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张宏杰)_第二编中国国民性探源第十四章秦始皇：历史下的蛋（2 / 2）_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思想。他说，法治优于人治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实行人治，不论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必然会产生终身制甚至世袭制。他列举斯巴达的王位世袭制和克里特的贵族终身制经常引起纷争的例子，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一个人或少数人无论怎样聪明贤良，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能力，但当他们集合为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却可能超过那少数人。第三，个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容易任用亲信，特别是涉及权力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但不肯放弃，还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必须有法律对他实行限制和监督。第四，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因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所执掌的权力乃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委托而来的权威。第五，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统治者，而不应该是只被别人统治的奴隶。但要让人人同时都是统治者在事实上不可能，只有轮流统治，便要采取选举甚至抽签的办法让人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穷奢极欲是秦始皇的，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汉书》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以其养生太奢，奉终太厚”。

人们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穷尽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宫，岂不知除此之外，他还建了梁山宫、曲台宫、长乐宫、兰池宫、宜春宫、望夷宫、南宫、北宫、兴乐宫、林光宫……据说，“（秦始皇在）关中建宫殿计三百座，在关外建宫殿计四百余。还在东海上朐界中立巨石，作为秦帝国的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手笔，确实为后世大部分君主所不及。他一举一动，一出行一巡游，耗费金钱如同泥沙，挥霍民力毫不心疼。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形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有“皇帝思想”的理论依据在背后支撑。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宣称，做帝王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在《王霸》一篇中，他这样渲染君主应该享有的权利：“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意思就是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拥有最多的金钱，听最动听的音乐，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话，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他享受。他统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孙一样，而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他还享有最美好的声名，建立最辉煌的人生功业。

为什么要这样呢？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因此，必须用礼仪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分高下贵贱，规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获得享受的不同。因为天子居于极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须得到毫无限制的尽情的满足，而其他的社会成员都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程度地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把社会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读一遍诸子之书，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同列国相争必然导致天下一统一样，其实百家争鸣的必然结局正是思想专制。

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光芒的顶礼膜拜，从近代开始，越来越庄重盛大。在网上阅读历史类的帖子时，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字：“看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热血沸腾”，“那真是一个需要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国学大师陈寅恪一辈子苦苦追求的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不是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国存在了吗？”“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先哲们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希腊罗马差。以春秋战国时先哲的思想为基础，那样或许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即每个人一个思想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使社会没有秩序，“若禽兽然”。因此，统一天下的秘诀就是“一同天下之义”，统一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老子的主张更阴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统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让人民没有思想。这个巨猾的老奸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如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太聪明了，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变坏。最高明的统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却要消灭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满足于吃饭睡觉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张，却没有提供具体操作方法。这个缺陷，由法家弥补了。韩非子提出了文化专制的具体方案：“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取消文字书简，只保留法律；不许人民记忆古老的格言，只许他们向官员们学习现行国家政策。

那么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主张呢？他们同样令人失望。孔子说，天下有道的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正是听了大儒董仲舒的进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从社会到思想都要统一，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时流行，人们各持己见，意见不统一，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他一脸媚相地对皇帝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

这些全中国最深刻、最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实在令人恐怖和汗颜。我们发现，后世的专制君主不过践行了他们主张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们的思想精华得到后世帝王更彻底的贯彻，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灾难恐怕要数倍于以后的真实历史。

如果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希腊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源头上，是多么地先天不足。

希腊人崇尚个性，崇尚自由。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个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个性。所以，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宽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所作的《论雅典之所以伟大》中说，“我们提倡的是我们所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的邻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决不会对他产生怨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内主权的分割，对他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并以此为自豪。

中国的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解释了宇宙间的一切问题，他们唯我独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竭尽全力要吃掉对方，用自己的主张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个思想专制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清一色局面。在辩论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专制倾向，相互攻击，并且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墨子在攻击儒家的“足以丧天下者四政”时，把儒家的厚葬、重乐也包括其中，未免过于夸大其辞（见《墨子·公孟》），而对孔子重视人的教育、人的修养等思想精华，却“唯恐闻其美也”。杨朱贵我，墨程贵兼，双方也是相互攻讦，水火难容。至于孟子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则更是从攻其一点发展到谩骂了，实在缺乏学术研究的宽容和客观的风度。

而希腊的哲学家大都保持着伟大的谦逊，当别人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时候，他却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知识，其实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为智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h3>第四节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h3>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局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所以，虽然他跑遍各国，“干七十余君”，却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为荒诞。他希望“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重新过起蒙昧的生活。这个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法家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西周大一统专制的缺点，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一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断变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从此，韩非子就以一个思想大胆、开阔、有力的思想家形象映入我的脑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历史课本就已经奠定了我对商鞅的敬仰之情。还记得教学辅导书中规定的学习商鞅变法的目的：“学习改革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的大胆举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是啊，即使是现在重翻战国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横扫一切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改革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引领风骚的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一部战国史就是争与变的历史。“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应该说，战国时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许多“现代因素”。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渐渐显露，让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得不重新判断。

虽然相隔遥远，声息不通，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的早期历史脉动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样，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时代。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利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那个时候，希腊社会实行债务奴隶制。一旦农民们还不起债，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还给债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变卖为奴。一位夸张的历史记录者说，“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讲坛，高声宣读起一条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的法令：“解负令”。梭伦宣布，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恢复公民身份；所有债契全部废除，“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欣喜若狂，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所笼罩。那些贵族地主和富商虽然面露不满，但是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是解决雅典国家面临危机、防止国家分裂和陷入混乱的唯一办法。以后的历史表明，梭伦的这个果断、严厉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机中的雅典，也为雅典今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大道。在梭伦改革后，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人身权利，希腊政治文明获得了飞跃式成长。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他认为，把一个公民降为奴隶，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指导梭伦改革的原则是“公正”与“平等”。他说：“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革）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尔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就是说，做生意赔了本、欠了钱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都要被罚做奴隶。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确规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隶。

在统治手段上，儒家学派主张用西周的礼治，即血亲伦理原则来约束社会。法家学派却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他们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提出严刑峻法的统治思路。他们认为人性本恶，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通过严刑峻法来恐吓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异常严苛残酷，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国的农田、工地上，到处布满了衣衫褴褛的奴隶的身影。从新出土的秦简所载的法律条文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买卖奴隶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拥有一到两个奴隶。关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三代之时，奴隶劳动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过，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秦代和以后的汉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的情况后，提出了这段历史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衷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一个是通过让步来换得社会和解，另一个是通过血淋淋的专制来提高国家控制力。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完全被扯掉了，人们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着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除了“公民权利”之外，两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内容，也是背道而驰。

希腊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精神是“抑商”。本来，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就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许多商人富甲海内，拥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甚至令国君也不得不折节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这样一个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商鞅认为，农业才是生产财富的根本，商人只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

任何一场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打击旧势力。商鞅和梭伦两大改革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严厉地打击了旧贵族制度。不过，他们打击的手法迥然不同。

“减负令”只是一个救急的治标之策。希腊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贵族会议拥有无上权威，议员的产生都以门第为准。贵族们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必须赋予平民以参政权。

梭伦根据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年收入50麦斗；第二等级，年收入30麦斗；第三等级，年收入20麦斗；第四等级，年收入在20麦斗以下。他规定，四个等级的人都有选举权，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不过他们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级的人，可担任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人，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

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毕竟消灭了血缘和门第差别，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穷人参政铺平了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在梭伦改革奠定的基础上，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利继续扩大平民的权力，最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梭伦还多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他对于平民打井、挖渠、植树乃至放蜂的权利都做了规定，以防止贵族依仗权势欺压平民。他还建立了申诉法庭，使贵族欺压平民时，后者有处申诉，从而保护了平民的经济利益。

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样是反对血缘和门第。

在商鞅开始改革的时候，秦国社会仍然笼罩在浓厚的宗法制氛围之中，贵族爵位世袭不变，血缘决定了一个人终身的穷富贵贱。这种制度使得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为务。

在法家学派看来，西周王朝赖以建立的血缘宗族制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适应列国征战的竞争时代。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血缘纽带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长期的有效控制。西周的灭亡已经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使统治者只能依靠血缘亲疏来决定权力任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生下来就可以获得爵位俸禄，也使贵族们不思进取。而底层社会进身无门，严重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因此，法家学派提出了两大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

一个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他们主张，不再把国土分封给国君的直系血亲，作为他们世世代代不变的封地，而是由国君派出官员直接管理。这些官员由国君任命，可以随时更换。这就杜绝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尴尬局面，国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公元前356年，商鞅废除了世袭制，也就是“世卿世禄制”。他“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也就是说，把大部分领土分成三十一个县，由秦王直接任命县令，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世袭贵族权力。由此“百县之治一形”，政治一元化基本奠定。

第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铁饭碗终身制。他们主张，要把爵位作为鼓励人们为国家出力卖命的手段，而不是让自己的血亲寄生的资本。

商鞅规定，那些凭出身和血统获得的爵位一律作废，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商鞅把社会地位晋升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宣布只要为国家立了军功的人，不论出身贵贱，都能受封为贵族。

商鞅的这一改革，一举摧破了有史以来一直支配中国社会的血缘原则，确定了“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晋升标准，对中国这样一个血亲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等级制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首次有机会出将入相，与原来的贵族平起平坐，大面积地调动了社会活力。从这点上说，商鞅的社会思想与梭伦有着一致的一面。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发现，“梭伦式的平等”和“商鞅式的平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梭伦的改革方案中，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是财产。而追逐财富，是每个经济人的本能。也就是说，梭伦改革是承认和解放人的自然属性的。而商鞅的标准，则是一个人对国家目标或者说对“集体”的贡献度。因此，梭伦的改革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是个人本位的。而商鞅的改革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是国家本位的。和重农抑商一样，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给人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为了把人们的谋生、晋升途径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达到“利出一孔”。当严刑峻法阻塞了人们获得社会晋升甚至谋生的其他途径后，百姓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到国家为他们安排的道路上去，事事仰给于君主

（国家）的恩赐，这就使民众变成国家的工具和玩物，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正如商鞅所说：“农耕，是人们视以为辛苦的活。战争，是人们害怕的事。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农耕，参加危险的战争，必须靠‘计算’。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这样才会出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反常的现象。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六国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秦始皇又凭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这一制度推向全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西周封建宗法制社会比起来，秦王朝具有以下特点：

一、君权突破一切限制，达到极峰。

在秦国君主专制出现以前，历代王权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首先是神权的制约。直到春秋时代，祭祀和打仗仍然是并列的两件头等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各国兴兵打仗等一切大事，仍然要在祖宗神位前占卜后才能进行。作为天子，“天”对国王的限制是通过各种方式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的。其次，世袭贵族对王权有极大的影响力。周代的三公与卿士在政治中举足轻重，他们不仅可以向周王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可以在周王一意孤行时废黜他另立新王。第三是族人对王权的制约与影响。周代有“朝国人”的制度，国有大事，可以向族人来广泛征求意见。《周礼》记载，“国家发生大事，应该聚集万民于王宫之前，一则在国家危难之时征求应对之策，二则在迁都之时征询国民意见，三则在国君继承人出现争端时由国民做出决定”。这一记载并不仅仅是官样文章，最明显的事例是，周厉王在位时，专横霸道，不听国人劝谏，于是国人“流王于麁”，毫不客气地对国王进行废黜。

而秦始皇手中的权力则突破了这一切限制。在他之前，那些天王们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对自己的祖先和尊长还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血缘顺序。他在祭祖时，要自“孝王某”，对先王的长辈，他要自称“予小子”，对族人后辈，自称“寡人”，意即“寡德之人”。

而在尊君理论下建立起来君主专制制度认为这些谦逊的字眼都不利于君主权威的树立，所以秦始皇把这些字眼一扫而光，以没有任何谦意的“朕”自称，并且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使用。皇帝的服饰、乘舆、居所，一切一切，都是独特的，远远超越于他人的，任何人不得仿效。甚至连皇帝行走的道路都是专用的，未经皇帝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上面行走或者穿越。

在皇帝制度下，神权对秦始皇失去了约束力。因为痛恨周室权威太弱，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过度强调要尊崇天子的威势，从理论上，把“天子”推到了云霄之中，推到了仅次于“皇天上帝”的地位，不但远高于凡人，甚至高于普通的神灵。“皇帝”本身就是一个神的称号。所以，秦始皇才敢于模仿天宫的形象来建造宫殿，敢于亲手射杀海中巨鱼。秦始皇渡湘江遇大风，他大发雷霆，将湘山之树一伐而光，并涂以囚衣之赭色，以示对水神的惩罚。在皇帝制度下，除了上天之外的一切神灵都是在皇帝之下的。秦始皇也祭祀皇天后土、山川鬼神，不过他祭祀的目的，只是要求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秦始皇也占卜以预知凶吉，只是他的占卜只是参考，而不是决定。皇帝可以相信鬼神甚至宗教，但是神鬼宗教都必须是皇权的附庸，而不能凌而上之。

自从商鞅变法改革了“世卿世禄制”后，秦国的贵族就失去了对王权的影响力，他们完全仰仗皇帝的鼻息。至于百姓，早已不再是国君的族人，连他们的称呼都变成了黔首，他们已经变成了任皇帝摆布与驱使的牲口，不用谈任何政治权利了。（《秦始皇评传》）

二、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商鞅变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宗法制度。在秦以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一定程度的宗族自治，宗族一般规模很大，自治程度很高，宗族内部的小事小情几乎都由族长说了算。这种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君权的扩张。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社会组织有能力与政府抗衡。所以，商鞅变法中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摧破旧的宗法组织，分化宗族势力，使专制皇权穿透家族直接控制个人。

除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外，商鞅打击宗族势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制分家”。宗法制鼓励大家族，鼓励用亲情原则处理一切社会事物。而商鞅却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老百姓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人而不分家的，农业税加倍。商鞅还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父子兄弟不得居于一室之内。

强制分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破坏宗法组织，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的原子状，使个人面对专制政权时毫无反抗能力。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标志的宗法原则和宗法观念，秦国大力鼓励“告亲”，即亲戚间相互揭发。《秦律》还大力维护“私人财产权”，出现了关于“子盗父母”“父盗子”“假父（义父）盗假子”的条文，并公然称：奴婢偷盗主人的父母，不算偷了主人；丈夫犯法，妻子若告发他，妻子的财产可以不予没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发，则妻子的财产可用于奖励丈夫。即一家之内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独立的个人财产。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的世风：“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犹有过之！（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当然，变成一盘散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国家能有效地组织控制这些散沙。商鞅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纠察，保甲连坐制由此开始。商鞅通过“什伍”编户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个组织不是以宗法为基础，而是以国家的编制为基础。如果某一组织中有违反法令的事，这一组织的人就要不分亲疏、不管同族同宗的关系，互相告发。如不告发，全体治罪。

秦国改革把个人从宗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乍看上去，确实比较“现代”，商鞅新法施行十年，确实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国家）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三、资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强。

在分封制下，社会的资源汲取是层层向上集中的，层层向上，就意味着层层截留。而秦国改革之后，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动员和汲取个人，从而使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秦将王翦征楚，率众六十万。“空国中甲士”，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秦统一天下之后，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风更是大大发扬。“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着实惊人，200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万人，南戍五岭5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享）7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通过战国改革和秦始皇的实践，中国专制权力终于达到了垄断一切、决定一切的所有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局面。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恶果，专制权力诞生的第一天，就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副作用。

在统一天下后，在如此巨大的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他勇于进取，敢为人所未为，敢做历史第一人，厚古薄今，不惮变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以空前绝后，无人能比。然而，统一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喜欢听颂歌，不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的性情刚烈变成了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如此巨大的专制权力，必须有身负异禀的人才会有效使用。如此放到一个无能之人手中，马上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一件威力极大的武器，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用来保护自己，交给不会用的小孩子手里，只会伤到自己。虽然秦始皇执政后期连续犯了几个大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论如何昏聩，仍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然而，一旦权力交到了花花公子胡亥之手，马上就变成了灾难。登上皇位之后，胡亥马上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胡作非为。他挥起屠刀，屠戮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然后又杀掉了蒙恬、李斯等前朝重臣。除去了一切威胁之后，二世开始学习其父，大肆享乐，“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因为压迫过重，各地纷纷起义。大臣进谏说：“请停止阿房宫工程。”秦二世反驳说：“凡贵有天下之人，就是要肆意极欲。作为天下之主，我只要严刑峻法，使天下人不敢为非，就可以控制局势了。”于是将进谏之人全部治罪。

经过胡亥紧锣密鼓的一通瞎折腾，胡亥轻易地使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使天下百姓民不堪命，最终丢掉天下，毁家灭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父亲发明的这顶沉重的皇冠，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戴得起的。

为什么时代相当的两大改革会出现如此迥然的差异？为什么在希腊解放人的同时，中国却在更深地奴役人？

这是因为，希腊的改革是由普通民众推动，而中国的改革，却是由君主主导的。

希腊的平民们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敢于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和不平等的制度。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力的集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在梭伦改革的前夜，整个雅典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气息，那些沦为和即将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在酝酿着起义。人们预感到一个流血和杀戮的时代就要到来。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

鲜血的味道吓倒了旧贵族，使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梭伦的调节，交出了手中的世袭权利。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内战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伦改革之后的历次改革中，平民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扩大，民主权利一点点扩展，最终达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目标。希腊的平民不是乌合之众，他们善于自我组织，善于和掌权者讨价还价，善于运用威胁和妥协，迎来了自己的全面解放。希腊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为了自由和自尊，他们甘愿流洒鲜血，他们不会被一两次暴力镇压吓破胆，从此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腊的改革运动中，确实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的进步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改革中，我们完全听不到平民的声音，也见不到平民的身影。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计讨好君主的文臣策士们提出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从君主的一己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君主权力的最大扩张。因此，这些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这些改革的过程中，各国社会也出现过剧烈的动荡，平民百姓也有过大面积的反抗，不过他们的反抗方式只有奔走逃亡，没有任何一次有组织、有目标的反抗活动。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冲击的旧贵族们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腊人天性勇敢，中国人天性懦弱吗？显然不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赖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文明之初，希腊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社会。在改革开始前，希腊早已经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独立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人的联合体，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而直到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个人都作为血缘链上一个不可解脱的环节而存在。“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每个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赐才有衣食来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识里，他们“吃国家的，喝国家的”，因此必须“听国家的”，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可以说，到战国时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只需要把历史的视界稍稍拉开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实践者，他担不起“专制主义”发明者的荣誉，顶多算是创造了一个“实用新型”。套用某些人爱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不出现秦始皇，也会出现赵始皇、齐始皇、韩始皇。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