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她看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得面对现实，不过这里的医生都很不错。”

我回到病房时，父亲用惊奇的语调说：“无垠的大海。”

“你说什么？”我问他。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已经知道自己的时间还有多长——或者说多短；不知道那些药丸是否让他产生了不可靠的愉悦感；或者他是不是就想赌一把。有一次，他跟我谈起自己的一生，说道：“问题是我总害怕冒险。”

我曾经跟别人说，父亲从来没说过后悔的话。实际上不是这样，只是我没留意那些话罢了。他说本该入伍当个手艺人，那样生活会好很多；说战后自己本该干木匠；本该离开达格利什。有一次他说：“我的一生都荒废了，呃？”不过说得那么夸张，显然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他引用诗句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嘲弄的语气，为自己的炫耀和自得其乐开脱。

“无垠的大海，”他又说道，“‘他身后是昏暗的亚速尔群岛，/在赫拉克勒斯之门后面；/面前不是海岸的魅影，/只有无垠的大海。’这是我昨天晚上想到的一首诗。可是你觉得我能记起什么样的海来？记不起来。孤寂的大海？空旷的大海？我的思路没偏，可就是记不起来。就在你刚才进屋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词来。事情总是这样，不是吗？也没有那么令人吃惊。我问自己一个问题，答案就摆在那里，只是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建立联系得出这个答案的。就像一台计算机，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你知道，我这种情况，如果有什么事不能马上解释清楚，就会面临一种巨大的诱惑——嗯，吸引我用神秘的力量去解释，吸引我相信——你知道的。”

“灵魂？”我轻声问道，心里涌上一股爱和认同感的洪流。

“哦，我想可以这么说。你知道，在我刚住进这间病房的时候，床边有一堆报纸。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是我以前从来不看的那种小报。我开始看这些小报，手边有什么就看点什么吧。里面有一系列文章，讲的是一些人的亲身经历。他们从医学上讲已经死了——主要是心搏骤停——后来又活过来了，文章里讲的就是他们记得的自己死后发生的事情，死后的经历。”

“是愉快的还是不……？”我问。

“噢，是愉快的，没错。他们飘到天花板上，低头看着自己，看着医生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操作；然后继续飘，认出一些已故的熟人，确切地说不是看到他们，更像是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有时候能听到哼唱声，有时候能感到有一种——环绕一个人的那种光或颜色叫什么来着？”

“光环？”

“对，光环，但是里边没有人。这差不多就是他们在那段时间里经历的一切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身体里，感觉到凡世的所有痛苦，等等，也就是说又活过来了。”

“这些事听起来……可信吗？”

“哦，我不知道，全看你愿不愿意相信了。要是愿意相信，拿它当真的话，我想你得把这种报纸上登的所有事都当真吧。”

“还登了些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治疗癌症的药啦，治疗秃顶的药啦，针对年轻一代和吃福利救济的流浪汉发的牢骚啦，还有关于电影明星们的一些胡说八道。”

“哦，没错，我知道的。”

“我现在这种情况，你得注意了，”父亲说，“否则就是自己骗自己。”然后他说，“有几个实际问题，我们得说清楚。”于是他交代了遗嘱、房子和墓地的事，一切从简。

“要给佩姬打电话吗？”我问。佩姬是我妹妹，嫁给了一个天文学家，他们住在维多利亚。

父亲想了想，说：“我想应该告诉他们，但是叫他们不用担心。”

“好的。”

“别，等等。山姆这个周末要去开会，佩姬打算跟他一起去，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改变原来的计划。”

“去哪儿开会？”

“阿姆斯特丹。”父亲骄傲地说。他确实以山姆为骄傲，一直关注着他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他会拿起一本书说：“看看这本书，我一个字也看不懂！”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也有一点戏谑的味道。

父亲会说：“山姆教授和三个小山姆。”他管外孙们叫小山姆，三个孩子也确实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聪明，一样急于表现却并不招人讨厌——一种天真无邪、活力十足的自我炫耀。孩子们上的是一所偏重旧式训练的私立学校，五年级就开始学微积分了。“他们家的狗都上过宠物训练学校，佩姬呢……”父亲可能会继续列举下去。

我要是说：“你是不是觉得佩姬也上过训练学校？”他的玩笑就开不下去了。我想他跟山姆和佩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这样聊起我——暗示我反复无常，就像跟我暗示他们古板一样，还会对我的花销开几个温和的玩笑，也不太掩饰（或者说假装不掩饰）他的惊讶：竟然有人花钱买我写的东西。他这样说，是为了不显得自吹自擂。不过要是玩笑开不下去了，他就会及时打住。当然，后来我在家里发现他保存着我的一些东西：一些杂志和剪报。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收集这些东西。

这会儿父亲的思路从佩姬家转到了我家，问我：“朱迪丝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哦，很快就会打的。他们睡在车里吗？”

“对。”

“我想只要停在合适的地方，睡在车里也很安全。”

我知道他肯定还要再说点儿什么，而且一定是开玩笑的口气。

“我猜他们会在中间放一块木板吧，就像拓荒者一样？”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想你没提反对意见吧？”

“没提。”

“嗯，我一直也是这么想的，不要插手孩子们的事。我尽量不说什么，你离开理查德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说。”

“‘说什么’是什么意思？是批评我吗？”

“那不关我的事。”

“是的。”

“但并不代表我没有意见。”

我有些吃惊——不只是因为他说的话，还因为他觉得现在就有权利说了。我只得看着窗外，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车辆，让自己保持平静。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补充道。

很久以前，父亲曾温和地对我说：“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时，我想起了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有他自认为的一半聪明，他就比实际上聪明一倍。挺有意思。”

我转过身来，想跟他说这个，却只是盯着屏幕上的曲线，没说出来。不是那曲线有什么不对劲，或者那嘟嘟声和屏幕上的亮点有什么异常，只是因为它正好在我眼前。

父亲发现我盯着那屏幕看，便说：“你欺负我，这不公平。”

“是呢，”我说，“我也得连个显示器。”

我们笑了，很正式地亲吻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想，至少他没问起尼古拉的事。

第二天下午我没去医院，因为父亲在做进一步的检查，为手术做准备。我想晚上去看他。不知不觉我转到了布卢尔大街，开始在服装店里试衣服。我突然对时尚和自己的外表着了迷，就像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疼一样。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和商店里各式各样的服装，我在想怎么给自己换换形象，该买些什么样的衣服。我意识到自己的痴迷有点过分，却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有人曾经告诉我，在等待生死存亡的消息时，他们站在冰箱前，打开冰箱门，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冰凉的煮土豆，辣椒番茄酱，一碗一碗的掼奶油；或一直做纵横填字游戏，根本停不下来；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某种消遣活动——一直做，认真到狂热的程度。我从衣架上挑了很多衣服，走进一间间狭小闷热的试衣间，在一面面让人无处遁形的镜子前把衣服套在身上。我挥汗如雨，有一两次觉得自己都快要晕倒了。从一家服装店走出来之后，我想必须得离开布卢尔大街了，于是决定去逛博物馆。

我想起在温哥华的另一次经历。当时尼古拉在上幼儿园，朱迪丝还是个小婴儿。尼古拉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也可能是去做常规检查，验血报告上显示她的白细胞有点异常——要么是数量太多，要么是体积增大。医生要求做进一步的检查，我就带着她去医院做了。没人跟我提白血病，可是我当然知道他们要检查什么。带尼古拉回家后，我让临时照看朱迪丝的保姆下午留下来照看两个孩子，自己去购物。我买了有生以来风格最大胆的一件衣服，一条前面有系带装饰的黑色丝质紧身连衣裙。我还记得那个明媚的春日午后，记得百货商店里的细高跟皮鞋和豹纹内衣。

我也记得从圣保罗医院回家时的情形。尼古拉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们坐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经过狮门大桥。尼古拉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对大桥的称呼，小声对我说：“哟哟——过哟哟。”我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尼古拉后背颀长，有一头漂亮的黑发，那时候就是个苗条、漂亮的孩子——但我意识到自己抚摸她的方式有点不同，虽然不太可能被她察觉。我小心翼翼的——准确地说不是畏畏缩缩的，而是小心翼翼的——以免自己太动感情。我知道，对不久于人世的人，人们还是会表现出各种形式的爱。但这种爱是谨慎的、克制的，因为你还得活下去。我们爱得如此小心翼翼，不会引起关爱对象的一丁点儿怀疑。尼古拉当时不知道，后来也不会知道。各色玩具、各式亲吻、各种玩笑纷纷涌向她；尽管我担心她会对人为制造的正常日子和节假日有所察觉，但其实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结果一切都很好，尼古拉没有得白血病，她长大了——还活着，可能还很快乐，只是不想和别人联系。

我想不出博物馆里有什么真正想看的东西，就没进去，去了天文馆。在那之前，我从没进过天文馆。天文馆的展演将在十分钟后开始，我进去，买了一张票，然后排队，等候入场。那儿有整整一个班的学生，也可能是几个班，由老师和志愿服务的母亲看管着。我四下望了望，想看看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孤身一人的成年人。只有一个——一个红脸膛、肿眼睛的男人，看上去像是为了不让自己去酒吧才来天文馆的。

我们进去，坐下来。座位往后倾斜，非常舒服，像躺在吊床上一样，方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球形天花板上。天花板很快变成了深蓝色，边缘处有一圈微弱的光。音乐声响起，庄严优美，周围的大人赶紧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叫他们不要把炸薯条袋子弄得噼啪作响。接着，墙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流畅，专业，语速缓慢。这个声音有点让我想起无线电播音员来，以前他们介绍古典音乐或解说皇室成员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重大活动时，就是这种语调，有点回音的效果。

黑幽幽的天花板上布满了星星。星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一颗一颗地出来，就像夜晚真正的星星一颗颗升起一样，只是速度快得多。银河出现了，慢慢地向我们靠近；一颗颗星星在空中划过，熠熠生辉，然后消失在天幕边缘，或者说我脑后。星光继续流动，那个声音陈述着那些惊人的事实。从几光年之外看，太阳就像一颗明亮的星星，行星则无法看到。几十光年之外，肉眼连太阳都看不到。而这个距离——几十光年——大约只是太阳距银河系中心距离的千分之一。一个银河系就包含大约两百亿个太阳，而银河系又是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星系中的一个。无穷无尽，数不胜数。所有这些都像闪电球一样在我头顶上方滚滚而过。

接着，我们熟悉的展现方式代替了现实主义，太阳系模型在天空中优雅地旋转着，一只闪亮的小灯从地球起飞，前往木星。我决定不再逃避，去跟踪事实。木星的质量是其他所有行星质量总和的两倍半。大红斑。十三颗卫星。越过木星，瞥了一眼冥王星的偏心轨道和土星冰粒组成的行星环。回到地球，朝炽热炫目的金星进发。金星上的大气压力是地球上的九十倍。水星没有卫星，每公转两周的同时自转三周；这很奇怪，不像天文学家们过去所说的那样令人满意——每公转一周的同时自转一周；这样就没有一面永远处在黑暗中了。他们为什么一开始言之凿凿，后来又宣布那是错的呢？最后，出现了我们经常在杂志上看到的画面：火星上红色的土壤和像花一样粉红色的天空。

展演结束，我坐在位子上，孩子们从我身上爬过，对于刚刚看到、听到的一切，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缠着大人要吃的和玩的。有人想把孩子们的注意力从罐装汽水和炸薯条上转移到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知识，以及可怕、浩瀚的宇宙上，却好像没什么效果。这也挺好，我想。孩子们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我们不要随便干预。至于谴责这一点的成年人，推广这一展演的那些人，他们不也一样有这种免疫力吗？所以他们才配上音乐和回音效果，制造出教堂般的庄严肃穆，来激发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感觉到的那种敬畏感。敬畏感——应该是什么？是往窗外看去时感到的一阵战栗吗？一旦你知道敬畏感是什么，就不会主动追求那种感觉了。

两个男人拿着扫帚来清扫观众留下的垃圾。他们告诉我，下一场展演将在四十分钟以后开始，在这之前我得出去。

“我去天文馆看展演了，”我跟父亲说，“有关太阳系的，很令人兴奋。”“兴奋”，我用了多么愚蠢的一个词。“有点儿像假的庙宇。”我补充道。

没等我说完，父亲就开始说话了：“我还记得冥王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在他们早先估计的位置上。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父亲一一列举着，“木星、土星、海王——不，是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对不对？”

“没错。”我说。他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假的庙宇”也好。我确实是那么想的，不过听起来有点油嘴滑舌、高高在上的感觉。“说说木星的卫星吧。”我说。

“哦，我不知道新发现的那些。新发现了很多是不是？”

“两个，也不算新了。”

“对我们来说算，”父亲说，“我要动刀子了，你就变得没礼貌起来了啊。”

“‘动刀子’，这个说法不错。”

今天晚上，最后这个晚上，父亲没躺在床上，而是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身上的仪器也撤掉了。他光着腿，穿着医院里的睡袍，不过并没有给人不自在或不合适的感觉。他看上去若有所思，但是心情愉快，和蔼可亲。

“你连早发现的那些都没说呢。”我说。

“让我想想。是伽利略命名的，木卫一艾奥。”

“这是第一个。”

“木星的卫星是人们通过望远镜发现的第一批天体，”父亲严肃地说，仿佛在读一本旧书里的句子，“不是伽利略命名的，是一个德国人。木卫一艾奥，木卫二欧罗巴，木卫三伽尼墨得斯，木卫四卡利斯托。对吗？”

“没错。”

“艾奥和欧罗巴，她们都是朱庇特[24] 的情人，对不对？伽尼墨得斯是个男孩子，是个牧羊童吧？我不知道卡利斯托是谁。”

“我想卡利斯托也是朱庇特的情人，”我说，“朱庇特的妻子把她变成一头熊，高挂在天上，这就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的来历。小熊是卡利斯托的孩子。”

这时，病房的扬声器里传出声音，医院提醒大家：探视时间结束。

“等你做完手术醒过来，我再来看你。”我说。

“好的。”

我走到门口时，父亲大声对我说：“伽尼墨得斯不是牧羊童，他是朱庇特的斟酒童。”

那天下午我离开天文馆后，穿过博物馆去了中国花园。在那儿我又看到了石骆驼、兵马俑和陵墓。我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朝布卢尔大街望去，透过常绿灌木丛和高高的铁栅栏看着阳光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天文馆的展演毕竟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它让我平静下来，并感到筋疲力尽。我看到一个有些像尼古拉的女孩子，穿着军装式大衣，提着一袋子食品杂货。她个子比尼古拉矮——其实根本不太像尼古拉——但我觉得也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女儿。此刻她也可能走在某条大街上，或许就在附近，孤身一人，心事重重。现在她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成年人，一个买完东西往家赶的人。

即使真的看到尼古拉，我可能也只是坐在那儿望着她，我想是这样。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飘到天花板上去的人一样，享受着短暂的死亡，十分轻松。父亲做出了选择，尼古拉也做出了选择。有一天，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有尼古拉的消息，不过有或没有都一样。

我本来想起身去看看那座陵墓，看看陵墓四周的浮雕和石画。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却从未如愿，这次也一样。外面开始有点冷了，我进屋喝咖啡，吃东西，然后去医院看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