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琼斯从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一段时间，就像前社会福利部长的尸体那样。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如何处置了前部长的尸体，尽管总统候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打听出它的下落。他单刀直入去了新任部长的办公室，在那里得到了对方迅速而礼貌的接见。小皮埃尔已经不遗余力地将他赞颂为“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并广为传播，而新任部长听说过杜鲁门的大名。

新任部长是个矮小肥胖的男人，出于某种原因，他身上戴着一枚兄弟会的饰针，而且他的牙齿很大很白，彼此分得很开，就像本来为另一座大型坟场设计的一块块墓碑。越过他的办公桌飘来一股异乎寻常的臭味，仿佛有一座墓穴还敞着口没封上。我陪同史密斯先生登门拜访，以便他需要翻译时我可以帮上忙，但新任部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带着一丝轻微的鼻音，这也多多少少解释了那枚兄弟会饰针的来历。（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在美国大使馆供职服务，给美国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小侍从”。要不是后来他在通顿·马库特组织里暂时待过一阵子，给格拉西亚上校——人称“胖子”格拉西亚——做过特别助理，他的擢升应该属于比较罕见的特例。）

史密斯先生为介绍信写给菲利波医生一事表示了歉意。

“可怜的菲利波。”部长说。我心想，我们是不是终于能收到政府当局对菲利波下场的官方定论了。

“他出了什么事？”史密斯先生问，他的直率实在令人钦佩。

“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法知道。他是个喜怒无常的怪人，而且我必须向您承认，教授，他的账目有些问题。在德塞街，有个他主管的水泵建设项目出了岔子。”

“您在暗示他是自杀的？”我先前低估了史密斯先生。出于正当的理由，他可以展现出狡猾机智的一面，现在他把手上的牌紧贴在胸前，深藏不露。

“有可能，另外他或许成了人民报复的牺牲品。我们海地人有个传统，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铲除暴君，教授。”

“菲利波医生是暴君吗？”

“在用水问题上，德塞街的居民不幸被他欺骗了。”

“这么说，那座水泵马上就要开工运转了？”我问。

“它已经被列入我的首批项目之中了。”他朝身后架子上的档案卷宗挥了挥手，“但如您所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我注意到许多“操心事”档案上的铁夹子已经因为漫长的雨季而生锈：可见“操心事”并没有得到快速及时的处理。

史密斯先生机智地把话题转了回来：“所以菲利波医生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就像你们以前的战时公告所写的那样，‘失踪，据信已死亡’。”

“可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啊。”史密斯先生说。

“他的什么？”

“他的葬礼。”

我注视着部长。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窘迫。他发出一记短促的吠叫声，原来那是他在大笑（这让我想到了一只法国斗牛犬）。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葬礼。”

“中途被打断了。”

“您可是无法想象，教授，我们的敌人会怎样不择手段地胡乱宣传。”

“我不是教授，而且我亲眼看见了棺材。”

“那棺材里装的全是石头，教授——对不起，史密斯先生。”

“石头？”

“确切地说是砖块，是从杜瓦利埃城运来的，我们正在那里建设我们美丽的新城市。被偷走的砖块。您哪天上午有空的话，我愿意带您去参观一下杜瓦利埃城。它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巴西利亚1。”

“但他夫人当时也在场啊。”

“可怜的女人，她被人利用了，被肆无忌惮的狂徒们利用了，我希望她是无辜的。那些殡仪馆的人已经被逮捕了。”

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让我心服口服。史密斯先生一时竟哑口无言。

“什么时候对他们进行审判？”我问。

“调查还要花一些工夫。这个阴谋背后还有许多分歧。”

“那么老百姓们猜想的并不是真事咯——说菲利波医生的尸体变成了还魂尸，在王宫里干活？”

“那些都是伏都教的胡说八道，布朗先生。幸运的是，我们的总统阁下已经把伏都教从我们国内铲除干净了。”

“那他的功劳可比耶稣会会士们还要大呀。”

史密斯先生不耐烦地插嘴进来。他在菲利波医生的事情上已经尽力，现在他需要把全部精力放到他的使命上来。他心里有些着急，不想因为像还魂尸和伏都教这样不相干的事情而得罪了部长。部长极有礼貌地听他讲话，同时还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胡写乱画。也许那并不是漫不经心的表现，因为我注意到他涂写的是数不清的百分比符号和加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减号。

史密斯先生谈到要建起一幢大楼，里面包含餐厅、厨房、图书馆和演讲礼堂。如果可能的话，大楼里还应该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将来扩建。甚至有一天，连剧院和电影院都有可能建于其中；他的赞助机构可以提供一些纪录电影，而他希望不久以后——如果有演出的机会——这里也能开办一座素食主义戏剧学院。“在此期间，”他说，“我们总还可以上演萧伯纳的戏剧作品。”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项目。”部长说。

史密斯先生在海地共和国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他曾亲眼看见菲利波医生的尸体被劫走；我也曾开车带他穿过贫民区里最糟糕的地方。那天早上，他不听我的劝告，非要自己去邮局买邮票。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我一时间失去了他的下落，等我重新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法再朝售票窗口前进半步了。两个独臂男子和三个独腿男人在他周围哼哼唧唧地打着转。其中有两个人想卖给他几只肮脏的旧信封，里面装着过期的海地邮票；另外三个人则干脆更老实地在向他乞讨。一个完全没有腿脚的男人把自己硬挤到史密斯先生的膝盖中间，解下了他的两条鞋带，准备为他擦皮鞋。其他人看到他们围成一小圈，也纷纷拼命挤过去凑热闹。有个脸上缺了鼻子、只剩下一处窟窿的年轻小伙儿，他低头想用力钻进圈子中间。一个双手全无的男人将他磨得发亮的粉色残肢高举在人群头顶，向这位外国人展示自己的残疾。这幅情景在邮局门前是很典型的，只不过如今外国人已经很罕见了。我不得不费劲推搡了一番才挤到他身边，途中，我的手碰到了一截僵硬的残肢，感觉它不像人体，而好似一块硬橡皮。我用力地将它推到一旁，这让我对自己都心生反感，就仿佛我是在抗拒痛苦灾难。我甚至还心想，往见学校的那些神父若是见到此番场景，又会对我说些什么呢？人在童年时期接受的行为准则和产生的神思幻想，竟然会如此深刻地植根于内心深处。我花了五分钟才把史密斯先生从乞丐堆里救出来，但他的两条鞋带都不见了。我们只好先去哈米特的商店把鞋带换好，然后再去拜访社会福利部长。

史密斯先生对部长说：“这座素食中心嘛，当然了，肯定不会作为盈利性机构来运作，但我估计我们还应该雇用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一位秘书、一名会计、一位厨师、几个服务员——最后当然还有电影院里的女引座员……至少二十个人。要放映的电影都是带有教育性质的，全部免费。至于剧院么——好吧，我们先别想得那么远。所有的素食产品都按照成本价供应销售，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也供人们免费阅览。”

听他说话时我满心震惊。他的梦想依然完好无损。现实情况摆在他眼前也无法触动他。甚至连困在邮局前的那一幕也不曾打破他的幻想。摆脱了酸性物质、贫困和激情的海地人民很快就会幸福地向坚果薄饼俯下身去。

“你们的这座新城市，杜瓦利埃城，”史密斯先生说，“也许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环境。我并不反对现代建筑——一点也不反对。新的创意需要用新的形式来表达，而我想带给贵共和国的就是一个新创意。”

“这个可以安排，”部长说，“城里有很多地方。”他在纸上画了一整排的小十字形，全是加号，“我敢肯定，您手头上应该有足够的资金吧。”

“作为和贵国政府共同合作的项目，我以为……”

“您当然了解，史密斯先生，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那幢大楼是要挂出来公开招标的。”

“有道理。”

“当然，政府会在诸位投标者中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出价最低的问题。还有杜瓦利埃城里的各种康乐设施要考虑。当然，环境卫生问题是最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这个项目可能首先就会交给社会福利部处理。”

“很好，”史密斯先生说，“那我就要先和您打交道了。”

“后面的话，我们当然还必须和财政部进行商讨。然后还有海关。进口货物嘛，当然了，是海关的责任。”

“这里对进口食品肯定不会征收关税吧？”

“电影……”

“教育电影也要？”

“哦，算了，这些以后我们再谈。首先是选址问题。还有场地支出。”

“您不认为贵国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免费提供场地吗？考虑到我们为劳工投资这一点。我猜土地在这里反正也卖不了高价。”

“土地属于人民，不属于政府，史密斯先生。”部长用略带责备的温和口气说，“不过，您会发现，在现代海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征询我的意见，我自己会建议您提供一笔土地捐款，相当于场地建筑的经费……”

“但这不是很荒唐嘛，”史密斯先生说，“这两笔费用根本就不相干啊。”

“当然，这笔费用可以返还，在项目完工之后。”

“所以您的意思是，选址场地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

“那我就不明白了，捐那笔钱有什么意义啊。”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工人，史密斯先生。许多国外投资的项目突然间就停工了，而工人们到了发薪日却什么也拿不到。这对一户贫穷的家庭来说是件悲惨的事情。在海地，我们还有许多户家庭在贫困中挣扎。”

“也许有银行担保的话……”

“现金是更好的担保方式，史密斯先生。自上一代人以来，海地古德始终保持着稳定，但美元一直对它有压力。”

“我得给国内写信，向委员会告知这些事情。我恐怕……”

“写信回去吧，史密斯先生，就说我国政府欢迎所有发展性的项目，一定会全力配合。”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暗示会谈已经结束，而他脸上的那副龇牙咧嘴的大大笑容，又显示出他期待着参与项目的各方都能从中获益。他甚至用胳膊搂住了史密斯先生的肩膀，以此表示在这个了不起的发展项目中，他们是合作伙伴。

“那选址呢？”

“您会有很多地址可以选择，史密斯先生。也许要靠近大教堂？或者在大学附近？或是在剧院旁边？只要不跟杜瓦利埃城里的康乐设施冲突，随便在哪儿都行。那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您会看到的。我会亲自带您参观那里。明天我的工作非常忙。有那么多的代表团要接见。您也明白，在民主政治下就是这个样子。但星期四的话……”

回到车上后，史密斯先生说：“他看起来似乎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对那笔捐款要留点神。”

“不是可以返还嘛。”

“只有在大楼完工以后才可以。”

“他那个棺材里装着砖块的故事，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几分真话？”

“没有。”

“毕竟，”史密斯先生说，“我们谁都没有亲眼见到菲利波医生的遗体。可千万不能仓促下判断啊。”

二

自从上次访问大使馆后，我有好几天没听到玛莎的消息，这让我有些担心。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重播那天发生的情景，试图判断自己是不是说过什么无法挽回的话，但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最后，她总算寄来了一张简短的便条，口气很不温柔：安杰尔好多了，疼痛已经止住，如果我愿意，她可以来见我，在雕像旁边。这张便条让我松了口气，但同时又激怒了我。我去了约会地点，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就算一切如故，她也表现得和善亲切，我依然找得到理由忿忿不平。哦，好吧，现在她倒准备好想跟我做爱了，趁她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能老在汽车里过活。”

她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我们这样遮遮掩掩的，肯定会毁掉自己。我来特里亚农吧——如果我们能避开你的客人的话。”

“史密斯夫妇这会儿肯定已经睡了。”

“我们最好还是把两辆车都开过去，以防万一……我可以说是帮我丈夫来给你送信的。一份邀请函。诸如此类的东西。你先走。我五分钟后过来。”我原本指望着今晚要和她大吵一架，结果呢，那道我以前那么多次想努力推开的紧闭房门，现在突然猛地打开了。我穿过门口走进去，发现里面唯有失望。我心想：她的脑筋转得比我快。她可真是轻车熟路啊。

回到酒店时，史密斯夫妇居然还在外面，他们俩传出的动静令我大吃一惊。有调羹搅拌的哗啦声、罐头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不时响起的轻轻说话声。他们今晚占用了走廊，在那里品尝他们夜间服用的益舒多和保尔命。以前有些时候我就好奇他们两人在独处时不知会谈些什么。他们是在重温过去的那些竞选活动吗？我停好汽车，在原地站着听了一小会儿，然后才踏上台阶。我听到史密斯先生说：“你已经放过两勺了，亲爱的。”

“哦，不可能。我肯定没放过。”

“你就先尝一尝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从紧接着的沉默中，我猜他说得没错。

“我经常在想，”史密斯先生说，“那个睡在游泳池里的可怜人后来怎么样了。就在我们到这里的头天晚上。你还记得吗，亲爱的？”

“当然记得。要是我当时顺着念头下去看看他就好了。”史密斯太太说，“第二天我问过约瑟夫，但我觉得他对我撒了谎。”

“不是对你撒谎，亲爱的。他是没弄明白。”

我走上台阶，他们和我打了招呼。“还没睡呢？”我相当愚蠢地问。

“史密斯先生得抓紧赶完他的信件。”

我思索着怎样才能在玛莎到来前把他们从走廊上引开。我说：“你们别睡太晚了。部长明天还要带我们去杜瓦利埃城。我们一早就要动身。”

“没关系，”史密斯先生说，“我妻子会留下。我不想让她顶着大太阳在路上颠簸。”

“你们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

“我是不得不受啊，亲爱的。你就没这必要了。正好你也可以有机会补习你的雨果法语教程嘛。”

“但你还是需要早点睡。”我说。

“我睡得再少都可以，布朗先生。亲爱的，你还记得吗，在纳什维尔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经注意到，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会经常出现在他们共同的记忆中：或许因为那是他们竞选活动中最光辉的片段。

“你知道今天我在城里看见谁了吗？”史密斯先生问。

“不知道。”

“是琼斯先生。当时他正和一个穿制服的胖子从宫殿里出来。卫兵还敬了礼。当然我猜他们不是在向琼斯敬礼。”

“他好像混得挺不错嘛，”我说，“从监狱到宫殿。几乎可以胜过从小木屋到白宫的历程呢。”2

“我一直觉得琼斯先生拥有伟大的品质。我很高兴他现在发达了。”

“但愿他没有害了其他什么人。”

哪怕听到这样微妙的一丝批评，史密斯先生还是立刻收起了脸上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搅拌着他的益舒多），而我则真的很想跟他讲讲“美狄亚”号船长收到的那封电报。一个人若是如此热情地相信全天下都是正人君子，不也有可能存在着品质上的缺陷吗？

一阵汽车声将我从尴尬中挽救出来，不久玛莎便走到了台阶上。

“哎呀，是那位迷人的皮内达夫人来了。”史密斯先生松了口气，大声说道。他站起来忙着整理出一个座位。玛莎绝望地看了我一眼，说：“天已经晚了。我不能久留。我只是从我丈夫那里带封信过来……”她从皮包里抽出一只信封，将它塞进我的手里。

“趁你还在，先喝杯威士忌吧。”我说。

“不，不行。我真的必须得回家了。”

史密斯太太开口发话了，我觉得她的语气有点生硬，但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她说：“你别因为我们就急着要走啊，皮内达夫人。史密斯先生和我正要上床睡觉呢。咱们走吧，亲爱的。”

“我无论如何都得走了。您要明白，我儿子得了腮腺炎。”她解释得太多了。

“腮腺炎？”史密斯太太说，“对此我很难过，皮内达夫人。那样的话，你当然想急着回家了。”

“我送你上车吧。”说完我便带她离开。我们把车开到了车道尽头，然后停住。

“出了什么问题吗？”玛莎问。

“你刚才不该把我写给你的亲笔信又交给我。”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呀。我皮包里就剩下这封信了。她不可能看出你的笔迹吧。”

“她的眼睛尖着呢。跟她丈夫可不一样。”

“对不起。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等他们上床睡觉。”

“再悄悄溜回去，然后看到门突然打开，史密斯太太……”

“他们不在我那层住。”

“那我们肯定会在楼梯拐角碰上她。我做不到。”

“又一次约会被搅黄了。”我说。

“亲爱的，在你回来的头天晚上，在游泳池旁边……我是那么饥渴地想要你……”

“他们还住在约翰·巴里摩尔套房，就在我们头顶。”

“我们可以到树底下去。现在灯都灭了。黑咕隆咚的。就连史密斯太太也没法看见。”

我感觉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不情不愿。我试图为此找个借口，便说：“会有很多蚊子……”

“让蚊子见鬼去吧。”

上次在一起时，我们争吵是因为她不愿意。现在轮到我了。我生气地想：如果她的房子神圣不可玷污，凭什么我的房子就要比她的低贱一等呢？可紧接着我又寻思，这种神圣是对谁而言的呢？对一具躺在游泳池底的尸体吗？

我们离开轿车，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朝游泳池走去。巴里摩尔套房里亮着一盏灯，某位史密斯的身影从蚊帐前面走过。我们躺倒在棕榈树下一块微微凹陷的斜坡里，就像两具被集体埋葬的尸首，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了另外一次死亡：马塞尔悬挂在枝形吊灯上。我们俩谁也不会为爱而殉情。我们会悲伤难过，分道扬镳，然后另觅新欢。我们属于喜剧的世界而不属于悲剧的世界。萤火虫在树林间穿梭，一闪一闪地点亮了一个我们无法参与其中的世界。我们——白人——全都离家乡太遥远了。我就像部长先生3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

“怎么了，亲爱的？你在为什么事情发脾气吗？”

“没有。”

她低声下气地说：“你不想要我了。”

“在这儿不行。这会儿不行。”

“上次我惹你生气了。但我当时想弥补的。”

我说：“我从没告诉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让你带着约瑟夫离开。”

“我想你是在保护我吧，不让史密斯夫妇有想法。”

“菲利波医生死在了池子里，就躺在那边。你看那一小片有月光的地方……”

“是他杀吗？”

“他切断了自己的喉咙。为了逃脱通顿·马库特的追捕。”

她挪远了一点儿。“我明白了。哦，上帝啊，多可怕，发生的那些事情。它们就像噩梦。”

“在这个地方只有噩梦才是真实的。比史密斯先生和他的素食中心更真实。比我们自己更真实。”

我们肩并肩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爱她，不管是在标致轿车内还是在哈米特商店楼上的卧室中。我们彼此用言语向对方靠拢，这比以前我们互相抚摸更加亲近。她说：“我很羡慕你和路易。你们都有信仰。你们有很多解释。”

“我有吗？你觉得我还有信仰？”

她说：“我父亲也有过信仰。”（这是她第一次对我提到他。）

“他信什么？”我问。

“宗教改革之神，”她说，“他是马丁·路德的信徒。一个虔诚的路德会教友。”

“他很幸运能拥有信仰。”

“德国也有很多人为了逃脱他的审判而割喉自尽。”

“是啊。这种情况并非不正常。人生就是这样。暴行就像一盏探照灯。它从一个点扫到另一个点。我们只能逃过一时。现在我们就躲在棕榈树下试图逃避。”

“什么事也不做？”

“什么事也不做。”

她说：“我几乎更喜欢我父亲。”

“不会吧。”

“你知道他的事？”

“你丈夫跟我讲过。”

“至少他不是外交官。”

“或是一个依赖游客赚钱的酒店老板？”

“那又没什么不对。”

“一个等着美元回归的资本家。”

“你说话像个共产党人。”

“有时候我还真希望自己是呢。”

“但你是天主教徒，你和路易……”

“对，我们都是被耶稣会士抚养大的。”我说，“他们教会我们理性思考，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现在？”

我们躺在那里，紧紧相拥，过了很久很久。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我有时候会想，那难道不是我们认识并走在一起之后相处最幸福的时刻吗？第一次，我们信任彼此，所依靠的不只是爱抚拥抱。

三

第二天，我们驾车驶出太子港，前往杜瓦利埃城，车上的乘客有史密斯先生、我和部长，司机则是一个通顿·马库特；他也许是来保护我们的，也许是来监视我们的，或者也许只是帮助我们通过途中的路障而已，因为这条公路通往北方，也许有一天圣多明各的坦克会沿着这条路隆隆驶来，就像城里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心想，到那时候，把守路障的那三个邋遢民兵能起到什么作用。

好几百名妇女侧坐在她们各自的母驴背上，正成群结队地进入首都赶市集；她们注视着公路两侧，对我们毫不理睬：在她们的世界里，我们并不存在。公共汽车从我们旁边驶过，车身上涂有红、黄、蓝三色条纹。这片土地上或许食物很少，却永远不缺乏色彩。深蓝色的暗影亘古不变地坐落在山坡上，大海呈现出孔雀般的鲜绿。绿色随处可见，层次各异。剑麻叶片上带着毒药瓶般的深绿色，还显出几道漆黑的痕迹，而香蕉树的浅绿在树梢处开始转黄，和位于平坦碧海边的沙滩相得益彰。色彩像风暴一样浸染着这片土地。一辆巨大的美国轿车在这条糟糕的公路上以不顾一切的狂野速度飞驰而过，卷起的沙尘将我们裹得严严实实，而唯有尘埃是暗淡无色的。部长抽出一条鲜红色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眼睛。

“狗杂种！”他大声骂道。

史密斯先生将嘴凑近我的耳边，轻声说：“你看清那些人是谁了吗？”

“没有。”

“我相信其中有个人是琼斯先生。但我也可能看错了。他们开得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