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有几件事情分散了我的心神，让我无暇关注琼斯的命运，但我相信史密斯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清早七点钟，我便看见他在游泳池里上下起伏地游动，但那缓慢的动作——从深水区游到浅水区的尽头，然后再游回去——很可能有助于他去思考。吃完早饭后，他写了几张便条，史密斯太太用两根手指在一台便携式的科罗纳打字机上帮他敲好，然后他差遣约瑟夫坐出租车把它们送往各处——有一张要送给他的大使馆，还有一张要送给新上任的社会福利部长（当天早晨，小皮埃尔在报纸上宣布了新部长上任的消息）。对于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他的精力可实在是旺盛，而且我敢肯定，当他一边想着建设那座素食中心，以便未来有一天能祛除海地人民体内的酸性和激情时，他也丝毫未曾因此分心，从而忘记小监牢里坐在便桶上的琼斯。与此同时，他还计划撰写一篇关于自己旅行见闻的文章，以前他曾经答应过自己家乡的报社——不用说，那家报社肯定是亲近民主党，反对种族隔离，而且还是同情素食主义的。前天，他请我通读一下他的手稿，看看有没有什么失实之处。“那些意见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露出一丝拓荒者似的苦笑，补充道。
让我分神的第一件事情来得很早，我还没有起床，约瑟夫便敲响了我的房门，告诉我，菲利波医生的尸体竟然已经被发现了，并导致好几个人离家出逃，躲进了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庇护，其中包括一名当地警察局的局长、一名邮政局的副局长和一位老师（没人清楚他们和前部长之间的关系）。据说菲利波医生是自杀的，但当然没有人知道政府当局会怎样宣布他的死因——也许会说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策划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人们相信，总统现在非常恼怒。据说他很想活捉菲利波医生，因为在不久前的一天夜里，菲利波医生受朗姆酒的影响而嘲笑了“爸爸医生”的行医资格。我派约瑟夫去市场上搜集他能搜到的所有信息。
第二件令我分神的事情是，安杰尔那孩子得了腮腺炎——十分痛苦，玛莎在信中告诉我（而我禁不住暗暗咒他再来一场）。她不敢离开使馆，以免他要找她陪，所以之前我们约好当晚在哥伦布雕像下幽会的事也就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她又写道，既然我已经缺席很久，我就没有理由不去大使馆做客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现在既然宵禁已经解除，许多人便时不时地晚上登门拜访，只要他们能避开守在使馆门口的那个警察，而他在九点钟通常会去厨房里喝上一份朗姆酒。她猜他们是在准备事先找好地方，以免将来有一天他们得匆忙地寻求政治庇护。她在便条结尾还补了一句：“路易会很高兴的。他对你印象不错。”——其中那个短语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有点模棱两可。103
吃完早餐后，我正在办公室里读史密斯先生的文章，这时约瑟夫回来了，他从头到尾向我讲述了菲利波医生的尸体被人发现的经过，而这故事即使还没刮进警察耳朵里，它也已经在市场上的小摊贩们中间传开了。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意外巧合让警察找到了尸体，本来我和马吉欧医生指望着，它躺在前占星家的废园里能隐藏好几个星期。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巧合，而那个故事让我很难将注意力放在史密斯先生的手稿上。那天一早，在酒店下方的路障前面，有个值勤的民兵看中了一个上山前往肯斯科夫大农贸市场的乡下妇人。他不准她通过，声称她在衬裙的夹层里私藏了某些秘密物品。她主动提出向他展示自己那儿有什么，于是他们便一起来到路障下方的那条小径上，走进了占星家那座废弃的园地。那个妇人急着赶远路去肯斯科夫，所以就匆匆地跪倒在地，撩起自己的衬裙，把脑袋磕在地上，结果却发现自己正盯着前社会福利部长那双呆滞瞪圆的眼睛。她认出了他，因为在他从政前，他曾经照料过她难产的女儿。
园丁就在窗外，因此，对于约瑟夫所讲的故事，我尽量不流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相反，我又翻了一页史密斯先生的文章。“我和史密斯太太，”他写道，“在参加完亨利·S.奥克斯报社的招待宴会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费城。诸位读者一定记得，他们在德兰西广场2041号社址办公期间，曾殷勤地举办过许多场热闹的新年聚会。幸而我们在‘美狄亚’号汽船上遇见了新的伙伴，离别故交的哀伤很快便被结识新朋的欢乐冲淡……”
“他们为什么要找警察？”我问。那两人发现尸体后，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悄悄溜走，啥也不说才对。
“她叫得太响，另一个民兵他也来了。”
我跳过一两页史密斯太太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稿，翻到了“美狄亚”号抵达太子港的内容。“这是一个黑人的共和国——一个拥有深厚的历史、美术和文学底蕴的黑人共和国。我仿佛正注视着非洲所有新共和国在历经苦难后必将迎接的未来。”（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想流露出悲观的态度。）“当然，即使在这里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海地已经历过君主专制、民主政治和独裁统治，但我们千万不能像评判白人独裁统治那样去评判黑人的独裁统治。海地的历史只有短短几个世纪，如果我们在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之后依然会犯错，那么，海地人民岂不是更有权利犯下类似的错误并从中学习，而且或许能比我们学得更好些？这里有贫困，大街上有乞丐，还有证据显示当地警察存在盲目服从命令的权威主义问题，”（他并没有忘记琼斯先生还被关在牢房里的事情），“但我依然怀疑，一个黑人在首次登上纽约的土地时，他是否会受到像我和史密斯太太在太子港入境处所享受的礼遇。”这些描述让我感觉像是在写另一个国度。
我对约瑟夫说：“他们把尸体怎么样了？”
警察想把尸体扣下来，他说，可是太平间里的制冰设备出了故障。
“菲利波夫人知道吗？”
“哦，知道，她把他送进了埃居尔·杜邦先生的殡仪馆。我想他们要埋掉他，得抓紧埋。”
我不禁感到自己要对菲利波医生的临终仪式负责——他是在我的酒店里去世的。“到时把他们的安排告诉我一下。”我对约瑟夫说，然后回过头继续阅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陌生人，能在抵达太子港首日便得到外交部长的接见，是我在这里备受惊喜礼遇的另一个佐证。部长先生即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尽管如此，他还是拨出半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接见了我，并通过私人渠道和内政部长交涉，让我得以探访狱中的一位英国同仁。此人是我在‘美狄亚’号上结识的旅伴，由于官僚体系的某些失误——这种情况在许多比海地更古老的国家中亦有可能发生——不幸与政府当局交恶而身陷囹圄。我正在继续跟进这一案件，但我对结果并不太担心。我在我的黑人朋友们身上（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纽约州那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还是身处在密西西比州那赤裸裸的残暴压迫下）一直能发现深植于他们内心之中的两种特质——对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觉悟意识。”读丘吉尔的散文作品会让人感受到一位雄辩家在发表历史性演说时的风采，而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让我觉得像是一名演讲者在外省城镇的小礼堂中开设讲座。我感到自己身边仿佛坐满了头戴女帽、心地善良，出于正当理由特意花五美元前来听讲的中年妇女。
“我期待着，”史密斯先生继续写道，“与新任社会福利部长会面，和他商讨本报读者们早已知晓的、我内心长久以来持有的愿望——建立一座素食中心。我有一封写给前部长的私人介绍信，是一位常驻联合国的海地外交官给我的，遗憾的是，前部长菲利波医生目前并不在太子港，但我向各位读者保证，我的热情将帮助我跨越所有障碍，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觐见总统本人。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因为在他尚未步入政坛之际，在若干年前的那场大规模伤寒传染病爆发期间，他作为医生曾获得过至高的评价。就像肯尼亚总理肯雅塔104先生一样，他也留下了人类学家的印记。”（“印记”真是个含蓄的字眼——我想到了约瑟夫被打残的双腿。）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密斯先生羞怯地走进我的房间，想听听我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它会让政府当局感到满意。”我说。
“他们永远也读不到它。那份报纸在威斯康星州以外没有任何发行。”
“我可不指望他们会漏过它不读。如今从这里寄出的信件不多。他们想要审查的话可是易如反掌。”
“你是说他们会拆信检查？”他难以置信地问，但随后他又立刻补了一句，“哦，好吧，这种事情甚至在美国也会发生。”
“如果我是你的话——为了以防万一——我会略去所有和菲利波医生有关的内容。”
“但我没说错什么呀。”
“眼下他们可能会对他有些敏感。你要知道，他是自杀身亡的。”
“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啊，”史密斯先生叹道，“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做出那种事？”
“恐惧。”
“他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谁没有呢？他生前说过总统的坏话。”
那对苍老的蓝眼珠转向了别处。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白人同胞，一个属于奴隶贩子种族的人——流露出任何怀疑。他说：“我想去看望他的遗孀——也许我能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史密斯太太和我应该送花过去。”不管他多么热爱黑人，他依旧生活在一个白人的世界里，他不了解其他的世界。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那么做。”
“为什么不会？”
我对向他解释已经感到绝望了，就在这时，也是注定要倒霉运，约瑟夫正好进门汇报：尸体已经离开杜邦先生的殡仪馆，他们正将棺材运往佩蒂翁维尔下葬，这会儿却在酒店下方的路障那里被拦住了。
“他们好像很着急嘛。”
“他们非常担心。”约瑟夫解释道。
“现在肯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史密斯先生说。
“除了天热以外。”我补充道。
“我要加入送葬的队伍。”史密斯先生说。
“你别做梦了。”
突然，我意识到那双蓝眼睛里也能爆发出怒火。“布朗先生，你不是我的监护人。我要去叫史密斯太太，我们两个都要……”
“至少把她留下吧。你难道真的就不明白危险……？”我刚说到“危险”二字，史密斯太太恰好走了进来，听见了这个凶险的字眼。
“什么危险？”她问。
“亲爱的，我们介绍信上那位可怜的菲利波医生自杀了。”
“为什么？”
“原因好像不太清楚。他们正要把他送到佩蒂翁维尔下葬。我想我们应该去给他送葬。约瑟夫，拜托，麻烦你了105，叫辆出租车……”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危险？”史密斯太太追问道。
“你们俩难道都没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亲爱的，布朗先生刚才在说，他认为我应该单独去。”
“我认为你们两个谁都不该去，”我说，“那样做简直是发疯。”
“可是——史密斯先生告诉过你——我们有一封给菲利波医生的介绍信。他算是朋友的朋友啊。”
“那会被当作政治表态的。”
“史密斯先生和我从来不害怕政治表态。亲爱的，我有一件黑衣服……给我两分钟。”
“他连一分钟也给不了你，”我说，“你们听。”即便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也能听见从山上传来的说话声，但它听起来让我感觉那不像是一场正常的葬礼。没有在乡下农民的送葬队伍里奏响的狂野音乐，也没有中产阶级葬礼上那股审慎克制的庄重气氛。没有尖厉的哀号：他们在争吵，他们在吼叫。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响起，压过了众人的喧哗。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史密斯夫妇俩便已冲出房间，沿着车道朝外面跑去。总统候选人始终保持着领先半步。也许他这样做更多是出于礼节需要，而非出于自愿努力，因为史密斯太太跑起路来显然比他更胜一筹。我则跟在他们后面，慢吞吞的，一肚子不情愿。
菲利波医生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受到过“特里亚农”酒店的庇护，如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他：我看见灵车就停在酒店车道的入口前面。它显然已经倒进来过，以便调头向市区撤退，不去佩蒂翁维尔。一只饥肠辘辘、经常在车道尽头游荡的无主野猫，由于被这阵侵扰惊吓到，一下子跳上了灵车的车顶，弓着背站在上面，像遭了雷劈一般颤抖不已。没有人打算赶走它——海地人可能会相信，前部长的灵魂就附在它的身上。
至于菲利波夫人，我曾在大使馆的某场宴会上见过她一面，此刻她正站在灵车前和司机争执，不准对方调头回城。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还不到四十岁——浑身肌肤呈现出美丽的橄榄色，这会儿她正张开双臂站在那里，仿佛一座糟糕的爱国纪念雕像，纪念着一场早已被遗忘的战争。史密斯先生反复地问个不停：“这是怎么回事啊？”灵车通体漆黑，价格不菲，车上装饰着许多死亡的标志，而司机这会儿摁响了喇叭——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原来灵车还安着喇叭。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从一辆破破烂烂、同样停靠在我家酒店车道上的出租车里下来，一左一右地站在灵车司机两旁和他争吵，而公路上还停着另外一辆出租车，车头冲着前往佩蒂翁维尔的方向，里面有个小男孩，把脸蛋挤在车窗玻璃上。这就是送葬队伍的所有成员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史密斯先生又恼火地高喊了一声，惹得那只猫从灵车的玻璃车顶上冲他呼噜呼噜地低吼起来。
菲利波夫人用法语冲着司机大骂：“混蛋！蠢猪！”然后她转过那对如黑色鲜花般的明眸，朝史密斯先生投去愤怒的一瞥。她听懂了他刚才说的英语。“你是美国人106？”
史密斯先生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那点存货，总算用法语回答说：“是。”
“这头蠢猪，这条狗杂种，”菲利波夫人怒吼着，她依然用身体挡住灵车的去路，“他想把车开回城里。”
“可他为什么啊？”
“上面看守路障的民兵不放我们过去。”
“可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史密斯先生满脸困惑地重复道，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朝山下的城里方向走去，他们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还把自己的出租车留在了车道上。他们俩都戴上了高顶礼帽。
“他们谋杀了他，”菲利波夫人说，“现在他们又不准我们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土地里。”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史密斯先生说，“肯定有。”
“我告诉那个混蛋，让他从路障中间冲过去。让他们开枪好了。让他们把他的妻儿全都杀掉算了。”她用一种不合情理的轻蔑口吻补充道，“很可能他们的步枪里压根儿就没子弹。”
“妈妈，妈妈！”那个孩子在出租车里叫唤。
“怎么了，宝贝儿？”
“你答应要给我买香草冰激凌的。”
“再等一会儿，宝贝儿。”107
我开口了：“这么说，你们在过第一道路障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
“有的，有的。你也懂的啊——花笔小钱贿赂一下嘛。”
“而上面路障里的人不肯收钱？”
她说：“哦，他接到了命令。他不敢放我们。”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我说，这句话和史密斯先生刚才说的一样，但和他不同，我脑子里想的是被拒绝的那笔贿款。
“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当真相信这中间会有什么差错吗？”她又转向灵车司机，说：“继续走啊。往路上开啊。混蛋！”那只野猫似乎觉得这句辱骂是冲自己来的，便一下跳上了离它最近的一棵树：它的利爪深深地抓进了树皮里，让它停稳在树上。它又扭过头，带着饥饿的仇恨朝我们所有人呼噜呼噜地低吼了一阵，然后跳进了三角梅灌木丛中。
那两个黑衣男子慢慢地朝山上走了回来。他们仿佛受到了惊吓。我趁机朝棺材看了几眼——这是一口豪华气派的木棺，跟灵车倒很般配，但上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花圈和一张吊唁卡片。已故的前部长命中注定要享受一场无人问津的孤独葬礼，就像他的死亡一样凄凉惨淡。那两人现在重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几乎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只有一点除外：其中一人的个子比另一人高出一厘米左右——或者说不定是他的帽子更高一点。高一点的那个人说：“我们到下面的路障那里去过了，菲利波夫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带着棺材回城。除非我们有政府部门官员颁发的许可证。”
“是哪位政府部门官员？”我问。
“社会福利部长。”
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口体面气派、带有亮闪闪黄铜把手的棺材看去。
“那位不就是社会福利部长嘛。”我说。
“从今早开始就不是了。”
“您是埃居尔·杜邦先生？”
“我是克莱芒·杜邦先生。这位是埃居尔先生。”埃居尔先生摘下高顶礼帽，对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发生什么事了？”史密斯先生问道。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可这也太荒唐了。”史密斯太太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棺材得放在这儿，等着哪个愚蠢的差错先弄清了才能走吗？”
“我开始担心这不是什么差错。”
“那又能是什么啊？”
“是报复。他们没能活着抓住他。”我对菲利波夫人说，“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可以肯定。你最好带上孩子到我的酒店里去。”
“然后把我丈夫就搁在路边不管？休想。”
“至少叫你的孩子进去吧，约瑟夫会给他香草冰激凌吃。”
这会儿太阳几乎垂直地照在我们头顶：从灵车的玻璃窗和棺材的黄铜器件上反射的细碎微光四下投散。司机熄灭了汽车引擎，周围顿时一片寂静，一直延伸出老远，我们可以听见一条狗儿在首都市郊狺狺狂吠的声响。
菲利波夫人打开出租车的车门，将小男孩抱了出来。他的肤色比她更深，两眼中的眼白有鸡蛋那么大。她叫他去找约瑟夫要冰激凌，但他不肯走，紧紧拽着她的衣服。
“史密斯太太，”我说，“请你把他带到酒店里去。”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说：“如果有麻烦要来，我想我应该待在这里，陪着菲利……菲利……夫人——亲爱的，你带他进屋吧。”
“然后离你而去，亲爱的？”史密斯先生说，“不行。”
两辆出租车的司机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荫下，我先前没有对他们多加留意。这会儿，趁我们说话的工夫，他们俩仿佛已经交换好了信号，突然之间同时有了动作。其中一人飞快地将车转出车道，另一人则猛然倒车并调转车头。在尖锐刺耳的换挡声中，他们就像两个衰老的赛车手，一起冲下山坡朝太子港驶去。我们听到车子在路障那里暂停片刻，然后重新启动，声响逐渐归于沉寂。
埃居尔·杜邦先生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您说得很有道理。我和克莱芒先生会把孩子带进去……”他们俩各自牵起小男孩的一只手，但小男孩挣扎着不肯离开。
“去吧，宝贝儿，”他的母亲说，“去找香草冰激凌吃去。”
“上面还有奶油巧克力吗？”
“好的，好的，当然有啦，上面还有奶油巧克力。”108
他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头戴高礼帽的中年双胞胎男子，中间夹着一个小男孩，三人一起走在棕榈树下的车道上，两边是茂盛的三角梅。“特里亚农”酒店不是大使馆，但我猜杜邦兄弟可能觉得它是仅次于大使馆的庇护藏身之地——一个外国人的地产。灵车司机——我们刚才忘了他还在——也突然跳下汽车，奔跑过去想追上他们。菲利波夫人、史密斯夫妇和我孤零零地跟灵车和棺材待在一起，我们在沉默中倾听着公路上的另一种寂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过了一会儿，史密斯先生开口问道。
“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了。我们只能等。仅此而已。”
“等什么呢？”
“等他们来。”
我们所处的局面让我想起了孩童时期所做的噩梦：橱柜里有什么东西随时准备跳出来。没有人愿意彼此对视，从别人眼中看出自己内心噩梦的倒影，因此我们谁也不看谁，反而都把目光投向灵车，透过车窗玻璃注视着那口带有黄铜把手、崭新闪亮的棺材，就是它惹出了所有的这些麻烦。远远地，在那条狺狺狂吠的狗儿所在之处，一辆汽车正在驶上漫漫山路的第一条坡道。“他们来了。”我说。菲利波夫人把额头斜靠在灵车的玻璃上，那辆汽车缓缓地爬上山坡朝我们驶近。
“我希望你能进屋里去，”我对她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进屋会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史密斯先生说。他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太太的手腕。
那辆车在山坡下的路障处停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引擎空转的声响。随后，它又挂着低挡缓缓上路，我们现在能看清了，那是一辆凯迪拉克牌的大型轿车，年份可以追溯到美国政府向海地的穷苦百姓提供援助的那段日子。车开到我们身旁停住，从里面钻出四个人来。他们都戴着软帽和颜色极深的墨镜，胯后挂着手枪，但只有一个人费神把枪拔出来，而且还不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走到灵车侧面，开始用枪托捣烂窗玻璃，动作显得有条不紊。菲利波夫人没有动弹，一言未发，而我也实在无计可施。在四把手枪面前是没法争道理的。我们是目击证人，但这里没有法庭会听取我们的证词。现在灵车侧面的玻璃窗已经被砸碎了，可是那个头目继续用他的枪把车窗边缘参差不齐的碎玻璃统统敲掉。反正他并不着急，而且他也不想让手下有人被玻璃划伤。
史密斯太太突然冲上前，一把拽住那个通顿·马库特的肩膀。他扭过头，我认出了他。正是在警察局里被史密斯先生用眼神镇住的那个家伙。他甩开史密斯太太，伸出一只戴手套的手掌，从容不迫、坚决无情地摁在她脸上，猛地向前一推，把她推得踉踉跄跄，朝后跌倒在三角梅灌木丛里。我必须抱紧史密斯先生才能拦得住他。
“他们不能那样对我太太！”他越过我的肩头怒吼道。
“哦，得了吧，他们当然能。”
“放开我！”他大喊一声，奋力想挣脱我的阻拦。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突然间变得判若两人。“你这头猪！”他怒吼道。这是他能找出的最毒辣的咒骂字眼，但那个通顿·马库特不会说英语。史密斯先生在我怀里翻腾扭转，差点儿挣脱了我。他是个强壮的老人。
“你要是被他们打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劝他说。史密斯太太坐在灌木丛里，她这辈子头一回显得不知所措。
他们将棺材抬出灵车，搬到那辆轿车后面，硬是把它塞进了行李厢中，可是它仍然朝外伸出一大截，有好几英尺那么长，于是他们又用绳索将它牢牢绑紧，动作不紧不慢的。他们没必要着急；他们高枕无忧；他们就是法律。菲利波夫人做出一副低声下气的姿态——可是，在低声下气和野蛮暴力之间，我们根本无从选择。（只有史密斯太太尝试过诉诸暴力——走到凯迪拉克轿车前，乞求他们把她一起带走。）我是从她的手势中看出来的，她讲话的声音太低，我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是想用金钱贿赂他们，好赎回自己的亡夫：在独裁统治下，人民一无所有，甚至连死去的丈夫都不属于自己。他们当着她的面甩上车门，开车驶上马路，一截棺身从行李厢里探出来，仿佛那是一箱要运往集市的水果。接着，他们找了个地方调头，又开了回来。史密斯太太这会儿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这一小群人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罪恶的表情。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总会流露出罪恶感，就像沙漠里那只替罪的羔羊。他们停住车，那个长官——我猜他是个长官，因为墨镜、软帽和左轮手枪便是他们所穿制服的全部装备——推开车门，打手势招呼我过去。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我服从了指示，穿过马路朝他走去。
“这家酒店是你开的，对不对？”
“对。”
“你昨天在警察局里待过？”
“是的。”
“下次见到我时，不要盯着我。我讨厌被人盯着看。那个老家伙是谁？”
“总统候选人。”我说。
“你什么意思？哪儿来的总统候选人？”
“美利坚合众国的。”
“别跟我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你肯定还没读今天的报纸。”
“他来这里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昨天刚见过外交部长。也许他把原因告诉他了。他还期待觐见总统。”
“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大选。这我可知道。”
“他们那里没有终身总统，不像你们这儿。他们每四年就选一次。”
“他跟这——这箱下水有什么关系？”
“他在参加朋友的葬礼，菲利波医生的。”
“我在执行命令。”他的口气里流露出一丝怯弱。我可算是明白他们这帮人为何都要戴墨镜了——他们也是凡人，但他们不能显出内心的恐惧：那将意味着他们横加在人民头上的恐怖可能会面临终结。坐在轿车里的那些通顿·马库特分子回瞪着我，脸上毫无表情，如同一群形状怪异的黑脸玩偶。
我说：“在欧洲，我们绞死过不少执行命令的人。在纽伦堡。”
“我讨厌你这样对我说话。”他说，“你不够坦诚。说起话来有股刻薄劲儿。你有个仆人叫约瑟夫，对不对？”
“对。”
“我记得他，记得很清楚。我审过他一次。”他沉默片刻，让我好好琢磨一下这个事实，“这是你开的酒店。你得在这里谋生。”
“以后就不会了。”
“那个老东西很快就会走人，而你还得留下。”
“你不该对他夫人动手，那绝对是个错误，”我说，“这种事情他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又一次重重地甩上车门。这帮人开着凯迪拉克下山回城去了，我们可以望见那截棺材屁股从行李厢里伸出来，直到他们转过拐角，消失在弯道后面。声响犹可闻，只听他们在路障前暂停片刻，随后汽车加速，一溜烟地驶下山坡，朝太子港奔驰而去。他们要去太子港的什么地方？一具前社会福利部长的尸体又对谁有用、能有何用呢？死人是感受不到折磨之苦的。然而，非理性的举动可以比理性之举更令人毛骨悚然。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史密斯先生终于开口了，“我要给总统打电话。我要把那家伙……”
“这里的电话打不通。”
“他打了我夫人！”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亲爱的，”史密斯太太说，“再说他也只是推了我一把。还记得在纳什维尔那次吧。当时的情况更糟糕咧。”
“这次和在纳什维尔那次不一样啊。”史密斯先生回答，他的话音里带着一丝哭腔。他曾经那么热爱黑人兄弟，而现在他却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背叛，比那些仇视黑人者遭受到的更厉害。他补充道：“对不起，亲爱的，如果我刚才言语失当……”他挽住了她的手臂，我和菲利波夫人跟在他们身后走上车道。杜邦兄弟和那个小男孩正坐在走廊上，三个人都在吃着巧克力香草冰激凌。他们俩的高顶礼帽摆放在身旁，宛若两只贵重的烟灰缸。
我告诉他们：“灵车没事。他们只把玻璃砸碎了。”
“野蛮人！”埃居尔先生说，而克莱芒先生伸出他那只殡仪员的手，安慰似地碰了碰他。菲利波夫人这会儿已是相当平静，泪水全无。她坐在自己孩子身边，帮着他吃冰激凌。不堪回首的往事已化作云烟，此刻坐在她身旁的才是未来的希望。我有一种感觉，不管过去多少年月，当时机来临时，她决不会允许他忘记今天的深仇大恨。在她坐上约瑟夫叫来的出租车动身离开前，她只从牙缝里迸出来一句话：“总有一天，有人会找到一颗银子弹。”
由于叫不到出租车，杜邦兄弟只好开着他们自家的灵车离去，留下我和约瑟夫形影相吊。史密斯先生刚才已经带着史密斯太太回约翰·巴里摩尔套房卧床休息去了。他在她身旁忙前忙后，而她也由着他这样照顾自己。我对约瑟夫说：“一个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们害怕老百姓会在他的墓前献花不成？这似乎不太可能吧。他倒不是坏人，可是他也没那么正派。为贫民区修建的水泵一直没有造好——我猜有些经费就落进他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百姓很害怕，”约瑟夫说，“在他们知道以后。他们怕自己死后尸体也会被总统抢走。”
“干吗要在乎这个啊？人死后不过只剩下一堆皮包骨头罢了，再说，总统要那些死人又有什么用？”
“百姓很愚昧，”约瑟夫说，“他们以为总统把菲利波医生放在宫殿的地窖里，让他整晚干活。总统是伏都教的大巫师。”
“星期六男爵？”
“愚昧的百姓说是这样。”
“所以，有那么多的还魂尸保护他，夜里就不会有人袭击他咯？他们比卫队还管用，比通顿·马库特还管用嘛。”
“通顿·马库特也是还魂尸。愚昧的百姓这么说的。”
“可是你相信什么呢，约瑟夫？”
“我也是个愚昧的老百姓，先生。”约瑟夫说。
我上楼来到约翰·巴里摩尔套房门外。在爬楼梯的时候，我心里寻思着，不知道他们会把尸体扔到哪里去——在太子港有许多未完工的挖掘作业，到处是坑坑洞洞，多一股尸臭味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敲响了房门，听到史密斯太太说：“请进。”
史密斯先生在五斗柜上点燃了一只便携式的石蜡小火炉，正在烧热水。炉旁有一只茶杯、一只茶碟和一个标有“益舒多”的纸板盒。他说：“我头一次说服了史密斯太太不要喝她的保尔命。益舒多能更好地平缓情绪。”套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约翰·巴里摩尔的巨幅照片，他翘起鼻孔，两眼朝下睥睨，和他平常那副装腔作势的贵族派头比起来，显得更加不可一世。史密斯太太正安然地躺卧在床上。
“您还好吗，史密斯太太？”
“完全没问题。”她一脸决绝地说。
“还好她的脸上一点伤都没有。”史密斯先生告诉我，他松了口气。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说嘛，他只是推了我一把。”
“男人是不应该推女人的。”
“我想他根本没意识到我是个女人。我，好吧——我必须承认，算是我先攻击了他。”
“您是一位勇敢的女人，史密斯太太。”我说。
“别胡说。一副廉价的太阳镜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要是被人惹毛了，她会像母老虎那样凶狠无情呢。”史密斯先生一边搅拌着益舒多，一边说道。
“你打算怎么把这件事写进你的文章？”我问他。
“我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个呢。”史密斯先生说。他舀了一勺益舒多尝了尝，看温度是否刚刚好。“我想还要再晾一分钟，亲爱的。现在稍微还有点烫。哦，对了，那篇文章啊。我觉得吧，如果要忽略这一事件完全不提，那会是不诚实的举动，然而如果要提的话，我们又很难指望读者会站在一个合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史密斯太太在威斯康星州很受人尊重和爱戴，可是即便在那里，也还是有人会利用这样一个故事去挑拨离间，煽动人们对黑人问题火上浇油。”
“他们决不会提到在纳什维尔的那个白人警官。”史密斯太太说，“他把我的一只眼睛都打青了。”
“所以经过通盘考虑，”史密斯先生说，“我决定撕掉那篇文章。乡人们只能继续等待我们的消息了——就是这样。也许过段日子，在演讲中，当史密斯太太安然地站在我身边，证明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到这一事件。”他又舀了一勺益舒多尝了尝，“我想，现在它够凉了，亲爱的。”
二
那天晚上，我很不情愿地去了大使馆。本来我并不想了解玛莎平日里所处的环境，宁可对其一无所知。这样一来，当她不在我身边时，她就像消失在一片虚空中，让我可以忘却她。现在，我很清楚她在驾车驶离哥伦布雕像后去了何处。我知道她会穿过一座门厅，有张桌子上面用链条拴着一本为访客准备的签名簿，然后她会走进客厅，里面有许多张扶手椅和沙发，熠熠生辉的枝形吊灯，还有某某将军——他们那位相对比较仁慈的总统的巨幅照片，它似乎让每位登门的客人都变成了做正式拜访的贵宾，甚至连我也一样。庆幸的是，我至少还没有见过她的卧室是什么样子。
当我九点半抵达时，大使正孤零零地待着——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形单影只的样子：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巴黎竞赛画报》109，好像是一个等在牙科诊所候诊室里的病人。我本想自己也静悄悄地坐下来，拿本《法国之光》110杂志看，可是他抢先一步向我打了招呼。他非要我马上啜饮一杯，抽根雪茄……也许他是个寂寞的人。当大使馆里没有官方宴会，而他的妻子又出门和我见面时，他都在做些什么呢？玛莎曾经说他喜欢我——这一认识帮助我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他看上去似乎很疲倦，显得没精打采。他拖着一身赘肉，好似在挑一副沉重的担子，缓缓地在酒桌和沙发之间移动。他说：“我太太正在楼上念书给我儿子听。她马上就下来。她跟我说过你可能会来。”
“来之前我犹豫过——你们肯定有时候也想在家里独处一晚吧。”
“我一向很乐意见到我的朋友们。”说完，他陷入了沉默。我琢磨着，他是在怀疑我们的关系呢，还是说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听过你的孩子得了腮腺炎，我感到难过。”
“是啊。现在他仍然很痛苦。看小孩子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可真不是滋味，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吧。我从来没有小孩。”
“啊。”
我看了看将军的肖像。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来这里做点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将军胸前佩戴着一排勋章，一手按在他的佩剑剑柄上。
“你觉得纽约怎么样？”大使问。
“和平时差不多。”
“我很想去看看纽约。我只在机场里转过。”
“也许有一天你会被派驻到华盛顿。”我这句恭维话有点欠考虑了；以他这把年纪来说——我判断应该快有五十岁——这种外派的机会很少，毕竟他已经在太子港待了这么久了。
“哦，不会的，”他严肃地说，“我永远不可能去那里。你要明白，我太太是德国人。”
“这我知道——但现在肯定……”
他说：“她的父亲在美国管制区里被绞死了。在盟军占领德国期间。”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来如此。”
“她母亲带她去了南美洲。她们在那儿有亲戚。当然了，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孩子。”
“但她知道这件事情？”
“哦，是的，她知道。那不是什么秘密。在她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温柔慈爱的父亲，但美军部门有很好的理由……”
我心想，这个世界是否还能再像一百年前的地球那样，带着表面上的宁静在宇宙间运行。那个时候，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骷髅藏在壁橱里——可如今谁又会在乎一副骨头架子呢？海地并不是正常世界中的一个例外：它是每天随机抽取的日常生活的其中一小部分。星期六男爵在我们所有的坟场中徘徊，他的身影随处可见。我想起了塔罗牌中的倒吊人111。我心想，有个名叫安杰尔（“天使”）的儿子，而他的外公又被绞死了，这肯定让人感觉有点怪异吧，随即我又琢磨起来，要是我的话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们对采取避孕措施从来没有特别上心过，很有可能我的孩子……也会是一张塔罗牌人物的孙辈吧。
“不管怎样，孩子们是无辜的，”大使说，“马丁·鲍曼112的儿子现在就在刚果当牧师。”
可是，我寻思着，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关于玛莎的这桩实情呢？一个男人迟早会感觉需要一件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情妇：他在我的衣袖里悄悄地塞进了一把利刃，当愤怒的时刻来临时，我就会用它对付他的妻子。
男仆打开门，领进来另外一位客人。我没听清他的名字，但当他轻轻地走过地毯时，我认出是那个叙利亚人，一年前我和玛莎曾在他那里租过房间秘密幽会。他对我露出一个同谋般心照不宣的微笑，说：“我当然跟布朗先生很熟啦。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回海地了。你觉得纽约怎么样啊？”
“城里有什么消息吗，哈米特？”大使问。
“委内瑞拉大使馆里又多了一个难民。”
“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也都会来我这儿，”大使说，“可是祸患喜欢结伴上门。”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阁下。他们打断了菲利波医生的葬礼，还偷走了他的棺材。”
“我听到传言了。我不相信竟有此事。”
“此事千真万确，”我说，“当时我就在场。我看见了全过程……”
“亨利·菲利波先生到。”男仆大声宣布，只见一个年轻人穿过静默的空气朝我们走来，他的脚步有点一瘸一拐，像得过小儿麻痹症。我认出了他。他是前部长的侄子，在过去那些更欢乐的日子里，我曾见过他一面，当时有个由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团体常在“特里亚农”酒店聚会，他便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我还记得他曾经大声朗读自己的部分诗作——词藻优美，旋律动听，有点颓废，略显老套，带着对波德莱尔113的仿效。那些好日子离现在似乎已经无比遥远。而今只剩下约瑟夫的朗姆潘趣酒能唤起我对它们的回忆了。
“您的第一位难民来了，阁下。”哈米特说，“我正想着你会来呢，菲利波先生。”
“哦，不，”这个年轻人说，“不是那么回事。为时尚早。我明白请求政治庇护的人必须作出承诺，保证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你打算参与什么样的政治活动？”我问。
“我要把一些家里祖传的银器拿去熔掉。”
“我不明白。”大使说，“来一支我的雪茄吧，亨利。它们是正宗的哈瓦那雪茄。”
“我那美丽亲爱的婶婶经常说起银子弹的事。但一颗子弹有可能会打偏。我想我们需要很多子弹才行。另外，我们要对付的魔鬼有三个，不只一个。‘爸爸医生’，通顿·马库特的头头，还有王宫护卫队的上校。”
“他们用美援购买军火而不是显微镜，”大使说，“这可真是件好事儿。”
“今天早上你到哪里去了？”我问。
“我从海地角赶来参加葬礼时，一切都太晚了。也许这算我走运吧。我在路上的每一处关卡都被拦了下来。我想，他们以为我那部越野吉普车是侵略军派出的第一辆坦克。”
“那边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太安静了。那里到处都是通顿·马库特。看到那么多太阳镜，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在贝弗利希尔斯114。”
玛莎在他说话的时候走了进来，她第一眼先看的是他，这让我顿觉恼火，尽管我明白，她有意忽视我是出于谨慎小心使然。就连她和他打招呼，在我看来也显得过分亲热。“亨利，”她说，“你到这儿来可真让我高兴。我很为你担心呢。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住几天吧。”
“我得陪我婶婶，玛莎。”
“那就把她也带来啊。还有那孩子也一起。”
“情况还没坏到那种地步。”
“可别拖得太晚来不及了啊。”她转身给了我一个毫无意义的微笑，和平日里她对二等秘书露出的笑容一样。她开口说：“除非我们有几位难民进门入住，否则我们这里只是一家三流使馆，不是吗？”
“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问她。我想让这个问题显得和她的微笑一样没有意义。
“现在已经不那么疼了。他非常想见你。”
“他干吗想要见我？”
“他一直喜欢见我们的朋友。不然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亨利·菲利波说：“要是我们也像冲伯115那样有白人雇佣兵就好了。我们海地人这四十年来一直在用刀子和破酒瓶打仗。我们需要几个有游击战经验的老手。我们这儿的山峦和古巴的一样高。”
“但这里没有森林，”我说，“游击队无处藏身。你们的农民把森林全毁掉了。”
“我们不是也抵抗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好长一段时间吗。116”他又痛苦地加上一句，“我说‘我们’，但我其实属于更晚的一辈。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美术——知道吗，他们买下伯努瓦的画，收进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当然，出价远没有欧洲‘稚拙派’艺术家的作品那么高）。我们的小说家在巴黎出版作品——而现在他们也去了巴黎生活。”
“那你的诗呢？”
“它们读起来还挺悦耳的，对吧，但它们歌颂‘爸爸医生’，帮他上了台。我们所有的美好期待却招致了一个异常可怕的结果。我甚至还投过他的票呢。你知道吗，我对怎么使用布伦式轻机枪一窍不通。你晓得怎么用它不？”
“那种武器很好用的。学五分钟你就上手了。”
“那你赶紧教我。”
“首先我们得有枪才行。”
“用图表和空火柴盒示范教我就行，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一挺布伦式。”
“我知道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当你的老师，但他这会儿被关在监狱里。”我把琼斯“少校”的故事告诉了他。
“这么说他们毒打了他？”他满意地问。
“没错。”
“很好。白人对挨打是很记恨的。”
“他好像没把挨打当回事儿。我差点以为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认为他有实际作战的经验？”
“他说以前他在缅甸打过仗，但我也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而已。”
“你不信他的话？”
“也不是全都不信，只是他身上有些地方让我生疑。和他说话时，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服过伦敦的一家餐厅录用我，因为我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说我曾经在富凯饭店当侍者。我一直担心有人会逼我摊牌，但后来也没人找上门。我很快就把自己推销了出去，就像推销一件不合格的商品，瑕疵用价格标签贴好遮住那样。后来，就在不久前，我成功地把自己扮成艺术专家——还是没人来拆穿我。有时我怀疑琼斯也在玩同样的把戏。我记得从美国坐船回来，有天晚上——那是在船上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看着他，心里想，难道你和我一样都是喜剧演员？”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都可以那样说。我写出了《恶之花》味儿十足的诗篇，还自掏腰包用手工制造的纸张付印，我自己不就是个喜剧演员吗？我还把诗寄给了法国最主要的评论杂志。真是大错特错。我的底细被人家揭穿了。我从未读到过哪怕一条评论——除了小皮埃尔写的以外。同样这笔钱也许都能让我买一挺布伦式轻机枪了。”（布伦式轻机枪——这东西现在对他像是具有魔力一般。）
大使说：“来来来，大家都高兴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当喜剧演员吧。抽一支我的雪茄。在酒吧里随意尽兴。我这儿有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也许连‘爸爸医生’都是喜剧演员嘛。”
“哦，不，”菲利波说，“他是真实的。恐怖永远是真实的。”
大使说：“我们不能对当喜剧演员太抱怨了——那是一份体面的职业。如果我们能把它演好，这个世界至少可能会获得一种格调感。我们演砸了——就是这样。我们是蹩脚的喜剧演员，但我们并不是坏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玛莎用英语喊道，仿佛是在直接对我说话，“我可绝不是什么喜剧演员。”我们刚才把她遗忘了。她用双手拍打着沙发椅背，用法语冲他们大叫：“你们说得太多了。净是些废话。我的孩子刚刚还吐过。你们从我的手上还能闻得到臭味。他疼得又哭又叫。你们谈什么扮演角色的话。我告诉你们，我可是什么角色都没去扮。我一直在花力气干活，我去端脸盆，我拿阿司匹林，我帮他擦干净嘴巴，我还带他到我的床上哄他睡觉。”
她站在沙发后面开始哭泣。“亲爱的。”大使一脸窘迫地说。我却连朝她走过去都不行，甚至连看她都不能看得太专注：哈米特正盯着我，他面露嘲讽，摆出一副心领神会的姿态。我想起了我们在他家床单上留下的污渍，不由好奇，他是不是亲手换掉了那些床单。他就像妓女身边的宠物狗一样，知晓许多隐秘的私事。
“您让我们所有人深感惭愧。”菲利波说。
她转身离开我们，但当她踩上地毯边时，鞋跟从脚底脱落了，她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门口。我追上前，伸手扶住了她。我知道哈米特正盯着我，但大使很好地帮我们打了圆场，就算他注意到了任何异样，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他说：“告诉安格尔，我会在半小时后上楼和他道晚安。”我关上了身后的房门。她已经脱掉鞋子，正拼命地想把鞋跟弄紧。我把鞋从她手里抓过来。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说，“你没有别的鞋可穿？”
“我还有二十双鞋呢。他知道吗，你觉得？”
“有可能。我也不清楚。”
“他知道的话，事情会不会更简单？”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就不必再当喜剧演员了。”
“你刚才说你绝不是什么喜剧演员。”
“我夸口了，不是吗？但刚才那些话听了真让我心烦。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显得卑贱、无用、自艾自怜。也许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没必要为此沾沾自喜。至少我还在做事情，哪怕做的是坏事，不是吗？我没有假装不想要你。我没有假装在头几天夜里就爱上了你。”
“你现在爱我吗？”
“我爱安格尔。”她辩解道，一边抬起穿着丝袜的光脚，走上了宽阔的维多利亚式楼梯。我们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旁边是许多标着号码的房间。
“你们这里房间很多，足够收留不少难民了。”
“是的。”
“现在给我们自己找一间吧。”
“太冒险了。”
“和车里一样安全。而且有什么要紧，如果他已经知道的话……？”
“‘在我自己的家里！’他会说，就像你也会说‘在我们的标致车里’一样。男人对背叛总是要划分等级的。如果换作别人的凯迪拉克，你就不会这么在意了，是不是？”
“我们在浪费时间。他给了我们半小时。”
“你说好会去看安格尔的。”
“那看完他再……？”
“也许吧——我不知道。让我想想。”
她打开走廊里的第三道门，我发现自己正在自己从来不想身处的地方，在她和她丈夫的卧室里。房里的两张床都是双人床：上面玫瑰色的床单像地毯一样，仿佛把整个卧室铺满了。墙壁上安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镜，他从里面可以看到她准备上床的样子。现在我开始感觉有点喜欢这个人了，我想不出玛莎会有任何理由讨厌他。他很胖，但有些女人就喜欢胖子，就像她们偏偏喜欢罗锅或独腿男人一样。他占有欲很强，但有些女人却很享受做奴隶的滋味。
安杰尔背靠着两条粉红色枕头，笔直地坐在床上，腮腺炎并没有让他的那张胖脸蛋明显增大一圈。我说：“你好！”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话。他有一双像他父亲那样无神的拉丁式褐色眼睛——不是倒吊人的撒克逊式的蓝眼睛。玛莎就有那双蓝眼睛。
“我病了。”他说，口气显得高人一等。
“我看出来了。”
“我和我妈妈睡在这儿。我爸爸在更衣室里睡。直到我的烧退了为止。我发烧到……”
我说：“你在玩什么呢？”
“智力玩具。”他又对玛莎说，“楼下没有别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