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车站外的长凳上等车。刚才火车到站时，车站门一直开着，但现在锁上了。另一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手垂在两膝之间，拎着一只网兜，里面装满了用油腻的纸包着的包裹。肉，生肉。你能闻到肉味。
铁轨对面停着电动火车，车上空无一人，正等待出发。
没有其他乘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叫道：“院里。”开始我以为他在叫一个男人的名字，约里。也的确有一个像是穿着某种工作服的男人从楼房那头走了过来。他跨过铁轨，上了电动火车。带包裹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过去。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吵嚷，一座深色墙面的平顶房的房门开了，一群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边跑边把帽子扣在头上，饭盒叮叮咣咣地敲打在大腿上。听他们的叫喊声你还以为火车随时会开走。但当他们在车上坐稳后，什么也没发生。火车停在那里，他们数了人数，说谁还没来，对司机说现在还不能开。然后有人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火车开动了，但你无法知道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或是否在意。
这些男人都在灌木地带的一座锯木厂下了车——从刚才的车站走过来不会超过十分钟——然后很快，湖泊就出现在了视野之中，湖面上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长长的白色的木房子。那个女人重新整理了一下一包包的肉，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司机又叫了声“院里”，车门开了。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拎肉的女人打了招呼，拎肉的女人说，今天的天气真是阴冷。
我跟在她身后下车时，所有人都移开了目光。
显然在这个终点站不需要等任何人。车门砰地关上，火车开始往回开。
接着是一片寂静，空气像冰。看上去一碰就碎的白色的桦树皮上有黑色的印记，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缩成团，像一只只瞌睡的熊。结了冰的湖面并不平坦，冰面沿着湖岸起伏，仿佛波浪在落下的一瞬结成了冰。那边房子的窗户排得整整齐齐，两头各有一座有玻璃围挡的门廊。一切都简单朴素，具有北方风貌，在云朵卷积的高高的穹顶下面黑白分明。
但当你走近一些就会发现桦树皮并不是白色的。灰黄色，灰蓝色，灰色。
如此寂静，如此令人陶醉。
“你去哪儿？”拎肉的女人对我喊道，“三点钟探视就结束了。”
“我不是来探视病人的，”我说，“我是老师。”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那个女人有些得意地说，“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箱子吗？”
“站长说他过后会带过来。”
“刚才你站在那儿的样子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停住脚步是因为景色太美了。
“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如果他们不是病得太重或太忙的话。”
直到走进房子一头的厨房，我们都没再说话。我已经需要厨房里的温暖了。我没有机会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引起了注意。
“你最好把靴子脱了，别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由于没有椅子可以坐，我费力脱下靴子，放在那个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
“把靴子拿起来拎着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在哪儿。你最好穿着大衣，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没暖气，没电灯，只有从我够不着的一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这就好像在学校受罚，被关进衣帽间。没错。同样的永远不会干透的冬衣的气味，连里面的脏袜子都湿了的靴子的气味，没有洗过的脚的气味。
我爬上一张长凳，但仍然看不到外面。在扔满了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一只包，里面装着无花果和枣子。一定是有人偷了这些东西，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我突然饿了。从早上起就没吃东西，只在安省北部铁路公司的火车上吃了一块干巴巴的奶酪三明治。我仔细考虑了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无花果会粘在我的牙齿上，出卖我。
我下来得很及时。有人正走进衣帽间。不是在厨房里干活的雇工，而是一个女学生，穿着臃肿的冬季大衣，裹着头巾。她急急忙忙冲了进来，书本扔向长凳，散落在地板上，头巾被一把扯了下来，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的头发四散开来，似乎与此同时，两只靴子也被蹬了下来，从衣帽间的地板上滑过。显然，没人抓住她，让她在厨房门口脱下靴子。
“嘿，我刚才不是想砸到你，”女孩说，“刚从外面进来，这里太暗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冻僵了？你是在等人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那你不会等太久，我刚从镇上和他一起乘车回来。你没生病，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能到这儿来，应该到镇上去见他。”
“我是老师。”
“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吗？”
“是的。”
片刻的停顿，也许是出于尊敬。
不是尊敬。是在仔细打量我的大衣。
“真漂亮。领子上是什么毛？”
“波斯羔羊毛。其实是仿的。”
“差点儿把我骗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你待在这儿，这儿能把你屁股冻掉了。抱歉。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差不多从出生起就住在这儿。我妈妈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什么？”
“薇薇。薇薇安。”
“如果你是老师，我不是应该叫你小姐吗？什么小姐？”
“海德。”
“剥你皮的海德。”她说，“对不起，我现编的。我希望你能做我的老师，但我得去镇上上学。都是那些愚蠢的规定闹的。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边说话边领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和普通医院里一样的走廊。打蜡的地毡。晦暗的绿色油漆，消毒剂的气味。
“既然你来了也许我可以要红毛让我转学。”
“谁是红毛？”
“红毛狐狸福克斯。从书里看来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给他起的绰号。”
“谁是安娜贝尔？”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儿经常发生。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上公立学校的时候，红毛让镇上的老师允许我在家里待很长时间，这样我就可以陪陪她。”
她在一扇半开的房门前停下，吹了一声口哨。
“嘿。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很好，玛丽。你今天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知道。听见了。”
她慢悠悠地走开了，留下我面对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男人，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剪得很短，在过道照进来的人造光中微微发亮。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老是谈自己，有点自吹自擂。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这一点。大家要么喜欢她，要么受不了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的口吻和我说话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未来雇主。他问我旅途怎么样，箱子怎么安排。他想知道我在多伦多住过之后住在这里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厌烦。
完全不会，我说，然后补充说这里很美。
“就像——就像走进了一本俄国小说。”
他第一次专心看着我。
“真的吗？哪一本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淡淡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像一只小鸭舌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国小说。有几本已经全部读完了，有几本读了一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那被逗乐的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一本小说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不想说这本小说，因为什么人都能想起它。
“《战争与和平》。”
“嗯，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但我想如果你渴望的是战争，你早就参加了一个妇女组织，把自己送到海外去了。”
我感到气愤和屈辱，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在卖弄。至少不仅仅是卖弄。我想说的是这景色给我带来了多么美妙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会提些问题让你掉进陷阱的人。
“我想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从阴暗角落里钻出来的老太太，”他的语气略带歉意，“好像现在每个年龄和资质合适的人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老师吧，是不是？本来打算拿到本科学位之后做什么？”
“读硕士。”我简短地说。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想我应该挣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恐怕你在这里挣不到多少钱。对不起，我不该打探你的私事。我只是想确认你不会跑掉，抛下我们不管。没有结婚的打算吧，有没有？”
“没有。”
“好。好。现在你脱身了。我没让你灰心吧，有没有？”
我已经转过头去。
“没有。”
“到走廊那头护士长的办公室去，她会告诉你需要了解的所有事。你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在哪儿睡觉。小心别感冒了。我想你对肺结核没什么经验吧？”
“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又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恢复了刚才的样子。“我希望情况与那里面的描写相比有所改善。瞧，这儿有一些我写的关于这里的孩子们的情况和我认为你也许应该为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愿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的。”
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第一天发生的事其实非常特别，极不寻常。我再也没有见过厨房和工作人员用来放衣服和藏偷来的东西的厨房衣帽间，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了。医生办公室同样是不可涉足的地方，护士长办公室才是问问题、发牢骚和安排日常工作的正式场所。护士长身材矮胖，脸色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要什么，似乎都会吓她一跳，并且令她为难，但最终，要求总会得到处理，你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餐厅会为她准备一份特别的乳冻甜食——给那里笼罩上一层阴影。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自己的地盘。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和我的年龄差小于三十岁。她们都是退休后又回来工作的，尽战时义务。此外还有护士助理，她们都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大多都结了婚，或订了婚，或正在往订婚的方向努力，对方通常都是军人。护士长和护士不在的时候，她们不停地说话。她们对我毫无兴趣。虽然有几个认识去多伦多度蜜月的人，但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的，也不在乎我的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我来疗养院工作之前做过什么。这并非因为她们粗鲁无礼——她们给我黄油（说是黄油，其实不过是带橘色条纹的人造奶油，颜色是在厨房里上的，那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做法），告诫我不要吃肉馅土豆泥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只不过任何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不知道的时代发生的事都必须受到怀疑。这种事妨碍了她们，惹她们生气。只要有机会她们就把收音机里的新闻关了，换成音乐台。
“和娃娃一起跳舞，她的袜上有个破洞”
护士和助理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公司，而我从小就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观念。但她们都对福克斯医生充满敬畏，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只要他愿意，能把人骂得体无完肤。
我没弄明白她们是否觉得读过很多书和把人骂得体无完肤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sub><small>惯常的教育理念不适合这里。这里有些孩子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或体系之中，有些不会。最好不要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考试、背诵、分级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small>
<sub><small>完全忘掉打分这件事。需要学习的孩子以后会赶上的，不需要分数也可以学习。实际上只需要教走上社会所必需的非常简单的技能、事实等。至于那些所谓的“优秀儿童”怎么办？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词。如果说在本身就值得怀疑的纯理论意义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赶上的。</small>
<sub><small>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英国大宪章。</small>
<sub><small>更应该教音乐、绘画、故事。</small>
<sub><small>做游戏也可以，但要注意别让孩子们过于兴奋，或者竞争得太激烈。</small>
<sub><small>在压力和厌烦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厌烦是住院治疗的灾难。</small>
<sub><small>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会是看门人把这个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small>
<sub><small>祝一切顺利！</small>
上课孩子的人数经常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只有六个。只在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包括休息时间。如果体温升高或正在接受体检，孩子们就不能来上课。上课时，他们安静听话，但并不是特别有兴致。他们立即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学校，没有人要求他们学任何东西，他们也不需要遵守时间表或者背诵功课。这样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骄横，也没有让他们变得厌烦，令人讨厌，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轻声地轮唱，玩井字棋游戏。临时课堂里笼罩着失败的阴影。
我决定相信医生说的是真话。或者有一部分话是真的，例如厌烦是敌人。
我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见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地球仪拿出来，开始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陆地，气候。为什么不学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为什么不学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几乎全忘记了。湖泊和森林那边的世界已渐渐远去。我觉得他们振作起来了，仿佛重新开始和他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交朋友。当然，我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给他们。而且我不能对那些因为病得太早而从没有学过这些的孩子们太苛刻。
但那没关系。这可以是一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队，让他们大声喊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我拿着教鞭一会儿冲到这里，一会儿冲到那里。我小心谨慎，不让这种兴奋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但有一天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做完早上的手术，我被逮住了。我不能突然停止，但我尽量减弱竞争性。他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沉默寡言。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加入到游戏中，喊出非常古怪的答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虚构的名称。然后，渐渐地，他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先是变成咕哝声，而后变成耳语声，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就这样，他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控制了课堂。为了模仿他，班上所有学生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他们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吼，让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究竟为什么每个人都看着我？是你们的老师教的吗？盯着没有干扰任何人的人看？”
大多数学生都笑了，但有些学生甚至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看着他。他们迫切地等待他做出更滑稽的举动。
“去吧。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做没规矩的事吧。”
他因为让学生解散而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课堂变得更像真正的学校的理由。
“虽然我确实同意你关于压力的说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在指示里说的话。我只是认为——”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想法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这不要紧。”
“否则他们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没必要为此小题大做。”他说，然后走了。
接着又转身像是要致歉，但那其实连敷衍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这事。”
那个时间，我想，根本不会到来。显然他认为我让人讨厌，是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几个助理那里得知，有个病人没能撑过早上的手术。所以我的愤怒甚至没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更像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很空闲。学生们去睡午觉，午觉时间很长，有时候我也想睡。我的房间很冷——整栋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很冷，比阿梵奴路上的公寓冷得多，虽然在那儿祖父母为了爱国，把暖气开得很小。被子很薄——肺结核患者肯定需要比这更温暖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患肺结核。也许他们克扣像我这样的人的物资供给。
我昏昏沉沉，却无法入睡。头顶传来医用床被推过的辘辘声，孩子们被推到露天门廊，在冰冷的下午透透气。
于我而言，那里的房子、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形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做什么？
她在看湖。
为什么？
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些人真幸运。
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孟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仔细，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
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排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
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嘿，老师”，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明天见！”她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
“你要回家吗？”她说，“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他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她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
“这就是红毛走的路，”她说，“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里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嗥叫。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它的眉心。它迅速转过身去，她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它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会打死它的。”
“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
“我让我男人上去揍你。”
“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
“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玛丽说，“我敢打赌，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
“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
“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
“真的啊。你见过那哨子吗？”
“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她。我就紧跟在她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她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嗯，教我。但他得一直托住安娜贝尔，她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它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抢，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她就不会大出血了。
“再后来，”她说，“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她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玩了，她病得太严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但墓前还没有任何标志。等红毛有时间了，我要跟他做个什么东西当标志。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小路一直走，没有转弯下来，就会走到她的墓了。那里是埋葬那些没有人来看他们、带他们回家的人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通往疗养院的平地上。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她拿出一把票。
“情人节的票。我们要在学校表演这个剧，名字叫《围裙号》。我有这么多票要卖，你可以做第一个买票的人。我会在戏里演一个角色。”
我的猜测是对的，医生的确住在亚孟森的那座房子里。他带我到那里去吃晚饭。他似乎是在大厅里碰到我时因为一时冲动而发出邀请的。也许他不安地记得自己说过要和我一起谈谈有关教学想法的事情。
他提议吃饭的那天晚上正是我买了票要看《围裙号》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了，他说：“我也买票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去看。”
“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对她承诺过了。”
“啊。现在你可以收回承诺。演出会很糟糕，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但我没有见到玛丽，没能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吩咐我等他的地方——前门外的露天门廊上等着，穿着我最好的深绿色绉绸长裙，裙子上钉着小小的珍珠纽扣，缝着真正的蕾丝领子，还把脚挤进一双小羊皮高跟鞋，再在外面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过了约定的时间，先是担心护士长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然后担心他完全忘了这件事。
但后来他来了，一边扣着大衣扣子，一边向我道歉。
“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需要处理。”他说，然后在灿烂的星空下领着我绕过房子朝他的车走去。“你能站稳吗？”他说。我说可以——虽然有些担心小羊皮鞋。他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挽着。
他的车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车一样又旧又破。车里没有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一口气。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和旅馆里的那群人在一起，而且我希望不是凑合着吃咖啡馆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让我在屋里暖和起来之前不要脱掉大衣。他立即开始忙着在柴火炉里生火。
“我是你的看门人和厨子和侍者，”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舒服服，饭很快就好。不用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愿意在哪里等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客厅里翻翻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不会冷得让你无法忍受的。整座房子都是用房间里的炉子供暖的，不用的房间我就不生火。电灯开关就在门里面。你不介意我听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习惯。”
我来到客厅，感觉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过来的，没有关上厨房的门。他过来把门关上了，说：“在厨房里暖和一点儿之前先把门关着。”然后回去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用低沉而夸张、几乎带有宗教虔诚的声音播报战争最后一年的新闻。自从离开祖父母的公寓，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听那个声音，我宁愿自己刚才可以留在厨房里。但客厅里有很多书可以看。不仅是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地板上都堆着书。我仔细观察了几堆书，得出一个结论，他喜欢买丛书，而且他很可能是某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艾丽尔·杜兰特合写的历史系列——我祖父的书架上也有同样的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不多，但有几本经典童书，令人吃惊。
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诸多战役的书。《亚马孙和北极探险记》。《沙克尔顿被困冰原》。《富兰克林的命运》，《当纳聚会》，《消失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暗示着主人渴望了解和拥有大量的各种知识。也许不是一个品位严格而固定的人。
因此当他问我“哪本俄国小说”时，很可能他并没有一个我所以为的明确的衡量平台。
他叫了声“好了”，我把门打开，心里装着这种新生的怀疑。
我说：“你同意谁的看法，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什么？”
“在《魔山》里。你最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老实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情味，但纳夫塔更有趣。”
“是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