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驱车沿着铁丝网篱笆开了十几公里，这才找到了一扇大门。费尔南德斯先生在圣多明各帮我以折扣价买下了一辆小跑车，对于我要办的差事而言，这辆车或许显得太浮夸了一点。另外，我手上还有史密斯先生的私人介绍信。我离开圣多明各时还是下午，这会儿却已经是黄昏了。那段日子里，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没有架设任何路障，到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当时没有军人独裁政府——美国海军陆战队也还没有在此登陆。31旅途中我有一半路程走的都是宽敞的高速公路，有些车辆竟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从我身边超过。海地的暴力局势似乎离这里不止几百公里远，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眼下的这份安宁让人感觉十分真实。没有人拦下我检查证件。

我来到安在篱笆里的一扇大门前，大门上了锁。一个头戴钢盔、身穿蓝色粗布工作服的黑人从铁丝网对面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他，我是来见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的。

“让我看看你的通行证。”他命令道，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他在等着见我。”

那个黑人走进一间小屋，我看见他在打电话（我几乎已经忘记这里的电话能打通了）。接着，他打开大门，递给我一枚证章，说只要在矿场的地界上，我就得戴着它。我可以一直开到下一个关卡。我又沿着平坦蔚蓝的加勒比海开了好几公里，路上经过了一座小飞机场，里面立着一条风向袋，被风吹往海地的方向，然后是一座空荡荡的港口，里面一条船也没有。红色的铝矾土粉尘飘得到处都是。我开到了公路尽头的另一处关卡前，碰上了又一个戴钢盔的黑人。他检查了我的证章，再次询问了我的名字和来访事由，然后打了电话。随后他让我等在原地，有人会过来接我。我等了十分钟。

“这里是五角大楼吗？”我问他，“还是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他不肯跟我讲话。也许他有令在身，不能随便开口。我很高兴他没有带枪。接着，有个头戴钢盔的白人骑着摩托车到了这里。事实上他不会说英语，而我也不懂西班牙语；他打了个手势，让我跟在他的摩托后面。我们沿着蔚蓝的大海在红土地上又开了好几公里，这才来到第一批办公大楼前，它们都是用水泥和玻璃打造的长方形建筑，远远望去，里面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豪华的房车停车场，在那里，一群身穿儿童航天服、手持太空玩具枪的孩子正在嬉戏。女人们越过厨房的炉灶朝窗外张望，空气中飘着一股烧饭做菜的香味。终于，在一座庞大的玻璃建筑面前，我们停了下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阶梯，宽敞得足以容下整座国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个摆着许多长沙发椅的露天阳台。一个身材肥胖，长着一张大众脸，面庞刮得像大理石一样光滑的大个子男人站在阶梯顶部。俨然一派等待授予我自由特权的市长架势。

“布朗先生？”

“斯凯勒·威尔逊先生？”

他摆出一副傲慢粗暴的姿态看着我。也许是因为我把他名字的发音念错了。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跑车。他不情不愿地说：“喝杯可乐吧。”然后伸手指向一张沙发椅。

“请问能否来杯威士忌？”

他毫无热情地说：“我去看看有没有。”说完便走进那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把我独自落在后面。我感觉我已经给他留下了一个坏印象。也许只有来访的公司董事或是政客要人才能喝威士忌。我只是一个潜在的餐饮部经理，正在寻找一份工作。然而，他真的带来了威士忌，另一只手上还拿着可乐，仿佛是在责备我。

“史密斯先生已经给您写信介绍过我了。”我说。我差点儿就把他说成了总统候选人。

“对。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他在太子港住过我的酒店。”

“没错。”他好像是在复核情况，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谎，“你不是素食主义者吧。”

“不是。”

“因为这里的小子们喜欢牛排和炸薯条。”我喝了一口威士忌，发觉酒里掺了苏打水。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紧紧地盯着我，就好像我喝的每一滴酒他都舍不得。我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不会顺利到手了。

“你在餐饮行业有什么经验？”

“嗯，我在海地拥有一家酒店，直到上个月为止。我也在伦敦的特罗卡德罗餐厅工作过——”然后我加上了那个年代久远的谎言，“还有巴黎的富凯饭店。”

“有推荐信吗？”

“我总不能自己给自己写一份，对吧？我自己当老板已经有好些年了。”

“你那位史密斯先生有点儿古怪，是不是？”

“我喜欢他。”

“他的太太有没有告诉过你，以前他曾竞选过美国总统？从素食主义者身上拉选票。”斯凯勒·威尔逊先生大笑起来。他的笑声中暗含愤怒，丝毫没有被逗乐的意味，就像是一只暗处的野兽发出的恐吓声。

“我想那只是一种宣传。”

“我不喜欢宣传。我们这里有好多宣传单都从铁丝网底下被塞进来，企图收买我们的人。但我们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我们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伙食，他们没那么容易离开的。你为什么要离开海地？”

“跟政府当局有麻烦。我帮助一名英国人从太子港逃跑。通顿·马库特在追捕他。”

“通顿·马库特是什么？”

我们离太子港不到三百公里，他居然能问我这种问题，这让我感觉很奇怪。但我又想，也许他读的报纸里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关于海地的故事了。

“就是秘密警察。”我说。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的朋友帮助我越过了边境。”这份简短的声明足以囊括为期两周的辛苦奔波和劳顿挫折。

“他的朋友——你指的是谁？”

“起义的叛军。”

“你是说共产党？”他这样盘问我，就好像我申请的职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而不是采矿公司的餐饮部经理。我有点耐不住脾气了。我说：“起义的叛军并不总是共产党，直到你们把他们逼成共产党以后才是。”

我发的脾气倒把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给逗乐了。他头一次露出了微笑——这是一种很自满的笑容，就好像他已经用高超的审讯手法套出了我本想隐藏的秘密。

“你倒是个很不错的行家嘛。”他说。

“行家？”

“我的意思是你有自己的酒店，在巴黎你提到的那个地方工作。我猜你在这里干活不会很开心的。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美国式餐饮就可以了。”他站起身，向我表示面谈已经结束。我喝干手里的威士忌，他则不耐烦地看着我，然后说：“很高兴认识你。”他没有跟我握手，“在第二扇大门那里把证章还掉。”

我驱车驶过了那座私人飞机场和那个私家港口。我交还了证章：它让我想起了离开艾德怀尔德机场32时要递交的的入境许可证。

二

我驱车来到了史密斯先生下榻的“大使”酒店。这里位于圣多明各市郊，环境很不适合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看到那个驼背的身影，还有那副温和谦逊的表情和那头杂乱的白发，出现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下。在这座宽敞华丽的酒店大厅里，男人们散坐着，腰带上别着钱包而不是左轮手枪的皮套，而他们戴墨镜也只是为了不让眼睛被强光刺伤。从“独臂强盗”33那边传来持续不断的叮当声，你还可以听见赌台管理员在赌场中吆喝。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就连史密斯先生也是。贫穷无迹可寻，它远在城中。一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姑娘披着鲜艳的浴袍从游泳池边走来。她问前台，有没有一位小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来过这里。“我是说威尔伯·K.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接待员说，“还没有，但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稍后会到。”

我找人带话给史密斯先生，说我已在楼下，然后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旁边的桌子上，人们正在喝朗姆潘趣酒，我不由想起了约瑟夫。他调的酒比这里的要好，我很想念他。

我在菲利波身边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对我态度还算客气，只是有点拘谨，但他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菲利波了。以前听他朗诵自己那些波德莱尔式的诗句时，我曾经是个很好的听众，但要说到打仗，我就太老迈无用了。他现在需要的是琼斯，他想拉琼斯入伙。有九名同志和他一起藏在山里，但听他对琼斯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指挥着至少一个营的兵力。琼斯很明智地选择以听为主，自己讲的不多，但在我陪他们度过的那个晚上，我曾醒过来一次，听见琼斯在说：“你们必须站稳脚跟壮大自己。要到离边境够近的地方去，好让新闻记者接触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要求得到外界认可。”身在这样一个乱石堆中的小山洞里（而且我还得知，他们每天都会换地方），难道他们真的已经在考虑组建临时政府的事了？他们手里有三挺老式的汤普森冲锋枪，从警察局抢来的——这些冲锋枪很可能从阿尔·卡彭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了34——另外还有两杆一战时期的旧式步枪、一把猎枪和两支左轮手枪，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手里则只有一柄大砍刀了。琼斯像个老手似的补充道：“这种战争就有点像是一场骗局。以前我们曾用一招骗过了日本鬼子……”他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块高尔夫球场，但我真的相信他当时很快乐。游击队员们紧紧地围在一起，虽然他们听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可是那副情景就好像一位领袖来到了营地中间。

第二天，他们派约瑟夫当我的向导，试图带我越过多米尼加的边境。到这时，我的汽车和那两具尸体早已被人发现，在海地没有任何地方对我是安全的。由于约瑟夫的臀部受过伤，他们很容易就敲定了让他带我上路，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去执行另一个任务。菲利波打算让我悄悄穿过国际公路，它位于巴尼卡35北部，绵延近五十公里，将两个共和国分隔开来。没错，在这条公路的两侧，每隔几公里就有海地和多米尼加的边防哨所，但据说海地这边的哨所到了晚上就会撤空，因为驻防哨兵害怕游击队会在夜里袭击他们，而菲利波很想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边境附近所有的农民都已经被赶走了，但据说那里还有一支三十人左右的游击队在山区里活动，菲利波也想和他们取得联络。如果约瑟夫能活着回来，他带回的情报就会很有价值，即使他没能回来，他们的损失也比派其他人去要小。另外，我猜测，他们觉得约瑟夫走路不快，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能跟得上他。琼斯私下里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老兄。”

“那高尔夫俱乐部呢？”

“高尔夫俱乐部留到老了再说吧。等我们占领太子港以后。”

那段旅途走得很缓慢，既艰苦又累人，我们花了十一天才走完。在前面的九天里，我们东躲西藏，从一个地点突然冲向另一个地点，在羊肠小道上加紧赶路，而在最后两天，我们因为饥饿而变得鲁莽起来，不顾危险地抓紧冲刺。日暮时分，当我们站在脚下那座风雨侵蚀、寸草不生的灰色山冈上，远远望见多米尼加境内的茂密森林时，疲惫不堪的我依然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和他们那边密布的植被形成了鲜明对比，借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曲折的边界线。同在一座山脊上，那些树木却从未跨过边界，进入海地贫瘠干燥的土地中。半山腰上有一处海地哨所——不过是几间破败的小茅屋——而隔着那条小路，在哨所对面一百码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城堡般的要塞，仿佛来自西属撒哈拉36。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望见海地哨兵纷纷跑出茅屋，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站岗。我们看着他们离开，去了只有上帝才晓得的藏身地点（这里没有任何公路或村庄，他们没法从这片无情的岩地中逃走），然后我便和约瑟夫道了别，开了几句有关朗姆潘趣酒的愚蠢玩笑，继而爬下山坡，顺着一条涓涓细流走向国际公路——它的名头很响，实际上却只是一条小马路，比海地境内那条通往沃凯市的大南方公路好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多米尼加人让我搭上了一辆每天给城堡运送补给的军用卡车，一路来到了圣多明各，在那里我下了车，衣着褴褛，风尘仆仆，兜里揣着一百块无法兑换的海地古德和一张五十元的美钞，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缝进了裤子的衬里。我拿这张钞票在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洗了个澡，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结结实实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才前往英国领事馆，打算请求领事提供经济援助并安排移居海外——要去哪里好呢？

是史密斯先生将我从那份屈辱中解救了出来。他正好坐着费尔南德斯先生的汽车从附近经过，看见我站在大街上，试图从一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黑人嘴里问出去领事馆的路。我让史密斯先生把我放在领事馆门口，但他执意不肯。所有的事情，他说，都可以等到吃完午饭以后再说。而等我们吃完午饭，他又告诉我，想从一个冷漠无情的领事手里借钱是不可能的，而他，史密斯先生，就在这里，身上带着很多美国运通公司的美金。“想想我欠你的。”他说，但我想不出他欠过我什么。他付清了“特里亚农”酒店的账单。他甚至还自己准备了益舒多。他不顾我的反对，请费尔南德斯先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费尔南德斯先生开口说：“是。”史密斯太太也生气地说，如果我以为他丈夫是那种会让朋友失望的人，那么我可真该和他们一起度过在纳什维尔的那一天……现在我在酒店里等着他，不禁心想，他和斯凯勒·威尔逊先生之间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史密斯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大使”酒店的休息室和我见面。他为史密斯太太缺席一事向我道歉，说她正在跟费尔南德斯先生学习西班牙语第三课。“他们俩在一起能说个没完没了，你真该去听听，”他说，“史密斯太太学起语言来可是很有天分的。”

我把斯凯勒·威尔逊先生接待我的经过告诉了他。“他以为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说。

“为什么？”

“因为通顿·马库特在追捕我。你还记得吧，‘爸爸医生’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而叛军么，当然了，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在想，约翰逊总统现在会怎么去处理类似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武装。我的母亲就是一名反叛分子——幸好我没告诉斯凯勒·威尔逊先生这个。”

“我不明白，让共产主义者当餐饮部经理又能有什么坏处。”史密斯先生看着我，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他说：“为同胞感到羞耻可实在叫人不好受。”

“你当年在纳什维尔肯定已经受得够多了。”

“那不一样。在那里，它是一种病，一种热病。我可以为他们感到难过。在我们州里还保留着殷勤好客的传统。当有人敲门求助时，我们不会问他关于个人政见的问题。”

“我本来希望能还清你的借款。”

“我不是穷人，布朗先生。在我领钱的地方还有更多资金。我建议你现在再拿一千元走。”

“那怎么行？我没有任何抵押可以给你。”

“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文件——我接受用你的酒店作抵押，这样总是相当公平合理的吧。毕竟那是一块不错的产业。”

“现在它连一块铜板都不值了，史密斯先生。政府很可能已经接管了它。”

“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的。”

“我听说在北边有另外一份工作。靠近蒙特克里斯蒂。在一家水果公司做餐厅经理。”

“你不必沦落到做那么差的工作呀，布朗先生。”

“我以前也曾经沦落过，做的事情比这个更差，更不受人待见。希望你不介意让我再次搬出你的名字……这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费尔南德斯先生告诉我，他需要一位会说英语的合伙人。他在这里有一份小生意，做得还挺不错。”

“我可从没想过干殡仪员这一行。”

“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布朗先生。而且也很有保障。不愁生意不景气。”

“我先去试试餐厅经理的职位吧。对这一行我的经验更丰富。如果不成功的话，谁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皮内达夫人正在城里？”

“皮内达夫人？”

“就是到你酒店里去过的那位迷人女士。你肯定还记得她吧？”

一时间我还真没想明白他指的是谁。“她在圣多明各做什么？”

“她丈夫被调到利马工作了。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要在这里的大使馆住上几天。我忘记那孩子的名字了。”

“安杰尔。”

“没错。是个好孩子。我和史密斯太太都非常喜欢孩子。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小孩的缘故吧。听说你安全逃出了海地，皮内达夫人很高兴，但她也自然很担心琼斯的安危。我想明晚我们也许可以聚一聚，一起吃顿晚饭，你也好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北方。”我说，“工作不等人。我在这里闲逛得已经够久了。请你转告她，我会给她写信过去，把我知道的有关琼斯的事情全部告诉她。”

三

这一回，在费尔南德斯先生的安排下，我又以折扣价购买了一辆吉普车，用来对付糟糕的路况。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没能抵达蒙特克里斯蒂和那座香蕉种植园，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以我的才干能否胜任餐厅经理一职。我清晨六点出发，在早餐时间之前赶到了圣胡安37。一直到埃利亚斯皮尼亚38为止，公路的状况都还不错，但随后沿着边境行驶时，也许是因为这里每天只有一趟公交车和几辆军用卡车通行的缘故吧，那条国际公路的路况就差得更适合骡子和奶牛行走了。开到佩德罗·桑塔纳39的军事哨所时，我被人拦了下来——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认出了自己在一个月前穿越边境时见到的那名中尉，他正忙着和一个城里人打扮的肥胖男子说话。那个人向他展示了许多闪闪发光的假珠宝、项链、手镯、手表、戒指——边境是走私者的乐园。钞票易手后，中尉来到了我的吉普车前。

“出什么事了？”我问。

“出事？什么事也没出啊。”他的法语说得和我一样好。

“你的人不让我过去。”

“那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在国际公路的另一边有很多枪声。疯狂交火。我以前见过你，是不是？”

“我一个月前从路对面过来的。”

“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敢说很快我们就会见到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你们这里经常接收难民吗？”

“就在你过来以后不久，我们接收了大约二十名海地游击队员。他们目前待在圣多明各的一座营地里。我还以为对面已经没有游击队剩下了呢。”

他指的一定是菲利波从前想要接触的那帮人。我想起了那天夜里，琼斯和菲利波在畅谈他们宏伟的计划，而其他人则专心地听着：要控制一处稳固的据点，要成立临时政府，要去拜访新闻记者。

“我想在天黑前到达蒙特克里斯蒂。”

“你还是回埃利亚斯皮尼亚比较好。”

“不了，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欢迎。”

我的车里有一瓶威士忌，我便把它拿出来分享，让自己变得更受人欢迎。那个卖珠宝的男人想勾起我的兴趣，诱使我买下几只据说镶着蓝宝石和钻石的耳环。过了一会儿，他开车驶向了埃利亚斯皮尼亚。刚才他卖给了中尉一块手表，向中士卖出了两条项链。

“送给同一个女人？”我问中士。

“给我妻子的。”他一边说一边朝我眨眼示意。

时间已到正午。我坐在守卫室台阶上的阴凉处，心里思索着，要是那家水果公司拒绝我的话，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至少我手里总还有费尔南德斯先生的那份工作：我心想，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得穿上黑色西服。

也许出生在像蒙特卡洛那样的城市里，生活无根无依，也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和其他人一样，无根之人也会受到诱惑，意图分享那份由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拒绝了这种诱惑。我们是缺乏信仰之人；我们钦佩像马吉欧医生和史密斯先生那样为信仰献身的人，钦佩他们的勇敢与正直，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不渝，而我们自己却胆小怯弱，或是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但到头来，从这些特质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才是世上仅有的真正愿意献身的人——献身于这个邪恶与良善并存的完整世界，献身于智慧之人与愚昧之人，献身于冷漠之人与被误解的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

这番思辨令我颇觉有趣。我敢说，它给我那颗从未平静过的良心带来了安宁，遥想当年，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未经我同意便把它灌输进了我的体内。接着，阳光渐渐转移过来，照在了台阶上，将我赶进了守卫室，只见里面的床铺好似担架，墙壁上钉着几张美女照片，还有许多残留的家什物件，凝滞憋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那名中尉走进来，在屋里找到了我。他说：“你很快就能继续赶路了。他们正在过来。”

几个多米尼加士兵正沿着公路缓慢地走向哨所，他们排成单列纵队走着，以便继续待在树荫下面，步枪挂在肩头，手里拿着从海地游击队员身上收缴的武器。那些游击队员刚刚从海地的群山之间钻出来，这会儿跟在士兵身后几码远的地方，因疲惫而步履蹒跚，脸上带着窘迫的表情，就像小孩打碎了某件贵重的物品时那样。那些黑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在这一小股纵队靠近结尾的地方，我看见了菲利波。他用衬衫将自己的右臂绑在体侧，从腰部以上都赤裸着。看见我时，他不服气地说：“我们已经没子弹了。”但我觉得他当时并没有认出我——他只看到了一张白人的面孔，好像在责备他。在小股纵队的最尾端，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约瑟夫躺在上面。他睁着眼睛，但他已经看不见他们带他走进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了。

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问我：“你认识他？”

“认识，”我说，“他以前会做很好喝的朗姆潘趣酒。”

那两个人不满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对逝者是不该说出这种话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就像一个送葬的人。

在守卫室里，有人给了菲利波一把椅子坐，还给他点了一支烟。那名中尉在向他解释，汽车要到明天才能过来，而哨所里现在也没有医生。

“只不过断了条胳膊，”菲利波说，“下峡谷时我摔了一跤。没什么要紧的。我可以等。”

中尉友好地说：“我们在圣多明各附近为你们准备了一块舒适的营地。以前那里是一家疯人院……”

菲利波开始狂笑：“疯人院！你说得没错。”然后他哭了起来。他抬起手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泪水。

我说：“我有辆车在这里。如果中尉同意的话，你就不用等了。”

“埃米尔的脚也受了伤。”

“我们可以把他一起带上。”

“我现在不想和他们分开。你是谁？哦，当然，我认识你。我的脑子都糊涂了。”

“你们俩需要去看医生。在这里干坐到明天毫无意义。你是在等其他人从那边过来吗？”我想到了琼斯。

“不是的，已经没有别人了。”

我试图回想起刚才有多少人从公路上过来。“其他人全死了？”我问。

“全死了。”

我把他们俩尽可能舒服地安置在吉普车上，逃亡者们则手握面包站在远处观望。总共有六个活人，还有死去的约瑟夫躺在树荫下的担架上。他们全都一脸茫然，就像从森林大火中侥幸脱险的人一样。我们开车走了，有两个人朝我们挥手告别，其他人继续啃着面包。

我对菲利波说：“那琼斯呢——他死了吗？”

“现在应该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