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把她的旅行箱拿上火车后，似乎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则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东西。如果格丽塔提到这种东西，他会说，别犯傻。而她会赞同他，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那样不自然。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翻山越岭——那些山的名字格丽塔总是忘记——逃出了苏维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彼得的父亲本来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但就在秘密离开的前一天，他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他计划一有机会就去找他们，但他死了。
“我读过那种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说。她解释道，在那些故事里，婴儿都哭了起来，不得不被闷死或掐死，这样哭声才不会给那群非法逃亡的人带来危险。
彼得说他从没有听过那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现实生活中她所做的是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提高了英语水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教当时被称作“商务实践”的中学课程。她独自将彼得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现在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她来儿子家——他们起先住在公寓，后来搬进了独立屋——做客时，总是坐在客厅，从来不去厨房，除非格丽塔请她去。她就是这样。极力不去注意。不注意，不打扰，不建议，虽然在每一项家务技巧和本领方面，她都远胜儿媳。
而且，她搬出了抚养彼得长大的公寓，搬进了一套更小的公寓，那里没有卧室，只有放折叠沙发的地方。这样彼得就不能回家跟妈妈一起住了？格丽塔逗她，但她似乎吃了一惊。玩笑让她痛苦。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但英语是她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实际上是彼得唯一会说的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与此同时格丽塔却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
他们之间隔着车窗玻璃，而凯蒂一直不让他放慢挥手的速度，于是他们就保持着这副滑稽可笑或者说其实是疯癫友好的模样。她想，他是多么英俊啊，而他却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他理了平头，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式——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之类的话——他浅色的皮肤从来不像她的皮肤那样发红，也从来没有晒斑，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健康均匀的肤色。
他的看法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去看电影时，他从来都不愿在散场后多谈。他会说不错，或者很好，或者还行。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他看电视和读书的方式也基本上一样。他对这些都很有耐心。编写情节的人也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格丽塔曾与他争辩，冲动地问他是否会对一座桥梁发表同样的言论。设计桥梁的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大，于是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那不一样，他说。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格丽塔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此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和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特性。）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导致你的丈夫得不到晋升。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会不得不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做女人比做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会有什么感觉。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隆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隆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丽塔的住处。
不过格丽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她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丽塔，非常客气地问她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丽塔回信告诉她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回声回答》，在多伦多不定期发行。格丽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给他们寄去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杂志编辑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她和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与他见面。聚会在一个作家的家中举行，于她而言那个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聚会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彼得还在上班，于是她临时雇了人来家照看孩子，然后乘上北温哥华的公共汽车，越过狮门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下车后，她得在哈德逊湾百货公司门前等车，然后乘很长时间的车到大学校区，那个作家就住在那里。她在汽车最后一次转弯时下了车，找到那条街，边走边仔细看门牌号码。她穿着高跟鞋，因此走得很慢。还有她那条最为时尚的黑色长裙，拉链开在后背，腰身收得正好，但臀部总是有点太紧。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滑稽，她一边想，一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磕磕绊绊地走；下午行将消逝，她是那里唯一的行人。现代化的房屋，大落地窗，跟任何一片崭露头角的郊区一样，而完全不是她所预料的那种街区。她开始怀疑是不是弄错了街道，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不高兴。她可以走回公车停靠站，那里有一张长凳。她可以脱下鞋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等待那趟独自乘车回家的悠长行程。
但是当她看见停在路边的车，看见门牌号的时候，再要转身返回已经太迟了。喧闹声从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透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女人似乎在等其他什么人。迎接这个词用得不对：那个女人只是开了门，而格丽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
“你觉得呢？”那个女人说，然后靠在门框上。门口被挡住了，直到她——格丽塔——说：“我能进去吗？”接着是一个似乎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动作。她没有让格丽塔跟她进来，但格丽塔还是进来了。
没有人和她说话或注意到她，但很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把一个托盘伸到了她面前，上面放着几杯像是粉色柠檬汁的饮料。格丽塔拿了一杯，因为口干舌燥一饮而尽，然后又拿了一杯。她对女孩说了谢谢，并试图和她攀谈，说自己这一路又远又热，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格丽塔往里走。她一直在微笑。没有人像是认出了她或带着愉快的表情看她，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人们的目光从她身边滑过，然后继续交谈。他们哈哈大笑。除了格丽塔，每个人都身处朋友之中，开着玩笑，谈论着半公开的秘密，每个人看上去都找到了欢迎他们的人。除了那几个总是闷闷不乐地穿梭于人群之中端送粉色饮料的十几岁的孩子。
但她没有放弃。饮料鼓舞了她，她决定等托盘端过来就再喝一杯。她留意寻找着一个看上去有空隙的谈话圈子，也许可以把自己塞进去。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她听见有人提起电影。几部欧洲电影，当时正开始在温哥华上映。她听见了她和彼得去看过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哦，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大声地、热情地说，她们全都看向她，其中一个，显然是这群人的代言人，说：“是吗？”
当然，格丽塔醉了。她匆匆地灌下了飘仙一号和粉色葡萄柚汁。因此她没把这个冷落放在心上，而往常她可能会伤心。她只是继续随意走动，明白自己有些迷茫，却又感觉室内有一种轻狂放任的氛围，交不到朋友也没关系，她可以四处走走，自己下评论。
拱道里挤了一群人，都是重要人物。她在这群人中间看到了主人，那个名字和脸她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作家。他的语调响亮而兴奋，似乎在他和其他几个男人周围盘绕着一种危险，仿佛他们只要一看你就会向你发射侮辱。他们的太太，她开始相信，就是她刚才想闯入的那个圈子的成员。
给她开门的那个女人自己就是个作家，不属于这两个圈子中的任何一个。格丽塔看到有人叫某个名字时那个女人转了身。那是那本杂志的一个撰稿人的名字，而她本人也在那本杂志发表过作品。基于这个理由，她有没有可能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她们是同等的，尽管那女人在门口表现冷淡？
但现在那个女人正懒洋洋地把头靠在那个叫她名字的男人的肩膀上，他们不会愿意被打扰。
这个想法让格丽塔坐了下来。因为没有椅子，她就坐在地板上。她想了点事情。她想到跟着彼得去参加工程师聚会时，气氛很愉快，尽管谈话很乏味。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很确定很清楚，至少当时如此。而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会有隐秘的评论，甚至针对那些大家熟知的已有作品问世的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被这里机敏伶俐或紧张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而在这里，她刚才还迫切地渴望随便什么人能像扔给狗一根啃过的骨头一样扔给她一个交谈的机会。
想出了解释不愉快的理论之后，她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再那么介意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脱下鞋子，感到轻松极了。她背靠墙坐着，伸出两条腿，对着人较少的一个聊天圈子。她不想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地毯上，于是匆匆喝干了。
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她。他说：“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鞋底厚重的粗笨的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她受到了邀请。
“是的。但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来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很快她就说出了其余过程。
“我先乘公车，然后走路。”
刚才在那个特别的圈子里的一个男人现在来到那个鞋底厚重的男人身后。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居然看上去准备和她说话。
第一个男人不太喜欢这个人。他捡起格丽塔的鞋，但她拒绝穿上，解释说鞋让她的脚很疼。
“拿上你的鞋。不然我就拿着了。你能站起来吗？”
她期待那个更加重要的人来搀扶她，但他走开了。现在她想起来他写过什么了。一个关于杜霍波尔派的戏剧，剧本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杜霍波尔派教徒需要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杜霍波尔派教徒，只是演员。而且他们终究没有被允许裸体登台。
她试图对搀她起来的那个男人解释这些，但他显然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他不是那种作家，他是个记者。带着儿子女儿，也就是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来做客。他们——孩子们——一直在端送饮料。
“真要命，”他说，指的是饮料，“不该给人喝这种东西。”
现在他们来到了外面。她穿着长筒袜走过草坪，差点儿踩到一个水坑。
“有人在那边吐过。”她对陪在她身边的人说。
“确实。”他说，然后让她坐进一辆车。室外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原本是一种不安的兴奋，现在几乎是尴尬，甚至羞愧。
“北温哥华。”他说。她一定告诉了他。“可以了吗？我们走了。狮门桥。”
她希望他不会问她来聚会做什么。如果她必须说出她是诗人，那么她现在的状态，她过度的放任，就会被看作诗人令人生厌的典型表现。天还没黑透，但已经是傍晚。他们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先沿着海边，然后越过一座桥。巴拉德街大桥。然后车辆更多了，她不停地睁开眼看车窗外闪过的树，而后又不自觉地合上眼睛。车停下来时她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已经到家了。确切地说，不可能到她家了。
他们头顶的大树枝繁叶茂。你没法看到天上的星星。但有些星光映在了水面上，在星星所在的位置和城市灯光的倒影之间。
“就这么坐着细细地想。”他说。
她被这个词迷住了。
“细细地想。”
“比如，你会怎样走进家里。你能表现出端庄的样子吗？别表现得过了。或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猜你有丈夫。”
“首先我要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她了。也许说过两次了。但好吧，再说一次。哈里斯·班内特。班内特。他是举办聚会的那家人的女婿。那几个是他的孩子，就是端饮料的那几个。他们从多伦多来做客。她满意吗？
“他们有妈妈吗？”
“有。但她在医院里。”
“抱歉。”
“没必要。那家医院不错。是治疗精神问题的。或者可以说情绪问题。”
她急忙告诉他她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
“哦，那真不错。”他说，然后开始倒车。
在狮门桥上他说：“请原谅我刚才说话的语气。我在想应不应该吻你，结论是不应该。”
她以为他在说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得她不值得被吻。这种屈辱就像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把她彻底打醒了。
“下了桥以后我们直接上滨海大道吗？”他接着说，“我就靠你指路了。”
在那之后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就像每次一睡着就做同样的梦。她会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想象自己躺在他怀里。你会以为她记不起他的脸，但那张脸却会突然清晰地出现，一张惯于嘲讽的居家男人的脸，面带皱纹，神情疲倦。他的身体也会出现，在她的想象中有些疲惫却仍有活力，有特别的魅力。
她对他如此渴望，几乎要哭出来。但当彼得回到家时，所有这些幻想都消失不见，蛰居起来。而日常的爱意凸显出来，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真实可信。
这个梦其实很像温哥华的天气——一种阴郁的渴望，一种像雨又像梦幻的忧伤，一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
那么他拒绝吻她这件事呢，那看上去似乎颇无礼的打击？
她只是把这件事删除了。彻底忘记了。
那么她的诗怎么样了？一行也没有写下，一个词也没有写下。没有一丝她曾经喜欢过诗的痕迹。
当然，大多数时候她是在凯蒂午睡时才给这样的心情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欣然拥抱自己的愚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确实是愚蠢。愚蠢。
然后生活发生了变化，彼得先是有可能后来是确定要去隆德工作，而她接到邀请去多伦多为朋友照看房子。天气突然放晴，大胆行动的机会突然出现。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信没有以任何传统的方式开头。没有亲爱的哈里斯。没有你还记得我吗。
<sub><small>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small>
<sub><small>希望它能</small>
<sub><small>漂流到日本</small>
这是好长时间以来她写过的最接近诗的文字。
她不知道地址。她竟然大胆又愚蠢，给举办聚会的那家人打电话。但是当那个女人接电话时，她的嘴巴却变得很干，像一大片冻原，她不得不挂上电话。然后她用小车推着凯蒂去了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本多伦多电话簿。电话簿里有很多班内特，却没有一个哈里斯或H.班内特。
她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去讣告栏里找。她无法阻止自己的这个念头。她一直等到那个看报的人读完。她不经常看到多伦多的报纸，因为要过桥才能买到，而彼得总是买《温哥华太阳报》带回来。她哗哗地翻着报纸，终于在一个专栏的顶端找到了他的名字。那么他没有死。他是个报纸专栏作家，自然不会愿意被人通过电话簿找到号码打去他家打扰。
他写政治评论。他的文章似乎很有才智，但她根本不在乎这个。
她把写给他的信寄到了报社。她不确定他是否会自己打开信件，并且认为在信封上写“私人信件”是自找麻烦，于是只在写漂流瓶的那几行后面的空白处写上了她乘火车到达的日期和时间。没有名字。她想无论是谁拆开信封都可能会联想到一个措辞古怪的年长亲戚。不会牵连到他，即使这样一封奇怪的信被寄到了家里，他已经出院的太太拆开了信封，都不会。
凯蒂显然没有明白，彼得站在火车外面的月台上，意味着他不会和她们一起旅行。她们的火车开动了，而他却没有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他被完全抛在了后面，这时，被离弃的感觉让她非常伤心。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告诉格丽塔说他第二天早晨就会来的。
到了早晨，格丽塔有点担心，但凯蒂却根本没提彼得不在的事。格丽塔问她是不是饿了，她说是的，然后向妈妈解释说——因为格丽塔在上车前向她解释过——现在她们应该脱下睡衣，去另一个房间吃早饭。
“早饭想吃什么？”
“宝宝米。”意思是卜卜米。
“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
“现在我们要去找爸爸吗？”
火车上有供孩子玩耍的地方，但很小。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应该是兄妹，因为他们穿着相配的兔子衣服——占据了这个地盘。他们的游戏就是让小汽车朝对方冲过去，在就快撞上的时候突然改变方向。轰砰轰。
“她叫凯蒂，”格丽塔说，“我是她的妈妈。你们叫什么名字？”
撞击变得更猛烈了，但他们没有抬头。
“爸爸不在这儿。”凯蒂说。
格丽塔决定她们最好回去，拿着凯蒂的故事书《小熊维尼寻找罗宾》到有望圆顶的观景车厢去读故事。她们不会打扰任何人，因为早餐时间还没有过，也还没有开到著名的山景地带。
问题是她刚读完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故事，凯蒂就想要她再读一遍，马上就读。读第一遍时她很安静，但现在她开始跟读，重复句子结尾的部分。再下次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念，但还不能自己背诵。格丽塔能想象得出，当车厢里坐满了乘客时，这会惹人厌烦。凯蒂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觉得单调重复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她们喜欢单调重复，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用熟悉的单词裹住自己的舌头，好像那些单词是永远不会融化的糖果。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上楼梯，在格丽塔和凯蒂对面坐下。他们非常高兴地说早上好，格丽塔也和他们打了招呼。凯蒂很不喜欢她搭理他们，继续盯着书轻轻地诵读故事。
过道对面传来小伙子的声音，几乎和她的声音一样轻：
<sub><small>白金汉宫的卫兵正在换岗</small>
<sub><small>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同前往</small>
他背完这首又开始背另外一首。“‘不喜欢吃它们，我是山姆。’”
格丽塔笑了，但凯蒂没笑。格丽塔能看出来她有些吃惊和反感。她能懂得书里写的荒唐话，但不懂得一个人不看着书而从嘴巴里说出来的荒唐话。
“对不起，”小伙子对格丽塔说，“我们是学龄前组的。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他俯过身来，严肃又温柔地和凯蒂说话。
“这本书很好玩，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我们是教学龄前儿童的，”姑娘对格丽塔说，“但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混淆了。”
小伙子接着和凯蒂说话。
“现在我也许可以猜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不是洛福斯？是不是罗福？”
凯蒂咬了咬嘴唇，但还是忍不住做了严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