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不太可能吧。”我说。

在山丘和大海之间的劣质平原上，已经建好了几个白色的单人间小房子，一块水泥操场，还有一座巨大无比的斗鸡场，它坐落在周围矮小的房屋中间，看上去几乎就像古罗马竞技场那样雄伟。它们共同伫立在一片尘土中，当我们下车时，雷雨将至，阵阵疾风将尘埃卷起，绕着我们打转：到了晚上，这里肯定又会变成一片泥泞。身处这片水泥荒原中，我不由心想，菲利波医生的棺材里那些所谓在此失窃的砖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个是希腊剧场吗？”史密斯先生饶有兴趣地问。

“不是。那是他们杀鸡的地方。”

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但他立即将这份痛苦抛在脑后：能感到痛苦就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说：“这附近看不到多少人。”

社会福利部长骄傲地说：“以前这里住着好几百人呢。都惨巴巴地挤在泥屋陋舍里过活。我们不得不把整块地皮清理干净。那可真是一项大工程。”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我想有些人进了城。有些人跑进了山里。投奔亲戚去了。”

“等这座城市建好了，他们还会回来吗？”

“哦，这个嘛，您要明白，我们计划在这里安置社会层次更高的民众。”

在越过斗鸡场的远处，有四座带着倾斜厢房的屋子，就像折翅的蝴蝶。它们和巴西利亚的一些房屋很相似，大小却像是从拿反的望远镜里看到的样子。

“这些又是给谁住的呢？”史密斯先生问。

“给游客住的。”

“游客？”史密斯先生问。

在这里，连大海都退出了视野，除了那座大斗鸡场、水泥地、尘土、公路和多石的山坡，这里什么也没有。在其中一个白色单间外面，有个满头白发的黑人正坐在一张硬背靠椅上，他的头上挂着一块招牌，显示此人是一名治安法官。他是我们唯一见到的人——能这么早就被安排到这里上班，他肯定很有来头。这里没有任何工人干活的迹象，尽管在水泥操场上还停着一辆推土机，上面的车轮却掉了一个。

“前来参观杜瓦利埃城的游客。”部长带我们走近其中一座房屋：除了带有那些无用的厢房，它和刚才那些单人房没有任何区别，而我可以想象那些厢房在暴雨中也会慢慢垮掉。“这些房子——它们都是由我们最出色的建筑师设计的——您可以从中选一座来建设您的素食中心。这样您就不必再选择场地从头建起了。”

“我本来想要更大一些的地方。”

“您可以把它们整个儿拿去用嘛。”

“那你们的游客怎么办？”我问。

“我们会在那边再盖一些房子。”部长说，一边朝那片干燥无用的平原挥了挥手。

“这里似乎有点太偏僻了。”史密斯先生轻轻地说。

“我们要在这里安置五千名居民。这只是第一步。”

“他们上哪儿工作？”

“我们会把工业带给他们。政府很支持城市分散化发展。”

“还有大教堂呢？”

“它会盖在那里，在离那辆推土机更远的地方。”

从大斗鸡场的角落附近，一摇一晃地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位治安法官原来并不是新城里唯一的居民。已经有乞丐也来了这里。刚才他肯定正躺在太阳底下睡觉，直到被我们的说话声吵醒。或许他以为那名建筑师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杜瓦利埃城里真的来了一些游客呢。他有两条很长的胳膊，却没有腿脚，人就像摇摆木马一样不知不觉地朝我们爬近。接着，这人看到了我们的司机，还有他脸上的墨镜和腰间的手枪，便立刻停了下来。他不再往前凑，而是发出一阵哼哼唧唧的低语声，然后从他身上那件残破不堪、状如蛛网的旧衬衫下面掏出一个小小的木头雕像，朝我们伸过来。

我说：“你们现在就有乞丐了啊。”

“他不是乞丐，”部长解释道，“他是一位艺术家。”

部长对那个通顿·马库特说了两句，那人便过去把雕像取了回来——那是一个半裸的少女，和叙利亚商店里摆设的许多雕像没啥两样，它们还等着容易上当的游客前来购买，只是那些游客如今再也不来了。

“让我送您一件礼物吧，”部长说，他将小雕像递过去，史密斯先生面带窘迫地接过它，“这是海地艺术的典范。”

“我必须给那人钱。”史密斯先生说。

“没必要。政府在照顾他。”说完，部长开始带我们回到汽车上去，他扶着史密斯先生的手肘，引领对方走过破烂不平的路面。乞丐来回摇晃着身体，发出悲哀而绝望的喊叫声。他说的话没有一个字能听清楚。我想他的嘴里肯定没有上颚。

“他在说什么？”史密斯先生问。

部长没有理会这个问题。“不久以后，”他说，“我们会在这里建设一座体面的艺术中心，供艺术家们居住、休闲，并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海地艺术是很出名的。有不少美国人都在收藏我们的绘画作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有很多例子。”

史密斯先生说：“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要给那人钱。”他甩开社会福利部长那只保护着他的手，转身跑向那个没腿的残疾人。他掏出一沓美钞，伸手把钱递了过去。那残疾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目光中透着恐惧。我们的司机作势想过去干涉，却被我拦住了去路。史密斯先生弯下身，将钱塞进残疾人的手心里。残疾人立刻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摇晃着身体爬回斗鸡场。也许他在那里有个可以藏钱的洞……司机的脸上现出一副恼怒厌恶的表情，就好像他被人抢了似的。我觉得他甚至动了拔枪的念头（他的手指伸向了腰带），想结束至少一位艺术家的性命，可正往回走的史密斯先生挡住了他的弹道。“他可算是做了笔生意。”史密斯先生带着满足的笑容说道。

治安法官刚才站了起来，越过操场望着在他的单间外发生的这笔交易——站起来时他就像个巨人。他手搭凉棚遮在眼睛上，以便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得更清楚。我们回到汽车上坐好，一时间大家都沉默无言。随后部长开口了：“您现在想去哪儿？”

“回家。”史密斯先生干巴巴地说。

“我可以带您参观我们建大学的选址。”

“我已经看够了，”史密斯先生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宁愿现在就回家。”

我回头望去，只见治安法官迈开两条长腿，正跨着大步跑过水泥操场，而残疾人也正在摇摇晃晃地拼命朝斗鸡场爬去；他让我想到了一只仓皇逃回洞里的沙蟹。只差二十码远他就可以爬到了，但他毫无机会可言。一分钟后，当我再度回首时，杜瓦利埃城已经被我们车后扬起的漫天尘土遮蔽得无影无踪了。我什么也没对史密斯先生说，因为他正在为自己完成了一件善举而开心地微笑着。我想他已经在默诵排练自己要对史密斯太太讲述的故事，好让她分享他的这份幸福感。

我们驶出几英里路以后，部长开口了：“当然，公共建设部长对游览区也负有部分责任，还有旅游局长也必须事先打好招呼，不过他和我私底下是好朋友。如果您愿意让我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会保证让其他人也都能得到满足。”

“满足？”史密斯先生问。他倒也不是个天真单纯的人，尽管在邮局外遭遇乞丐围堵的经历并未令他动摇，但我相信在杜瓦利埃城见到的一切已经让他睁开眼睛恍然大悟了。

“我的意思是，”部长边说边从后座取出一盒雪茄烟，“您不会乐意卷进无休无止的讨论当中。我会把您的意见转达给我的同僚。来几支雪茄吧，教授。”

“不用了，谢谢您。我不抽烟。”司机却是抽的。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发生的情况，便往后一靠，伸手抓了两根雪茄烟。他点燃一根抽上，把另一根放进了衬衫口袋里。

“我的意见？”史密斯先生说，“如果您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在我看来，你们的杜瓦利埃城并不是贵国进步发展的中心地带。它的位置太偏僻了。”

“您是想在首都市内选择场地吗？”

“我要开始重新考虑整个项目。”史密斯先生说，他的口气如此坚决，就连部长也重新陷入了紧张不安的沉默。

四

可是史密斯先生仍然迟疑不决。或许当他回顾今天发生的事件，排练着如何讲给史密斯太太听时，他给那个残疾人提供的帮助让他重新产生了希望，相信自己还能对人类作出某些贡献。或许是她坚定了他的信念，击退了他的疑虑（她比他更像一名斗士）。在度过阴郁而沉闷的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们抵达“特里亚农”酒店时，他便已经开始修正自己最严厉的批评意见了。他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疏远而彬彬有礼地向社会福利部长道别，还感谢对方“安排了这一趟非常有趣的短途旅行”，可是当他踏上走廊台阶时，他突然停住脚步，朝我转过身。他说：“那个字眼‘满足’——我想是我对他过于苛责了。它让我很生气，但毕竟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也许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那意思，只不过他原本没想对你说得那么开。”

“那个项目并没怎么打动我，我得承认，但你知道，就连巴西利亚当年不也是这样……而且巴西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全部技术人员……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即便最后没成功，也算是其志可嘉吧。”

“我觉得在这里宣扬素食主义，时机还不太成熟。”

“我也这么觉得，但或许……”

“或许你首先得有钱买得起肉吃才行。”

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色，说：“我会和史密斯太太好好商量一下。”随后他便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待着——至少当时我以为楼下只有我一个，直到我走进办公室以后才发现，英国大使馆的代办原来也在这里。我看到约瑟夫已经为他调了一杯自己拿手的朗姆潘趣酒。“多美妙的色泽啊。”代办迎着光线举起酒杯，对刚进门的我说道。

“里面有石榴汁糖浆。”

“我要去休假了，”他说，“下星期就走。所以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能离开这里，你也不会感到遗憾吧。”

“哦，这里挺有意思，”他说，“挺有意思的。还有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呢。”

“或许刚果算一个？但那里的人死得更快。”

“至少我很高兴，”代办说，“临走前我没有把一名同胞留在监狱里。事实证明，史密斯先生的干涉是成功的。”

“我看未必是因为史密斯先生。我的感觉是琼斯无论如何都会出来，用他自己的门路。”

“但愿我能知道他用的是什么门路。我不想骗你说我没做过调查……”

“他也像史密斯先生那样带着一封介绍信，但我怀疑他的那封信也像史密斯先生的一样给错了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在港口出示那封信的时候他们要逮捕他。我怀疑他的信是写给一名军官的。”

“他前天夜里来找我了，”代办说，“我没想到他会过来。他到得很晚。我正要上床睡觉。”

“从他出狱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想他的朋友孔卡瑟尔上尉认为我不够可靠。知道吗，孔卡瑟尔打断菲利波医生葬礼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琼斯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为政府的某个项目而奔忙。”

“他现在住哪儿？”

“他们把他安排在克里奥尔别墅下榻。你知道政府已经接管那地方了吗？美国人走后，他们曾把波兰代表团安顿在那里。那是他们迄今为止接纳的唯一一批客人。而且波兰人很快就走了。琼斯配有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当然，那个司机同时也可能是琼斯的看守。他是个通顿·马库特。你知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项目？”

“毫无头绪。他应该小心一点。和男爵共进晚餐，需要有一只特别长的长柄勺才安全。”

“我告诉他的话差不多也是这意思。但我觉得他心里够清楚——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你知道他以前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吗？”

“我记得他的确说过一次……”

“这件事情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他在那里的时候正值卢蒙巴4遭到软禁。我和伦敦总部核实过了。很显然，在我国驻当地领事的帮助下，他逃出了利奥波德维尔。这也没什么——有很多人都是通过领事援助逃离刚果的。领事给了他前往伦敦的机票，但他在布鲁塞尔就下了飞机。当然了，这也同样没什么对他不利的地方……我认为他来找我的真正意图是想确认一下，看看英国大使馆在这里有没有提供政治庇护的权利，以防将来他会遇到困难。我只好告诉他没有。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这项权利。”

“他已经遇上麻烦了？”

“不。但他这么做就像是在勘察地形。像鲁滨逊·克鲁索爬到最高的那棵树上环视岛屿那样。不过，我可不怎么喜欢他的仆人星期五。”5

“你指的是谁？”

“他的司机。一个满嘴金牙、像格拉西亚那么胖的男人。我想他平时肯定在收集金牙。他的机会恐怕也不少。但愿你的朋友马吉欧能把臼齿上的那颗大金牙取出来，收进保险柜里。金牙总会招来贪心。”他喝干了最后一口朗姆酒。

今天真是宾客登门的好日子。我换上泳裤跳进游泳池里才一小会儿，下一位客人就已经登场了。在这里游泳时，我发觉自己必须强忍着某种反感，而当我看见小菲利波站在游泳池的深水区边缘，在他叔叔流血身亡之处的正上方俯瞰我时，这种反感再次涌上心头。游泳时我一直潜在水下，没听见他走近。当他的声音穿过水面传来时，我吓了一大跳。“布朗先生。”

“怎么了，菲利波，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听了你的建议，布朗先生。我去找过琼斯了。”

我已经全然忘记了我们的谈话。“为什么？”

“你当然还记得吧——布伦式轻机枪？”

或许我之前没拿他的话太当真。我还以为布伦式轻机枪只是他在诗歌中采用的一个新的意象符号，就像在我年轻时创作的诗歌中所出现的电缆塔一样：毕竟那些诗人从来没有进过供电局上班。

“他现在和孔卡瑟尔上尉一起住在克里奥尔别墅。昨天夜里，我一直等在外面，后来我看见孔卡瑟尔出门去了，但还有琼斯的司机坐在楼梯口守着。就是那个满嘴金牙的家伙。就是他打残了约瑟夫。”

“是他干的？你怎么知道？”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做记录。现在我们的名单上有好多个名字。说来惭愧，我叔叔也在这份名单上。因为德塞街上那座水泵的事情。”

“我想那也不完全是他的错。”

“我也不这么想。现在我已经说服他们把他的名字放在另一份名单上了。受害者名单。”

“我希望你们把档案保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至少他们在边境那头还有好几份副本。”

“你是怎么见到琼斯的？”

“我先翻过一扇窗户爬进厨房，然后走佣人服务楼梯上楼。我敲了他的门，假装是孔卡瑟尔派我给他带话的。他已经在床上了。”

“他肯定有点吃惊吧。”

“布朗先生，你知道那两个人在搞什么名堂吗？”

“不知道。你呢？”

“我不敢确定。我想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确定。”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请求他帮助我们。我告诉他，边境上的游击队没法扳倒‘爸爸医生’。他们顶多杀几个通顿·马库特，然后自己就会被人打死。他们没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没有布伦式轻机枪。我告诉他，以前有七个人曾经占领过军营，就因为他们手上有冲锋枪。6‘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他问，‘你该不会是密探7吧？’我说不是。我说要不是我们保持谨慎的时间太久，‘爸爸医生’也不会现在还在宫殿里。然后琼斯说：‘我已经和总统见过面了。’”

“琼斯见过‘爸爸医生’？”我不敢相信地问。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也相信他的话。他正在搞什么名堂，他和孔卡瑟尔上尉两个。他告诉我，‘爸爸医生’跟我一样对武器和军事训练感兴趣。‘军队已经不行了，8’琼斯说，‘这倒不是说它对任何人有任何好处，而通顿·马库特手上那些剩下的美制军械，因为缺乏适当的保养，统统生锈了。所以你要明白，你来找我是没有好处的——除非你能给我更好的提议，比总统已经开好的条件更优越。’”

“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提议？”

“我试图看清楚他桌上的文件——它们看起来像是一栋大楼的建设方案，但他对我说：‘别看那些东西。它们对我很重要。’然后他主动提出要请我喝一杯，表示他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他对我说：‘一个人必须靠他最擅长的本领去谋生。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以前写诗。现在我想要一挺布伦式轻机枪。还有训练。军事训练。’他问我：‘你们的人多吗？’我告诉他，人数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当时那七个人有七挺布伦式轻机枪的话……”

我说：“布伦式轻机枪并没有魔法，菲利波。它们有时也会卡壳。就像银子弹也会射偏一样。你这是退回到伏都教的迷信上去了，菲利波。”

“为什么不呢？也许来自达荷美9的诸神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你是天主教徒。你相信的是理性。”

“伏都教徒也是天主教徒，而且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也许只有奥贡·费拉耶10能教会我们如何战斗。”

“琼斯就跟你说了这些？”

“不止。他还说：‘来来来，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吧，老兄。’但我不想喝酒。我从前面的楼梯跑了下去，这样的话，那个司机就能看见我了。我想让他看见我。”

“如果他们质问琼斯，对你就不太安全了。”

“没有布伦式轻机枪，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离间。我想，如果他们开始怀疑琼斯，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他说话时带着哭腔；这是一个诗人在为失落的世界而流泪，还是一个孩子在为没人肯给他布伦式轻机枪而哭鼻子？我转头游向浅水区，不想看到他哭泣的模样。我失落的世界是那个在泳池里赤身裸体的女孩，而他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天夜里，他向我们朗诵着自己蹈袭前人作品写就的诗句，听众有我和小皮埃尔，还有那个想成为“海地的凯鲁亚克”的“垮掉派”青年小说家。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上了年纪的画家，他白天开货车，晚上就前往美国艺术中心（那里为他免费提供颜料和画布），用长满老茧的手指绘画工作。在走廊上还架着一幅他最新的画作——田野中的几头母牛（它们和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的画廊里出售的母牛不一样），一头将脑袋钻进桶箍里的猪，周围是碧绿的香蕉叶，无休无止的暴雨从山上刮来，在香蕉叶上投下黑暗的阴影。在这幅画里，有些东西是我那个艺术系学生无法捕捉到的。

我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收住泪水，然后游回泳池底端与他会合。“你还记得吗，”我问他，“那个写了本小说叫《南方之路》的年轻人？”

“他现在在旧金山，那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雅克梅勒11大屠杀发生后，他逃出了海地。”

“我刚才在想那天晚上，你为我们朗诵诗歌……”

“对那些日子我并不感到遗憾。它们不是真实的。那些游客，舞蹈，装扮成星期六男爵的男人。星期六男爵不是拿来给游客们消遣娱乐的。”

“他们给这个岛屿带来了财富。”

“谁见着那些财富了？至少‘爸爸医生’已经教会了我们怎么过没有钱的生活。”

“星期六来这里吃晚饭吧，菲利波，和这里唯一的游客们见见面。”

“不行，那天晚上我有事要做。”

“不管怎样，你得小心。我希望你能重新开始写诗。”

他咧嘴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一口白牙闪着寒光。“关于海地的诗篇早就被人一劳永逸地写过了。你知道那首诗，布朗先生。”然后他开始对我吟诵：

这座凄凉阴暗的岛屿叫什么名字？——12

人道是基西拉岛13，诗歌中的名邦，

一切单身老汉有口皆碑的温柔乡14。

看哪，说到底，它只是一块不毛之地。

一扇门在我们头顶打开，其中一位“单身老汉”走出房间，来到约翰·巴里摩尔套房的阳台上。史密斯先生收起他晾在栏杆上的泳裤，然后朝花园里俯瞰。“布朗先生。”他喊道。

“什么事？”

“我跟史密斯太太商量过了。她觉得我的判断可能下得有点仓促。她认为我们应该姑且相信部长的话，哪怕我们对此抱有疑虑。”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再留一阵子，重新试试看。”

五

我邀请了马吉欧医生周六来吃晚饭，以便和史密斯夫妇见面。我想让史密斯夫妇知道，并非所有的海地人都是政客或虐待狂。另外，自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处理掉尸体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医生，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胆小懦弱而在刻意回避他。他到酒店时刚好赶上停电，而约瑟夫正要点亮油灯。他把其中一盏灯的灯芯挑得太高了，火苗从灯罩里蹿起，将马吉欧医生的影子铺展开投向走廊，仿佛那是一块黑色的地毯。他和史密斯夫妇都遵照旧式礼节彼此问候，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仿佛回到了19世纪，在那个时代，油灯的光亮比电灯更柔和，而我们的情感——或者是我们自己相信如此——也比今天更舒缓。

“对于杜鲁门先生，”马吉欧医生说，“我很崇敬他的某些国内政策，但就朝鲜战争一事，我不能装作是他的支持者，这一点请您见谅。不管怎样，我很荣幸能和他的反对者见面。”

“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对者啦，”史密斯先生说，“我们并不是特别因为朝鲜战争而闹分歧的——虽然所有的战争我都反对，不管政客们可能为自己找出什么样的借口，这一点就不用说了。我参加竞选挑战他主要是为了宣扬素食主义。”

“我从来没想到，”马吉欧医生说，“素食主义也是总统大选的一项重要议题。”

“恐怕也并非如此，只有一个州是这样。”

“我们在选举中拿的票数有一万张呢，”史密斯太太说，“我丈夫的名字就印在选票上。”

她打开皮包，在几张舒洁纸巾里翻了一会儿，然后从中抽出一张选票。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所知甚少：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以为参选的候选人只有两个，或者最多也就三个，而且全国各地的选民都会给他们从中选定的总统候选人投票。我没想到的是，在美国大多数州的选票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总统候选人的姓名，只有该州选民确实为其投过票的总统选举人的名字。15不过，在威斯康星州，史密斯先生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选票上，顶部还有一个黑色的大方框，里面画着一个标志，让我觉得那肯定是棵卷心菜。政党的数目之多令我吃惊：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分为两派，另外还有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政府部门的次要职位。从马吉欧医生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困惑。如果说英国的首相大选不像美国总统大选这般复杂，那么海地的总统选举跟两者比起来都要简单得多。在海地，要是你不想受皮肉之苦，你就待在家里别出门，哪怕是在杜瓦利埃医生的前任上台执政的那段相对和平的日子里，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把那张选票递给彼此传阅，而史密斯太太则两眼紧紧地盯着它，仿佛那是一张百元大钞。

“素食主义是个很有趣的观念，”马吉欧医生说，“但我不敢确定它对所有的哺乳动物都适用。比方说，想让狮子靠吃青草就活得很好，我怀疑这个能否做到。”

“史密斯太太曾经养过一条吃素的斗牛犬，”史密斯先生骄傲地说，“当然，它需要接受一些训练。”

“需要权威。”史密斯太太说，她逼视着马吉欧医生，等着他来反驳。

我把素食中心和我们去杜瓦利埃城的事情告诉了他。

“从前我有个病人来自杜瓦利埃城，”马吉欧医生说，“他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我想就是在斗鸡场那里，后来他被解雇了，因为当地有个通顿·马库特想把工作留给自己的亲戚。我的病人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他向那个通顿·马库特求情，哭诉自己生活贫困，结果那个通顿·马库特先朝他肚子上开了一枪，然后又一枪射穿了他的大腿。我救活了他，但他从此瘫痪，现在在邮局外当乞丐过活。如果我是您，我就不会去杜瓦利埃城。那里的环境对宣扬素食主义来说并不合适。”

“在这个国家难道没有法律吗？”史密斯太太质问道。

“通顿·马库特就是唯一的法律。您要明白，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吃人魔王’的意思。”

“难道也没有宗教吗？”这次轮到史密斯先生发问了。

“哦，有的，我们是一个很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宗教是天主教——但大主教已经被驱逐出境，教皇使节留在罗马，总统也被革出了教门。民间宗教是伏都教，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它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总统以前是个虔诚的伏都教徒，但自从他被赶出教会以后，他再也不能参加伏都教仪式——你必须首先是个能领圣餐的天主教徒，然后才能信伏都教。”

“可那是异端啊。”史密斯太太说。

“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既不信奉达荷美的诸神，也不信仰天主教的上帝。伏都教徒却是两者都信的。”

“那你相信什么呢，医生？”

“我相信某些经济规律。”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6我轻率地对他引述道。

“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里写过这句话，”马吉欧医生颇不以为然地说，“就算他真的这样写过，但既然你和我一样生来便是天主教徒，那么当你读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宗教改革的言论时，你应该会感到高兴。他支持处于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修道院。宗教可以作为治疗许多心理问题——抑郁，绝望，懦弱——的灵丹妙药。鸦片，请记住，是用在医学领域的。我不反对鸦片。我也自然不反对伏都教。要是我的同胞们只能将‘爸爸医生’作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权力人物来崇拜，他们将会感到多么孤独！”

“可那是异教啊。”史密斯太太不依不饶地说。

“对海地人来说却是正确的药方。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试图摧毁伏都教。耶稣会士们也尝试过。但只要找到一个能请得起巫师、缴得起税款的有钱人，仪式就会继续办下去。不过，我建议你们不要去现场参观。”

“她没那么容易被吓倒，”史密斯先生回答，“你应该看看她在纳什维尔的勇敢表现。”

“我对她的勇气并不怀疑，但仪式的有些内容对素食主义者不合适……”

史密斯太太严厉地问：“你是共产主义者吗，马吉欧医生？”

这正是我以前好多次想问他的问题，我寻思着，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

“对我而言，夫人，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他试图岔开她的话头，“让我再给你来点益舒多吧。”

“在这个地方，夫人，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是违法的。可是自从美国停止援助以后，政府又允许我们研究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是遭禁的，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却没有遭禁——这其中自有细微的差别。所以我才说，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观念。”

我酒喝得太多了。我说：“就像小菲利波相信布伦式轻机枪的未来那样。”

马吉欧医生说：“你无法阻止殉道者。你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数量。如果我认识一名活在尼禄时代的基督徒，我会想办法将他从狮口中救出来。17我会劝他说：‘抱着你的信仰继续生活下去吧，别带着它走向死亡。’”

“真是胆小鬼的建议，医生。”史密斯太太说。

“恕我无法苟同，史密斯太太。在整个西半球，在海地和其他地方，我们都生活在你们那个强大富庶国家的阴影下。想保持头脑冷静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心。我很钦佩古巴人的勇气，但愿我还可以相信他们的头脑——以及他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