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级时，内奥米转到了商贸专业；突然不用学习拉丁语、物理、代数，她升到学校的三楼。在倾斜的屋顶下，打字机整日噼啪作响，墙上挂满了镶在镜框里的格言，为进入商界做准备。时间和精力是我的资本；如果浪费掉，就再也得不到。结果是，楼下教室的黑板上写满的外语单词和抽象公式、战斗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鲁莽但可敬的神话冒险，进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实忙碌的世界之中。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解脱。内奥米喜欢这样。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已经完成了学业。她让我四点以后去看她。我去了，没有想我会碰到什么。我还想着内奥米会从柜台后对我做鬼脸呢。我准备装出老太太颤巍巍的声音对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买了一打鸡蛋，每一个都是坏的！”
办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筑里，建在旧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灯和新的金属文件柜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觉到不自在的那种环境—打字声和计算器的嘈杂声。内奥米旁边的两个女孩在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她们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内奥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头发整齐而漂亮地盘起，穿着粉绿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对我微笑，手指从打字机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摆，跟我打招呼，然后继续飞快地打字，一边和同事愉快地、不连贯地谈话，我听不懂她们在谈什么。过了几分钟，她大声对我说她五点完工。我说我得回家。我感觉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秃发红的手上的墨水、松弛的羊毛方巾、蓬乱的头发，还有女学生们经常抱着的一大叠书。
我最害怕梳洗整洁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们，担心我有味儿。我感觉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仿佛我们是由不同物质构成的。她们冷冰冰的手上不会有斑点，不会出汗，她们的头发保持着适合的形状，她们的腋下从来不会潮湿—她们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夹在体侧挡住衣服上不体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迹是怎么回事—她们从来、永远都不会感到有一点儿特别的血流的涌动，连高洁丝也无法容纳的一点儿血流，会恐怖地流下大腿内侧。的确没有；她们的经期是小心谨慎的，是自然度过的，不会出卖她们。我的粗糙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她们的精致；太迟了，差别太大了。但是内奥米又怎样呢？她曾经和我一样：手指上也曾长过流行的疣；也曾患过脚癣；我们同时来月经时，也曾躲在女厕所里，害怕去翻跟头—一次一个人，在全班同学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尴尬得不敢请假。她现在涂了指甲油，穿着浅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吗？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来我家时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时，她谈论的都是她们的饮食、护肤法、洗发液的用法、衣服、子宫帽（莫莉已经结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结婚）。有时我在她家时，卡拉也过来；她们两个总是谈论洗东西这类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内衣或者洗头发。她们会说：“我洗了我的开襟羊毛衫！”“是吗？你是用冷水还是温水？”“温水，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那领子怎么洗的？”我会坐在那里，想我的毛衣有多脏，我的头发油腻腻的，我的文胸变了色，一条带子还用安全别针固定着。我不得不逃离那里，但是当我回到家，我不会去缝文胸吊带，也不会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总是缩水，领子松弛；我知道我没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无论我怎么做，它们注定要缩水或松弛。有时我的确会洗头发，用卷发夹子把它束起来，以免我睡着；事实上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偶尔，在镜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观察我的侧面，用深色、浅色的粉让脸显得有轮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杂志里介绍的那样。我只是没有持久的耐心，尽管一切，从广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无线电里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护士一样温柔、粉嫩—都在告诉我，我需要，我必须学习。爱情不是给没有脱毛的人准备的。
至于洗头发：大概这时我开始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男性和女性思维习惯的差异，主要和他们的性经验有联系（标题让人觉得它实际上能告诉你更多性方面的东西）。作者是纽约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说男性和女性思维模式的差异很容易用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满月的男孩和女孩来说明。男孩想着宇宙，它的广袤和神秘；女孩则在想“我必须洗我的头发”。这篇文章让我极其沮丧，我不得不放下杂志。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样思维；满月在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提醒我要洗头发。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给母亲看，她会说：“哎，那不过是发狂的男性的废话，说女人没有头脑。”那不能说服我—纽约的心理学家当然知道。像母亲这样的女人是少数，我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不想像母亲那样，老是带着处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爱我，同时当我看满月的时候，我渴望想象着宇宙。我被困住了，进退两难；似乎我要在没有选择的地方进行选择。我不想再读什么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来，就像小时候会被吸引到童话故事书中的一幅画前一样：深色的海洋，高耸的鲸鱼；我的眼睛紧张地跳过书页，对这样的断言感到震惊：对于女人，一切都是个人化的；没有任何思想本身对她有意义，而是必须被转变成她个人的经验；在艺术品中，她总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梦。最后我把杂志拿到垃圾桶那里，撕成两截，塞了进去，试图忘掉它。后来当我在杂志上读到标题为“女性特质—又恢复了！”的文章，或者给青少年的小测试“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我会快速翻过去，就像有什么要咬我似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
通过莫莉和卡拉，通过她作为职业女性的新身份，内奥米成了我们两个曾不知其存在的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包括在商店、办公室、两家银行工作的女孩子们，还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辞掉工作的女孩子。没有结婚且没有男朋友的女孩们经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龄球。结婚、生小孩时，她们给彼此淋浴（这后来成了一个新习俗，冒犯了一些城里的老太太）。她们彼此的关系中尽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种各样微妙的礼节所羁绊，表现得谦恭得体。不像在学校；没有野性、卑鄙、吝啬，也没有粗话，但总是有转弯抹角的争执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总是潜伏着某种危机—怀孕、堕胎、抛弃情人—这一切，她们都了解，经常谈论，但又作为秘密保护着，不让城里的其他人知道。她们说的最天真、最给人安慰和讨喜的话很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她们对城里大多数人认为的道德沦丧很宽容，却不能容忍衣着和发型背离潮流，还有人们不切掉三明治的皮这类事情。
一拿到薪水，内奥米就开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种商店，让人家把东西给她留着，她每月付一部分钱。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锅和壶；在珠宝店，存了一盒银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两张亚麻床单。都是为了将来结婚开始操持家务用的；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确地计划什么事情。“你将来也得开始准备了，”她兴奋地说，“不然你拿什么结婚呀，两个盘子和一块旧洗碗布吗？”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来的财产，像莫莉一样谈论为什么她赞成无水烹饪，还有如何根据每平方英尺中线的数量来判断床单质量。她从未有过的乏味和全神贯注，让我感到大为吃惊和恐惧。仿佛她已经把我远远抛在了后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来她愿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计划进展。而我呢，也可以这样说吗？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里听大都会歌剧。这个习惯是从弗恩·道夫提到我们家来住时开始的，她和我母亲经常听。弗恩·道夫提已经离开诸伯利，去温莎工作了，她偶尔给我们写信，模糊而开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总会，去赛马，在轻歌剧协会演唱，过得很愉快。内奥米说到她：“那个弗恩·道夫提简直是笑话。”她是站在她新的优越地位这样说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确定要嫁人的；没有结婚的老女人，不论是完美的老处女还是谨慎的女冒险家，像弗恩那样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她怎么成了笑话了？我想知道，不顾让她讨厌，但是内奥米对我睁着她浅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复道：“一个笑话，她只不过是个笑话！”像一个人在给不知所措的异教徒宣讲不言自明的信条。
母亲不再关注歌剧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节，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有时她外出；她还在卖百科全书；已经买过一套的人要被说服买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体不好。一开始，她染上了一连串不常见的病—农场疣，眼睛感染，腺体肿胀，耳鸣，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断去看医生。一些症状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现了。关键是精力减退，衰老，没有人希望这样。她的情况不稳定。她偶尔还给报纸写信；她在试图自学天文学。但是有时她会躺在床上，让我给她盖上毛毯。我总是很粗心；她会叫我回去把膝盖处塞好，还有脚底。然后她会用任性的、假装孩子气的声音说：“亲亲妈妈。”我在她前额上干巴巴地、不情愿地吻一下。她的头发已经变得很稀疏了。额头上的白色皮肤显出不健康的痛苦样，我不喜欢。
不管怎样，当我听《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卡门》和《茶花女》时，我更喜欢独自一人。一些音乐片断让我兴奋得无法安静坐着，就在饭厅里走来走去，心里和着无线电的声音一起唱着，抱着双臂，压着胳膊肘。我的眼睛充满泪水。迅速形成的幻象在心里沸腾。我想象一个恋人，暴风骤雨的场面，我们的感情注定惊心动魄。（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像那篇文章说的，女人一贯把艺术品个人化。）性感的屈从。不是屈从于男人，而是屈从于命运、黑暗、死亡。我最喜欢《卡门》的结尾。“让我经过！”我从牙缝里发出这个句子；我颤抖着，想象另一种屈从，甚至比对性的屈从更加诱人，更加令人倾心—对于姿势、形象、自我创造的自我的最终意义的英雄的、爱国者的、卡门的屈从。
歌剧让我饥饿。听完后我去厨房做煎蛋三明治，一大堆苏打饼干和蜂蜜、花生酱、可可、玉米浆、黄糖、椰子和剁碎的核桃，丰富、秘密的令人作呕的混合物，要用勺子才能吃下去。我首先贪婪地大吃一通，使胃口得到了满足，接下来，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就像自慰一样。（自慰。我和内奥米在她妈妈的书里读过，东欧的农民用胡萝卜、日本的妇女用加重的球体自慰，习惯性的自慰者可以从其暗淡的眼神、萎黄的皮肤分辨出来，我们在城里巡视，寻找有这样症状的人，觉得整个事情奇异可笑，令人厌恶—我们发现的关于性的一切似乎更像一个狂欢节，让我们嘲笑或作呕，或者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让我们笑到恶心。不过现在我们根本不再谈论这些了。）有时大吃后我会节食一两天，或用温水喝大剂量泻盐，我想如果我快速冲掉一切，卡路里就不会留下。我没有真的发胖，只是丰满了，结实了，我喜欢读细致、色情地描写女主角大致体形的书，对总是把理想女人写成苗条身材感到担心；为了安慰自己，我会给自己朗读诗句，“大而光滑，肢体结实硬朗的情妇”。我喜欢那样；我喜欢“情妇”这个词，脂粉气的一个词，有一种仪式性；情妇不应该太苗条。我喜欢看百科全书艺术增刊里塞尚的《浴女》，然后照镜子看自己的裸体。但是我的大腿内侧会颤抖，仿佛透明袋子里的松软干酪。
这时节，内奥米在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一个叫伯特·马修斯的人，未婚，二十八九岁，焦虑而和气的脸，头发像一顶羊毛帽子，从有皱纹的头皮上向后推去，经常到乳品店的办公室来。他是家禽检查员。内奥米反感地告诉我他对莫莉和卡拉说的话。他总是问莫莉有没有怀孕，偷偷进来看她肚子的侧面，给将要去度蜜月的卡拉提建议。他把内奥米叫作“黄油馅饼”。他在街上看见她就会按喇叭，把车速慢下来，她会转过头说：“哦，上帝呀，救救我，别让那个白痴缠着我！”她会朝橱窗上自己的影子恍惚地皱眉。
伯特·马修斯打十块钱的赌，说她不会被允许去同性恋舞会上与他见面。内奥米真的想去。她说是为了十块钱，并且想让他看到她敢去。她妈妈确实不会同意，但是她出城护理病人去了。内奥米也不必担心她爸爸。“他，”她总是说，“他老了。”她似乎喜欢这个词的客观超然的发音。他在自己房间里埋头看《圣经》和宗教文学，把寓言书分类。
内奥米想要我和她一起去，在她家过夜，告诉我母亲说我们去莱森戏院。我感觉别无选择，不是因为内奥米要我去，而是因为我特别憎恨和害怕同性恋舞厅。
同性恋舞厅在城北半英里处，高速公路上。覆盖着巧克力色的仿制原木，窗子没有玻璃，宽宽的百叶窗白天紧紧关着，舞会时才打开。母亲和我开车路过时，她会说：“啊，看看所多玛和蛾摩拉！”她指的是长老会教堂劝诫的布道，把同性恋舞厅比喻成那些罪恶之地，并预言了类似的命运。当时母亲指出这种比喻不合逻辑，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行的是非自然的行为。（她对弗恩·道夫提惬意而神秘地解释说：“那么，自然还是非自然，不是要看情况而定吗？”）母亲所处的位置很不舒服；原则上她嘲笑长老会教堂的立场，但是同性恋舞厅的情况又让她深有感触，我看得出，就像长老会教友那样，她感到同样的冷漠荒凉。我和她看法相同—那昏暗的窗子，坑洼肮脏的地面，完全是一个黑暗而充斥传闻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后面的松树林里，到处乱扔着法国避孕套。
星期五晚上，我们走上高速公路，穿着花色休闲裙。我已经尽力了，我洗了澡，刮了毛，喷了除体味剂，还盘了头发。我穿着布衬裙，大腿部分坚硬粗糙，长型的胸罩本打算让腰部收紧，结果露出的部分反而更加突出，我不得不扎上塑料皮带。我把皮带拉到二十五英寸，皮带下面不断地出汗。我用米色粉底把脸和脖子都涂了；我的嘴也很红，厚厚的一层，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花。我的凉鞋踩在路边的石子上。内奥米穿着高跟鞋。现在是六月，空气温暖而轻柔，有昆虫的鸣叫和振动，黑色松树背后的天空像桃子皮一般，世界可真令人享受，如果不用去舞会多好。
内奥米走在我前面，我们经过没有铺砌的凹凸不平的停车场，走上一个黄色小灯泡照亮的台阶。即使她像我一样害怕，她也不会表现出来。我眼睛盯着她趾高气扬的高跟鞋，饼干一样苍白的、肌肉发达的、故意露出来的光腿。男人和男孩在台阶周围晃来晃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也没有看。我只看见他们的烟头、皮带扣、黑暗中闪烁的酒瓶。我努力封闭自己的听觉，就像屏住呼吸一样，想忽略他们说出的轻柔、随便、肯定是轻鄙而恐怖的话。我一贯的自信心哪去了—先前那种对幽默感和优越感的虚假信心？一点儿都没剩下，完全消失了；我会怀旧和怀疑地想象我曾经是怎样的勇敢，比如对张伯伦先生。
一个胖老女人在我们手上印了紫墨水。
内奥米立即朝站在舞台边的伯特·马修斯走过去。“啊，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说，“是你妈妈让你出来的吗？”
伯特·马修斯拉着她去跳舞。人们在一座两英尺高的木头平台上跳舞，栏杆上缠绕着彩灯，角落里的四根柱子和两条对角线上也装饰着彩灯，让平台看起来像点亮的轮船，漂浮在土地和锯木屑地板上。除了这些灯，以及从卖热狗、汉堡包、软饮料和咖啡的厨房窗户中射出来的光，整个地方都是黑的。人们在昏暗中成团地聚在一起，脚下是潮湿的锯末，发出泼洒的饮料的霉味儿。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把纸杯伸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摇摇头。然后又后悔没接。他也许会待在我旁边请我跳舞。
跳了两圈，内奥米回来了，带来伯特·马修斯和另外一个男人，瘦削，狡诈，红脸，红头发。他头向前倾站着，长长的身体弯曲得像个逗号。他没有邀请我，而是在音乐响起时拉着我的手，把我拖上平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个时髦的、有创意的跳舞高手，不断地把我抛出又用力拉回，旋转，跳跃，打着响指，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毫无笑容，表情严肃，好像还带着敌意。我不但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还要辛苦地听明白他的话，因为他还在讲话，趁着舞蹈难以预料的简短空隙，我们靠近彼此的时候。他有荷兰口音，并不纯正。现在荷兰移民已经买下了诸伯利周围的几间农场，当地的笑话和妙语警句里经常出现他们温和而天真的口音。“无拘无束地跳。”他说，用了一个口头禅，恳求地对我翻动着眼球。我不懂他的意思；我当然是在和他跳舞，或者是他自己在跳，像任何人一样无拘无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一类；我听到那些单词，但是弄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许他只是在开玩笑，不过他脸上一直没有一丝笑容。他只是古怪滑稽地翻动着眼球，冷漠忧郁地把我叫作“小可爱”，好像我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我只想弄清楚，他认为和自己在跳舞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并且假装成为她—一个矮小伶俐、善于调情的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每个动作，我试图去看他时的每一个表情都不够及时；他早就该继续去找别人跳了。
我们一直跳到乐队休息，我高兴舞曲结束了，高兴他没有离开我；我本来还一直担心他会发觉我是多么不适合，而继续找别人。他把我拉下平台，拉到厨房窗子那边，拨开人群，买了两杯姜汁饮料。
“喝点儿吧。”他命令道，放弃了他的荷兰口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喝了一些。“两杯都喝掉，”他说，“我从来不喝姜汁饮料。”我们这时正在地上移动。我可以看清楚一些面目，我看见一些熟人，对他们微笑，尝试为在这里感到自豪，自豪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我们走到内奥米和伯特那边，伯特拿出一瓶威士忌说：“来吧，伙计，我给你们倒点儿吧？”他往我们两个的杯子里倒了一些。内奥米对我笑笑，眼睛像玻璃一样，就像游泳的人刚从水里出来。我感到温暖，口干。三四口就喝光了我的黑麦威士忌酒加姜汁。
“天哪。”伯特赞叹道。
“她喝得像鱼一样。”内奥米说，对我很满意。
“那么她不需要姜汁了。”伯特说，给我倒满。我喝下去，想要提高我的新声望，并不在意味道如何。伯特开始抱怨说他不想再跳舞了。他说他的背支持不住了。和我一起的人—当时或者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克里夫—发出令人吃惊的、机枪般的咯咯笑声，用拳头捶着伯特的皮带扣。
“你的背怎么会疼呀，哦，你的背为什么不行了？”
“我只是躺在那儿，警官，”伯特用高而哀怨的音调说，“她过来坐在我身上，我能怎么办呢？”
“别这么下流。”内奥米愉快地说。
“什么是下流？我说了什么了？你想帮我按摩背吗，甜心？内奥米，给我按摩背吗？”
“我才不管你的无聊的背呢，去买膏油吧。”
“你给我涂吗，啊—”他的鼻子在内奥米的头发上嗅着，“帮我涂好吗？”
彩灯变得模糊，像弹力橡皮筋上下跳动。人们的脸颊微微变宽，好像映在弧形的光滑表面上；头看起来也似乎大了许多，和身体不成比例；我想象他们—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脱离了身体，飘浮在看不见的托盘上。这是我醉酒所致，意识不清。我正迷醉的时候，克里夫去买了热狗，用纸餐巾包着，还有一箱姜汁，我们都离开了舞厅。我和克里夫坐到车的后座上。他用胳膊搂着我，粗暴地搔着我全副武装的腰。我们似乎飞快地在高速路上行驶，伯特和克里夫在唱歌，用假声互相配合：“我不在乎太阳不照耀，夜晚我献出我的爱。”车窗都摇下来，风和星星闪过。我感到开心。我不再对任何事情负责。我醉了，我想。我们到了诸伯利。我看到主街的建筑，它们似乎在启示我，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活跃和快乐。我忘记了克里夫。他俯身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把他巨大、潮湿、冰凉、弯曲的舌头塞进我的嘴里，就像一块洗碗布。
我们在布伦瑞克旅馆停下来。
“我住在这里，”伯特说，“这是我的欢乐之家。”
“我们不能进去，”内奥米说，“他们不准你带女孩子进房间。”
“等着瞧吧。”
我们从一个后门进入旅馆，上了楼梯，走过一段走廊，尽头有一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形状的容器，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显得漂亮极了。我们进了一间卧室，彼此分开，坐在突然炽热起来的灯光下。伯特坐着，后来是躺在床上。内奥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旧的膝垫上，我们的裙子体面地展开。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气片上，但是又起来去修理纱窗，给我们倒了威士忌，和他买的姜汁混在一起。我们吃了热狗。我知道停下车进来是个错误。我的快乐情绪渐渐消逝了，虽然我又喝了许多，希望那种感觉会回来，我只觉得膨胀发热，身体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脚趾。
克里夫敏锐尖声地对我说：“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权利吗？”
“是的。”我努力恢复神志，鼓起勇气，感到一种责任，希望讨论这个话题。
“你也相信对女人的死刑吗？”
“我不相信死刑。不过如果要有的话，是的，对女人。”
他又像发射子弹般问：“你相信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被绞死吗？”
我闷闷地大声笑着。我的责任感又回来了。
于是，伯特和克里夫开始讲笑话了。每一个开头都很严肃，持续一段时间，像引发思考或有教育意义的奇闻趣事，所以你要始终保持警觉，到了该笑的时候，不要被留下来愚蠢地张着嘴。我担心如果没有立即笑起来，就会给人以我太天真无知、听不懂笑话的印象，或让人觉得我受了冒犯。许多这样的笑话都和第一个一样，我或内奥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线索以及进行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感觉愚蠢，被迫以不情愿的、恼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应，眯着眼睛、微露笑容跟随故事情节，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谈笑之间，伯特对内奥米说：“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里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馆的杯子里弹着烟灰。
“你对床有什么反感吗？在那里你可以变得更有精神头儿。”
“那么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静。他在屋子里跳来跳去，练习拳击，举例说着他的笑话，向床上的伯特冲去，直到后来伯特也跳了起来，他们假装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弹跳，大笑。内奥米和我不得不把脚缩回来。
“一对白痴。”内奥米说。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后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对我们，就像是台上武打表演结束那样。
“从你的装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说。克里夫唱着回答：“我看你的穿着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说。
“啊？”
“你四岁还是五岁？”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岁还是五岁。”
“嘿，拉斯特斯？你了解女人吗？”
“不，不了解。”
“你四岁。”
我们笑了，但是内奥米说：“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门化装黑人乐队演出，我以前听说过。”
“我要去洗手间。”我说着站起来。我一定是还醉着。一般我不会当着男人面这样说。
“我批准你去。”伯特宽容地说。“你去吧。你获准离开房间。走过大厅，到上面写着—”他仔细盯着我看，然后把脸伸过来，几乎触到我的胸部—“啊，我现在看见了—女厕所。”
我找到了厕所，使用时没有关门，后来才想起来。向回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和那边走廊尽头的一盏灯。我朝它走去，经过伯特的房间。过了灯有一扇门，因为这个夜晚很暖和，门开着，是防火应急出口。我们在旅馆的三楼或者顶楼。我迈步出去，绊了一下，几乎翻过栏杆，然后回到原位，弯腰费力地脱下凉鞋，我责怪它们害得我绊倒。我一路走下楼梯。离地面大约有六英尺的距离。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这一点很聪明。然后坐在最下一层台阶上，尽可能矮下身，然后跳下去，落到旅馆和无线电台之间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来是想回到房间的。我想不起现在该去哪里。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还想着我们是住在弗莱兹路呢。最后我记起了内奥米家的房子；仔细计划一番，我想我会到达那里。
我沿着布伦瑞克旅馆的外墙走，不时磕碰在砖上，从旅馆后面出来，再沿着对角街走—先走错了方向，不得不转回来—径直过主街，太晚了，街道两边都没有车了。朦胧的月光下看不清邮电局钟上的时间。一走下主街，我决定在草地上走，经过人们的前院，因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脱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须把我的发现告诉大家，人行道硌脚而草地很柔软。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呢？我来到曼森街内奥米家，忘记了我们没有锁后门，走到前门的台阶上，试图开门，打不开，锁着，开始我还保持着礼貌，然后越来越大声。我想内奥米一定在里面，会听见，来给我开门。
没有灯亮起来，但是门的确开了。内奥米的爸爸穿着睡衣，光着腿，灰白的头发在大厅的黑暗中发着光，像复活的尸体。我说：“内奥米—”这时我想起来她在哪儿了。转身踉跄着走下台阶，朝河水街走，现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后我越发谨慎，躺在门廊的秋千上睡着了，卷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涡中，无助，打着散发热狗气味的嗝。
内奥米的爸爸没有回去睡觉。他坐在厨房的黑暗中，直到内奥米回家，然后用皮带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顿乱打。他让她跪在厨房的地板上，向上帝发誓，说她绝不再喝酒了。
至于我，黎明醒来时，冻得发抖，恶心，周身疼痛，及时离开门廊，在房子侧面的一片牛蒡中呕吐。后门一直开着。我把脸和头发伸到厨房的洗手池里，试图去掉威士忌的气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亲醒来我告诉她，我在内奥米家病了，夜里回来的。一整天我都躺着，头疼得像被重重击打过，胃里翻江倒海，异常虚弱，有一种挫败和放松感。我感觉被幼稚的东西救赎了—我的旧斯佳丽·奥哈拉灯，固定我那带点的柔软窗帘的蓝白色金属花。我读《夏绿蒂·勃朗特的一生》。
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铁轨那边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点儿瓦瓦那什河，水位还相当高，还有银色的柳树。我梦想着十九世纪的生活：散步、学习、正直的品行、礼节、少女时代、平和宁静。
内奥米来到我的房间，粗暴地低语：“天哪，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你怎么可以就那样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个头啊。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克里夫不是个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险金理算员。你想和什么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后她给我看鞭痕，说了她爸爸是怎么对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后悔那样做。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我没有说。他也没有。也许他搞错了，认为我是某种幽灵幻象。内奥米第二个周末又和伯特·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气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办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壶，锅，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然后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舞厅，夜里在黑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并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的这一面没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过经历和习惯两种状况，一个女孩把自己置于通向婚姻的路上。没有别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绿蒂·勃朗特。
“起来穿好衣服跟我下来。对你有好处。”
“我感觉太虚弱了。”
“你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剩下的一辈子都趴在洞里吗？”
我们的友谊从那天开始渐渐消失了。我们不再去对方的家。我们第二年冬天会在街上遇见，她穿着新的毛边外衣，而我还是抱着一大叠课本，她会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出去，某个来自波特菲尔德、蓝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马修斯。原来，他的角色只是带着年轻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没有经验的那种，虽然并不真的打扰她们，或让她们有麻烦，尽管他爱讲话。克里夫出了车祸，她告诉我，一条腿膝盖以下截肢。“难怪他们都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她说，语气里带着母性的纵容，甚至骄傲感，仿佛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还是恰当的行为，可叹但是必要。过了一阵，她不再向我汇报最新的进展。我们在诸伯利城里见到时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觉她已经远离了我，置身于那个我模糊而担心地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而我则置身于学校所教授的各种各样遥远且无用的、特别的知识里，也远离了她。
我在学校得了A等成绩。我从来不满足。一旦拖回家一个A，就开始考虑下一个。它们似乎是有形的，铁一样沉重。我让它们堆在身边，像防护屏一样，如果我失去一个，就会感觉到危险的缺口。
高中大厅里，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动中死掉的学生的光荣榜周围挂着木屏，每年级一个；里面插着小小的银质姓名标牌，是每年分数最高的学生的，直到他们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妈妈。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虽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杰里·斯多利会超过我。他的智商是诸伯利高中有史以来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里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头于理科，让他有时不耐烦于他所说的“需要记忆的”科目（法语和历史），还有英国文学，他似乎焦躁地认为那是某种人身侮辱。
杰里·斯多利和我一起游逛。我们在大厅里交谈。我们渐渐开发了一个词汇游戏，主题范围是别人都不懂的。我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小小的滚筒油印的几乎辨认不出的校报上。大家似乎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我们被半宽容半轻蔑地称作“智囊团”或“神童”，杰里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们。我们因为被配成一对儿感到很伤心，就像动物园里某种奇异物种的仅有成员，憎恨人们认为我们相像，因为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杰里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没有我有魅力，很显然他认为把我的头脑和他的归为一类是由于没有鉴别区分的能力，就像是说托斯卡尼尼和地方乐队指挥同样有天赋一样。当我们讨论未来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我所拥有的是一流的记忆力，对于语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赋，而女性逻辑推理相对要弱，几乎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说，我比诸伯利大多数人聪明得多，这并不应该让我盲目，因为事实上我很快会在外界的智力竞争中达到极限。（他严肃地补充：“我也是同样，我总是力争保持希望。我在诸伯利高中看起来不错，在麻省理工学院呢？”谈到他的未来，他充满远大的抱负，但谨慎地以讽刺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冷静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开。）
我像个士兵一样对待他的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也就是说，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够强大，在我认为他看不到的领域，他判断的方式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不赞赏他的思维技巧，因为人只能赞赏和自己相似但要强大一些的能力。他的头脑对我来说仿佛一个马戏团帐篷，充满灰暗的设施，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让他发现我的想法。显然他忠实地告诉了我他对我的看法；我不想这样对他。为什么？因为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女人对男人的感觉一样，一种温柔、膨胀、专制、荒诞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冒险干预它；我对他隐藏了我近乎轻蔑的冷漠。我觉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从不认为自己骄傲。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去学校舞会，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识强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恋人的伪装让我们羞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利用这种身份，直到我们发现摆脱这种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乐。戏仿和自我解嘲是我们的救赎之道。我们尽可能开心，安然，有时残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对结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红色平纹皱丝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我们一下子变穷了，战后的银狐生意不好。）母亲改裙子的时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会令人满意，让我宽大的臀部看起来有诱人的光泽，就像吉尔达广告上的丽塔·海华斯裙子；我穿上时试图告诉自己是这样的，但是杰里做了个鬼脸，夸张地笑着，用尖厉开心的声音说：“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试图马上和他一样觉得好笑，这几乎奏了效。在街上我们继续即兴乱编。
“参加昨天晚上的诸伯利群星冬天舞会的有杰里·斯多利三世，优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孙，还有精致敏感的黛尔·乔丹小姐，银狐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独特得无法形容的舞蹈风格让所有倾慕者惊叹不已—”
我们去看的很多电影都是战争题材，战争是在我们开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结束的。之后我们去海因斯饭店，而不是蓝猫头鹰，因为高中的其他人都会去那里，去玩投币式自动电唱机和钉球机。我们喝咖啡，抽薄荷醇烟。在每排座位间有高的深色木隔断，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气窗。杰里谈论战争，把纸餐巾折叠成几何形状，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飘舞的条带。他给我描述巴丹死亡行军，日本监狱营里的酷刑，东京的轰炸，德累斯顿的毁灭；他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暴行，还有歼敌的数字。全无抗议之意，而是带着一种有节制的兴奋，奇怪的持续的享受感。然后他会给我讲现在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开发的武器；他把它们的杀伤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无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与之匹敌。
“生物战争—重新引进腹股沟淋巴结鼠疫—他们在制造没有解药的疾病，储藏起来。神经性毒气—通过半弱智药物控制全部人类—”
他确信会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会被消灭。在他那博学男孩的眼镜后面，显示出一副心甘情愿而又执拗的样子，他期待着巨大奇异的灾难。很快，我以惯常的恐惧、踌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这激发他走向了极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战我的理智。这轻而易举。他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么分裂的。我接触的唯一世界是我用书籍创造的，只对我来说是独特的、滋养的。但是我坚持着；我感到厌倦和气愤，我说好吧，假设这是真的，你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去上学？如果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打算做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完结了，如果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还要什么都做？”
“我还有时间获诺贝尔奖。”他玩世不恭地说，想逗我开心。
“十年以后？”
“就二十年吧。大多数伟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岁以前做出的。”
说过这类话之后他总会喃喃低语：“你知道我在开玩笑。”他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战争。我们逃脱不了诸伯利的信条—吹嘘或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会招致超自然的危险。但是真正把我们拉近和绑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希望，我们对彼此既否认又承认，既讥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长途散步，从我家后面开始，沿着铁路线走。我们会走到瓦瓦那什河湾栈桥，然后返回。我们谈论安乐死、遗传控制群体、是否有灵魂、宇宙是否最终是可知的。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看法。开始我们在秋天散步，接着是冬天。在暴风雪中，低着头争辩，手插在口袋里，细腻刺骨的雪打在我们脸上。争辩累了，我们会把手拿出来，伸开双臂保持平衡，试图在铁轨上走。杰里的腿又长又瘦，小脑袋，鬈发，圆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边耳罩，我记得他从六年级就一直戴着。
我记得我过去像别人一样嘲笑他。我有时仍然羞于被内奥米之类的人看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认为，在他循规蹈矩接受在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一种奇异而无情的优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满足的荒诞，带着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他出现在舞会上带着的精神，僵直地带我舞过变化莫测的数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须参加的棒球赛上，他无用地对着球晃来晃去，和军校学生一起行军。他不想假装成普通男生，但却做着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现永远不会被接受，人们总是会嘲笑他。他不愿意变成别的样子，他表里如一。而我，我的自然边界要更为模糊，尽可能地吸收保护色。我开始明白也许像杰里这样生活会悠闲自得。
他违背我的意愿，到我家来吃晚饭。我憎恨带他见母亲，担心她会兴奋，试图过分表现自己，因为他有聪明的名声。她的确是这样，她试图让他解释相对论—点头，鼓励，用会意的伶俐的叫声欣然接受。他的解释不合逻辑。我挑剔饭菜，有同伴时我经常这样；肉似乎做得过火了，马铃薯有点儿硬，罐装豆太凉了。父亲和欧文从弗莱兹路过来，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欧文现在全部时间都住在弗莱兹路，养成了粗俗的习惯。杰里谈话时，欧文大声地咀嚼，直视父亲，简单，无知，带着男子汉的轻蔑。父亲不回应这些表情，很少说话，也许被母亲的热情弄得有些难为情，也许他觉得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已足够热情了。我生每一个人的气。我知道他对欧文和父亲也同样生气—虽然他不会表现出来，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杰里是个怪胎，游离于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我的家人是大众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对他们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人们以为问几个问题就能明白什么，不去了解基本原理，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说，“我希望你开心。”
但是母亲对他很有好感，从那以后总是盼着他来，问他对实验室创造的生命或机器代替人类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兴奋的问题让他有多么困惑和沮丧。这不就是我的感觉吗？当他自己从我的一堆书顶上拿起《天使，望故乡》—我准备拿回图书馆的—打开，用单调迷惑的音调读着：“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门—啊，迷失，在忧郁的风中，幽灵—”我抢过书来，好像它有危险一样。“那是什么意思？”他理智地说，“在我听来很无聊。给我解释解释。我想听听。”
“他特别害羞，”母亲说，“他是优秀的男生，不过他应该学习更好地表达自己。”
在他家吃饭要轻松一些。他妈妈是寡妇，死去的爸爸是老师。他是独子。她在高中做秘书，我早就认识她。他们住在对角街一间拼连住宅里。擦碗巾折叠烫好，像高档的亚麻手绢，放在柠檬香的抽屉里。甜品我们吃三色模子果冻布丁，像在清真寺里，有很多罐装水果。晚饭后杰里去前屋钻研每星期邮寄来的象棋问题（这是我所指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循规蹈矩的一个例子），他关了玻璃门，这样我们的谈话就不会干扰他。我擦干了盘子。杰里的妈妈和我谈论他的智力。她说话的样子仿佛那是某种稀有物体—一个考古发现，也许，非常有价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来保存在抽屉里的东西。
“你也很聪明，”她确定地说（学校里所有档案记录她都知道，事实上是由她保管的），“不过你了解杰里的智商，是百里挑一的。想想这不是很奇妙吗？我是他妈妈，多么大的责任呀！”
我同意。
“他会在大学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学位。然后还要继续，博士后，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听到她严肃的声调，我以为她可能要谈到费用了。
“那么你们一定不能有麻烦，你知道，”她实际地说，“杰里不能结婚。我不允许。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因为女孩子怀孕被迫牺牲前途。我觉得这不对。你和我在学校都见过，你知道我是指谁。强制婚姻。这是诸伯利的风格。我不赞成。我从来都不赞成。我不同意这是男孩子的责任，他不应该牺牲事业。你说呢？”
“不应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你非常聪明。你有子宫帽吗？”她说得很快。
“没有。”我麻木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贞操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没说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时光无法倒流，是吧？你母亲应该带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儿，我会这么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个丰满伶俐的小女人。她的头发蓬松，呈黄郁金香色，发根灰白。她总是戴着耳环、胸针、项链，颜色鲜亮，协调，有创意。她还抽烟，也允许杰里在家里抽烟；事实上他们总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样争吵哪根烟是谁的。我原来就预料到她的思想会很新潮，虽然知识上不像我母亲那么新—谁是呢？—但对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低头看她灰白色的发根，想着她说的要母亲带我去上子宫帽的事，我想到母亲，她公开游说提倡控制人口，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需要和我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她确信女性—有知识的女性—不会屈从于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欢那样。这种方式比杰里妈妈荒谬的接受性和不得体的实用性更适合于一个母亲。我认为一个母亲提到女生和自己儿子的亲密行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杰里·斯多利亲近本身就令人讨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偶尔发生。
为什么不喜欢？真是奇怪的事。谈话结束后，我们心情沉重。我们的手潮湿地握在一起，毫无疑问，我们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体面和礼节。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并非不愿意，但也没有什么愉快的感觉，像两袋潮湿的沙子。我们的嘴张开，对着彼此，就像我们读过和听说过的那样，但是我们的嘴唇冰冷，舌头粗糙，像两块不协调的肉。每当杰里把注意力转向我—这种特别的注意—我就会被激怒，却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最后还是抱怨地屈从了。我们互为通向对方所发现之事的唯一途径。
好奇可以让这种情况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他妈妈的前屋—她出去参加东方之星的会议—杰里叫我脱掉衣服。
“为什么要我脱衣服？”
“难道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真的裸体女人。”
这个主意并不是没有吸引力。“裸体女人”这个词让我隐隐地感到满足，好像成了财富的施与者。另外，我认为我的身体比我的脸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对什么人炫耀它。我曾经希望—更准确地说，我对某种可能性充满好奇—如果有了更进一步的亲密，我对杰里的感觉可能会改变，我可能会接受他。难道我不了解欲望吗？我处在陈腐的婚姻般的状况里，试图把没有动力的折磨引向可资利用的身体。
我不会在前屋脱。争辩拖延了一阵，他说我们可以上楼，到他的房间去。走上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热望的刺痛，仿佛我们还是七八岁，要去什么地方拉下我们的裤子。放下他屋子的窗帘时，杰里把桌子上的台灯碰掉了，我几乎转身跑下楼去。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笨拙的动作更能让一切恢复原状，除非你们碰巧是坠入了爱河。不过，我决定保持幽默。我帮他捡起台灯，把灯罩摆好，也不憎恨他，甚至打开灯看有没有摔坏。然后我转身，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没有动也没有摸我，我很开心—躺在床上。
我感觉荒诞，眩晕。
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吃惊地现出有点儿滑稽的表情。难道他觉得我的身体不合适，不可利用吗，就像我对他的身体的感觉一样？他想把我变成某种顺从的女生，怀着没有被自我意识变得复杂的欲望，一个并非敏于应答、掌握大量词汇、对宇宙秩序有兴趣的女生，只是准备拥抱他的女生？我们都咯咯地笑了。他把手指放到我的一只乳头上，好像是试探有没有刺。
有时我们用方言模仿喜剧连环漫画《弹簧单高跷》里的对话：
“你的身材很美。”
“你看我所有的器官位置都对吧？”
“啊，是的，我得拿出手册查一查。”
“你不会认为有第三个乳房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三个乳房吗？你真是孤陋寡闻哪。”
“老天爷，你真的有—”
“嘘—”
我们听见他妈妈在外面的声音，和开车送她回来的人说再见。车门关上了。不是东方之星会议比平时提早结束了，就是我们争辩了太久才上楼。
杰里把我拉下床，拖出房间，我还试图抓起我的衣服。“衣橱，”我小声对他说，“我可以躲—衣橱—穿上衣服！”
“闭嘴。”他悄悄恳求着，恼怒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别说话，别说话。”他脸色苍白，颤抖着，但还很有力气，这就是杰里·斯多利。我挣扎着，往回拽，抗议，仍然试图说服他我得穿上衣服。他把我向前拉着，从后楼梯下去。打开地下室的门时，他妈妈也刚好打开前门—我听见她欢快的叫声：“没有人在家吗？”—他把我推进去，插上了门闩。
我独自在地下室楼梯上，被锁着，光着身子。
他开了灯，让我看清方向，然后又快速关上。这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让地下室显得更黑了。我小心地坐在楼梯上，能感觉到光着的屁股下面那冰冷粗糙的木头，我试图想出任何可能的逃脱方法。一旦适应了黑暗也许我能找到窗子，用力打开，但是那有什么用，我什么都没有穿啊。或许我可以找到破旧的窗帘或一片油布，把自己裹起来，可是我怎么能那样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怎么能穿过诸伯利城，穿过主街，在夜里不到十点的时候？
也许要等他妈妈睡了，杰里才会来放我出去。他来时，如果他来，我会杀了他。
我听见他们，杰里和他妈妈，在前屋谈话，然后是在厨房。“想睡个美容觉吗？”我听见他妈妈说，然后笑着—我想这是不怀好意的笑。他对他妈妈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着。我听见壶和杯子的哗哗声。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干面包。而我被锁在地下室，寒冷地光着身子。杰里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钝。如果他妈妈那么新潮，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女孩子是处女，为什么我还要被推到这里？我憎恨他们。我想到要敲门。那是他罪有应得。告诉他妈妈我想要逼他结婚。
我的眼睛有点儿适应了黑暗，这时我听到嗖的一声，楼梯上的一个盖子关了。我正朝着那个方向，看见一个罐子样的东西从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来。那是一个衣服滑槽，一个浅颜色的东西飞出来，沉闷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楼梯，经过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祷着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杰里的妈妈扔下来要洗的脏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裤子、胸罩和长筒袜，还有挂在楼下衣橱里的夹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刚才砰然跌落的声音。除了我的吊袜带，其他东西都齐了。没有吊袜带，我无法穿上长筒袜，就团起来塞进胸罩里。现在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我看见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钩子挂着。我爬上洗衣盆，打开钩子，爬了出去，穿过雪地。厨房的收音机开着，也许是为了盖住我的动静，也许只是要听十点钟的新闻。
我光着腿穿过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现在想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那张床上我就怒火中烧。除了杰里没有人那样看过我，咯咯地笑着，惊恐，带着口音讲话。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献礼的人。我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人了。
第二天在学校，杰里走过来，拿着一个棕色纸袋。
“对不起，女士，”他用《弹簧单高跷》里的方言轻声说，“我想这是您的一件私人物品。”
当然，那是我的吊袜带。我不再恨他了。放学后，沿着约翰大街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昨晚的事改编成一个宏大的喜剧场面，默片里愚蠢错乱的部分。
“我猛拉你下楼，你却拼命地朝反方向去—”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做什么。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像被抓住通奸的女人那样扔到大街上去呢—”
“当我把你推到地下室时，你应该看看你当时的表情。”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当你听到你妈妈的声音。”
“真不凑巧，妈妈，”杰里试图尝试英国口音，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说话，“不过刚巧我有一个年轻女人裸体在我床上。我正要进行试探性的，初步的—”
“你什么也没打算做。”
“对。”
于是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经过这次惨败，我们奇怪地比以前相处得更好了。现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身体既谨慎又熟悉，不再提出要求。不再有长久无望的拥抱，不再把舌头放进对方嘴里。我们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们填表，参加奖学金考试，我们拿到了几所大学的总目录，我们开始盼望着六月，那时我们将愉快而恐惧地参加考试。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都没有那些考试重要，那些教育部发来的密封的考试卷。高中的校长会当着我们的面打开封条。“学习”这两个字连一半都不能描述我们让自己经受的训练；我们像运动员一样甘心服从。我们要的不仅是高分，不仅是奖学金和进入大学，而是尽可能最高的分数：荣耀，小尖塔般耸立的A等成绩顶端的荣耀，终极的保障。
晚饭后我会把自己关在前屋。春天来了，傍晚变得长了；我迟些才开灯。但是我什么都不关注，占据我的意识的只有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监狱或小礼拜堂。地毯褪色的图案，缝隙的稻草色，不工作的旧收音机，像墓碑一样大，其电台调节器指示着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城，生苔的睡椅和两幅图画—一幅是夏兰城堡，暗淡的珍珠湖背景，另一幅是一个小女孩躺在两把不相配的椅子里，玫瑰色的灯光，父母在后面的阴影里哭泣，她旁边的医生看起来安静，但不乐观。我时常凝视着这一切，把动词、日期、战争、生物类群固定在我头脑里，这一切呈现出意义，一种训诫的力量，仿佛这些平凡的形状和图案实际上是我所掌握的事实与关系的外在形式，而它们一经掌握就显得可爱、简朴、顺从。从这间屋子出去，我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像祈祷数小时的修女一样无法思考，或者一个恋人经历了惩罚性的奉献。我会在主街上游荡，来到海因斯饭店，我和杰里约定在十点钟见面。在小气窗的琥珀玻璃下，我们喝咖啡，抽烟，很少交谈，慢慢浮出水面，能够理解和赞同彼此憔悴的坚持的表情。
我对爱的需求转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
那年春天在市政厅有一个复兴会。布坎南先生，我们的历史老师，站在学校的台阶顶端，发放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信仰耶稣吧”。他是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不是浸礼会教徒，长老会在复兴会的所有项目中都被安排在前面；城里所有的教堂，除了天主教或圣公会—小得不会有什么影响—都给予支持。全国的信仰复兴又受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