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八楼的心脏病病房区找到了父亲。这是一间双人间病房，另外一张床空着。父亲说他的医疗保险只能报销普通病房一个床位的费用，怕这样医院会多收费。

“我从来没要求住双人间。”他说。

我说普通病房的床位可能满了。

“没满。他们推着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有几张床是空着的。”

“那就是因为你身上得连着那个东西。别担心，要是多收费，他们会告诉你的。”

“这倒是有可能，他们不想把那玩意儿架在普通病房里。我猜我的医疗保险里应该包括那玩意儿。”

我说肯定是这样。

父亲的胸口贴着电线，床头上方挂着一个小屏幕。伴随着令人紧张的嘟嘟声，一条锯齿状的亮线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是他心脏的活动情况。我尽量不去看屏幕。在我看来，如此密切地关注心脏——实际上是把本来非常隐秘的活动夸张地显示出来——无异于自找麻烦。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终失控。

父亲却好像并不介意。他们给他服用了镇静剂。你知道的，他说，就是那种能让人快乐的药丸儿。现在他看上去确实既平静又乐观。

前一天晚上却是另一番情形。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时，他脸色苍白，双唇紧闭。他打开车门，站起身，平静地说：“你还是给我弄辆轮椅来吧。”每逢危急时刻，父亲说话总是这种语气。有一次，家里的烟囱着火了。那是个周日的下午，我正在用别针把一件裁好的衣服别起来，父亲走进来，也是用这种不动声色但充满警告意味的语气说：“珍妮特，你知道哪儿有发酵粉吗？”他想用发酵粉去灭火。后来他说：“我猜是你的错——你不该在礼拜日做针线活。”

我在急诊候诊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值班的心脏病专家叫了来，是个年轻的医生。这个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告诉我父亲的一个心脏瓣膜受损严重，应该立即接受手术。

我问他如果不做手术会怎样。

“那就得卧床。”医生说。

“多长时间？”

“可能三个月。”

“我是说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医生说。

我去看父亲。他坐在床上，床外边挂着帘子，把房间那一角隔开。“情况不好，是不是？”他说，“他告诉你我心脏瓣膜的情况了吗？”

“也没有那么糟糕，”我说，然后把医生说过的所有积极的话重复了一遍，或者说夸大地说了一遍，“暂时没有什么危险。要不是心脏有毛病，你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要不是……”父亲沮丧地说。

我开车开累了——从中午开始，先是一路开到达格利什去接父亲，然后又返回多伦多——还惦记着把租来的车按时还回去。另外，刚才在候诊室里读到的一篇文章也让我恼火不已。那篇文章写的是另一个女作家，比我年轻漂亮，也许还比我有才华。我去英格兰待了两个月，所以刚看到这篇文章。我一边读一边在想父亲会说什么，耳边似乎响起了他的声音：嗯，就没在《麦克林》上看到写你的文章。要是看到过，他就会说：嗯，这篇东西写得一般吧。父亲语调幽默，话里面饱含着对女儿的宠爱，但总是让我感到沮丧。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无名时为名誉而奋斗，出名后为名誉而歉疚。总之无论成名与否，你都难辞其咎。

医生的话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很高兴自己能够平静地接受现实，就像自己能够包扎伤口或敢站在让人觉得摇摇欲坠的阳台高处往下看一样。我想是的，是时候了，该发生点儿什么了，于是事情就来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都会觉得难以接受，而现在我却十分平静。我从父亲脸上看到了他的不甘——就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不服输。我硬起心肠，故作轻松地跟他开玩笑道：“‘要不是’就已经很好了。”

第二天，父亲恢复了平时的样子，或者说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父亲说现在看来，那个年轻的家伙——那个医生可能是太着急做手术了。“有点儿爱动刀子。”他半开玩笑半卖弄地说道，这是医院里流行的说法。他说另一个年长一些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认为多休息、配合药物治疗可能就管用。

我没问他管什么用。

“他说我的心脏瓣膜有缺陷。好吧，的确是有些损伤。他们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得过风湿热，我说应该没有。但那时候得了什么病多半是不知道的，父亲不喜欢带我们去看医生。”

我总是把父亲的童年想象成暗淡无光、危险重重的样子：农场一贫如洗，姐姐们担惊受怕，父亲严酷无情——一想到这些，我对他即将面临死亡就有些不甘心。我想到他小时候离家出走，趁着晚上的微光沿铁轨一路跑到戈德里奇，到湖船上去干活。父亲过去常常说起这段经历。他沿着铁轨走，在某个地方看到一棵榅桲树。榅桲树在我们这一带很少见，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就连父亲看到的那棵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带我们去找那棵树，他觉得自己记得那附近的十字路口，但是我们没找到，当然他也没吃上那棵树上结的果子。但这棵树的存在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觉得自己踏进了一片新领地。

父亲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后来挺过重重困难，如今风烛残年却因心脏瓣膜返流困在医院……我没有继续想下去，不愿意想起他的年轻时代。连他那白皙、厚实的躯干都让我觉得危险——因为他看上去是那么强壮，那么年轻。父亲的身体很少晒到阳光，这是那一代劳动者的典型特征。他脖子上皱纹重重，手上和胳膊上满是老年斑，头窄窄的，显得恭谦有礼，头发和胡子稀稀拉拉的，都已经是灰白色，这才是我所熟悉的父亲。

“为什么要做手术？”父亲说得不无道理，“想想我这个年纪做手术的风险吧，何苦呢？最多能多活几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家，好好休息。优雅地离开，这是在我这个年纪你所能做到的一切。你的态度变了，你知道的，经历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这样好像更自然。”

“什么更自然？”我问他。

“哦，死亡。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不，我是说，不做手术更自然。”

“真的吗？”

“是啊。”

“听你的。”我说。其实我是赞成父亲的想法的，这正是我内心里对他的期望。每当我对别人提起父亲时，总是强调他的独立、自足和宽容。他在工厂里做工，在花园里劳作，还读历史书；他能给你讲罗马皇帝和巴尔干战争；他从不大惊小怪。

两天前，小女儿朱迪丝到多伦多机场来接我，和她同居的男孩唐也来了。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开车去墨西哥，我在多伦多这段时间就住在他们的公寓里。目前我在温哥华常住，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温哥华是我的总部。

“尼古拉呢？”我问朱迪丝，立刻想到她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或者用药过度了。尼古拉是我的大女儿，她上过音乐学院，做过酒吧服务员，后来失业了。如果她来机场接我，我可能会说些不该说的话，可能会问她有什么计划。她会优雅地把头发拂到脑后，然后反问我：“计划？”——好像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似的。

“我知道你一上来就会问尼古拉。”朱迪丝说。

“没有啊。我先跟你打招呼了，然后才……”

“我们去取行李。”唐平静地说。

“她没事吧？”

“肯定没事，”朱迪丝装着好笑的样子说，“要是我没来，你肯定不会这么担心。”

“当然会了。”

“不会的。尼古拉可是全家人的宝贝儿。你知道，她比我大四岁呢。”

“这还用你说？”

朱迪丝说不知道尼古拉现在具体在哪儿，只知道她从自己那儿（那个猪窝！）搬走后，打电话（尼古拉的电话可真稀罕）来说暂时不想和别人联系，不过她没事。

往他们的小货车走的时候，朱迪丝的语气好多了。唐提着我的手提箱走在前面，朱迪丝说：“我跟她说你会担心的。不过别担心，她没事的，相信我。”

有唐在场，我感到很不自在，不希望他听到这些事。我能想象出他们之间的谈话——唐和朱迪丝，或者唐、朱迪丝和尼古拉（姐妹俩有时关系不错），也可能还有我压根不认识的人——他们会说起我。朱迪丝和尼古拉会一起回忆童年趣事，有分析，有遗憾，有责怪，有谅解。我真希望自己生的是一儿一女，或两个儿子，那样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儿子不可能知道母亲这么多事。

我年轻时也一样，跟朱迪丝这么大的时候，也会和朋友聊天，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或深夜时分在租金低廉的学生宿舍里边喝咖啡边聊。像尼古拉这么大的时候，我已经有她了。我要么把她放在手提式婴儿床里，要么任她在我腿上扭来扭去；那时我喝起了咖啡，温哥华每个下雨的午后，我都会和一个邻居边喝咖啡边聊天。那个邻居叫露丝·布德罗，她读过很多书，当时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迷茫。我们聊父母，聊童年，不过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婚姻只字不提。我们对父母来了个彻头彻尾的分析，悲叹他们的婚姻，悲叹他们错误的人生目标或对人生目标的恐惧。我们那么熟练地给父母贴标签，下断语，不留更改余地。多么自以为是！

唐走在我们前面。这个苦行僧样的男孩个子高高的，一头圣方济各式的黑发，胡子修得一丝不乱。我看着他，心想他有什么权利知道我的事，那些连我自己可能都忘了的事。我觉得他的胡子和发型都很不自然。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大成人的那些年，哦，在我记忆里一团模糊，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当时很不高兴。我可清楚地记得哪年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幕幕痛苦的回忆。我记得哪一年在本博女装店看过橱窗里的晚礼服。整整一个冬天，每周都有一件新礼服摆出来，被聚光灯照得通亮——衣服上有闪光的饰片，轻盈的薄纱，还有玫瑰、丁香、蓝宝石和水仙花——我冻得瑟瑟发抖，站在泥泞的人行道上眼馋地望着里面。我记得哪一年模仿母亲的笔迹在一份糟糕的成绩单上签过字，哪一年出的麻疹，哪一年给客厅贴过墙纸。但是朱迪丝和尼古拉小时候（那时我和她们的父亲还在一起），没错，我的记忆也是一片模糊。我记得晾尿布，收尿布，叠尿布；记得两处住房的厨房长台和放脏衣篮的地方；记得电视节目：《大力水手》《三个臭皮匠》《娱乐大世界》；《娱乐大世界》一开始，我就得开灯做晚饭了。我记得这些，但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们住在温哥华郊外一个叫多米尔、多摩儿还是多莫斯的住宅区。那时候我整天困倦不堪，怀孕时困，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困，西海岸多雨的天气也让我昏昏欲睡。雨水滴滴答答，从黑幽幽的雪松和亮闪闪的月桂树上滴下来；主妇们打哈欠，小睡，串门，喝咖啡，叠尿布；丈夫们晚上跨过河从市里下班回家。每天晚上当我亲吻穿着湿漉漉的巴宝莉雨衣回家的丈夫时，都希望他能把我从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唤醒。我给他端来肉、土豆和他允许我给他做的四种蔬菜中的一种。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那时的生活老套、刻板，二十多岁的我们竟然比中年时更像中年人。

那狼狈不堪的几年却永远地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院子里的某些角落我从来没去过，她们却会永远记得。

“尼古拉不想见我吗？”我问朱迪丝。

“她经常谁都不想见。”朱迪丝说。她走上前去，碰了碰唐的胳膊。我知道，那是在表示歉意和不安，是在给对方安慰。那样碰一个男人，是告诉他你很感激他，知道他在为你做自己不喜欢的或有点丢面子的事。看到女儿这样去碰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男孩——比见到外孙都让我觉得自己老。看到朱迪丝紧张不安的样子，我能预知到她对唐的殷勤和顺从。我敦实的、金发碧眼的、坦诚率直的孩子，我凭什么认为她感情不丰富，说话永远直来直去，不太考虑别人的反应，不依赖别人？

就像我到处说尼古拉狡猾、孤僻、冷漠、迷人一样，肯定有人知道她另外的一面。

第二天早上，唐和朱迪丝出发去墨西哥了。我决定见一个不相干的、不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人，于是打电话给一个旧情人，听到的却是答录机留言：“我是汤姆·谢泼德。九月份我不在城里，有事请留言，并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汤姆的声音听起来如此亲切、愉快，以至于我竟然在电话这头问他：我怎么这么愚蠢。我挂掉电话，感觉汤姆好像故意让我失望似的，就像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公共场所见面，他却没有出现。我记得他这么干过。

还不到中午，我就给自己倒了一杯苦艾酒，然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哦，真巧，”他说，“再过一刻钟你就找不到我了。”

“你要去市中心吗？”

“去多伦多市中心。”

他说要去医院。达格利什的医生想让多伦多的医生给他看看，让他带了一封信，说到时候给急诊室的人看。

“急诊室？”

“不是急症，他只是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吧。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医生，要是预约，可能要等好几周呢。”

“他知道你要开车去多伦多吗？”

“哦，反正他没说我不能开车去。”

结果就是我租了一辆车，开到达格利什，把父亲接到多伦多，当晚七点前送进了急诊室。

朱迪丝临走前，我问她：“你确定尼古拉知道我在这儿吗？”

“我告诉她了。”

有时候电话铃会响，但都是朱迪丝的朋友。

“哦，看来这个手术得做。”父亲说。那是他住院的第四天，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看来还是做比较好。”

我不知道他希望我说什么，也许希望我提出反对意见，劝他不要做。

“手术安排在哪一天？”我问。

“后天。”

我说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了护士站，看到有个女人在那儿，好像是护士长，反正这个人头发灰白，面容和善，神情严肃。

“我父亲是后天做手术吗？”我问她。

“对，是的。”

“我只是想跟人说一说这件事。我记得之前的意见好像是最好不要做手术，可能因为病人的年纪大了。”

“哦，这是病人的决定，也是医生的决定，”她面带微笑，和蔼地对我说，“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他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还没看到全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