现最为优异。

西周的衰落，正是秦国的起点。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史记·秦本纪》），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为诸侯。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由此正式出现。

不过，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因此，一开始，秦国一直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历代君主大都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和进取心。因为被人瞧不起，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只凭血缘，只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笑话，四处招揽人才，大胆起用出身卑贱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内政外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秦穆公时代，它东服强晋，饮马黄河，又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让原来瞧不起它的列国大跌眼镜。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秦国坚持横连政策，灭巴蜀，取汉中，大幅度地扩张了国势。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力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他最后完成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他登基之际，秦国的国力已经超过其他各国之和，三晋已经势如累卵，楚、齐也处于战略守势。在秦始皇亲政之前的始皇六年，东方各国勉强拼凑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被秦国轻易粉碎，“合纵”彻底瓦解。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估计出秦国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天下：“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孔从子》卷中）而在秦国君臣看来，取天下已如探囊取物。李斯对秦始皇分析形势说：“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国之强，大王之贤，欲并天下，如同炊妇扫除灶台上的杂物一样简单，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事实上，不但是强国之势继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统一战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老方针：致力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孤立对手。他继承祖先的一贯做法，大量起用间谍，用重金收买敌国大臣，实行反间之计，破坏了各国的联合。他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实现了对对手的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只是秦国统一运动众多接力队员中的一个，是“六世之余烈”的继承者，比别人幸运的是轮到他撞线。

可以说，在秦始皇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段，只要继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继续秦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出现重大差错，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点”。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登上秦国王位，只要他能力不是太差，寿命不是太短，也会完成统一任务，只不过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

退一步说，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h3>第三节专制构想的执行者</h3>

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势，宣告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失败。虽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会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专制精神的载体，分封制有它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天子与诸侯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亲属间的亲近感把天下万国联合为一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纽带的维系作用就越来越弱。当各地诸侯实力增长起来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是层层分权的间接控制。这样，和欧洲封建时代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夫崔抒要谋害自己的国君。他用计把国君骗到自己家里，然后命自己的家臣们去杀掉国君。按理说，齐君是齐国的最高领袖，崔抒的家臣一样是齐君的臣属，他们怎么敢动手弑君？齐君对他们大声呵斥，要求他们放了他。可是他们不但动手杀了他，杀之前还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崔抒是您的大夫，归您直接领导，您有命令应该对他下，而不应该对我们下。我们作为崔抒的家臣，只能听从他一个人，‘不知二命’。”这个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周天子的权力受到地方权力的层层阻隔，无法直接抵达社会基层。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也就是宗族长唯命是从，对上一层领主则感情上淡漠了一层。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因此，虽然周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一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礼乐大兴的辉煌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势高权重、大权独揽、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权威，以威势统御天下。他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累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他们认为，在政治设计上，必须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训，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天子必须把最高权力握于自己一个人手中，绝不能授予臣下，否则就会导致祸乱。“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他们痛恨当世被各自的权臣把持的各国君主，不够黑心，不够野蛮，不够霸气，没有足够的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说，天子必须是人间极贵、极富、极智的人。在人间，他必须成为最高的绝对权威，由“贵且智”的人去治理“贱且愚”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绝对严明的秩序，不得丝毫僭越，这样天下才能大定。“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墨子·尚同》）也就是说，天子，是国中的圣人。他发令于百姓说：“听到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天下人都要颂扬；天子认为错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们错误的言行，学习天子正确的行为。”如果这样，天下就不会乱了。所以，天下怎么样才能大治？天子统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对这一点的阐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大臣以术邀权。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压制臣下，这样才能以势御国。”

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则说：“专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说，把权柄授给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说：“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这个一，既指一个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个最高权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党的危害：“主之臣成党于下，与主分权，是故臣获邦之半，主亦获其半，则……危。”

《韩非子》则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么都不做，臣下就吓得战战兢兢。明君治国之道，是使大臣们不得不竭力贡献他们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决断，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资源。能干的人不得不全力为国，君主依此作用他们，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国之能。有功，则归功于君主，有过，则归过于大臣们，这样君主才会永远保持美名。”

余英时对韩非子这段话有一段精彩点评。他说：“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子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子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尊卑之分还能过于此吗？……有知识有才能的人要只要肯听‘明君’的话，规规矩矩地‘考虑’‘守职’，他们的知识，才能便都变成了‘明君’的知识，才能，‘富贵’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识相，自高自大，兴风作浪，乱提意见，妄发议论，那么，不要忘了，‘明君’还有镇压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胜之。’”

其实，后来真正在专制之世发挥着不断的教育作用的是后世儒家从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总结出的尊君理论：“人主应该立于生杀万人之位，与上天共持宇宙变化之势。”“君主永远不应该有恶名，大臣永远不应在声誉上盖过君主。功绩善行，都应该归于君主，所有错误，都应该归于臣下。这样，大家才会对君主永远敬伏。”“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而在中国人竭尽全力抬高君主的权威的时候，希腊人却在思考怎么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时代，伯里克利作了《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个时代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觉程度：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希腊的分权制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执政官不仅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而且权力也受到各种民主议事机构的制约。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神分给了每一个希腊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才能。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成熟，希腊人对民主与专制的优缺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大约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权力与智慧如果能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身上，当然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是很罕见或者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人总是自私的。所以必须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由此得出结论：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不然国家便不能安定，所以，应该以法治代替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