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么—他们被杀死了吗？”

“他们出事了。我当然没有再看见他们。噗！”

“被自己的人杀死，多么恐怖。”母亲说，很愤慨但是没有平常那么自信。

“战争中那样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父亲安静而严肃地说，仿佛在反对对此表现出任何女性的天真无知。张伯伦先生只是笑笑。继续讲战争最后一天的行动。他们摧毁了户外厨房，把枪里最后的子弹都朝它猛烈地射了出去。

“听起来像一群孩子，”弗恩说，“好像你们还没有大到能参战的程度。你们只不过是傻乐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吗？开心。”

一次他讲在佛罗伦萨的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是母亲坐直了身体，在椅子上惊动了一下，因为专注而微微颤抖。

“你在佛罗伦萨？”

“是的，夫人。”张伯伦先生毫无热情地说。

“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母亲重复着，迷惑而开心。我略微知道一点儿她的感觉，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呵，我当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议—”她的意思是我们谈论的这个意大利，战争发生的意大利，就是历史上的罗马教皇、梅第奇、列奥纳多所在的地方。先驰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对未来的热情来看，她应该不会对过去这么兴奋。她冲到前屋，拿回百科全书的艺术与建筑增刊，里面满是雕塑、绘画和建筑，大多是在阴霾清凉的博物馆式的灰色光线中拍摄的。

“看！”她把书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开。“这就是你的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去看过吗？”

一个裸体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东西挂在他身上，任由人们观看，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坚定天真得可怕的母亲，谁还会把这个给一个男人看，给我们大家看呢？弗恩鼓着嘴，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笑出来。

“我没有见过。没有。那里到处都是雕像。著名的这个，著名的那个。没有办法回避。”

我看得出不该和他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母亲还在继续。

“那么你一定见过青铜门了？华丽壮观的青铜门？艺术家花了整整一生制作它们。看，在这里。他叫什么来着—基伯堤。对，是基伯堤。他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

张伯伦先生说有些见过，有些没有。他非常耐心地看着书，然后说他不怎么喜欢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许那没有什么问题。是意大利人。”

“你认为他们很颓废是吗？”母亲遗憾地说。

“颓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在乎。在意大利的街上我碰到过一个人走上来，主动说要把女儿卖给我。这种事经常发生。”

“他们要卖掉女儿干吗？”我说，做出我擅长的鲁莽简单的天真表情。“做奴隶吗？”

“说是这样。”母亲合上书，放弃了米开朗基罗和青铜门。

“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先生带着厌恶的语气说，这对他来说有点儿虚伪，“有些还没有她这么大。”

“她们早熟，”弗恩说，“热带地区的人。”

“黛尔。把这本书放回去。”母亲声音里的警觉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一下。

其实，我听见了。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镜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刚好可以塞进宽的空圣代冰淇淋锥型纸卷。我把梳妆台旁边的灯打开；柔和温暖的光穿过奶油糖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肤上投下光泽。我看着自己高而圆滑的额头，粉色有雀斑的皮肤，我的脸像鸡蛋一样天真无辜，眼睛在努力改变着，让我变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浅棕色的灌木丛般的头发，变成金色而不是泥土色的丰富的波浪。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我想着那些佛罗伦萨的女孩，罗马的女孩，男人可以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毛发。嘴角有点儿黑。热带地区的人早熟。罗马天主教徒们。一个男人花钱和你做那事儿。他会说些什么话呢？是他脱掉你的衣服，还是会等你自己脱？他脱下裤子，还是只拉开拉链，把东西对着你？这是一个过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为，与神奇的、兽性的行为之间的桥梁，我无法想象的行为。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诸伯利城里有一家妓院，里面有三个妓女。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老板娘迈克奎德太太才三个人；她至少有六十岁了。它在主街北端，一个长满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里，在B. A. 加油站旁边。阳光好的日子，两个年轻些的女人有时会出来坐在帆布椅子上。内奥米和我去那里转过几回，曾经看见过她们一次。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和拖鞋，光着白色的大腿。一个在读《明星周报》。内奥米说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里在同性恋舞厅男厕所里，她被说服同意给一排站着的男人服务。这可能吗？（我在其他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换成了迈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这种壮举，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恋舞厅，而是在蓝猫头鹰咖啡店的后墙。）我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个佩吉，而不只是报纸上方那个柔软的老鼠皮般的棕色卷毛形成的鸟巢；我希望能看见她的脸。我的确期待着什么—堕落的愚蠢闪念，像沼气般散发出来。我有点儿惊奇，她竟然读报，上面的文字对她和我们其他人竟会有相同的意义，她也像普通人类一样吃喝。我认为她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机能，进入一种完全堕落的状态，与圣徒处于相反的一极，但同样孤立，不可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明星周报》，有点缀的窗帘拉着，妓院窗子的铁罐里有天竺葵在充满希望地生长，对我来说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象伸展开来，覆盖着如此无耻、如此强烈的爆发的欲望。

我隔着凉凉的人造丝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体应该已经派上用场了，它会充满淤青，老于世故。那不会是我的错。想到卖淫，不是我的错，它让我有片刻感到厌烦；一个宁静诱惑的想法，因为它是决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虑。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

传来这个季节特有的喧闹声。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清晰、认真地唱着歌。

山上站着一个女人，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

她穿的都是金和银，

她只需要一双新鞋！

孔雀在叫。我们从树上下来，去看孔雀，经过公园，经过一条破旧的没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个叫作波克·蔡尔兹的人养的，他开垃圾车。这条街没有人行道。我们沿着小池塘走，软软的泥闪着光。波克·蔡尔兹的房子后有谷仓，用来喂家禽。房子和谷仓都没有粉刷。

孔雀在光秃的橡树下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会一连几个春天都忽略了它们？

雌孔雀不太显眼，它们的院子颜色暗淡。但是雄孔雀从不令人失望。奇异的理想的颜色，胸脯、喉咙和脖子是蓝色的，较深的羽毛像墨渍，或者热带水下的柔软植物。有一只开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环形图案，染色的绸缎。高贵而愚蠢的小脑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诸伯利的奇观。

喧闹声又开始了，不是孔雀中发出来的。我们抬眼看去，马上看到了—一只白孔雀，从树上，尾巴全部展开，穿过树枝飘落，仿佛水漫过石头。纯白色，纯粹的恩赐。原来是它躲在上面，发出疯狂、责骂、杂乱的叫声。

“它们在呼唤异性。”内奥米说。

“猫叫春。”我说，想起了农场的事情。“公猫和它们交配时，它们狂叫。”

“你就不会狂叫吗？”内奥米说。

我们要走了，波克·蔡尔兹出现在孔雀群中，快步走来，摇晃着。他的脚趾都截掉了，我们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没有加入浸礼会时，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沟里冻坏的。“晚上好，小伙子们！”他对我们喊着，他老是这样打招呼，开玩笑。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好，姑娘们！他从垃圾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路叫着，不管天冷天热，从没有人回答他。我们跑开了。

张伯伦先生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前。

“我们进去吧，”内奥米说，“我想看看他在对老弗恩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在饭厅，弗恩在试穿带花的雪纺绸裙子，母亲帮她为多娜·卡灵的婚礼做的，到时她要表演独唱。母亲斜坐在缝纫机前的椅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转动着，像一把半开的大阳伞。

张伯伦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开车去波特菲尔德买威士忌，诸伯利没有威士忌。我又骄傲又羞耻地让内奥米看餐具柜上的瓶子，那是从来不会在她家出现的东西。母亲原谅他喝酒，因为他打过仗。

“两位可爱的女士来啦，”张伯伦先生虚伪地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优雅。带来外面的新鲜空气。”

“给我们点儿喝的。”我说，在内奥米面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放在杯子上。

“你们得先说说去了哪里。”

“我们去波克·蔡尔兹那儿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张伯伦先生唱着。

“给我们喝一杯。”

“黛尔，规矩点儿。”母亲嘴里都是别针。

“我只是想尝尝看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给你喝。我没看见你给我做什么把戏。我没看见你坐直身体，像乖巧的小狗一样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