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是这样，听着就像外国人。我不用去了。”

弗朗西丝确实得再出去一趟，晚上去图书馆帮母亲借书，每周都得借三本新的。母亲看到一本厚厚的好书就高兴。能读好一阵子了，她会说，就像说一件大衣能穿好一阵子或一床毯子能盖好一阵子一样。实际上，对她来说，书就像暖和、厚实的鸭绒被，她可以盖在身上，舒服地缩在里面。当一本书快看完的时候，或者说被子越来越薄的时候，她就会数数还剩下多少页，然后对弗朗西丝说：“你给我借新的了吗？哦，对了，在那儿，我想起来了。嗯，看完这本还有那本。”

但总有这样的时候，旧的看完了，新的还没借来，这时她就只能等。（幸好，隔不久，比如三四个月，弗朗西丝就可以重新借同一本回来。母亲会重新沉浸其中，甚至会给她讲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的某些信息，就像从来没读过一样。）母亲等新书的时候，弗朗西丝会叫她听收音机。她说什么母亲就做什么，从来都是这样，但收音机好像不能给母亲带来安慰。当她没有东西盖的时候（打个比方），她就会走到客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书，可能是《忠诚的雅各》，可能是《洛娜·杜恩》，然后蜷坐在小凳子上，紧紧地握住，读起来。也有的时候只是拖着脚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除了过门槛外绝不抬高脚。虽然她会紧紧地抓住家具，还是时不时撞到墙，因为没开灯，什么都看不见。至于身体虚弱，那是因为她现在已经不走路了。她会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焦躁，一种慢动作般的疯狂，在没有书、食物或安眠药帮助的时候，就可能发作。

今天晚上母亲问：“你帮我借的书呢？”这让弗朗西丝很反感。她反感母亲的冷漠和自我中心思想，厌恶她的虚弱和残存，那双瘦小的腿多么可恶，胳膊上的皮肤松垂着，像起皱的袖子。但是自己不冷漠吗？能比母亲好多少？她路过邮局那一角的时候，已经没有事故的痕迹了，只有新的雪，从南边，从伦敦（他一定会回来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一定会回来的）那边吹来。她对那个孩子感到非常愤怒，他那么愚蠢，不长脑子地冒险、炫耀，闯进别人的生活，闯进她的生活。她现在谁都不能想。比如说阿德莱德吧，阿德莱德临走前跟着她来到卧室，她正要脱掉缎子衬衫，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做晚饭。她解开前面的扣子，然后解袖子上的。她站在阿德莱德面前，就像刚才站在泰德面前一样。

“弗朗西丝，”阿德莱德紧张兮兮地小声说道，“你没事吧？”

“没事。”

“你不觉得这是对你们的惩罚吗？”

“什么？”

“上帝对他的惩罚。”阿德莱德说，脸上闪烁着兴奋、满足和沾沾自喜的神情。阿德莱德在结婚前，有那么一两年曾经大受男人们欢迎，或者说声名狼藉。经常有人拿她的名字编双关语。后来她嫁给了弗朗西丝那个固执、天真的弟弟克拉克。阿德莱德长得又矮又胖，当姑娘的时候身材就像生过孩子一样，还有点斗鸡眼。弗朗西丝不明白，自己怎么和她成了朋友，或者说结成了联盟，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那时克拉克晚上出去辅导青少年冰球队的训练，她坐在阿德莱德的厨房里，把克拉克的宝贝威士忌（她们把他剩下的兑水冲淡了）掺进咖啡里喝。炉子旁晾着尿布，桌子上放着一些廉价的玩具火车轨道，是金属的，还有一个丑丑的玩具娃娃，没有眼睛，也没有胳膊。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谈到了男人和性。可耻的放松，令人内疚的放纵，自己犯下的大错。那次谈话中，阿德莱德没提到上帝。她一次也没有说生殖器本来的那个词，试了试，但没说出口。“那活儿，”她说，“他一下子掏出那活儿。”那股劲儿就像她说“停尸桌上”那样叫人不安。

“你看起来很不舒服，真的，”她对弗朗西丝说，“好像吓傻了，病了。”

“回家。”弗朗西丝说。

凭什么要她为此付出代价？

邮局前，两个人正在往蓝杉上搭圣诞节彩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工作？一定是在出事前就开始干了，后来不得不离开。中间这段时间一定是去喝酒了，至少其中一个是醉醺醺的。卡尔·卡拉汉叫一串彩灯给缠住了，另一个是博斯·克里尔，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永远都当不了什么头儿[14] 。博斯站在一旁，等着卡尔自己解开彩灯。博斯·克里尔是个文盲，但是很懂得享受。他们的卡车后面还堆满了塑料冬青花环和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东西，这些都得挂起来。音乐会、演奏会，镇上的人们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的公共庆祝活动都少不了弗朗西丝，所以她知道这些装饰物品存放在哪儿。这些东西年复一年扔在镇公所的阁楼上，没人想得起来。直到某一天，地方政务会上有人说“嗯，现在得想想怎么庆祝圣诞节了”，人们才想起这些东西，拖出来用。这两个傻瓜还要把一串串装饰品、彩灯和花环挂起来。弗朗西丝走开时，心里很瞧不起他们。笨拙的工人，破旧的花环和装饰品，普通工作的单调乏味——一种荒谬的圣诞季义务感将这些感觉统统搅动起来。换个时间，她说不定觉得这一幕很令人感动，很值得赞赏呢。她可能会向泰德解释这种感情，泰德从来都不能理解她对汉拉蒂的忠诚。他说可以生活在城市里，也可以生活在树林里，就像他原来生活的边远村落那样，但就是不能生活在汉拉蒂这样的地方。这儿狭小、落后，没有荒野的开阔；拥挤，又缺乏城市生活的热闹和丰富多彩。

可是他就生活在这里。

弗朗西丝记得夏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周围的一切都让她反感。泰德、格丽塔和孩子们走了，去北安大略看望他们的亲戚，要在那儿待三周。前两周，弗朗西丝去了休伦湖上的一座小别墅度假，她每年都租住在那里。她是带母亲一起去的，母亲就坐在乳香木下看书。在那儿的时候，她还觉得没什么。别墅里有一套旧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她一遍遍地读那篇关于芬兰的早已过时的文章。晚上，她躺在前廊上，听湖水拍打着岸边，想着北安大略，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荒凉的地方。但当她不得不回到镇上，而泰德还没回来时，那一阵子真是糟透了。她每天上午都去邮局，每次都没有他的来信。她站在邮局里，望着窗外的镇公所，那里有支红白两色的大温度计，记录着“胜利债券”运动的进展。在她心里，泰德已经不在北安大略，不在亲戚家大吃大喝、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了。他走了，可能在任何地方，这个镇子以外的任何地方。除了在她荒唐、痛苦的记忆中，他已经退出她的生活。那段时间她确实憎恨所有人，几乎不能礼貌地回答别人的问话。她憎恨人、炎热的天气、镇公所、温度计、人行道、街边的建筑，还有人们的说话声。后来，她很不愿意想起这段经历，不愿意想到样子还不错、并不讨厌的房屋和熟人们还算友好的问候竟然需要某个人的存在才能令人愉快，而这个人，她在一年前还不认识；不愿意想到他在同一个镇上的存在竟是这样不可或缺，即使看不到他、没有他的消息也没关系，只要他在就行。

泰德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他们在学校见面、身上蹭上油漆的那个晚上。那时弗朗西丝想，此前那些忍耐都是值得的，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她忘了痛苦，就像人们说的，你总是忘了生孩子的痛苦。

现在她想起来了，那只是个预演，她编来折磨自己的。现在是真的了，泰德会回到汉拉蒂，但是不会回到她身边了。因为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他会恨她，至少不愿意想到她，想到她就会想到那件事。而假设孩子活下来，成了瘸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对弗朗西丝来说是这样。他们一定想离开这儿，泰德说过格丽塔不喜欢这儿。他很少在弗朗西丝面前提格丽塔，这是一次。格丽塔很孤独，她在汉拉蒂过得很不自在，现在一定更不喜欢这里了吧？弗朗西丝夏天时的想象将会在来年夏天变为现实。泰德会离开这里，回到妻子身边，很可能此刻就拥抱着她，安慰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她说话。他说过不和妻子说芬兰语，是弗朗西丝问的。弗朗西丝能感觉出来，他不喜欢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几乎不会说芬兰语，她不信。

芬兰——乌戈尔部族的起源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百科全书里这样写道。这个说法让弗朗西丝感到很高兴，她没想到，百科全书会承认这种事情。芬兰人曾被称为达瓦斯蒂人和卡累利人，进入十三世纪很多年以后，他们都还是多神教徒。他们信仰三种神：空气之神、森林之神和水之神。弗朗西丝知道这些神的名字，让泰德很是吃惊。“尤科”“塔皮欧”“阿提”，泰德从来没听说过。他所了解的祖先可不是那些温和的多神教徒。据百科全书介绍，在有些地方，居住在森林里的马扎尔人仍然在向鬼魂献祭。泰德家是被驱逐出芬兰的，不是在到处都是松树和白桦的北部森林，而是在赫尔辛基的会议厅和报社办公室，在演讲厅和校对室。这是家里人教泰德要记住的。在他的记忆里，没有多神教的祭拜仪式（弗朗西丝说到向鬼魂献祭的时候，他说“胡说”），有的是这样一个时代：秘密印刷机、天黑之后散发传单、注定失败的示威和光荣的入狱。他们用示威和宣传来反抗瑞典人，反抗俄国人。俄国进攻芬兰，芬兰与德国正式结盟，泰德的忠诚没有着落了。他当然不会忠诚于加拿大，他说现在在这里他被看作敌国人，并受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监视。弗朗西丝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不过泰德好像很自豪。

秋天，在干燥的树林里散步时，泰德告诉弗朗西丝很多事。她真应该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泰德讲西班牙内战，讲俄国的事情，弗朗西丝听着，虽然表面上在正常地问答，但脑子一直在走神，不时盯着哪根栅栏或哪个土拨鼠洞发会儿呆。

主要意思她能抓住，泰德认为总体来说社会在走向失败，而战争，人们眼里这场巨大的、但很快就会过去的危机，实际上只是这种状况的自然表现。只要弗朗西丝说有一丝希望，泰德就会反驳她，并解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所有制度都注定会失败，一场灾难接着一场灾难，直到……

“直到什么？”

“直到彻底的毁灭。”

说这句话的时候，泰德看起来是那么满意。既然这种想象可以让他如此平静和满足，她还有什么可争辩的？

“你真黑，”她把泰德的手翻过来，说道，“我还从没见过这么黑的北欧人呢。”

泰德说芬兰人有两种相貌，马扎尔人的相貌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相貌，肤色一个深，一个浅；而且这两种相貌好像界限分明，互不混杂，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家族之内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从未改变。

“格丽塔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格丽塔是纯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骨架大，骨骼长，是长头的……”

“什么？”

“长头的。她是白皮肤，蓝眼睛，浅色的头发。可是她姐姐卡尔特鲁德的皮肤就是棕色的，眼睛有点斜，肤色非常深。我们家也一样，鲍比像格丽塔，玛格丽特像我，露丝——安像格丽塔。”

听泰德说格丽塔，说“我们家”，弗朗西丝觉得既扫兴又好奇。她从来没问过他，从来不提他的家人。开始的时候，泰德也不提。他说过的两件事留在了弗朗西丝的记忆里。一件是他和格丽塔结婚的时候他还在靠奖学金的资助上大学；在他毕业、找到工作之前，格丽塔一直在北方，和家里人住在一起。这让弗朗西丝不禁想：那个时候格丽塔是不是怀孕了？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和她结婚的吗？泰德说过的另一件事——他和弗朗西丝商量见面地点时顺便提到的——是在那之前他从没有过不忠的行为。出于天真或自负，弗朗西丝一直在想这件事。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连串人中的一个，但是“不忠”这个词（他甚至没说对格丽塔不忠）确实暗示了某种联系。它将格丽塔置于聚光灯下，让他们看着；格丽塔坐在某个地方等着。她冷静、正派、有耐心，是受害者；这件事给了她光荣，泰德给了她光荣。

开始的时候只有这些，但现在，两个人的谈话中，门打开了，当然很快又会关上。弗朗西丝瞥见一些自己既想回避又想窥视的东西。格丽塔需要用家里的车，她要带露丝——安去看医生；露丝——安耳朵疼，哭了一夜；泰德和格丽塔一起贴了前厅的墙纸；他们吃了某种有问题的香肠，全家人都病了。弗朗西丝不仅瞥见了马卡瓦拉家的生活，还被传染上了他们家人的感冒。她开始觉得自己以一种奇怪、虚幻的亲密关系和这家人生活在一起。

她问过泰德一个问题。

“你和妻子在前厅贴的是什么样的墙纸？”

他得想想。

“是条纹的，白色和银色相间的。”

墙纸的选择使得格丽塔的形象显得比走在街上或在苏必利尔超市购物时冷酷、精明、有雄心。那些时候她会穿一条面料柔软、款式陈旧的花裙子或宽松的格子长裤，头上系着一块班丹纳印花大手帕。格丽塔是个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脸上长着雀斑的家庭妇女。有一次在超市，她手上的篮子碰到了弗朗西丝的胳膊。她说了声“对不起”。弗朗西丝从她嘴里听到的只有这几个字，口音很重，语气冷漠，又有些胆怯。这个声音是泰德每天都听到的，这个身体每晚都睡在他身边。就在苏必利尔超市，在克雷福晚餐、猪肉和豆类食品的货架前，弗朗西丝感到膝盖发软，开始哆嗦。仅仅挨着这个高大、神秘、无辜而又强壮的女人，她就有点发晕，双脚就会打战。

周六早上，弗朗西丝发现信箱里有张便条，叫她当天晚上在教堂等泰德，给他开门。她一整天都很紧张，就像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那次他们约会的地点是贝蒂灌木林）前那样。晚上，弗朗西丝在黑暗中，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门口等泰德。这个时间很不好，牧师或门房都有可能来，实际上早些时候这两个人都来过，那会儿弗朗西丝正心神不宁地弹着管风琴。后来他们都回家了，弗朗西丝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了。

他们通常在这里、在黑暗中做爱，但是今天晚上弗朗西丝觉得他们需要开着灯，说说话。泰德来了，弗朗西丝立刻把他领到唱诗班席后面的一间教室里。这间教室又窄又长，没有窗户，有些憋闷。主日学校用的椅子堆在房间的一角，教桌上有个奇怪的东西——烟灰缸，里面有两颗烟蒂。弗朗西丝拿起烟灰缸。

“这个地方一定还有别人来。”

她必须说点别的，因为她知道，关于事故，她说什么都不对。

“情人们的接力赛，这一点都不奇怪。”泰德说。这让弗朗西丝松了一口气。泰德试着猜了几对——校长和秘书，弗朗西丝的弟媳和教堂的牧师——但他说话无精打采的。

“看来得排个时间表。”

他们没有拿椅子，而是背靠墙坐在了地板上，头上是一幅耶稣走在加利利海边的画。

“从来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一周，”泰德说，“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周二我们从伦敦回来，周三格丽塔的家人就到了。他们是连夜开车过来的，两夜都没停，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地方，他们征用了一辆扫雪机在前边开路，走了大约五十英里。那帮女人什么都能做到，做父亲的只是跟着而已。那些女人真可怕，尤其是卡尔特鲁德。

她自己有八个孩子，就这样，还从没停止过操纵妹妹们和她们家人的生活，或其他任何人的生活——只要人家允许她插手。和她比，格丽塔简直就是没用。”

他说麻烦立刻就来了，就是关于孩子葬礼的事。泰德决定为儿子举行一个非宗教性的葬礼。很久以前他就下定决心，如果家里有人死了，他是不会叫教会的人来的。殡葬承办人不喜欢这样，但也同意了。格丽塔也说可以。泰德写了几段纪念性的文字，准备在儿子的葬礼上读。就这么简单，不唱圣歌，也没有祈祷仪式。这样做没有什么新奇的，他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格丽塔知道，她的家里人也知道。可是他们开始大吵大闹，好像这是什么惊人的、恐怖的新发现一样，好像在说无神论本身就是闻所未闻。他们想让泰德知道，这样的葬礼是非法的，他会因此而进监狱。

“他们带了个老家伙来，我想大概是什么叔叔或表亲之类的。他们家的人太多了，有些我没见过。关于孩子的葬礼，我说了我的计划，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牧师，芬兰路德派的牧师。他们从四百英里外运了个人来威胁我。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他身体也不好，感冒了。他们跑前跑后，给他抹芥子硬膏，给他泡脚，想让他能撑着主持葬礼。他要是掉链子才好呢，这帮人活该。”

这时泰德已经站起来，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走来走去。他说他们大可以用平板车把路德派的全体会众、把教堂都运过来，但是他决不会被吓倒。他就是这样跟他们说的。不管怎样，他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埋葬自己的儿子。这时候格丽塔也屈服了，站到了他们那边，并不是说她有一丁点儿的宗教感情，只是因为他们的哭泣、指责和脸上软弱的表情，那种表情格丽塔自己也一直都有。不仅是格丽塔的亲戚，汉拉蒂各种爱管闲事的人也掺和进来，挤了一屋子。联合教堂（就是这座教堂）的牧师在某个时间出现了，来和路德派的人商量孩子葬礼的事。泰德把他赶了出去。后来泰德发现，其实不是牧师的错。不是他自己要来，是卡尔特鲁德叫他来的，说情况危急，她妹妹精神失常了。

“真的吗？”弗朗西丝问。

“什么？”

“她……你妻子……真的精神失常了吗？”

“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疯子，谁都会精神失常的。”

葬礼是私下里举行的，泰德说，但这并没有阻挡住那些想来的人。他站在儿子的棺材旁边，随时准备打倒那些多事的人。卡尔特鲁德要是过来，他很愿意采取行动。就算那个生病的牧师甚至格丽塔本人被逼着过来，他也决不手软。

“噢，不。”弗朗西丝不由得说。

“我知道她不会的。但是卡尔特鲁德有可能过来，或者是她们的老母亲。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知道自己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太可怕了。我开始说话的时候，她们的老母亲也开始摇晃着身子号啕大哭。我不得不冲她大喊。她说芬兰语，我说英语。她的哭声越大，我就喊得越凶，简直是疯了。”

泰德一边说话，一边把烟蒂从烟灰缸里倒到手上，然后再倒回去，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

弗朗西丝等了一下说道：“可是格丽塔是孩子的母亲啊。”

“什么意思？”

“如果她确实想要一个普通的葬礼呢？”

“噢，她不想。”

“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她。她就是没有一点主见，只会对卡尔特鲁德言听计从，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儿子的葬礼他完全是为自己举行的，弗朗西丝想，一刻也没想过格丽塔，没想过鲍比。他只想着自己、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敌人让步。对他来说，这才是重要的。弗朗西丝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不喜欢泰德这一点，很不喜欢。不是说不喜欢他了，至少不是不爱他了，但自己的感情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后来她回想起这一刻，觉得在此之前自己这段感情有些孩子气，有些令人难堪；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见他也好，关注他也好，都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的；虽然以为自己是认真的，也会说他是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她不能继续生活在那种懒惰和自我欺骗中了。

泰德想做爱，弗朗西丝第一次感到很吃惊。她毫无准备，还不能领会他的意思，但是泰德太想了，没注意到她的反应。

第二天是礼拜天，弗朗西丝为教堂的礼拜仪式伴奏。这将是她在联合教堂的最后一次伴奏。

周一，泰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事情是这样的：格丽塔的姐姐卡尔特鲁德虽然来汉拉蒂才五天，但是跟这里的女人们已经比住了一年半的格丽塔都要熟了，于是就有人把泰德和弗朗西丝的事告诉她了。后来弗朗西丝觉得是阿德莱德说的，肯定是阿德莱德，但是她猜错了。阿德莱德的确去过马卡瓦拉家，但不是她说的，有人比她到得早。卡尔特鲁德在葬礼的事上输给了妹夫，正在气头上，这会儿听到这件事，自然火冒三丈。她去找高中校长和联合教堂的牧师，问他们打算怎么办，这两个人都不想采取什么措施。其实他们对这件事早有耳闻，也为此感到惴惴不安，只希望一切都能归于平静。泰德和弗朗西丝对他们来说都很有用。他们对卡尔特鲁德说，现在孩子死了，丈夫和妻子当然会更亲近，另外这件事大家都会忘了的。他们说很遗憾，在家庭遭受如此重创时，她抓住这件事不放，而且如果做妻子的不知道，损失是可以弥补的。但是卡尔特鲁德说，做妻子的会知道的；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制止这件事，她回家就会告诉格丽塔，劝格丽塔跟她走。卡尔特鲁德是个强壮的女人，身体壮，嗓门大，两个男人都叫她给吓住了。

校长对泰德说他注意到一件不幸的事，是有人反映到他这里来的。他说很抱歉，泰德刚刚经历丧子之痛，他就提这件事，但是没有办法。他说希望泰德能猜到他说的是什么，这件事涉及本镇一位广受尊敬的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能够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校长说他认为也许泰德已经决定结束了。他料想泰德会尴尬地做出某种含糊其词的声明，表示已经结束或打算结束此事。不管泰德说得信誓旦旦还是含糊其词，校长都准备接受。他只是履行诺言而已，这样卡尔特鲁德在离开汉拉蒂之前就不会再闹事了。

可是让校长始料不及的是，泰德竟然跳起来说这是骚扰，他没有办法忍受。泰德说他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他不会容忍别人来插手此事，男女关系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婚姻不过是教会当权者提倡的一种过时的习俗而已，就像他们灌输给人们的其他东西一样。接着，他有些前后矛盾地说，不管怎样他都要离开格丽塔，从学校辞职，离开汉拉蒂；他要和弗朗西丝结婚。

不，不，校长不停地说，你喝口水。你不是这么想的，这是什么话。你不能在这种状态下做出决定。

“我很久以前就做出决定了。”泰德说。他相信事实就是这样。

“至少我应该先问问你。”泰德对弗朗西丝说。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坐在弗朗西丝家的客厅里。那个周一，弗朗西丝没去学校；她让合唱团成员在镇公所会合，她在那儿帮他们排练，好让大家熟悉一下舞台。那天她回家有些晚了，她母亲说：“有个人在前厅等你。他说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忘了。”她母亲还忘了说，牧师来过电话，想让弗朗西丝有空时给他回电话。弗朗西丝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母亲说有个人在前厅等她，她以为是保险代理人。这栋楼的火险有点问题，上周代理人给她打电话，问她下次来镇上时能不能见面谈谈。经过过道时，她理了理思路，准备和代理人谈话，心想不知道需不需要另找住处。然而她却看到泰德坐在窗边，大衣也没脱。泰德没开灯，街上有灯光打进来，红红绿绿的圣诞节灯光像彩虹一样打在他身上。

一看到他，弗朗西丝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具体细节，而是大致情况。不然他怎么会在这儿，在她母亲的客厅里，坐在有蕨类植物图案的旧壁纸和《晚祷》画前？

“这是个旧式的房间，”泰德好像注意到了弗朗西丝的心思，温和地说道，“一点也不像你住的地方。”他感到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奇怪、虚弱、恍惚的状态。人在经过激烈的争吵或做出无法改变的决定之后通常会这样。

“这是我母亲的房间。”弗朗西丝说，想问问泰德——但知道这不是时候——什么样的房间才像她的。在他眼里她是什么样的？他真正注意到她多少？弗朗西丝拉上窗帘，打开两盏壁灯。

“那个角落是属于你的吗？”弗朗西丝合上钢琴上的乐谱时，泰德礼貌地问道。弗朗西丝把乐谱合上，是不想让乐谱打扰泰德，或者说是对乐谱的一种保护，因为泰德对音乐不感兴趣。

“可以这么说。那是莫扎特。”弗朗西丝匆忙说道，手碰着墙边桌上一尊廉价的半身像，“我最喜欢的作曲家。”

这话说得多傻，像小学生似的。弗朗西丝觉得不是对不起泰德，而是对不起自己生活的这一角，对不起钢琴和莫扎特，还有那幅阴暗的《托莱多之景》。她非常喜欢这幅画，现在也愿意拿来示人了，但觉得这多少是一种背叛。

泰德开始跟弗朗西丝讲白天发生的事，校长说了些什么，他自己说了些什么，想尽量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他这会儿比当时冷静了，情绪有所克制，思维也更缜密了。

“就这样，我说我要和你结婚，然后才想到自己的自以为是，要是你不同意怎么办？”

“哦，你知道我不会的，”弗朗西丝说，“不会不同意。”

泰德当然知道。他们会坚持到底，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弗朗西丝的母亲也不行。老太太此刻正在厨房看书，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这并非夸张，因为如果泰德和弗朗西丝结婚，母亲就得去克拉克和阿德莱德家住，他们那儿乱作一团，会要了她的命的；而且他们也不会记得帮她从图书馆借书，那样她就只能上床等死了。）泰德两个年幼的女儿也不能阻止他们。今天下午，她们正和着模糊不清的音乐——《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在户外滑冰场滑冰，暗暗享受着弟弟的死给自己带来的关注，虽然内心不无愧疚。

“喝杯咖啡吗？”弗朗西丝说，“哦，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把配给券都攒着买茶了。茶可以吗？”

“我们都攒着买咖啡了。不喝了，没关系。”

“很抱歉。”

“其实我什么都不想喝。”

“这太令人震惊了，”弗朗西丝说，“太震惊了。”

“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迟早得做出决定。”

“你是这么想的吗？”

“哦，当然，”泰德不耐烦地说，“当然是这样。”

但对弗朗西丝来说好像不是这样。她怀疑泰德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无法容忍事情在他的控制之外发展——如此有破坏性、如此无情地发展；因为他觉得有责任向弗朗西丝隐瞒：她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角色。不，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含混、不明确。促使他来这里——她母亲的客厅，最合适的求婚地点——向她求婚的，是一连串事情，很多她都不知道。她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被动的一环。换作别人，是不是也一样？假如这一连串事情稍有不同，会不会还是这样？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发生的，因为不是别人。是弗朗西丝，她一直都相信会有了不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相信那样一个时刻会到来，从此她的人生将全然不同，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她预见了这些，也可能预见了某些流言蜚语，但没想到最重要的却是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影响、困扰和有可能随之而来的绝望。

“我们得小心点。”她说。

泰德以为她说的是不能有孩子，至少一段时间内不能有。他同意了，尽管觉得她现在说这个有点奇怪。弗朗西丝压根就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三十年后，在汉拉蒂殡仪馆，弗朗西丝和弟弟克拉克并排站在弟媳阿德莱德的灵柩旁，和人们打着招呼。殡仪馆是从家具店扩建出来的，家具店旁边原来是旧的五金店，五金店在火灾中烧毁了。所以如果想一想，弗朗西丝现在站着的地方其实就是她过去住处的楼下。不过她没有这么想。

弗朗西丝的头发现在是一种奇怪的颜色。原来褐色的那些变成了灰白色，但红褐色的那些没变，于是整个头成了一种混杂的灰色。在女儿们的劝说下，她把头发染了，但孩子们给她选的颜色不对。错误的发色，就像那匆匆抹上的口红和找裁缝做的格子套装一样，都只是让弗朗西丝更像弗朗西丝。很多人见到她都很高兴。

当然在此之前她也回来过，但不是经常回来。她从没有带泰德回来，只带着孩子们。孩子们觉得汉拉蒂古怪又滑稽，很奇怪父母亲竟然在这样一个可笑的地方生活过。弗朗西丝有两个女儿。泰德一共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每一次在产房，弗朗西丝都感到很欣慰。

弗朗西丝仍然认为是阿德莱德告的密，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尽管她也知道，其实说感谢也一样说得通。阿德莱德后来变得很胖，得了心脏病，现在她死了。

在殡仪馆，人们没有问弗朗西丝泰德的情况，不过她觉得这是因为由来已久的尴尬，而不是敌意。人们问她孩子们的情况，她就可以顺便说起泰德了。她说小女儿从蒙特利尔回家了，她在那儿读书，自己不在家的这几天，她回去陪陪父亲。泰德在住院。他有肺气肿，病情危急的时候需要住院，好些了就回家。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人们开始说起泰德，回忆起他在课堂上的古怪行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应该多一些这样的老师，那样学校会变得多么不同。弗朗西丝笑了，她同意大家的看法，心想一定要把这些告诉泰德，但说的时候要显得随意一些，这样他就不会认为是故意逗他开心了。离开汉拉蒂之后，泰德没再当老师。他在渥太华找到一份工作，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在政府供职。因为是战时，所以没有高学位也可能得到这样的工作。弗朗西丝则继续教音乐，这样他们好寄钱给格丽塔。格丽塔回北安大略和娘家人一起生活了。弗朗西丝认为泰德是喜欢他的工作的。他曾卷入激烈的争端和冲突，也曾说过愤世嫉俗的话，但在弗朗西丝看来，政府职员就是这样。泰德却渐渐地把教学看作自己真正的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经常谈起教书的那些日子。在他嘴里，那些日子成了一连串的奇遇，有疯狂的校长、荒唐的地方教育委员会、不听话但最终被完全制服的学生。这些都不是什么令人怀念的记忆，但泰德说起来却兴味盎然。要是听说学生们的回忆和自己的记忆相吻合，他会很高兴的。

弗朗西丝还想告诉泰德海伦的事。海伦是阿德莱德的女儿，三十多岁了，长得很结实。她带着弗朗西丝来到阿德莱德的尸体前。阿德莱德的嘴像是被捏住了，这下终于不说话了，她活着的时候可从来没这样。

“看他们是怎么弄的，用金属丝把她的上下颌绑在一起了。现在都这么做，上下颌绑起来，怎么看都叫人觉得不自然。以前是放些小垫子，把嘴唇撑起来，现在不这么做了，太麻烦。”

一个脸色苍白的胖男人拄着双拐走上前来跟弗朗西丝说话。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叫弗雷德·比彻，曾经住在阿德莱德家的隔壁。”

“哦，记得。”弗朗西丝说，虽然一时间想不起来和他相关的事了。说着话的时候，弗朗西丝想起来了。比彻说起他这个邻居眼中的阿德莱德，还告诉弗朗西丝自己正在治疗关节炎。弗朗西丝想起来阿德莱德说的比彻在雪地里吐的事了。她说她很难过，比彻正遭受着关节炎的折磨，连走路都有困难，但她真正想说的是自己为那次事故感到难过。如果那个下雪天比彻没出门，没穿过镇子去送婴儿车，她现在就不会在渥太华，不会有这两个孩子，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一定不会。这是真的，弗朗西丝十分确信，但是这么想让人太不愉快了。永远都不能承认自己看这件事的角度，那太可怕了。如果那天比彻没出门——弗朗西丝一边和他说话一边想——那我们现在都在哪儿？鲍比大概得四十岁了，他也许成为一名工程师了——从他小时候的兴趣（现在泰德经常回忆起来）看，这很有可能；他会有一份好工作，甚至是有趣的工作，有自己的妻子、孩子。格丽塔会去医院看泰德，照顾患肺气肿的丈夫。自己呢？可能还在这儿，在汉拉蒂教音乐；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可能从那段感情里走了出来，爱上了别人；也可能忘不掉情伤，变得冷酷而孤僻。

“多么不同。”弗朗西丝想。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会不同，谁都看得出来，整个一生都会不同。她有爱情，有丑闻，有男人，有孩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人在前行，和这些出现之前的那个自己一模一样。

当然不完全一样。

一样。

等我老了，会和母亲一样糟糕，她一边想，一边转过身，热情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不用担心，那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