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弗朗西丝在汉拉蒂高中二楼的一扇窗户前走来走去。那是1943年，弗朗西丝的穿着在当时算得上时髦：暗色的格子裙，与裙子相同材质的三角形披肩；披肩缀着流苏边，垂下来的末端塞在裙子里；米色的缎子衬衫（是真的缎子，这种面料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不见了），衬衫前面和袖子上各有一排珍珠形状的小扣。她刚来这所高中教音乐的时候从来不穿这样的衣服，随便一件旧毛衣和裙子就够了。这个变化没有逃过人们的眼睛。

合唱团在楼下排练，弗朗西丝来二楼没什么事。为了准备圣诞节的音乐会，她很用心地指导学生们。音乐会必唱的一首歌是《他会为信众提供食物》，然后是《休伦颂歌》（有个家长不满，因为听说这首歌是一个牧师写的），《橡树之心》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当时的局势需要有爱国歌曲，还有《沙漠之歌》，他们的自选曲目。现在孩子们唱的是《圣城》，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是胸大无脑的姑娘们和唱诗班的女士们。高中女生能把弗朗西丝气个半死，她们一会儿要关窗，一会儿又要开窗；开窗怕被风吹着，关窗又热得要晕倒。这些女孩子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总担心哪里出了问题，时刻留意着自己的心跳，不停地说着自己的痛苦。她们开始由女孩变为女人了，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身体开始前凸后翘；本来很平常的一些事，自己却觉得很重要；开始变得怯懦、迷糊、倔强；身上散发出紧身胸衣的气味；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新发现——在唱诗班唱歌的时候，会有男人像看祭品那样看着她们。完全是令人沮丧的性意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他跟我走在一起，和我说着话，他告诉我，我属于他。”

弗朗西丝假装去教师厕所，让学生们自己练习。到了厕所，她只是打开灯，看着自己的脸：不是全神贯注的表情，也没有因为激动而脸红。她的脸长长的，皮肤很白，鼻子很大，棕色的眼睛清澈明亮；卷曲、蓬松的短发有褐色和红褐色两种颜色。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弗朗西丝感到很欣慰。她喜欢自己的样子，照镜子通常让她感到精神振奋。好像大多数女人（至少书里是这么写的）都缺乏自信，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弗朗西丝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可能恰恰相反。她并不是觉得自己漂亮，只是觉得这张脸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和信心。有时候她会想起在音乐学院上学时一个叫纳塔莉的女孩，是拉小提琴的。那个女孩脸色苍白，一头短短的卷发，脸瘦得皮包骨头。可是没想到，人们有时候竟然会把她俩认混。更让人吃惊的是，弗朗西丝通过一系列普通朋友和知心密友得知，纳塔莉也和她一样烦恼。弗朗西丝曾经跟音乐学院的学生保罗订婚，当她跟保罗说要取消婚约时，保罗用冷漠、苛刻的口气说：“哦，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吗？要知道，你又不是什么大美女。”此前的谦恭和深情荡然无存。

弗朗西丝关上灯。她没有回合唱团，而是来到楼上。冬天的上午，学校里有些沉闷，天气还不太暖和；乡村的孩子们天亮前就离开了家，这会儿打着哈欠，冻得发抖；他们揉揉眼角，想把睡意赶跑。但是到半下午这个时候，弗朗西丝感到这里有种舒适的嘈杂和令人惬意的昏昏欲睡。深色的踢脚板吸收了光线，衣帽间静悄悄的，里面放满了羊毛大衣、围巾、靴子、溜冰鞋和冰球棍，衣服上的汗在蒸发。教室的门顶窗开着，里面传来老师有规律的指令声，是法语听写，是老师在讲述无可争辩的事实。与这秩序和顺从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熟悉的压迫感。它来自渴望或预感，就像你有时候在音乐或风景画中感受到的那种奇怪的东西一样，无法抑制，像要冲出来，但没有冲出来，而是消失了，不见了。

弗朗西丝正对着科学课教室的门站着。这间教室的门顶窗也开着，教室里传来叮当作响的声音、挪动凳子的声音和孩子们小声的说话声。他一定是正在让学生们做实验。让弗朗西丝感到荒唐和可耻的是，自己的手心竟然出汗了，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就像钢琴考试前或表演前那样。她好像制造出了那种危机感——接下来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面临灾难，既有自己，也涉及别人——这真是愚蠢又做作。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和泰德·马卡瓦拉的婚外情？她很清楚别人会认为这件事有多愚蠢，她没有失去理智。不过没关系，如果愚蠢就是轻率和冒险，那么她不在乎。也许她想要的就是一次冒险呢。但有时候她也想，恋爱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虽然说不上是假的，就像那些愚蠢的表演一样，是拙劣的编造。在这一点上她不能冒险，于是她丢开了这个想法。

教室里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听得出来，是在表达困惑和抱怨。（高中女生的另外一个特点：听不懂就会哭哭啼啼；相比之下，男生的咕咕哝哝和不屑一顾就好多了。）接着是泰德的回答和解释。他的声音不大，弗朗西丝听不清楚。她想，他可能正俯身专心地做某件平常的工作，比如把本生灯[12] 的火苗调低。她喜欢这么想他：勤勉、稳重、有耐心；可是她知道（听别人说过），泰德在课堂上的行为与他给自己或其他同事的印象大相径庭。他习惯用轻蔑的口气说起自己的工作和学生。如果有人问他喜欢怎么惩罚学生，他会说哦，不怎么惩罚，可能对准嘴来一拳，也可能在屁股上踢一脚。而实际上他对学生却是又哄又骗，用各种把戏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会用笨蛋高帽[13] 和生日哨子做道具，会夸大其词地骂学生愚蠢，还曾经在水池里一份一份地烧掉他们的试卷。“真是个怪人。”弗朗西丝听学生这样说过他。她不喜欢别人这么说他。她相信学生也是这么说自己的。她也有过分的时候，孩子们唱得不好时，她会抓着自己浓密的头发抱怨道：“不，不，不。”但她希望泰德不要这样。有时候她会避免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也不想听别人谈论他。大家都说泰德和善，但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听到的却是不解和鄙视。她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伪装自己？因为她知道泰德是怎么看这个镇子、怎么看这里的人的，或者说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门开了，弗朗西丝吓了一跳。她最不希望泰德发现自己在这儿偷听，好像在监视他一样。不过谢天谢地，不是泰德，是学校的秘书，一个体态丰满、不苟言笑的女人。她很久前就在这儿做秘书了，弗朗西丝上学的时候就是，比那还要早。她深爱这所学校，也爱弗朗西丝在联合教堂主持的圣经班。

“你好，亲爱的。来这儿透透气？”

弗朗西丝旁边的窗户当然没打开，有缝隙的地方甚至用胶带粘了起来。但是她做出同意的表情，幽默地说道“开个小差”，表示知道自己应该在教室。秘书平静地下楼去了，边走边友好地说：

“你的合唱团今天唱得很好听。我一直都很喜欢圣诞节的音乐。”

弗朗西丝回到教室，坐在桌子上，朝孩子们笑了笑。他们已经唱完《圣城》，开始唱《威斯敏斯特颂歌》了。这些孩子看起来确实很傻，可是这怎么能怪他们？唱歌本来就很傻。弗朗西丝永远都想不到，孩子们会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并在事后这样议论：她一定是去走廊里见泰德了。弗朗西丝以为这件事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她缺乏小镇上的人应有的本能。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总是相信别人，无所顾忌。人们说，很显然，她曾经离开过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她离开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年，就是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但不谨慎却是真的。弗朗西丝个子高高的，肩膀窄窄的，骨架修长；她说话的声音很高，语气很急迫；她像外面的人一样，总是来去匆匆，好像有什么事似的；也像外面的人一样，天真地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自己。她急匆匆地在镇上穿行，怀里抱着音乐书，隔着马路朝对面的人大喊，说安排有变，好像忙得不可开交似的。

“叫邦尼三点半再来！”

“你有钥匙吗？我的钥匙落在办公室了！”

她这些特点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虽然家里没有钢琴，她却非要学弹钢琴。那时候她和母亲、弟弟一起，住在五金店楼上的一套公寓里。（父亲去世了，母亲就在楼下上班，收入微薄。）不管怎样，她凑齐了每周三十五分钱的学费，但是唯一能见到的钢琴就是老师的那一架。在家，她用铅笔在窗台上画出键盘，在上面练习。有个作曲家（好像是韩德尔？）曾经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练习弹拨弦古钢琴，为的是不让父亲知道自己对音乐迷恋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是怎么把钢琴偷偷地弄到阁楼上去的呢？）如果弗朗西丝成为著名的钢琴家，那么窗台上的键盘——它俯瞰着小巷和冰壶冰场的屋顶——就会成为另一个传奇。

“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你不是。”这是保罗说过的另一句话。弗朗西丝那么想过吗？她觉得将来会有了不起的事发生，但是也不确定。现在看来确实那么想过。她回到家，开始教音乐，周一在高中，周三在公立学校，周二、周四在乡村的小学校，周六练习管风琴并自己教学生，周日在联合教堂弹奏管风琴。

“依旧在这个文化大都市里跌跌撞撞。”她给音乐学院的老朋友们寄圣诞贺卡时会这么写，意思是说一旦母亲去世，自己获得自由，她就会开始独立的新生活。虽然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也说不清，但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朋友们回寄给她的卡片通常也是一样的口气，心烦意乱又充满怀疑：“又生了一个。不难想象，手在尿布桶里的时间比在键盘上的多。”大家都三十出头了，在这个年龄，有时候你很难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外面，风吹得树都弯了，雪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是一场小的暴风雪，在这个地方没什么特别的。窗台上有把旧铜墨水壶，壶嘴长长的。这把壶弗朗西丝经常见，会让她想起《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东西，有种沉默、快乐和异域的征兆或者说暗示。

四点后在走廊里见到泰德时，泰德和她打招呼：“嗨，你好！”然后压低声音说：“在储藏室等我。我马上就来。”

“好，”弗朗西丝说，“好的。”她把一些音乐书锁起来，把钢琴盖合上，焦躁不安地磨蹭了一会儿，然后等所有学生都走了，就跑上楼，来到科学课教室。和教室相连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宽敞的小房间，那就是泰德的储藏室。他还没到。

这是个储存间，靠墙两侧的架子上摆满了瓶子，瓶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如果没有标签，她只认识硫酸铜，记得那漂亮的颜色。架子上还有本生灯、烧瓶、试管、一副人体骨骼标本、一副猫的骨骼标本、一些装在瓶子里的器官，也可能是有机组织，她没有仔细看，而且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也未必能看清楚。

弗朗西丝担心门房会进来，或者泰德指导的学生也有可能来，比如做霉菌或蛙卵研究（当然，季节不对）项目的学生。他们要是回来该怎么办？她听到有脚步声传来，心怦怦直跳。当她意识到是泰德时，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而是变成了另一种激动。她的心突突地跳着，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期待。虽然快乐，但对身体来说，却和恐惧一样令人难以承受。她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了。

她听到泰德锁门的声音。

泰德出现在储藏室门口。他带上门，只留下一条缝，屋子里几乎一片漆黑。那一刻，弗朗西丝看他的眼光有两种。一种是一年前的那种，那时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科学课教师泰德·马卡瓦拉，虽然不到四十岁，但是没有参军；他倒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许还有心脏杂音或类似的什么问题；他看上去确实很疲惫。泰德个子高高的，有点驼背，黑头发，肤色很深，表情急躁却不乏滑稽，双眼疲惫但不失神采。大概泰德看弗朗西丝的眼光也一样：她带着犹豫、恐惧的表情站在那儿，大衣搭在胳膊上，靴子提在手里。（她觉得不应该把衣服留在教师衣帽间。）有那么一瞬间，他们不能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对方，不记得改变是怎样发生的了，不知道如果上天没有给他们这个恩惠会怎样。如果是那样，他们在这儿做什么？

泰德关门的时候，弗朗西丝再次抬起眼看他：他的侧脸和颧骨是绝妙的、完美的鞑靼人的线条。在她看来，关门这一动作隐秘而无情。她知道，他们不可能回到没有改变的时候了。改变已经发生了。

接下来的一切一如往常：舔，压，舌头，身体，挑逗，伤害，安慰，鼓励，殷勤备至。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她曾经怀疑整件事都是骗局，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之类；怀疑没有人像他们装的那样，真的有那种感受，她和保罗当然也没有。整件事有种糟糕的氛围：道歉、拘谨、尴尬；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还要呻吟，说甜言蜜语，告诉对方自己很快乐。可是不，那不是骗局，都是真的，胜过一切；那些预兆——紧闭的双眼，沿脊柱而行的战栗，所有那些原始的愚蠢行为——也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她问泰德。

“哦，不会太多的，也许有十来个。”

“可能永远都流行不起来。”

“嗯，在大众中永远都流行不起来。”

架子之间的空间狭小，又有那么多易碎的设备，她怎么没想到把靴子和大衣放下呢？实际上她根本没想到他们会拥抱这么久，这么热烈。她以为他有事要跟自己说呢。

泰德把门打开一点，让外面进来一点光；然后从弗朗西丝手里拿过靴子，放在门外；拿过她的大衣，但是没有放在外面，而是展开，铺在没有地毯的地板上。弗朗西丝第一次见泰德做类似的事情是在春天的时候，在寒冷的、还没有长出树叶的树林里，他脱下自己的风衣，有些笨拙地铺在地上。这个简单的准备动作让弗朗西丝很受感动，他就那样不慌不忙地把衣服铺开、拍平，没有任何问题、任何疑问。直到那时，弗朗西丝才确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温和、平静、有宿命感。泰德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跪在地上铺大衣，唤起了弗朗西丝的回忆。同时弗朗西丝又想：如果他想现在做，是不是说周三就不能过来了？周三晚上是他们固定的见面时间。

唱诗班的排练结束后，他们在教堂见面。弗朗西丝会留在教堂里弹管风琴，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大约十一点钟，她会下楼，关灯，然后在后门——也就是主日学校的门口等泰德。他们是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想起来这么做的。泰德是怎么跟妻子说的，她不知道。

“都脱了。”

“不能在这儿做。”弗朗西丝说，尽管她知道他们会的。他们从来都是脱掉所有衣服，即便第一次在树林里时也不例外。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那么不怕冷。

他们在学校里只做过一次，就在这间屋子里。那是暑假的时候，天刚刚黑下来，科学课教室里的所有木制品刚刚刷过油漆。没有警示牌——暑假里应该不会有人来，要警示牌干什么？等他们终于意识到的时候，才发觉油漆味很重。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扭动身体，腿就伸到了门口，腿上都沾上了门框上的油漆。幸好那天晚上泰德穿的是短裤（那时在镇上这么穿还很奇怪），这样他就能对格丽塔说实话，说去科学课教室办事的时候腿上沾上了油漆，而不用解释为什么会光着腿了。弗朗西丝不用解释，因为母亲不会注意到这种事。她没有洗掉那块月牙形的油漆（刚好在脚踝上方），而是任它自己慢慢磨掉。看到那块油漆，知道它在那儿，弗朗西丝会很高兴，就像她喜欢上臂和肩膀上那些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和牙印一样。其实穿件长袖衣服就可以轻易把那些伤遮起来，但她通常不那么做。

所以别人会问：“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弗朗西丝就说：“不知道！我很容易碰伤，身上随时都有伤！”她的弟媳阿德莱德是唯一知情的人。一有机会，阿德莱德就会说点什么。

“哦——哦，你又跟那只公猫出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弗朗西丝会哈哈大笑，甚至把手指放在那个牙印上。

弗朗西丝只告诉了阿德莱德一个人。泰德说他谁都没告诉，弗朗西丝相信这是真的。泰德不知道她告诉了阿德莱德，她也希望自己没那么做，她跟阿德莱德之间还没达到密友的程度。她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炫耀，这件事做得太庸俗、太可耻了。阿德莱德说出“公猫”两个字的时候，用的是那种粗俗、嘲弄的口气，兴趣盎然，又不觉透着嫉妒。这让弗朗西丝感到满足和兴奋，当然同时也惭愧不已。如果泰德这样向别人泄露他们的秘密，她会发疯的。

他们身上沾上油漆的那个晚上非常热，整个镇子都笼罩在闷热、烦躁之中，等待着一场雨的到来。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雨才下起来，是夹着电闪雷鸣的暴风雨。每当弗朗西丝回忆起那次约会，她总是会想到闪电，一种疯狂的、令人震惊的、让人痛苦的欲望。她曾经把每次约会都分开来想，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温习。每次都有一个特殊的代码，不同的感觉。在科学课教室那次像闪电和没干的油漆。下雨天在车里那次是半下午，外面的雨声叫人昏昏欲睡，他们很尽兴，也很疲惫，完事后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一次给她的印象是弯曲和平滑，弯曲来自挡风玻璃上的雨幕，像是挂起来的窗帘。

自从他们定期在教堂见面后，变化就不大了，每次都差不多。

“都脱了，”泰德很有把握地说，“没事的。”

“门房。”

“没事的，门房在这儿的工作结束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叫他结束的，他走了我好工作。”

“工作。”弗朗西丝咯咯地笑着说，一边费力地脱衬衫和胸罩。泰德已经把她衬衫前面的扣子解开了，但每只袖子上还有六颗。弗朗西丝喜欢泰德来做安排，喜欢想象他下午忙着上课的时候，身体里涌动着坚定的欲望。可是另一方面，她又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笑，是掩盖某种自己不想面对的不安或失望。她亲吻着他肚子上形如树干的毛发：根部在耻骨附近，然后笔直地往上走，直到胸前那两撮对称的、漂亮的灌木丛。不管怎样，他的身体是她的好朋友。他有颗深色的痣，平的，形状像一滴泪，可能她（还有格丽塔？）比他自己都熟悉；接下来是小巧精致的肚脐、胃溃疡手术留下的长长的伤疤和阑尾手术的伤疤；最后是耻骨附近坚硬的灌木丛和颜色红润、斗志昂扬的那玩意儿，它直立着，像个劳动者。那些坚硬的毛发进到了她的嘴里。

忽然，好像有人在敲门。

“嘘——没事，会走的。”

“马卡瓦拉先生！”

是秘书。

“嘘——她会走的。”

秘书站在外面的走廊里，在想该怎么办。她十分确定泰德就在里面，也知道弗朗西丝和他在一起。和镇上几乎所有人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事也有一段时间了。（有几个人显然不知道，包括泰德的妻子格丽塔和弗朗西丝的母亲。格丽塔很不喜欢和别人交往，所以人们根本没有机会告诉她。大家倒是想方设法把事情透露给赖特老夫人，但她却好像没听进去。）

“马卡瓦拉先生！”

就在弗朗西丝眼前，那个劳动者没了颜色，垂了下去，看上去温和而又凄惨。

“马卡瓦拉先生！很抱歉，您儿子死了！”

泰德的儿子鲍比十二岁了。实际上鲍比没有死，但是秘书不知道，别人只告诉她出事了，邮局门口发生了可怕的事故，奥黑尔家和马卡瓦拉家的男孩都死了。鲍比伤势很重，当时就被救护车拉走，送往伦敦了。因为有暴风雪，救护车在路上走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到伦敦。泰德和格丽塔自己开车跟了过去。

泰德和格丽塔在维多利亚医院的候诊室里坐着。泰德注意到一扇彩色玻璃窗上有女王的画像，坏脾气的老寡妇，像个圣人，可是多么叫人失望啊。对手，他想，这是另一家医院里圣约瑟石膏像的对手。那尊石膏像伸出双臂，好像随时会倒在你身上似的。他想告诉弗朗西丝，两个一样坏。每当遇到好笑或令人气愤的事（很多事既好笑又令人气愤，好笑的同时又令人气愤），他都想告诉弗朗西丝。这似乎能给他带来满足，就像给编辑写信可以让一些人感到满足一样。

泰德想给弗朗西丝打个电话，不是要说维多利亚女王的事，现在不行，而是想让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她自己在伦敦了。见面的时间他也没来得及说，周三晚上不能见面了。本来想事后再告诉她的，完事以后再说。可是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一切都变了。他不能在这儿给弗朗西丝打电话，因为候诊室里电话的位置太显眼了。

格丽塔说看到一家自助餐厅，或者说看到了餐厅的指示牌。已经九点多了，他们还一口晚饭也没吃。

“你得吃东西。”格丽塔说。不是对泰德说的，而是出于常识随口说出的。此刻她也许想说芬兰语，她和泰德不说芬兰语。泰德小的时候，家里人坚持说英语，但芬兰语他只知道几个词。格丽塔家则恰恰相反。在汉拉蒂镇，没有人和她说芬兰语，这让她很烦恼。电话费是他们家一项主要的奢侈性支出，因为泰德觉得不能反对格丽塔和母亲、姐妹们没完没了地聊天。虽然她们的通话听起来很无聊，但是显然能给格丽塔带来活力。

两个人拿了火腿、奶酪三明治和咖啡，格丽塔还拿了一块葡萄干馅饼。她的手在上面停了一下才拿起来的，也许只是犹豫该拿哪一种，也许是心有愧疚：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吃馅饼，而且是在丈夫面前。他们坐下来以后，泰德想，现在应该离开一下，回候诊室给弗朗西丝打个电话。

格丽塔在虔诚地、也许是满怀希望地吃东西，泰德盯着她宽宽的、苍白的脸和浅色的眼睛。格丽塔吃东西是为了压住自己的恐慌，就像泰德想到维多利亚女王和圣约瑟一样。泰德正要起身离开的时候，忽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念头：如果他去给弗朗西丝打电话，他的儿子就会死；而不给弗朗西丝打电话，甚至想都不想她，把她驱逐出自己的生活，就会增加鲍比活命的可能，阻止他的死亡。这都是些什么话！迷信。泰德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又停不下来，忍不住要这么想。要是更糟呢？要是下一个冒上来的念头就是那样无理的交易该怎么办？信上帝，路德派的上帝，答应回到教会，立刻答应，马上，那样鲍比就不会死。放弃弗朗西丝，永远放弃她，鲍比就不会死。

放弃弗朗西丝。

一边是道德有污点的弗朗西丝，一边是受伤的孩子，可怜的、被压坏了的孩子——这样看问题是多么愚蠢、不公，又是多么省力。鲍比曾睁开眼睛，用眼神向他提出一个天真的请求：保住他十二岁的生命。无辜与堕落，鲍比与弗朗西丝，如此简化的逻辑，多么荒谬！让人挥之不去的胡说八道。

鲍比死了。他的肋骨断了，刺破了一片肺。令医生们不解的是，他居然坚持了这么久。但还是在十二点之前死了。

很久以后，泰德把这些告诉了弗朗西丝。不仅包括他关于女王的愚蠢联想、自助餐厅的那顿饭，还有他本来想给她打电话，后来为什么又没打，以及他关于交易的想象，一切都告诉了她。他跟弗朗西丝说这些并不是坦白什么，而是觉得有意思，说明即使最有理性的人也会故态复萌，奴颜婢膝。泰德没想到这些话会让弗朗西丝不高兴，因为他毕竟做出了完全有利于她的决定。

弗朗西丝一个人在储藏室待了一会儿，穿上衣服，系好扣子，穿上靴子和大衣。她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看那几副骨骼标本。人的骨骼好像比真实的小，而猫的却好像比真实的大，也长。

弗朗西丝离开学校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到。她坐进车里，心想为什么要把大衣和靴子从衣帽间拿走，叫人以为自己好像回家了。谁都能看到，她的车还停在这儿。

弗朗西丝开的是一辆旧车，1936年的普利茅斯。她离开汉拉蒂以后，很多人脑子里还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弗朗西丝在熄火的车里忙活着，试了一招又一招（已经迟到了），车子发出咔咔、突突的声音，但就是发动不起来。要么就是像现在这样，下着雪，弗朗西丝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从车窗里探出脑袋来，努力把原地打转的车开出雪堆，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她很清楚，这辆车只会给人找麻烦，但她还是要和它战斗到底。

最后她真的开出来了，沿着山路往下，向主街开去。她不知道鲍比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泰德出去后，她没听到秘书和他说了些什么。主街上的店铺里都亮起了灯，看起来很温暖的样子。街上有马，也有汽车（马路上的积雪还没有清扫），马和汽车不时吐出或喷出一团团的白气。弗朗西丝觉得，今天街上的人似乎比平时多。他们有的站在外面说话，有的不说话，只是不想散开。一些店主也出来了，雪天里只穿着衬衣，在那儿站着。邮局那一角好像被封起来了，人们看的正是那个方向。

弗朗西丝把车停在五金店后面，跑上长长的户外台阶。那天早上她铲干净了台阶上的冰雪，现在看来还得再铲。她感觉自己仿佛在奔向一个藏身之所，但她错了，阿德莱德在。

“弗朗西丝，是你吗？”

弗朗西丝在后厅脱下大衣，检查了一下衬衫上的扣子，把靴子放在橡胶地垫上。

“我正跟奶奶说呢。她一点都不知道，没听到救护车来。”

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筐洗干净的衣服，上面盖着一个用来挡雪的旧枕套。弗朗西丝来到厨房，正要打断阿德莱德的话，但看到那筐衣服，知道自己开不了口了。在她最忙的时候，比如圣诞节或春季演奏会前后，阿德莱德都会过来帮忙，把脏衣服带回家，洗净、熨平、漂白、上浆，然后再给她们送回来。阿德莱德有四个孩子，但总是愿意帮助别人。烘烤食物啦，买东西啦，照顾孩子啦，谁家有困难，她就在谁家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纯粹的慷慨无私，十足的敲诈勒索。

“弗雷德·比彻的车里全是血，”阿德莱德扭头看着弗朗西丝说道，“后备箱开着，里边放着婴儿车，他本来是要给嫂子家送去的。后备箱里全是血，全是血。”

“是弗雷德·比彻吗？”弗朗西丝问，看来这个话题是绕不开了，“是弗雷德·比彻撞了……马卡瓦拉家的儿子吗？”她当然知道鲍比的名字，泰德每个孩子的名字她都知道，也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但是她养成了一种习惯，提到他们（也包括泰德）的时候故意用模糊的说法，所以即便是现在，她也说“马卡瓦拉家的儿子”。

“你也不知道吗？”阿德莱德说，“刚才你在哪儿？没在学校？他们不是来把他叫走了吗？”

“听说是这样。”弗朗西丝说。她看到阿德莱德泡了茶，很想喝一杯，但是不敢去碰茶杯或茶壶，因为自己的手在抖。“听说他儿子死了。”弗朗西丝说。

“死的不是他家的，是另外一个，奥黑尔家的儿子。有两个孩子，奥黑尔家的那个当场就死了，太可怕了。马卡瓦拉家的那个也活不了。他们用救护车送他去伦敦了，活不了。”

“唉，唉。”弗朗西丝的母亲说。她坐在桌旁，面前有本打开的书。“唉，唉，想想这个当妈的吧，真可怜。”但阿德莱德这些话她已经听过一遍了。

“不是弗雷德·比彻撞的他们，根本不是。”阿德莱德对弗朗西丝说，口气里很有几分责备的意思，“孩子们把雪橇拴在他车后面，他不知道。他开车路过学校门口时，正赶上孩子们放学出来，他只能减速，慢慢开。那两个孩子一定是在这个时候把雪橇拴到他车上的。然后，他后面有辆车从山上开下来，一打滑就撞上孩子们了。雪橇正好撞到了弗雷德车下面。”

赖特老夫人轻声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

“大人们一定警告过他们了，所有孩子都警告过了，可是这帮孩子还是每年都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太可怕了。”阿德莱德说。她盯着弗朗西丝，似乎想让她有更强烈的反应。“所有看到的人都说，永远都忘不了。弗雷德·比彻在雪地里吐了，就在邮局前。哎呀，那血。”

“真可怕。”弗朗西丝的母亲说。她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已经大减，脑子里可能正想着自己的晚饭呢。大约从下午三点开始，她对晚饭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如果像今天这样，弗朗西丝回家晚了，或者下午晚些时候有人顺便来坐坐（觉得她肯定会高兴），她就会越来越不安，担心晚饭要推迟。她会努力控制自己，表现得非常友好，积极回应，极力搜索自己的社交用语，将它们接二连三地抛出，希望客人尽快得到满足，然后告辞。

“你买猪排了吗？”她问弗朗西丝。

弗朗西丝当然忘了。她答应母亲要做面包屑猪排的，但是忘了去肉店。

“我回去买。”

“哦，不用了。”

“出了这事，她心情太沉重了，”阿德莱德说，“昨天晚上我们吃砂锅猪排了。是在烤箱里做的，放了奶油玉米糊，很好吃。”

“嗯，弗朗西丝做的时候放面包屑。”

“哦，我也用面包屑，也不错。有时候想换换口味。我看到奥黑尔家孩子的父亲从殡葬承办人那里回来，他看上去太可怕了，像六十岁的样子。”

“其实对身体健康来说，”弗朗西丝的母亲说，“吃煎蛋卷也是一样的。”

“真的吗？”弗朗西丝说，她实在不想再出去买猪排了。

“哦，当然了。而且还能省配给券。”

“讨厌的配给券！现在他还不能看，该做的工作还没做完。他得选副棺材。”

“哦，好像是这样。”

“嗯，还没收拾好，还在停尸桌上。”

阿德莱德把“停尸桌上”这几个字说得那么重，那么有力，就像把一条湿漉漉的大鱼啪地扔在她们面前一样。阿德莱德有个叔叔是殡葬承办人，在另一个镇上。因为这层关系，她知道一些内部消息，并很有几分得意。当然，她是由事故受害者说起这位叔叔的。她说曾经有个男孩死于事故，没了头皮，她叔叔去理发店，从废纸篓里收集来碎发，掺成自然的颜色，忙了整整一夜，恢复了孩子的容貌。孩子的家人都不敢相信，竟然能这么逼真。在她叔叔那儿，阿德莱德说，殡仪工作就是一门艺术。

弗朗西丝想，一定要把这些告诉泰德。她经常把阿德莱德说的事告诉泰德，然后她自己也记住了。

“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把棺材盖上。”阿德莱德说，又强调了一次这个殡葬承办人是如何比不上她叔叔。“马卡瓦拉家就这一个儿子吗？”她问弗朗西丝。

“我想是的。”

“真替他们难过。他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亲戚。听说那女的连英语都说不太好，是不是？当然，奥黑尔家信天主教，除了这个儿子，他们还有四五个。你知道，虽然孩子已经断气了，牧师还是来为他做了临终祈祷。”

“唉，唉。”弗朗西丝的母亲表示不同意，并不是她对天主教徒有多少敌意，只是表示新教徒之间应有的礼貌而已。

“我不用去参加葬礼吧？”每当需要靠近病人或死人的时候，弗朗西丝母亲的脸上都会出现一种不安和执拗的表情。“他们姓什么？”

“奥黑尔……”

“哦，是的，是天主教徒。”

“还有马卡瓦拉。”

“我不认识他们吧？他们是外国人吗？”

“芬兰人，从北安大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