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生活(艾丽丝·门罗)_亚孟森（2 / 2）_亲爱的生活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从来没在学校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眉毛扬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那里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请随意。你可以在休息时随意到这里来读书。我可以准备一台电暖器，因为我猜你没有用柴火炉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吗？我可以给你弄把钥匙。”

“谢谢。”

晚饭吃排骨、土豆泥和罐装豌豆。甜点是从面包房买来的苹果馅饼，如果他能想到把馅饼热一下，味道会好一些。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祖父母。他说他猜我一定是被循规蹈矩地抚养大的。

“我祖父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有点儿保罗·蒂利希的风格。”

“你呢？开明的信教小孙女？”

“不是。”

“痛快。你认为我粗鲁吗？”

“那要看情况。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面试我，那就不粗鲁。”

“那我就接着问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部队里吧，我猜。”

我说，在海军。我觉得海军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信。我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登岸假期，以此作为应付的借口。

医生站起来去端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小型巡防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小型巡防舰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勇敢的家伙。茶里要加奶加糖吗？”

“都不加谢谢。”

“很好，因为我没有奶也没有糖。你知道，撒谎是可以被看出来的，你的脸会发烧。”

如果之前我的脸没有发烧，在他说了这番话后我的脸确实发烧了。红晕从双脚升上来，汗水从腋窝流下去。我希望裙子不会被毁了。

“我喝茶的时候脸总是发烧。”

“哦，明白了。”

事情不会变得比这更糟了，因此我决定要击败他。我把话题引向他，问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他是不是切除病人的肺，就像我听说的那样？

他回答的语气本可以更逗趣，更有优越感——那很可能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我相信如果他这么做了，我就会穿上大衣，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去。也许他知道这一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并解释说对病人而言这种手术不像使肺部萎陷和抽掉肺部空气那么简单。非常有意思的是甚至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也知道这一点。当然，近年来切除肺叶的做法也变得流行起来。

“但你不会失去一些病人吗？”

他一定认为现在又可以开玩笑了。

“但那是当然的。跑出去躲在灌木丛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跳进湖里了？或者你的意思是会有病人死掉？确实有不成功的案例。是的。”

但是了不起的事情即将发生，他说。他所做的手术将会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新的药物即将投入使用。链霉素。已经在试用。还有些问题，但有问题是自然的。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但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会让我这样的外科医生失业的。”

他洗碗，我擦干。他在我腰间系上一块擦碗毛巾，为我的裙子做防护。系好后，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手掌有力，五指分开，他几乎是在用专业人士的手法估量我的身体。那天晚上我睡觉时仍然能够感觉到来自他手掌的压力。我感到压力从小手指到硬硬的拇指渐渐增大。我喜欢那种感觉。实际上那比后来我从他车上下来之前的一瞬间他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吻更重要。他的嘴唇干干的，飞快而正式地给了我仓促而熟练的突然一吻。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但我终究不能用这把钥匙。如果是任何其他人发出的邀请，我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还包括一台取暖器。但在这件事情上，想到他过去在房间中待过，将来还会出现，我将无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适，只能体会到让人紧张和伤脑筋的而非令人开朗的快乐。即使不冷我也会忍不住颤抖，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读进去一个字。

我想玛丽也许会出现，责备我没有去看《围裙号》。我想起来可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感冒了。但接着我记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是一件严肃的事，患感冒的人需要戴上口罩，使用消毒剂，还可能被赶出去。很快我就明白，不管怎么样，我根本就别指望隐瞒我到医生家里做客的事。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甚至对那些不曾为此说什么的护士也无疑不是，她们要么是太不屑或太慎重，要么就是这样的调情已经不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了。不过，那些助理护士取笑了我。

“那天晚饭吃得好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挺认可这事。似乎我独有的古怪和医生被人熟知和尊重的古怪产生了联系，而这是有好处的。我的声望上升了。现在，无论我还有其他什么身份，至少我可能变成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个星期都没有露面。

“下星期六。”这是他说出来的几个字，就在他给我突然一吻之前。于是我再一次在前门外的门廊上等他，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到了他家，我去了客厅，他去生火。我注意到那儿有一台落了灰尘的电暖器。

“你没有采纳我的提议，”他说，“你以为我是随口说说的吗？我向来说话算数。”

我说不想到镇上来是因为害怕碰到玛丽。

“因为没有去看她的表演。”

“也就是说你要为了讨玛丽的喜欢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喽。”他说。

菜和上次差不多。排骨，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粒。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让我摆放餐具。

“你不妨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摆放都很有条理，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旁边忙碌。他从容而全神贯注的模样，简练的动作，让我心中闪现一串串火花，也感到一阵阵寒气。

我们刚开始吃饭，响起了敲门声。他站起来，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抱着一只纸板箱，把箱子放在桌上，飞快地脱掉大衣，露出里面红黄相间的演出服。

“迟到的情人节快乐，”她说，“你没到剧场来看我，所以我上门来给你表演。盒子里还有我给你的礼物。”

她极佳的平衡能力让她能够单脚站立，先踢掉一只靴子，又踢掉另一只，然后把它们拨到一边，开始围着桌子蹦蹦跳跳，同时用哀怨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嗓音唱着歌。

我叫小小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仍叫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亲爱的小小金凤仙——

医生在她开始唱歌之前就站了起来。现在他正站在炉子旁边，忙着刮刚才烧排骨的煎锅。

我鼓掌夸赞。我说：“多美的服装啊。”

的确很美。红色的裙摆，亮黄色的衬裙，飘动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

“我妈妈做的。”

“花也是你妈妈绣的吗？”

“当然。她一直做到凌晨四点，就为了在我演出前夜把衣服做好。”

她又开始转圈跺脚，展示身上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叮叮当当地响。我又鼓起掌来。我们俩都只想要一样东西：让医生转过身来，不要不理睬我们。我们想让他说句礼貌的话，哪怕说得勉强。

“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撕开纸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全是心形的，涂着厚厚的红色糖霜。

“太漂亮了！”我说。玛丽又开始欢蹦乱跳起来。

我是围裙号的船长。

一个真正的好船长！

你真的非常好，你应该知道，

我的船员真正好。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她向他敬了个礼。

“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

为他欢呼再欢呼，

坚强的围裙号船长——

“我说，够了。”

“‘勇敢的围裙号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饭。你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得到邀请。”

她终于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见你的鬼去吧。你可不怎么友好。”

“而且你最好不要碰那些饼干。你最好从此都不要再吃饼干。你正在变得像头小猪崽子一样肥。”

玛丽的脸鼓了起来，好像快要哭了，但她只是说：“看看是谁在说话。一个一只眼正一只眼斜的家伙。”

“够了。”

“你就是。”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在她面前。

“穿上。”

她照做了。眼眶盈满了泪水，鼻涕流了下来。她很响地吸鼻子。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没有帮她穿上，她使劲挥舞着胳膊穿上大衣，扣上纽扣。

“这就对了。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是不是？你妈妈呢？”

“在打牌。”

“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玛丽也没有看我一眼。那个时刻充斥着震惊，我们无法说再见。

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之后，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甜点，甜点是跟上次一样的苹果馅饼。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甜点，也许面包房只做苹果馅饼。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了起来。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至少应该说一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但那没什么要紧。我告诉自己那没什么要紧。她不是为我表演。或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我。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让我吃惊。对一个如此需要他的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才不会被剥夺。这个想法取悦了我，我因为这个想法取悦了自己而感到惭愧。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要对他说什么。

他没有想要我说什么。他把我领到了床上。这本来就很可能发生吗，还是这对他来说和对我一样出乎意料？我是处女，至少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他意想不到——他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尽量从容自在。我的激情让我们俩都意想不到。原来想象和经验可能同样是很好的准备。

“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把所有饼干，所有那些红心，都扔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喂冬天的鸟。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的突然订婚——他用这个词时有些小心翼翼——是一件已经决定了的私事。我不用写信告知祖父母。什么时候他能连续几天休息，我们就举行婚礼。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应该理解，他没打算忍受有其他人观礼的仪式，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而我们还得遭受他们的窃笑和傻笑。

他也不主张买钻戒。我对他说我从没有想过要钻戒，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落俗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因为有人说闲话，而且因为用一张配给卡很难买到足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不在自己手上，我刚开始在疗养院搭伙的时候就把卡交给了管厨房的人——玛丽的妈妈。

最好不要引人注意。

当然每个人都怀疑到了什么。年长的护士变得热情，甚至护士长也给了我一个费力的微笑。我的确表现得稍微有一点沾沾自喜，但基本上并非有意如此。我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如天鹅绒般沉静，眼睛低垂。我没能想到这些年长的女人正留神注视这段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抛弃我，她们随时准备变得正义凛然，毫无偏私。

全心全意站在我这一边的是那些助理，她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见了报婚钟。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

“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

“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

“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

“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

“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

“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