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穿着粉白条纹的衬衫式连衣裙，戴着有蕾丝花边的米黄色草帽，帽檐下别了一朵粉红色的玫瑰。她在街上朝我大步走来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顶帽子。有那么一瞬间，我没认出她来。最近几年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在公共场合见到朋友时不能立刻认出来，他们看上去总是比我预想的老。朱莉倒不显老，但这身打扮确实超出了我对她的想象。主要是那顶帽子。我在想，真有意思，那个高高的、有些男孩子气的女人戴着这样一顶帽子，有几分英气，又有几分可笑。后来我认出来是她，便赶紧过去打招呼。我们在一家街边餐馆的遮阳伞下坐下来，一起吃午饭。

自从五月开会见到她，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见面了。我是从外地赶来的，晚上就回去，朱莉就住在多伦多。

她很快就把近来发生的事告诉了我。她坐在那儿，看起来很漂亮，脸部线条在帽檐的掩映下显得更柔和了，黑色的眼眸神采飞扬。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朱莉说，“你说这像不像曾经风靡一时的那种结局反转的讽刺故事？我还真以为你是叫我过来保护你的呢。不，准确地说不是保护，这么说太俗了。但我想你一定是觉得不对劲，谨慎起见，就叫我过来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吗？这种故事怎么就不流行了呢？”

“因为结局太容易预料了，”我说，“或者人们觉得事情那样发展不真实，或者他们觉得，事情怎么发展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觉得！不觉得容易预料啊！”朱莉说。有一两个人朝我们看过来，这里的餐桌相隔太近了。

朱莉做了个鬼脸，往下拉了拉帽子，顺手把那朵玫瑰往太阳穴上压了压。

“肯定是我声音太大了，”她说，“最近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只是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顶帽子看起来傻不傻？算了，说正经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车里讲的那件事，说一个男人带你去拜访几个有钱人？记得那个有钱的女人吗？那个叫人讨厌的女人。记不记得你说过有两种爱情，其中一种是大家都不想错过的？唉，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两种都错过了？甚至到现在都分不清哪种是哪种。”

我正要说“莱斯利”，这是朱莉丈夫的名字。

“不要提‘莱斯利’，”她说，“你知道那不算。我也没办法，可就是不算。所以当时我想——本来是要开个玩笑的——但我想自己是多么渴望爱情啊，哪怕浮光片影也好！”

“道格拉斯总比浮光片影好吧？”我说。“那倒是。”

五月份的那次会议结束后，大巴车停在夏日酒店门口，等着送参会者回多伦多或去机场。我去朱莉的房间找她，看到她正在往背包里收拾东西。

“我找了辆回多伦多的顺风车，”我说，“如果你不愿意坐大巴，想和我们一起走的话，就来吧。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介绍你认识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个叫道格拉斯·赖德的？”

“好啊，”朱莉说，“我和这些人待得有点够了。我们需要和他聊天吗？”

“不用聊太多，他会和我们聊的。”

我帮她背上背包，我想她可能没有小旅行箱。朱莉穿着旅行靴和牛仔夹克——这不是装模作样，她真的可以走回多伦多。每年夏天她都会和丈夫、孩子们去布鲁斯小径徒步。朱莉的生活就是这么健康。她还会自己做酸奶、全谷面包和格兰诺拉麦片。你可能觉得，我把朱莉介绍给道格拉斯认识，会很担心，因为任何好东西到了道格拉斯那里都会成为挑衅。我听他跟人说过酸奶可以致癌，抽烟有益心脏健康，鲸鱼令人讨厌。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漫不经心地说出这些话，还高高在上地抛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虚假数据和瞎编的细节。听他说话的人会感到愤怒、困惑或受伤，有时三者兼而有之。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考虑过朱莉会怎样对付道格拉斯，即便考虑过，也一定是觉得朱莉没事。她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她知道自己有哪些手段，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在做什么，有哪些困惑。没有人骗得了她，可以让她违背自己的初衷去支持某项公益事业。

我和朱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她在多伦多工作，是一名童书管理员。我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她帮我找的，至少是她告诉我的。这是渥太华谷的一个流动图书馆，我负责开车并兼任图书管理员。我离婚很久了，所以朱莉找我来谈这个问题很正常，她说和很多人都没法谈。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她到底应不应该尝试一个人生活？她说她的丈夫莱斯利冷酷、肤浅、顽固、感情上很吝啬，忠诚、正直、高尚而又脆弱。她从来都没有真正想和他在一起。她可能无法忍受对他的思念，或者只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生活。她不幻想自己还能吸引别的男人，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的感情、人生或别的什么东西——一切都被白白浪费了。

我听她说着这些，觉得很多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抱怨。说实话，我离婚前就常说这样的话。可是她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对这种状态又有多介意？这样的抱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婚姻获得某种平衡并维系下去？我问她有没有爱过别人，她说曾经以为自己爱过，那是在海滩上遇到的一个男孩，但那次经历根本就是胡闹，所以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还有一次是最近几年的事，有个男人觉得爱上她了，但同样是胡闹，也没有任何结果。我说一个人生活当然有很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是要三思而后行。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比朱莉勇敢，因为我冒过险，而且不止一次。

我、朱莉和道格拉斯·赖德在一家餐馆吃午饭。这家餐馆开在一栋白色的旧木楼里，楼下是一个小湖。这个小湖是一连串湖泊中的一个。从前没修路时，这儿有个码头，度假的人们乘湖船来到这里，生活用品也靠船运。楼两边都是树，一直延伸到湖边，其中大部分是白桦和杨树。虽然已经是五月了，但树叶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你能看到树枝上有一层朦胧的绿色，仿佛是空气的颜色，树下有很多白色的延龄草。虽然太阳一直在努力冲出云层，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湖水泛着波光，看上去凉凉的。

我们在长长的玻璃前廊里，坐在款式各异、颜色鲜艳的旧餐椅上。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所以这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其他客人了。我们吃了烤鸡。

“这是礼拜日的正餐，真的，”我说，“是礼拜日从教堂回来后吃的正餐。”

“这地方很不错。”朱莉说。她问道格拉斯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道格拉斯说这些年来他整个省都跑遍了，当然知道哪儿有什么。他负责为省档案馆收集和购买各种旧的日记、信件、记录之类的东西，以免这些文件消失或被外省、外国的收藏家买走。他会追随各种线索或凭直觉去寻找，找到宝贝的时候，也并不总是能立即入手，常常需要说服那些讳莫如深、疑心重重或贪得无厌的物主，还要对付私人商贩。

“说真的，他有点像海盗。”我对朱莉说。

道格拉斯给我们讲那些私人商贩的故事，他的竞争对手们的故事。那些人有时候会搞到很珍贵的材料，然后想厚颜无耻地转卖给他，或卖给国外出价最高的人——他发誓一定要避免这种灾难发生。

道格拉斯个头很高，大部分人都会忽视他微凸的肚子，觉得他很瘦；人们会觉得他肚子上的那点肉可能是最近才长出来的，与他整个人不相符，也许很快就会消失。他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剪得很短，也许是为了让那些上了年纪的保守的物主更放心吧。在我看来，他像个大男孩，我不是说他表情坦率、面色红润或容易害羞；我想到的是那些艰难的青春岁月，那些你常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照片中看到的活泼而又刚毅的面孔。道格拉斯就是这样，他的样子保持得很好，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老。噢，那些谦虚和满足的表情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和这样的人坠入爱河是迅速的，隐秘的，令人惊奇的——走出爱河亦是如此。他和朱莉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他。他说那些买卖旧书、旧报的人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古板守旧，神秘莫测；他们不是上了年纪的神秘收集者，而是胆大妄为的流氓无赖，有着赌徒和骗子一般的直觉；在这个行当里，就像在其他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里一样，阴谋诡计、坑蒙拐骗和恃强凌弱无处不在。

“一和书沾上边，大家就会这么想，”朱莉说，“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印象也一样。想想你多少次听人们议论，说某某人不像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吧！你怎么没想过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呢？”

朱莉很兴奋，正喝着酒。我想这是因为她在会上太活跃了。她有开会的天赋，而且从不介意多出力。她可以从从容容地在全体大会上发言，毫不怯场，对议事程序也很熟悉。她说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喜欢会议、委员会、内部简报之类的东西。她曾在家长教师联谊会、新民主党、一神论教会、租户联盟和好书俱乐部工作过，把很多时间都献给了各种机构。她说这也许是一种瘾，但每次在会上环顾四周，都不禁觉得开会还是有好处的，它让人们觉得并非所有事都混乱不堪。

那么，在本次会议上，朱莉说，谁，谁才是典型的图书管理员？他们在哪儿？的确，她说，你也许认为，当初把那样的形象刻在人们脑子里还颇费了一番工夫呢。

“但这并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过程，”她说，“图书管理员确实是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干这行的人个个都胆小怯懦，无精打采。绝非如此。这一行里多的是奇人怪癖，完全不乏性格张扬、个性开朗的人。

“老疯子嘛。”道格拉斯说。

“这种形象在某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朱莉说，“今天早上，会议中心主任过来找主席，问她是否需要那些夜不归宿的人员的名单。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竟然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感兴趣。”

“不感兴趣吗？”我说。

“我是说，明面上不会。再说了，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信息的？”

“卧底，”道格拉斯说，“A.G.P.M——业余公德守护者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点像防火监察员。”

朱莉没接他的话，只是闷闷不乐地说：“我想都是那些年轻人吧？”

“你在羡慕性革命，”道格拉斯摇摇头说，“不过我想那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吧？”他看着我说。

“我想是的。”我说。

“这可真不公平，”朱莉说，“对我来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性革命，真的。真希望自己生得小点，我是说晚点。为什么不坦诚一点呢？”她有时候会让自己坦诚到荒唐的地步。她这么说显然是故意的，给人的感觉有些卖弄风情——孩子气的风情，然而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这很重要，因为我有点替她捏把汗。我们已经开始喝第二瓶酒了，朱莉喝得比我和道格拉斯都多。

“好吧，”她说，“我知道这很可笑。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机会，结果都很可笑，我是说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的，不，不是上帝的意思。”

“噢，朱莉。”我说。

“有些事你并不全知道。”她说。

我觉得她真的醉了，我应该尽量让气氛轻松一些，便说：“怎么不知道？有一次你往海里扔蛋糕，遇到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道格拉斯笑了，我很高兴。

“真的吗？”他说，“你总是把蛋糕往海里扔吗？有那么难吃吗？”

“好吃得很，”她故意一本正经地开玩笑道，“既好吃又精致。圣安娜奶油蛋糕，庞然大物，里面有奶油、蛋奶沙司和奶油硬糖。不，不难吃。我之所以要把它扔到海里——我告诉过你，”她对我说，“是因为当时我有个不为人知的问题：饮食问题。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和丈夫住在温哥华，就在基斯兰奴海滩附近。我是那种先暴饮暴食然后再催泻的人。我经常做奶油泡芙，一个个吃光，有时候做乳脂软糖，吃掉一整锅，然后用芥末和水催吐，或者服用大剂量的泻盐把食物排掉。太可怕了。我非常内疚，但是无法自控，这一定和性有关。现在他们都这么说，对吗？”

“好吧，我做了这个可怕的蛋糕，假装是给莱斯利做的，但做完后我知道其实是给自己做的，最终我会一个人把它吃掉。于是我把它丢进垃圾箱，但我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拣出来吃掉。太恶心了是吧？所以我把整块蛋糕装进一个牛皮纸袋，一路走到海边岩石那儿，把它扔进了海里。这一幕被这个男孩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往海里扔牛皮纸袋，你第一时间会怎么想？我只得告诉他袋子里是一个蛋糕，我把配料弄错了，很惭愧蛋糕做砸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我跟他说实话了，我从来没想过告诉任何人的。他说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但是辍学了，因为学校里那些人都是行为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行为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朱莉无奈地感叹道，“就这样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前后大概有六周。他想让我读荣格的书。他的头发浓密、卷曲，颜色像老鼠皮。我们躺在岩石后面搂着脖子疯狂地亲吻。当时是二月还是三月，天气还很冷。他一周只能和我见一次面，而且总是在同一天。我们没有发展到太亲密的程度。结果——好吧，结果我发现他来自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我们见面的日子就是他每周出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先发现了这个，还是先发现了他脖子上的伤疤。我说了他有络腮胡子吗？这在当时可不常见。莱斯利讨厌络腮胡子，他自己现在也留了。他试过割喉自杀。我说的不是莱斯利。”

“噢，朱莉。”我说，尽管之前也听她说过这件事，但对我来说，听到有人自杀，感觉就像内脏要挤出伤口一样，你得把它塞回去，然后赶紧贴上纱布垫。

“情况也没有那么糟。他当时正在恢复，我确信后来他好了。他只是个偏激的孩子，经历过一次危机，但是我吓坏了。我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也快疯了。暴饮暴食、催吐，这些事已经够糟的了。这时，他向我坦白说自己只有十七岁，一开始他谎报了年龄。这一点戳中了我的痛处，想到和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孩子乱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我跟他说了一大堆谎话，说我理解他，没关系，下周我还会来和他见面；然后回到家，跟莱斯利说我没法继续住在地下室公寓了，我们得搬家。我哭了。不到一周，我就在北岸找了个地方，和丈夫安顿下来。我永远都不会去基斯兰奴海滩了。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要带他们去海边，我会坚持去西班牙海岸或安布尔赛德。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可能过得还不错呢，”我说，“可能是一个有名的荣格主义者了。”

“或者是有名的行为主义者，”道格拉斯说，“或者是体育比赛解说员。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是吃了太多的奶油泡芙啊。”

“我戒了，应该是在怀孕的时候。生活真是奇怪。”

道格拉斯仪式性地倒光了瓶子里剩下的酒。

“你说有两次这样的经历，”他对朱莉说，“你要把我们悬在这里吗？”

还好，我想，他没觉得无聊或反感，他喜欢她。朱莉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道格拉斯，心里想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每次介绍一位男士给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担心这位男士会无聊或反感？

“另一次就更奇怪了，”朱莉说，“至少让我更费解。本来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蠢事的，但是话到嘴边，索性讲出来好了。唉，这件事让我很不解，完全把我给弄糊涂了。也是在温哥华，但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我当时加入了一个叫‘交朋友小组’的组织，它提倡一种集体疗法，帮助那些能够正常生活但心理上深受困扰的人。这在当时的西海岸很流行，大家经常说要摘下面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更亲近。这些说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我觉得还是好处更多，而且听起来也很新颖。我这么说一定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就好像说十五年前我就会编流苏花边了，那时还没流行这个；当时大家觉得还是别编流苏花边的好，永远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