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发觉自己难以入眠。闪电有规律地忽明忽灭，就像公园里“爸爸医生”的宣言那样，而只有在雨势稍歇时，才有一丝轻风从防蚊纱帐过滤进来。琼斯许诺的巨款让我想了很久。如果我真能分到这笔钱，玛莎会离开她丈夫吗？可是拖住她的不是钱，是安杰尔。我幻想着自己劝她说，只要我每周都送他一盒智力玩具和波旁饼干，就够让他开心了。后来我睡着了，梦见自己是个孩子，跪在蒙特卡洛的学校小礼拜堂中的祭坛围栏前，等待着领受圣餐。神父沿着前排座位走来，往每人口中放入一片波旁饼干，但来到我面前时，他却跳过了我。左右两边领受圣餐的人们来了又走，我却固执地跪在原地，继续等待。神父又分发了一轮饼干，但这回他还是没有理我。我随即站起来，闷闷不乐地走下过道，这时礼拜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鸟笼，一排排鹦鹉被铁链拴着站在十字架上。有人在背后高喊：“布朗！布朗！”但我不敢肯定那是不是在喊我的名字，因为我在梦中没有回头。“布朗！”这次我惊醒了，一个声音从我卧房下面的走廊上传来。

我下床走到窗前，但透过防蚊纱帐我什么也看不见。楼下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然后从另一扇窗户下面远远传来一声急切的呼唤：“布朗！”在雨水神圣的哗哗低语声中，我几乎听不见那声叫唤。我找到手电筒后便下了楼。在办公室里，我抓起了唯一一样顺手的武器，那个刻着字母R.I.P.的黄铜棺材小镇纸。然后我打开侧门，举起手电筒朝外照射，显示自己人在这里。光线落在通往游泳池的小径上。不一会儿，一个人转过酒店拐角走进了手电筒的光圈里，是琼斯。

他被暴雨浇成了落汤鸡，脸上还沾着斑斑泥渍。他抱着一个包裹，用身上的外套护着，以免被雨水淋湿。他说：“把灯关掉。快让我进去。”他跟着我走进办公室，然后从湿漉漉的夹克外套下拿出那个包裹。原来是那套旅行调酒箱。他把箱子轻轻地放在我桌上，仿佛它是一只心爱的宠物，然后用手抚摸着它。他说：“一切全完了。都结束了。三堆筹码全输光了。”

我伸手想去开灯。“别开，”他急忙说，“他们也许会从路上看见灯光。”

“他们看不见。”我说完便按下了开关。

“老兄啊，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关上……在黑暗中我感觉更自在。”他又关上了电灯，“你手里拿着什么呢，老兄？”

“棺材镇纸。”

他喘着粗气——我能闻到杜松子酒的气味。他说：“我必须赶紧出境。得想办法。”

“出什么事了？”

“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大半夜的，孔卡瑟尔给我打来个电话——我甚至都不晓得那部该死的电话还能用。它就在我耳朵边儿上突然响起来，吓了我一大跳。以前它从来都没响过。”

“我猜他们是在波兰人入住时修好电话的。你住的可是政府给重要人物准备的招待所。”

“在英帕尔，我们管他们叫重要个娘炮。”1琼斯稍稍笑了一下说。

“我可以倒杯酒给你，如果你能让我开灯的话。”

“没时间了，老兄。我必须逃出去。孔卡瑟尔打电话时人在迈阿密。他们派他过去检查。他还没起疑心，只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到明天早上，等他们发觉我已经开溜了……”

“溜到哪儿去？”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老兄，价值六万四千美金的问题。”

“‘美狄亚’号正在港口。”

“就去那儿了……”

“我得先穿几件衣服。”

他像条狗似的跟着我，身后留下一连串水迹。我很想念史密斯太太的帮助与建议，因为她对琼斯抱有很高的评价。在我更衣的时候——为此他已经同意给我一点灯光——他紧张地在墙壁之间走来走去，离窗户远远的。

“我不知道你玩的是什么把戏，”我说，“但既然牵扯到二十五万美金，你心里肯定明白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去调查。”

“哦，这个我早就好好想过了。我本来打算和调查员一起去迈阿密。”

“但他们肯定会把你扣在这里。”

“要是我有个搭档留在这儿就不会了。我没想到时间会这么紧——我本来以为至少还有一个礼拜或更多的时间——不然我老早就会试着说服你了。”

我刚把一条腿伸进裤管，这时不由猛然顿住，震惊地质问他：“告诉我，你就是这么想的吗，让我当你的替罪羊？”

“不，不，老兄，你言重了。我会事先给你通风报信，让你进英国大使馆的，这一点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我。如果真有那个必要的话。但其实也不会啦。调查员肯定会发电报说一切正常，然后拿走他的回扣，接着你就可以过来跟我们会合了。”

“你本来打算给他多少回扣？我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只有学术价值。”

“所有这些我都考虑到了。我给你的数目，老兄，是净利，不是毛利。全归你。”

“要是我还能活命的话。”

“是人就总能活下来的，老兄。”随着身上渐渐晾干，他的信心又卷土重来了，“以前我也失败过。当时我离打出绝好妙招2就差一步了——还有结局——在斯坦利维尔。”

“如果你的计划和军火有关，”我说，“那你就犯了个大错。他们以前被人坑过……”

“你什么意思，被人坑过？”

“去年这里有个人跟他们做过一笔军火生意，价值五十万美元，钱在迈阿密都付清了。但美国当局听到风声，扣押了那批军火。那些美金么，当然了，都留在了军火商的口袋里。没有人清楚那批军火到底有多少。同样的亏他们不会再吃第二遍。你来这里之前应该多做些功课才对。”

“我的计划并不完全是那样。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军火。我看着也不像是有那么多资本的人，对吧？”

“你的介绍信从哪儿来的？”

“用打字机打的啊。和大多数介绍信一样嘛。不过关于做功课的事你倒说得没错。我的信投错了人。好在后来我自己想办法摆脱了困境。”

“我准备好了。”我看看躲在角落里坐立不安，手中把玩着一段电线的他：棕色的眼睛，修剪得不太平整的军官八字胡，不起眼的灰色皮肤。“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帮你担这个风险。又是当替罪羊……”

我把车开到外面的大路上，没有打灯，然后我们缓缓下山朝城里驶去。琼斯蜷缩起身子蹲伏在座位上，一边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我觉得那支曲调像是来自1940年代——《停战后的星期三》。开到路障前面时，我打开了车灯，心里指望着那个民兵有可能已经睡着了。可是他还没睡。

“你今晚有没有经过这里？”我问。

“没有。我是穿过几座花园绕过来的。”

“好吧，现在我们没法绕开他了。”

但那个民兵实在太困，不想再找麻烦：他一瘸一拐地走到马路对面，升起挡路的栅栏。他的大脚拇指包在一条脏兮兮的绷带里，灰色法兰绒裤子后面有个破洞，从里面露出了他的屁股。他懒得对我们搜身，检查我们是否带有武器。我们继续往山下开，驶过通往玛莎家的岔路口，驶过英国大使馆。我在大使馆前减速：一切似乎都很平静——要是通顿·马库特知道琼斯逃跑了，他们肯定会在大使馆门前布置守卫。我说：“去大使馆怎么样？你在那里会很安全。”

“我不想去，老兄。以前我给他们添过麻烦，他们不会欢迎我的。”

“‘爸爸医生’给你的欢迎会更糟糕。这可是你的大好机会。”

“我有我的理由，老兄……”他顿了一下，我以为他终于要向我吐露秘密了，可结果是，“哦，上帝啊，”他说，“我的调酒箱忘带了。我把它落在了你的办公室里。就在桌子上面。”

“它有那么重要？”

“我爱那只箱子，老兄。它跟着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它是我的吉祥物。”

“既然它对你这么重要，明天我就给你带过来。你还是想去试试‘美狄亚’号？”

“如果碰了壁，我们随时可以回来，把这里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他试着吹出另外一曲——我觉得像是《夜莺在歌唱》3——却中途卡了壳。“想想看，我们共同度过了那么多困难，现在我却把它落在……”

“这是你打赌赢来的唯一奖品吗？”

“打赌？你什么意思啊，打赌？”

“你跟我说过，它是你打赌赢来的。”

“是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老兄啊，你为我可是担了不小的风险，我就跟你明说吧。那些话都不是真的。我是把它偷到手的。”

“那缅甸呢——也不是真的吗？”

“哦，缅甸我倒真是去过。这个我可以保证。”

“你是从阿斯普雷商店里把它顺出来的？”

“不是我亲手所为，当然了。”

“又是用你的小聪明？”

“我当时在做事。在城里做点事。我用了公司的支票，但签名是用我自己的名字。我不想因为伪造罪被判刑入狱。那只是一笔临时贷款。你明白吧，看到那只箱子时我是一见钟情，不由想起了以前旅长手上的那套。”

“这么说它没跟着你在缅甸待过？”

“我那是有点异想天开了。不过在刚果我是带着它的。”

我把车留在了哥伦布雕像前——看见我的车晚上停在那里，警察肯定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平时不止我这辆。我走在琼斯前面去侦察情况。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个警察不在跳板旁边，跳板也还搭着船舷，以便从“凯瑟琳妈咪之家”晚归的船员能上船：他也许巡逻去了，也可能是到墙后边解手去了。头顶上有个船员在守夜，可他看到我们的白人面孔后就放我们过去了。

我们走上顶层甲板，琼斯的劲头又起来了——从刚才忏悔到现在，他几乎一点也没做声。经过那座小交谊厅时，他开口说：“还记得那场音乐会吗？多让人难忘的夜晚啊，不是吗？还记得巴克斯特和他的口哨不？‘伦敦屹立，圣保罗大教堂岿然不倒。’他表演得太棒了，叫人不敢相信那真的是他，老兄。”

“他已经不再是真的了。他死了。”

“可怜的家伙。这会让人对他产生几分敬意，不是吗？”他稍微打了个哈欠，补充道。

我们爬上舷梯，来到船长的舱房前。我可不乐意来见船长，因为我还记得他收到从费城发来的质询电报后对琼斯表现出的态度。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挺顺利，但我对运气能否持久并不抱太大希望。我轻轻敲响房门，船长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听上去即沙哑又充满权威，他叫我进去。

至少我没有打扰他睡觉。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纯棉睡衣靠在床铺上，脸上戴着一副非常厚的眼镜，让他的两眼看起来就像破碎的石英片。台灯下，他手上斜捧着一本书，我认出那是西默农4的一本小说，这让我稍稍受了点鼓舞——看来他还有着常人的兴趣。

“布朗先生！”他吃惊地大叫一声，活像一位在酒店房间里受了惊扰的老夫人，左手也本能地向睡衣的领口伸去。

“还有琼斯少校。”琼斯活泼地补了一句，从我身后走出来。

“哦，琼斯先生。”船长说，口气明显有些不悦。

“但愿你还有空儿给一名乘客？”琼斯勉强故作欢喜地问，“不缺杜松子酒吧，我希望？”

“对乘客不缺。但你是乘客吗？夜里这个点上，我想你肯定没有船票……”

“我有钱，可以买一张，船长。”

“还有出境签证？”

“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那只是形式。”

“是所有人都得遵守的形式，只有罪犯除外。我看你是有麻烦了，琼斯先生。”

“是的。你可以说我是政治难民。”

“那你为何不去英国大使馆？”

“我觉得在亲爱的老‘美狄亚’号上会更自在一些。”——那句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在综艺剧场表演那般动听，也许正因如此，他又重复了一遍：“亲爱的老‘美狄亚’号。”

“你向来就不是个受欢迎的客人，琼斯先生。我收到太多电报要调查你了。”

琼斯朝我看过来，可我帮不了他多少忙。“船长，”我说，“你也知道他们在这里是如何对待犯人的。你肯定可以破例通融一下……”

他那件白睡衣的领口和袖口上带着刺绣，也许是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夫人做的，流露出一股强烈的司法正义之气；他从高高的床铺上俯视着我们，仿佛他正坐在法院的审判席上。“布朗先生，”他说，“我要考虑我的事业。每个月我都要返回这里。你觉得在我这个岁数，公司还会让我干别的差事，跑别的航线吗？如果我像你建议的那样鲁莽行事的话？”

琼斯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他的温和态度不但令我惊讶，我想就连船长也为之感到诧异，因为当船长重新开口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找理由向他道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家人，琼斯先生。但我肯定是有的。”

“没有，我没有家人。”琼斯承认，“一个也没有。除了这里那里有一两个远亲。你说得对，船长，我算不了什么。我得再去想想别的法子把问题搞定。”他沉思了一小会儿，我们都看着他，然后他突然提议道：“我可以偷渡出去，只要你能睁只眼闭只眼。”

“那样的话，到了费城我就必须把你交给警察。你觉得这样合适吗，琼斯先生？我知道在费城有人想找你问话。”

“没啥大不了的。我欠了一点钱，仅此而已。”

“你自己欠下的？”

“转念想想，可能也没那么合适。”

我佩服琼斯的冷静：他自己就像个法官，正和两名专家坐在房内审着一桩大法官法院5里的棘手案件。

“可供选择的行动措施似乎很有限啊。”他归纳总结道。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去英国大使馆。”船长说，他的声音冷漠淡定，出自那种永远知道正确答案、不容别人反对的智者之口。

“也许你是对的。在利奥波德维尔，我和领事关系不太好，这是事实。他们都是同一路货色——从外交邮袋里混出来的家伙。恐怕在这里他们也会将我的情况呈报上去。真伤脑筋啊，不是吗？你真的非得把我交给费城的那些条子不成？”

“非交不可。”

“反正结果都一样，对不对？”他转向我说，“有没有别的使馆可以不用呈报的……？”

“这些事情都受着外交条例规定的管束，”我说，“他们不能声称外国人享有政治庇护权。只要这届政府还存在，他们就得一直收容你。”

从升降口扶梯上传来一阵“嗒嗒”的脚步声。有人敲响了房门。我看见琼斯屏住了呼吸。他并没有表面上假装的那么镇定。

“进来。”

二副走了进来。看见我们时他毫不惊讶，仿佛他本来就指望会找到陌生人。他用荷兰语对船长说话，然后船长问了他一个问题。二副回答时看了一眼琼斯。船长转向我们。他似乎终于抛弃了夜读梅格雷探案故事的希望，把手里的书放了下来。他说：“有个警官带着三名手下正在跳板前面。他们想上船。

琼斯不高兴地长叹一声。或许他是眼看着“绅士之家”、第十八号球洞和“荒岛”酒吧永远化为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