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装海豹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从来不担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我从不害怕让任何人把我当成傻瓜。我甚至在学校也做过，在少年红十字会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这奇异的笑声如此让人安慰，让人宽恕，以至于我可以永远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两侧，手像鳍一样摆动，同时叫着，我的叫声美妙而刺耳。我是从玛丽·马丁的一部老电影里学的，她在绿松石池塘边唱歌，海豹们用叫声与她合唱。
张伯伦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边。弗恩背对着我，她的胳膊抬起；母亲的头被遮住了，她在缝弗恩的腰部。内奥米看过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对做衣服更感兴趣，她在看弗恩和母亲。张伯伦先生终于让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边缘，他一只手拿着。另一只做了别人都看不见的事情。他隔着我潮湿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后摸进我无袖长衣的袖口。他隔着棉布，快速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软的肉都撮起，摊平。然后一下子缩回手去。就像打了一巴掌，让我刺痛。
“是什么味道？”内奥米后来问我。
“像小便。”
“你没有尝过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总是能察觉秘密。
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没有，我缩了回去。如果告诉了她，就要再现整个场面。
“怎样？开始时他的手是怎么放的？他是怎么伸到你的衣服里的？他摸还是拧，还是又摸又拧？用手指还是用手掌？像这样吗？”
城里有一个牙医，费潘先生，聋子图书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白的地方发出。粗鲁的骚扰，那么自信而强制，毫无情趣。
下次他来时，我给他提供了机会，当他在黑暗的厅里穿套鞋时，我靠近他站着。每次我在等信号时总能等到。他不会拧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搂搂肩膀，带着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克·威尔士的感情所滋养起来的爱的理念、安慰和温柔，那一切似乎都苍白无力，异常幼稚。我将认可秘密的性冒犯，脱离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尝试性。闪电的一击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闪电。
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对我按喇叭时，我的膝盖还是感觉发软。他在离学校半个街区处等我。内奥米没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体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车回家吗？”
在车上我开始发抖。舌头干，整张嘴都干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欲望吗？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恼？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或环境的保护，一切都不同了。他会干什么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车座上？
他没有靠近我。他也没有开向河水街，而是镇静地沿着不同的小街行驶，避开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请求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好吧。”
“你认为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车停在乳品店后，在刚发芽的苦黄绿色的栗子树下。就在这儿？
“你能进弗恩的房间吗？家里没有人时你能进她的房间吗？”
我的思路慢慢从强奸的预想中转回来。
“你可以进她的房间帮我做点儿调查看看她有什么东西。我会感兴趣的东西。你觉得怎样？什么会让我感兴趣？”
“什么？”
“信。”他的语调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所苦恼。“看看她有没有旧信。可能在她的抽屉里，柜橱里。很可能是放在一个旧盒子里什么的。绑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样的。”
“谁的信？”
“我写的。你以为呢？你不必读，看看签名就行了。有些时候了，纸张可能发黄了。我不知道。用钢笔写的，我记得是，应该还看得清楚。看。我给你一份我笔迹的样板，会有帮助。”他从手套格层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道：黛尔是个坏女孩。
我把它夹在我的拉丁语书里。
“别让弗恩看见，她会认出我的笔迹。还有你妈妈。她会好奇我写了什么。她会大吃一惊的，是不是？”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想在河水街口下车，他说不好。“那样好像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那么你怎么通知我呢？星期天晚上好吗？我来吃晚饭，我会问你作业做了没有。如果你找到了，就说做完了。如果找了，没有找到，就说没有做完。如果有什么原因你没有机会看，就说你不记得留了作业。”
他让我重复：“做完意思是找到，没做完是没有发现，忘了做是没有机会找。”这种操练真让我耻辱；我的好记性是众所周知的。
“好吧。加油。”别人从外边看不见，他把拳头捶在我大腿上，很疼。我把自己和书拖下车，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腿还在刺痛着。我拿出信封看他写的字。黛尔是个坏女孩。张伯伦先生毫不费力地就看出我身上隐藏的背叛，以及可耻的淫荡，等待被利用。当他摸我的乳房时他就知道我不会叫的，他知道我不会告诉母亲，现在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弗恩，而是会照他吩咐监视她。他发现我的真正自我了吗？确实，我在学校摆弄量角器和圆规的单调无聊中，曾用拉丁文写下句子（搭起帐篷，秘密地杀掉敌军马匹之后，野蛮人首领维钦托利准备第二天开战），并且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恶习像春天的麦苗一样蓬勃，我的身体被摸过的地方有看不见的创伤。穿着蓝色连背心的背带裤，打完排球，用香皂洗得几乎要掉了皮，我望着女厕所的镜子，诡秘地对着自己红润的脸笑，想着我被怎样的邪恶所诱惑，我多么善于欺骗。
星期六早上，母亲到农场去做清洁，我进了弗恩的房间。我从容地四处张望，看着她枕头上的考拉熊、梳妆台上撒落的粉、干了的去味剂瓶子、止痛药膏、晚霜、旧口红、已经封住的指甲油瓶。一个穿着有很多层花边裙子的女士画像，像是披了很多围巾似的，很可能是她妈妈，抱着一个胖小孩，应该是弗恩。仔细看看，能确定是她，蝴蝶袖子，拿着一束玫瑰，头上一层层的鬈发。镜子上贴着的快照，边缘卷曲。张伯伦先生戴着时髦漂亮的草帽，白裤子，看着镜头，仿佛他比它懂得更多。弗恩不像现在这么臃肿，不过也很胖，穿着短裤，坐在度假森林的原木上。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穿着整齐—她胸前有花饰—一个陌生城市的街头摄影，走在去向电影院的门口，那里正在上映《起锚》。邮电局员工在杜伯敦公园野餐，天上多云，弗恩开心地穿着休闲裤，拿着棒球拍。
我没有找到任何信件。我翻遍了橱架上的抽屉，床底，甚至衣服箱。我的确找到了三捆纸，用橡皮筋扎着。
一捆是连锁信，和同一首诗的很多抄本，用铅笔或钢笔，以不同的笔迹写成，还有打字和影印的。
这个祈祷已经环游世界六次了。是一个威特岛的千里眼在梦中见到而写下来的。抄写六遍寄给六个朋友，然后抄写附件的祷告寄给名单上前六个人。如果你没有打破这个连锁，收到这封信的六天后你就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祷告的抄本，它们会带给你祝福和好运。如果打破了连锁，收到信起的六个月后你就会遭遇悲哀和不幸。不要打破连锁，不要省略结尾的秘语。这个祈祷会把幸福带到世界各地。
上帝啊，我祈祷和平与爱
今天降临到这位朋友身上。
治愈他（她）的烦恼，祝福他（她）的心，
永远和力量与爱的源泉同在。
卡卡蒙德
第二捆是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有隐约的灰色插图，我开始以为是有弯管子的灌肠袋，读了上面的文字才知道是男女人体解剖的横截面，带着阴道环、棉塞、避孕套之类的东西（这些名词我听都没听说过）。看着这些插图我感到震惊和一种强烈的不安，于是我开始读起来。我读到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妇发现自己怀了第九个小孩，冲到马车下自杀了；读到妇女在家里死于怀孕或生产，死于用可怕的帽针、毛衣针、空气泡做的流产。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然后还有使用各种避孕用具的指导方法。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有一章是讲这些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全，困惑于“病历和各种性交”这一部分内容。现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泡沫和明胶，甚至“阴道”这个词的使用，都使整件事显得繁琐，让人联系起膏药、绷带和医院，让我感觉就像在医生那里不得不脱衣服一样讨厌、荒谬和无助。
第三捆是打字的诗。有的有标题，“自制的柠檬汁”，“卡车司机妻子的悔恨”。
我亲爱的丈夫，我该怎么办？
我等待你带给我强烈的满足，
可你总是不在家或者酩酊大醉。
（只要把你的大东西放在我里面就行了！）
我很吃惊，竟然有成人会知道，或还记得这些话。贪婪的句子，粗短的词汇，无耻的形式，激起情欲，像煤油喷到篝火上。但是它们是重复的，详细的；机械的努力需要设计谋划才能被感知，让它们进展艰难；它们单调得让人困惑。但是这些词汇本身还是闪现出力量，尤其是“性交”，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篱笆或人行道上看见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插入会是粗暴的，催眠一般的炫耀。
当他问我有没有完成作业时，我说没有。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碰我。可是星期一我从学校出来时，发现他在等我。
“你的女朋友还在生病吗？太糟糕了。不过也好。不是吗？”
“什么？”
“鸟很好。树木很好。你和我去兜风，帮我做些调查都很好。”他的语调显得幼稚。对他来说，邪恶从来不会堂而皇之。他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做什么事都可以，任何事情，就像开玩笑一样，拿所有的庄严和内疚，世界上所有有道德有情感的人开玩笑，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人。那是他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他的笑容令人反感，自鸣得意，在不负责任的深渊上伸展，甚至更糟。可是这些没有让我犹豫和他一起出来，做他心里想做的事。他的道德对我不重要；甚至有必要让它变坏。
弗恩肮脏的文字带来的兴奋完全控制了我。
“你仔细看了吗？”他的声音显得很平常。
“是的。”
“什么都没找到？你翻了所有的抽屉了吗？我是说她梳妆台的抽屉。帽子盒，衣箱？看了柜橱了吗？”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庄重地说。
“她一定是扔掉了。”
“我想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多愁善感？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姑娘。”
我们开出了城。在四号高速公路上向南开，然后在第一个叉路拐下来。“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张伯伦先生说。“哦，对不起，是下午。美妙的天气。”我向窗外望着；他的存在，他的声音，对我们一起要做的事情的强烈预感改变了我熟悉的乡间风景。有一两年，我带着隐秘而强烈的兴奋看着树木、田野和风景。某些情绪下，某些日子里，从一簇草、一条围栏、一个石堆，我可以感觉到这样纯粹的无限的情感，就像我盼望的那样，接受到和上帝相关联的暗示。我和任何人一起的时候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现在和张伯伦先生一起，我看到整个自然都被贬低了，变得疯狂而色情。现在是一年最为丰茂蓬勃的季节，沟壑里长满雏菊、云兰和毛茛；山谷里满是不知名的淡淡的金色灌木丛，和高处小溪的闪光。我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巨大的藏身处，开垦的田野像是无耻的床垫。小路，灌木丛中的开阔地，草间被牛躺过压倒的地方，对我来说特别具有急切的诱惑力，像某些话语或压力一样。
“开到这里，希望不会碰到你妈妈。”
我觉得没有可能。母亲和我现在处在不同的现实中。
张伯伦先生开下小路，很快就到了尽头，一片被灌木丛占领的田地。停车，我悬浮其中的声音和运动的暖流的消失，让我一惊。事件就要变成真的了。
“我们到小河那边去吧。”
我们分头从驾驶室两侧下了车。我跟着他，走下山楂树间的一个斜坡，树在开花，发出酵母的味道。这里经常有人走，草上扔着烟盒、啤酒瓶、方块形口香糖盒。小树和灌木包围着我们。
“为什么不在这里停一下呢？”张伯伦先生很实际地说，“河边太潮了。”
小河边这个半阴凉的地方让我感到寒冷，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身上，我腿间的热度和舞动的麻痒感觉麻木了，仿佛一块冰被放在了那里。张伯伦先生解开上衣，松了皮带，然后拉开拉链。他伸手进去分开里面遮挡的什么东西，然后说：“嘘！”
并不像大卫雕像的那个大理石的东西，它直接从他前面支出来，和我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它有一个像头似的东西，像蘑菇，颜色红紫。和手指脚趾的丰富表现力或者只是和胳膊肘或膝盖相比，它都显得又迟钝又笨拙。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可怕，尽管我认为张伯伦先生可能想要吓唬我。他站在那儿，表情专注，手拉着裤子展示着。那家伙猥亵而蠢笨，颜色像伤口一样丑陋，让我觉得脆弱、可笑和幼稚，像长着突出的长鼻子的动物，奇形怪状的单纯样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和通常意义上的美相反。）它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他还在看着我，笑着，他把手放在上面开始上下抽动，不是太用力，不失控而有节奏。他的脸变得柔和；眼睛还盯着我，变得湿润。渐渐地，几乎是实验性地，他加快了手抽动的速度，节奏也没有那么平滑流畅了。他蜷缩着，笑容展开，嘴唇拉到牙齿后，眼睛向上翻。他的呼吸急促而颤抖，现在他的手疯狂地动着，呻吟，痉挛，仿佛临死的痛苦挣扎。他弯腰时，脸还对着我，像棍子上插着的面具，盲目而摇摆。那些声音从他的嘴里不情愿地发出，人处于绝境的声音，同时又戏剧化，不真实。事实上，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我读过人体处在极度喜悦中会仿佛妖魔缠身，但是那些表情和这里进行的可怕的愚昧努力和故意的狂乱完全不同。如果他没有尽快达到他想要的程度，我想他可能会死掉。但是，这时他发出一种新的呻吟，最绝望最强烈的呻吟；颤抖着，好像有人敲了他的喉咙。这呻吟奇异地平息下来，变成安静的感恩的呜咽，这时有东西喷射出来，真正的稍带白色的东西，精液，溅到我的裙摆上。他直起身，颤抖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快速把它塞进裤子里。他拿出手绢，先擦他的手，再擦我的裙子。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这样的骚乱后，这样的展示后，一个男人怎么能把手绢放回口袋，检查好拉链，就开始向回走—脸仍然红着，眼睛还在充血—按我们来的原路返回？
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他恢复过来，准备启动车子前只说了一句话。
“没见过，是吧？”他说。
风景是高潮后的，遥远而没有任何意义。张伯伦先生可能也感觉有点儿发愁，或者担心，因为进城后他让我蹲在车子里，然后绕路把我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条路靠近火车站。不过，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我两腿之间，这感觉更像他的风格，仿佛在检验椰子的声响。
这是张伯伦先生的告别场面，我本应该猜到的。下午回到家我发现弗恩坐在餐桌旁，准备吃晚饭，母亲从厨房的叫声，压过了马铃薯捣碎机的噪音。
“别管人们说什么。你没有结婚。没有订婚。不关他们的事儿。你的生活由你做主。”
“想看我的小情书吗？”弗恩把信放在我鼻子底下扇动着。
亲爱的弗恩，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今晚要开着我的庞蒂克离开去西边。世上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识过的东西，没有意义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我可能会从加利福尼亚或阿拉斯加给你寄明信片，谁知道呢？做个好女孩，就像你一直以来一样，继续舔邮票，熏蒸气拆封邮件，你可能发现百元大钞呢。妈妈去世时我会回来，但是时间不会长。再见，阿尔特。
和黛尔是个坏女孩出自同一只手。
“私拆他人邮件是弥天大罪。”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我认为他说的不明智。”
她搅拌着罐装胡萝卜、马铃薯泥和肉馅糕。不论什么季节，我们中午都要饱餐一顿。
“不管怎样，看来它没有影响我的胃口。”弗恩叹息着说。她倒了番茄酱。“我本来可以拥有他，很早以前，如果我愿意的话。他甚至写信谈到结婚的事。我本该保留那些信，我本可以说他违背诺言。”
“好在你没有，”母亲精神十足地说，“不然现在你会在哪里呀？”
“没有什么？说他违背诺言还是嫁给他？”
“嫁给他。违背诺言是对妇女的贬低。”
“啊，我没有结婚的危险。”
“你有你的歌唱。你有你的生活情趣。”
“我通常过得太开心了。我了解婚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
弗恩说玩得开心是指去湖滨亭跳舞，去杜伯敦的帝豪酒店喝酒吃饭，星期六晚上从一家客栈被赶到另一家客栈。母亲试图理解这样的开心，但是不行，就像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集市上开车，下车，呕吐，然后再上车。
弗恩不是个爱伤感的人，尽管她了解歌剧。她表现出来的感觉是，离开的总是男人，而且最好是在你开始厌倦他们之前离开。不过她变得很健谈；她从来不能安静下来。
“和阿尔特以前一样糟糕，”吃晚饭时，她对欧文说，“他不会碰黄色的菜。他小时候他妈妈就应该打他。我过去经常这么说。”
“你的身材和阿尔特正好相反，”她对我父亲说，“问题是他身长腿短，做衣服要去杜伯敦的兰森裁缝店，那是唯一适合他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发脾气。在湖滨亭跳舞时，一个家伙请我跳，我站起来，因为无法拒绝，他把脸放低，就在我脖子上狂吻，仿佛我是巧克力糖霜似的！阿尔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流口水，别弄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自己还要她呢！然后用力把他推走了。他是那么做的！”
当我走进房间，她和母亲的谈话会出现不自然的、等待的安静。母亲带着困惑而坚定的同情心，以及悲惨的表情倾听着。她能怎样呢？弗恩是她的好朋友，也许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她认为自己不该听。她可能想念张伯伦先生。
“他对待你很卑鄙。”她对弗恩说，但是弗恩耸着肩暧昧地笑了。“他是那样。我看人从来没有错过。不过尽管如此，听他们试图读广播新闻时我还是想起他。”
现在诸伯利的电台还没有找到一个像张伯伦先生那么好的播音员，能不慌不忙地读出很多俄罗斯名字。电台有一个人，在《纪念》那档节目中，播放《耶稣，人类渴望的欢乐》时把巴赫叫成巴兹，这让母亲忍无可忍。
我本想告诉内奥米张伯伦先生的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病好后她瘦了十五磅，对生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她的直爽坦白和矮胖的身材一同消失了。语言也纯净了。勇敢的精神泯灭了。对自己慎重起来。她坐在树下裙子摊开，看着我们打排球，不断地摸额头，看自己有没有发烧。她甚至对张伯伦先生离开的事实漠不关心，只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病情。她体温升到一百零五度。所有关于性方面的粗野话题都从她的谈话中消失了，显然也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虽然她很多次谈到沃利斯医生，在她生病时，他是怎么用海绵擦拭她的腿，而她为暴露在他面前感到怎样的无助。
所以我没有把张伯伦先生的事编成恐怖却滑稽的故事，并从中得到释放。我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我无法让他回到原来的角色，不能让他扮演我白日梦中头脑简单至极、活泼、热心、谦和的淫棍了。我对单纯的堕落的看法减弱了。也许只有在白日梦中陷阱门才会那么甜蜜轻松地打开，让身体没有思想没有身份地投入彼此，自我放纵，沉迷于疯狂和淫荡。相反，张伯伦先生让我明白，人们有很多要忍受的东西—不能克服的肉体，要压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还有所有固执的迷惑和自我的阴暗曲折。
六月，联合教堂后的草坪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草莓大餐。弗恩穿着母亲帮她做的花雪纺绸裙子到场。现在裙子的腰部看起来很紧。自从张伯伦先生离开，她就胖了起来，所以她现在不只是柔和圆润，而是真的胖了，像蒸好的布丁一样膨胀了，有斑点的皮肤不再阴暗而是舒展发光。
她拍着自己的肚子。“不管怎样人们不会说我憔悴了。要是胀开了线可就丢丑了。”
我们听见她的高跟鞋走下人行道。夜晚茂盛阴暗又安静的树下，声音传到很远。联合教堂里人们聚会的喧闹甚至冲到我们的台阶前。母亲不希望戴着帽子穿着夏天的薄裙子去参加聚会吗？她的不可知论和善于交际与诸伯利格格不入，这里的社交和宗教生活是合一的，一致的。弗恩叫她去。“你是成员。你不是说结婚时就加入了吗？”
“那时我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现在我是伪善者。不是信徒。”
“你觉得他们都是吗？”
我在阳台上读《凯旋门》，从图书馆借的。图书馆有人捐了钱，购买了不少新书，多数是沃利斯太太，医生的妻子推荐的，她有大学学位，但是市议会也许不重视她。有人投诉，人们说应该把钱留给贝拉·费潘，但是只有一本书—《广告商》—从书架上被撤下来了。我先读过。母亲拿起来读了几页，很不满意。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利用印刷文字的。”
“是关于广告业的。多腐败啊。”
“恐怕这还不是唯一腐败的事情。恐怕明天连怎么上厕所都要写了，为什么把这个漏掉了呢？在《赛拉斯·马纳》里可没有那些东西。经典作家都不写那些。他们是好作家，他们不需要。”
我已经不读原来喜欢的那些书了，《克丽丝汀·拉夫兰斯达忒》，历史小说。我现在读现代的书了。萨默赛特·毛姆，南希·米特福德。我读到有头衔的富人们对诸伯利上层社会的人—药商、牙医、店主—不屑一顾。我知道了诸如巴仑西亚伽、夏帕瑞丽这类的名字。我了解了喝的东西。威士忌和苏打水。杜松子酒和滋补剂。沁扎诺牌苦艾酒，汤姆利乔酒，金万利橙酒。我了解了伦敦、巴黎、新加坡的旅店、街道和饭店的名字。那些书中提到人们上床，人们总是做爱，但是没有具体细致的描述，不管我母亲怎么想。一本书把性交比喻成穿过火车隧道（假设你是整列火车），然后冲进高高的山间草地，神圣美丽，感觉你仿佛在天上。书上总是把它比喻成别的东西，从来不直截了当。
“你不能在那里读，”母亲说，“你不能在那么暗的光线下读书。过来台阶这边。”
我便过去，但是她根本不想读书，只要我给她做伴。
“看，丁香花变色了。我们很快就要去农场了。”
我们院子前面的人行道旁，紫色的丁香花变得像清洁布一样柔软，暗淡，锈迹斑斑。远处的路也是尘土飞扬，野黑莓树丛在木板圈起来的工厂前长着，木板上还可以辨认出大而褪色的虚荣的字母：蒙迪钢琴。
“我为弗恩难过，”母亲说，“我为她的生活难过。”
她难过而隐秘的语调让我警觉。
“也许今天晚上她会找到一个新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她不会去找新男朋友的。她已经受够了。她打算唱《你将去何方》。她嗓子还是很好听。”
“她胖了。”
母亲用她那严肃、充满希望和训斥的语调对我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到现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联系。我们所有的一切。和家畜一样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的。当他的热情消耗掉那奇异的力量，他会拥抱你，比他的狗亲近一些，比他的马珍贵一些。丁尼生写的。过去是这样。虽然你希望有小孩。”
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但是我希望你会用你的脑筋。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
“现在有人口控制了。”我提醒她，她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是她自己公开写信给诸伯利《先驱导报》，提倡“避孕器具应该发给瓦瓦那什的妇女，帮助她们防止家庭人口增加”，这让我们家人很尴尬。学校的男生对我大叫：“嘿，你妈妈什么时候发避孕器具呀？”
“那还不够，虽然很方便，但宗教是最大的阻碍，仿佛它就是一切，可以缓和人世间的痛苦。我说的是自尊。自尊。”
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她对我生活的关注，我需要并视为理所当然，可我不能容忍它表现出来。我还感觉这和她给其他女人、女孩的建议没有什么两样，她认为作为女性就是要受到伤害的，需要一定的谨慎、严肃和自我保护，而男人可以出去，尝试各种经历，摆脱他们不需要的，然后志得意满地回来。甚至不用考虑，我就决定了我也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