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险的，激烈而炽热，神奇的天赋权利，像七年级读物中讲的亚瑟王的石中剑。相对来说，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泪汪汪，蹩脚地带有自卫性质。男孩子会骑着自行车冲向你，堂而皇之地劈开你所处的空间，毫无自责和同情，仿佛他们希望车轮上装有刀子。而且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会轻声地说：“你好啊，小傻瓜。”
他们会说：“哎，你的屁眼在哪儿？”语调开心得令人作呕。
他们说的话剥夺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为他们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让他们取乐了。我的朋友内奥米和我彼此叮嘱“假装没听见”，因为我们骄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边来回避他们。有时我们会对他们大叫：“回到牛饲料槽里洗洗你们的嘴，干净的水你们不配！”
放学后我和内奥米不想回家。我们看莱森戏院的电影广告和摄影师橱窗里的新娘子，然后去图书馆，它是市政厅里的一个房间。市政厅大门一侧的窗子上写着“女—息—室”。另一边写着“公—阅—室”。缺失的字母从来没有补上。不过大家都学会了读懂它们的意思。
门旁边有绳子，从圆顶塔的钟下面垂挂下来，一侧的褐色标志写着：损坏图书罚款一百美元。农夫的妻子们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着方巾，穿着橡胶套鞋，在等候丈夫来接她们。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贝拉·费潘，很少有什么人。她聋得像石头，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委员会让她做图书管理员，因为她干不了正当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她待在桌子后面，用垫子、毛毯、饼干罐、轻便电炉、茶壶和缠绕的漂亮丝带组成了一个窝。她的爱好是做针垫。它们都是一个样式：顶上是一个穿着丝带的丘比特洋娃娃，给针垫围了一圈裙摆。她给诸伯利每个出嫁的女孩都送一个。
我曾经问她在哪里找什么东西，她爬过桌子，跛着脚艰难地沿着书架走去，拿了书回来。她递给我，用聋子孤寂的声音大声说：“有一本有趣的书。”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胜利》。
图书馆充满了这类书。它们古老的封面，浅蓝、绿色或棕色，已略微变软变松。前面总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着庚斯伯罗绘画中的服装，下面写着：桃乐茜女士独自在玫瑰园，更适合思考这个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页）
杰弗里·方诺、玛丽·科里利、《大卫家的王子》，有趣的、让人怀念的、卑鄙的老朋友们。我读过它们，不再读了。我非常熟悉其他书的书脊，书名的每个字母的弯度，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它们，没有拉出来看看。《乡间传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与战争》。它们就像你年复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只不过是面熟而已，在诸伯利这样的小城甚至也会这样。
我很开心待在图书馆里。印刷的书页构成一面面墙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证据—这对我是个安慰。内奥米则相反，这么多书对她是负担，让她感觉压迫和怀疑。她过去经常读书—女孩子的怪诞小说—但是现在长大了不再读了。这在诸伯利是正常的，读书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种开始成人严肃而满足的生活时，就要放弃的习惯。大多数未婚女士会坚持这个习惯，可对男人来说却是可耻的事。
我看书时为了让内奥米保持安静，会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会写进书的东西给她读。她坐在贝拉·费潘从未用过的小活梯上，我给她拿了厚厚的绿色《克丽丝汀·拉芙兰斯达忒》，找到克丽丝汀生第一个孩子的部分，一小时接一小时，一页又一页，写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书递给她时，我感觉有些悲哀。我总是在背叛某个人或某些人，似乎这是唯一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本书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纪，甚至像克丽丝汀一样在稻草堆上生小孩—当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有一个像鄂伦德那样的恋人，一个如此不完美的皮肤黝黑的孤独骑手。
内奥米读完后找到我问：“她必须结婚吗？”
“是的。”
“我想也是。因为如果女孩子必须要结婚，她不是死于难产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别的问题。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碍。我妈妈见过的。”
我没有和她争辩，尽管我不相信她的话。她妈妈是有经验的护士。根据她的说法—或者内奥米宣称是她的看法—我听说婴儿生下来有胎膜的会成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皱巴巴的有毛小动物，人脸羊尾，死后保存在什么地方的瓶子里。还有一些疯女人不知怎么用衣服架弄伤了自己。我信或不信这些怪事，要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恐惧。我不喜欢内奥米的妈妈，她的声音刺耳，喜欢虚张声势，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内奥米一样—她还问过我是否开始来月经了。但是任何经历生死，必须目睹、接触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惨死—的人都不得不倾听，不论这些怪事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书上有没有写到他们做那事儿？”
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
“不过她曾经和我们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美妙的歌喉。那绝不是比乌拉·鲍维斯，或意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许存在，并且很近。会像某种战利品一样被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争夺的，只有坐在我后边的男孩，我会把他放在偶尔被选中的名单末尾：法兰克·威尔士。
我本不应该吃惊。我每天早晨听见他在我后面唱《上帝拯救国王》，每周一次，在博奥斯先生来上课时，唱《约翰·皮尔》和《美丽的阿夫顿河静静流淌》，还有“像公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当它因奔跑而燥热”［很久以来我都把“公鹿（hart）”听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还是童声的高音，非常自然，实际上几乎不像人类的声音，纯净而孤独，像笛子吹奏出的音乐。（后来他学会播放的在小歌剧中代替他的录音机，就像他声音的延续。）他自己对拥有这样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觉得有什么，当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会想到和他有什么联系。
我只知道法兰克·威尔士的拼写很糟糕。他要把他的拼写交给我批改。然后再走到黑板前，温顺而泰然自若地，把每个单词写三遍。这样做似乎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很难相信这样的拼写实属平常，它像一个激烈而固执的玩笑，但是有关他的其他一切都无法表明这是真的。除了拼写，他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他很可能知道地中海在哪里，但是不会知道马尾藻海。
等他回来时，我在尺子上写“你演什么角色？”向后传给他，就像借给他一样。教室是停战区，中立而隐蔽，男生和女生是有可能交换信息的。
他在尺子另一面回复：“吹笛手。”
所以我知道我们要演的歌剧是《吹笛手》了。想到没有法庭的场面，没有侍女，没有漂亮的衣服，我很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角色。范里斯小姐来为“农夫婚礼舞会”选舞者。
“我需要四个女孩，要挺胸仰头，脚上有乐感的。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还有谁？”她的眼睛一行行扫射着，在一些位置上停顿下来，然后停在我身上，我挺胸抬头，肩膀笔直，表情欢快，但为了保持自尊，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态度，我的手指在课桌下用力地绞成十字，那是秘密地表示幸运的手势。“艾尔玛·科迪—琼·甘尼特。现在要四个能跳舞的不会把幕拉下来的男生—”
当时我真是痛苦万分。假如我只是群众演员，被推到台后呢？假如我根本上不了台呢？班上的一些人不会上台，他们要坐在台下的阶梯长凳上，在博奥斯先生弹的钢琴两边，和那些被选来做合唱的低年级学生一起，全部穿暗色的裙子和白衬衫，白衬衫配深色裤子。我在那里坐了三年了，坐过了《吉卜赛公主》、《克立舞者》和《被盗的王冠》。意大利女孩，胖女孩，白化病男孩，可以想见都会坐在那里，直到《吹笛手》从头到尾演完。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我无法相信会这样不公正，连台都不让我上。
内奥米也没有得到角色。我们在回家路上没有谈这件事，而是拿与小歌剧有关的一切取笑。
“你做范里斯小姐，我当博奥斯先生。啊，我的挚爱，我的小蜂雀，吹笛手的音乐让我痴迷疯狂，何时能让我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直到你的脊骨断裂，因为你瘦弱得这么让人心痛？”
“我并非瘦弱得让人心痛，我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的胡须让我起鸡皮疙瘩。我们该怎样对待博奥斯夫人？哦，我的爱人？”
“不要伤心，我甜蜜的天使，我会把她锁在黑暗的蟑螂滋生的储藏室里。”
“可是我担心她会逃出来。”
“那我就让她吞砒霜，把她锯成小块，冲到马桶里。不，我会用碱液把它们溶解在浴缸里。我会熔化她的金牙套，打成我们可爱的结婚戒指。”
“哦，你好浪漫啊，我的爱人。”
后来内奥米被选去做妈妈的角色，她的台词是：“啊，我可爱的小玛塔，早上我给你梳辫子时你怎么跳来跳去！哦，我竟然责骂了你！啊，但愿我现在还能看见你跳舞！”最后一场，她说：“现在我有多么感激啊，我永远不会讲邻居的秘密了，也不再是小气的长舌妇了！”我认为她被挑中是因为她矮墩墩的个子，容易化装成家庭主妇。有台词的人放学后要留下练习，我得自己回家了。母亲说：“小歌剧进展得怎么样了？”意思是问我有没有得到角色。
“他们还什么都没干呢。还没有挑演员呢。”
晚饭后我去曼森街，经过范里斯小姐的房子。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来回走着，没有在堆积的雪上弄出声音。范里斯小姐没有拉起窗帘，这不像她的做派。她的房子很小，像玩具小屋一般；蓝色百叶窗，尖屋顶，小山形墙，门和窗子上有扇贝形的木板。这房子是她用父母死后留给她的钱专门为自己建造的。虽然在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房子—装饰得迷人而古怪，看起来是为了玩乐，而不是居住—但在诸伯利还没有见过。和城里其他的房子相比，她的房子好像没有什么秘密和矛盾之处。人们说：“太漂亮了，看起来不像是真的。”他们没有别的可说了，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做的，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范里斯小姐走进教室，后面跟着琼·甘尼特，她让她径直走到我的桌子旁边，说：“站起来，黛尔。”好像我不用告诉就知道要做什么—她一副小歌剧的神态—让我们背靠背站着。我明白是琼的高度不合适，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太高还是太矮，所以我无法根据需要挺直或收缩。范里斯小姐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重重地移开。她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强烈的汗味儿，她的手微微颤动；细小、危险而兴奋的哼声从她身体里发出。
“你高了半寸，亲爱的琼。我们看看怎么把你装扮成妈妈。”
内奥米和我，还有其他人，交换了刻意装得平淡的眼神；麦肯纳先生皱着眉，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
“你的舞伴是谁？”后来在更衣室争夺靴子时，内奥米小声问。我们要一排排出去，把户外穿的衣服拿进来，坐在座位上穿好，保持秩序。
“杰里·斯多利。”我坦白地说。我对舞伴的分配不满。舞伴应该要适合。格温·蒙迪和玛乔里·考茨，找到了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他们差不多是班上与她们相配的男伴，都聪明，爱运动，在重大场合表现得文雅体面；艾尔玛·科迪跟戴尔·麦克劳林，联合教堂牧师的儿子，高大，四肢松弛，白痴一般莽撞，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只眼睛游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维奥莱特·图姆斯在学校后面的自行车棚发生过性关系。我的舞伴是杰里·斯多利，他长着一头孩子气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饰的精明。他会在科学课上举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学装置做的实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元素，植物，地图上的河流和沙漠。他会知道马尾藻海在哪里。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我的脸。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内奥米说，“现在大家都以为你喜欢他了。”
不要紧。现在小歌剧是学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战争期间你无法想象人们战争前在想什么，担心什么，有什么新闻，所以，现在也不可能记得在小歌剧带来的这种兴奋、混乱和紧张以前，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放学后练舞蹈，上课期间也练，在教师休息室。我以前从没有去过老师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帘的小碗碟橱、茶杯、轻便电炉、阿斯匹林瓶，还有粗笨的皮沙发，给人很奇怪的感觉。难以想象老师们和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联系。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景象接连出现。教师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检修孔，一天我们来练习时发现，麦肯纳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扭动着满是灰尘的穿着棕色裤子的双腿，从检修孔倒着爬下来，脚摸索着踩着折梯。他把纸板箱拿下来，范里斯小姐接了过去，叫着：“是的，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找到了什么，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财富！”
她猛地拉断了绳子，倒出红色、蓝色的粗棉布，边缘有装饰圣诞树用的那种金银线环。然后是一些贴着金银箔片的王冠。铁锈色的天鹅绒马裤，黄色涡纹花呢披肩，像纸一样薄的满是灰尘的平纹法官礼服。麦肯纳先生只是站在旁边，拍着裤子上的灰，好像并没人领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为男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帮我整理。我们这里的东西适合德国中世纪村子用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们到台上会碎掉的。它们用来演《被盗的王冠》时最漂亮。马裤适合市长吗？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得做市长的项链！还有法兰克·威尔士的服装，我们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装大了一倍呢，是谁呢？我竟然忘了是谁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我们选他只是因为他那副好嗓子。”
“有几部不同的小歌剧？”格温·蒙迪说，她在老师面前很自在，语气礼貌而友善。
“六部，”范里斯小姐听天由命地说，“《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等我们演了一轮，又演到同一部，我们就全是新演员了，我们非常信任的观众就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绒斗篷，镶着红边，抖了抖，披在肩上。“这是皮尔斯·默里穿的，你们记得，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当然你们不会记得，那是1937年。后来他在空军里死掉了。”但是她讲这些的时候相当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后，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吗？“每次他穿上都会摇摆—像这样—把衬里露出来。”她虚张声势地摇晃着身体。她在做舞台指导和舞蹈指挥时，都特别夸张，好像她想让我们震惊，进入忘我状态。她侮辱我们，说我们跳得像五十岁患关节炎的人，她说要在我们鞋子里放爆竹，不过自始至终她都在我们周围徘徊，好像我们有潜力跳得更可爱更投入，好像她可以从我们身上激发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力量。
博奥斯先生进来拿录音机，他在教法兰克弹奏。他看到了摇摆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