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激昂地，”他带着英国式的冷静惊讶地说，“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

范里斯小姐，继续堂而皇之地摇摆着，殷勤地鞠躬，我们体谅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红晕，和博奥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那只和她自己的快乐行为有关。我们抓住了“热烈激昂地”，我们打算把这话传播开去。我们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觉得它很荒诞可笑—所有外来语本身都荒诞可笑—而且有戏剧般的爆发力。我们承认它使用得很是恰当。小歌剧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每当范里斯小姐走过学校大厅，在上约翰街的路上经过我们，都要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这已经成了习惯（“参战的吟游少年—早上好，姑娘们！—已经离去—”），在她附近总是会俏皮地飘过这个短语。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我们感觉这是给她最后的赞美，这让她振奋。

我们开始去市政厅排练。我记得，那里的礼堂宽敞通风，台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绿色天鹅绒，镶着金边。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灯光亮起来，但是没有照亮大厅的所有角落，有时范里斯小姐会躲到后面大叫：“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个词！我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大厅后排的观众叫喊着要退票呢？”

她已经快到绝望的极点了。她手上总是拿着缝纫活儿。有一天她招手让我过去，给了我一片金线编织的辫子，要缝到市长的天鹅绒帽子上。她让我快去沃克的商店买九英寸配套的线。她确实在颤抖，她身体里的哼声更明显了。“别耽搁。”她说，仿佛她是派我去买急救药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够挽救一支军队的情报。所以我外罩没有扣好就奔出门外，诸伯利笼罩在刚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静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后，市政厅的舞台篝火般明亮，被狂热的献身精神点燃。创造不真实事物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剧让我们从日常的惯性中解脱出来，记得麦肯纳先生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同学忙于拼字比赛和心算，教室里像平时一样悲哀阴沉，我们现在都是范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们把不同的角色合起来排演，看成一个整体。故事打动了我，现在仍然是。我想象着吹笛手是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的背信弃义能真正令他吃惊；世界利用了他，将他猛击，可他依然像汉弗莱·鲍嘉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即使是他的复仇（被改变的结尾搞砸了）似乎也没有恶意，而几乎是温柔，极其温柔的复仇，是为了更大的正义。我想到法兰克这个不可教的拼写者，轻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并没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台上就像平时一样克制而冷静，的确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么—长而窄的脑袋，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像金属丝做的擦鞋垫，忧郁的脸也可能成为喜剧演员，虽然在这里不是，脖子后面有疖子留下的旧疤，还长了一个新的。他的身体和脸一样瘦长，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来快速而轻盈，就像那种既不需要刻意低调，又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蓝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块补丁，这种烟熏的颜色，普通、谨慎而神秘，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颜色，他自身的颜色。

我喜欢他。我喜欢吹笛手。我喜欢法兰克·威尔士。

我得和什么人说说他的事儿，所以就假装用客观而批评的语气和母亲说起来。

“他嗓音不错但是不够高。我觉得他站在台上不突出。”

“他姓什么来着？威尔士？是卖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儿子吗？我以前在威尔士太太那儿买胸衣—原来她有瘦身罩衣，现在不卖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边。”

“一定是他妈妈。”得知法兰克·威尔士家和我们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还有这点儿联系，我奇怪地兴奋起来。“你去她家还是她来这里？”

“我去她那里，买东西得到她的店里去。”

我想问房子的样子，前屋有没有画，他妈妈说过什么，她有没有提到过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们成为朋友，谈论各自的家人，希望威尔士太太晚上吃饭时说：“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来试胸衣，她的女儿和你同班—”那有什么用呢？让他听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现我的形象。

这些天，市政厅的气氛让我越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男生和女生间仪式化的敌对到处都在打破。不可能继续保持敌对，即使保持，也是开玩笑式的，混杂着友好的潜流。

内奥米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吃五分钱的糖棒，在冬天特别难咬，也很难嚼。我们边吃边小心地说话。

“如果可以不选杰里·斯多利，你愿意谁做你的舞伴？”

“我不知道。”

“墨里？乔治？戴尔？”

我有把握地摇着头，大声吸着糖味儿的口水。

“法兰克·威尔士。”内奥米说着，样子像魔鬼。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她说，“快点儿呀。要是我的话，就会告诉你我喜欢谁。”

“我不介意法兰克·威尔士。”我小心而克制地回答。

“我喜欢戴尔·麦克劳林。”内奥米言之凿凿，我吃了一惊，她比我还保密呀。她把头靠在雪堤上，边垂涎边啃糖棒。“我知道我是疯了，”最后她说，“我真的喜欢他。”

“我确实喜欢法兰克·威尔士，”我完全承认了，“我看我也疯了。”

之后我们就一直谈论这两个男生。我们把他们称作“超迷”，意为有致命的吸引力。

“你的超迷来了，可别晕倒呀。”

“怎么不给你的超迷一点洁肤霜治治他的疖子啊？”

“我想你的超迷正盯着你呢，不过他斜视，很难说是不是在盯你。”

我们开发了一套密码系统，用扬眉毛、在胸前划手指、做口形无声地说“痛苦，噢，痛苦”（当我们在台上站在他们附近）。“狂怒，双倍狂怒”（当戴尔·麦克劳林和艾尔玛·科迪讲话，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打响指），还有“狂喜”（当他抓住内奥米的腋下说：“别挡我的路，胖妞儿！”）。

内奥米想谈论自行车棚事件。和戴尔·麦克劳林一起做下了那事儿的女生，患哮喘病的维奥莱特·图姆斯已经从城里搬走了。

“还好她搬走了。她在这里丢了丑。”

“不都是她的错。”

“是她的错。是女孩的错。”

“如果是他把她压倒，怎么能是她的错呢？”

“他不可能压倒她，”内奥米不让步地说，“因为他不可能把她弄倒，同时—把他的东西插进去—这怎么可能？”

“你干吗不问他？我会告诉他你想知道。”

“我妈妈说是女生的错。”内奥米说，不理会我。

“女生要负责，因为我们的性器官在里面，而他们的在外面，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男孩子不能自禁。”她用有预感又纵容的奇怪语调教导着我，承认我们临近的世界盛行着那种混乱、神秘的野蛮行为。

这方面的话题不可抵挡，但是走在河水街我经常希望倒不如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正如我们都希望的那样。“法兰克·威尔士不可能勃起，因为他还没有变声呢。”内奥米告诉我—无疑是在转播她妈妈的另一条信息—我感兴趣的同时又有些不安，好像我对他的感情出了岔，被引向了完全意外的轨道。我还不真正清楚我究竟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对他怀有白日梦的想象，而且往往是重复的。我想象他在一场小歌剧演出后和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已经知道，那天晚上，男生—一些男生—会和女生—一些女生—一起走回家，但是内奥米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们羞于说出真实的愿望。）我们穿过诸伯利寂静无声的街道，街灯下，我们的影子旋转着沉落到雪地上，在美丽黑暗阒无人迹的大街上，法兰克就会用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又冷淡而柔和的歌唱围绕我，或者在更真实的梦境里，只用表明他的存在的听不到的音乐围绕着我。他会戴尖帽子，几乎傻瓜才戴的帽子，范里斯小姐给他做的披风，补着以蓝色为主的各种颜色的补丁。我在睡眠的边缘经常为自己创造这个梦，它奇怪地令我满足，让平和与安慰的气息在周遭流淌，我会闭上眼睛，漂进真正的梦境，它们远没有这么友善，而是充满砂砾般的小问题，丢了袜子，找不到八年级的教室，或者恐怖的场面，比如在大厅舞台上跳舞，却忽然发现自己忘了戴头饰。

服装彩排时，范里斯小姐大声嚷着让大家听见：“我也许最好是逃出市政厅！我最好是现在就走！你们都准备好负起责任来了吗？”她把分开的手指猛地从脸颊上拉下来，以至似乎会留下犁痕一般。“回去—回去—回去，别管最后十五分钟了！别管最后半个小时了！再次从头开始！”博奥斯先生舒心地微笑着，敲出开场合唱的音符。

那个夜晚终于到了。时间一到，观众们拥进来，我们习惯了黑暗与回声中的混乱、咳嗽、满怀期待的装扮。舞台比我们想象的要明亮许多，也拥挤许多，因为多了纸板做的房屋正面和一个纸板喷泉。一切来得太快，然后就结束了，消失了；它是怎么结束的没关系，它必须结束，无法复原。一切都无法复原了。在所有的练习之后，小歌剧真的上演了，这几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博奥斯先生穿着燕尾服，人们会说看起来挺怪异。

会议室就在舞台下面—有后楼梯通向它—被分成一个个化妆间，绳索上挂着布帘。范里斯小姐腰部有装饰的樱桃色新裙子外面系着围裙，正在描眉，画唇线，在眼角涂些红点，在耳垂上轻拍些赭黄，用玉米淀粉增稠剂把头发弄湿。可怕的喧闹。关键的服装不见了；有人踩在市长夫人的裙摆上，把裙子从腰间撕裂了。艾尔玛·科迪声称她为了镇定神经吃了四片阿斯匹林，现在头昏，冒冷汗，坐在地上，说要晕过去了。一些布帘脱落了。男生看见女生穿着内衣，或者是反过来。合唱队员根本不应该进入会议室，现在却进来了，而且大胆地站成一排，穿着深色裙子和白衬衫。范里斯小姐没有留意，也去给她们化了妆。

她忽略了很多事情。我们期待她像整个一星期以来一样狂热。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想她是不是喝醉了，”内奥米说，穿着妈妈装，脸颊红润，“我闻到味儿了。”我什么都没闻到，除了野玫瑰花露水和强烈的汗味儿。不过，她全身闪闪发光—金属片镶嵌在衣服边上，马戏团的款式—和往常不同，她滑行，轻柔地说话，极其宽容地穿行在骚乱中。

“把裙子用别针别起来，路易丝，”她对市长的妻子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观众看不到的。”

看不到！她一直在挑剔最微小的细节，强迫妈妈们把衣服撕掉，返工了三次！

“像你这么强壮的女孩可以吃六片阿斯匹林，眼睛都不眨。”她对艾尔玛·科迪说，“快站起来，我的女士！”

舞蹈者穿着明亮的棉布裙，红黄绿蓝白各色的绣花拉带上衣。艾尔玛松开了拉带，放肆地露出了刚开始发育的胸部。即使对这，范里斯小姐也只是笑笑，就飘走了。好像任何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

舞蹈快开始时，我的头饰—高高的中世纪纸板圆锥体，包着黄色的网，带有柔软的面纱—开始灾难性地微微滑向我头的一侧。我不得不斜着头，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样坚持跳完，牙齿咬紧，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上帝拯救国王》之后，当最后的幕布落下，我们跑到街上的照相馆，还穿着服装，没有外套，去拍照。我们拥挤在一起，等待着，背景是废弃的棕褐色瀑布和意大利花园。戴尔·麦克劳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种家族拍照时父亲们坐的椅子，妻子和儿女成群围绕着他。他坐在上面，艾尔玛·科迪大胆地坐在他膝盖上，懒洋洋地靠着他的脖子。

“我这么虚弱。我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吗？”

我正站在他们前面。“坐下，坐下。”戴尔开心地说，一把拉我坐在艾尔玛身上，她尖叫起来。他打开长长的腿，把我们两个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面纱正好掉下来，戴尔拾起来，反着戴在我头上，面纱遮住了我的脸。

“你这样棒极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试图抹掉灰尘，戴好。突然，法兰克·威尔士出现在帘子间，他独自拍完了照，穿着他那气派的乞丐服装。

“舞蹈者！下一张！”摄影师的妻子生气地叫着，把头探出帘子。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我还在试图把头饰弄好。“看着我的眼镜。”戴尔说，我照做了，尽管在我的影像后看见他孤独、斜视的眼睛让我分神。他在向我抛媚眼。

“你应该送她回家。”他对法兰克·威尔士说。

法兰克·威尔士问：“谁呀？”

“她。”戴尔说，对我点着头。我的头在他的眼镜上颤动着。“难道你不认识她吗？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担心会闹出笑话。我感觉汗水开始从我的腋下冒出来，担心受辱的最初迹象总是这样。我的脸游移在戴尔愚蠢的眼睛里。这样被抛进我的梦的主题，可是太严重，太危险了。

不过，法兰克·威尔士还是考虑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殷勤地说：“我愿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远的话。”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莱兹路那边的时候，我走长路上学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城里了吗？没有时间告诉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且，我绝不会冒一点儿险，让他嘲笑我—他安静的沉思的喷着鼻息的笑，说他仅仅是在开玩笑。

“所有舞者！”摄影师妻子喊叫着。我茫然地转过身来，随她穿过帘子。我的失望一瞬间被淹没在感激当中。他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响起，仿佛它们是赞扬和宽恕之语，声调那么轻柔可爱，实事求是，充满谢意。一种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梦一样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过程中，在寒冷中回到会议室的一路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内奥米说：“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时歪着头。像折断了脖子的木偶。尽管你是没有办法。”她的情绪很糟糕，并且还在恶化。她悄悄对我耳语：“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关于戴尔的事儿？都是谎言。是我演的戏，让你说出你的秘密。哈哈。”

范里斯小姐机械地把服装拾起和折叠起来。玉米淀粉洒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来凹陷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她里面崩溃了。她几乎不想费心地注意我们，只是说：“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饰物取下来，姑娘们，都留下来吧。将来一切都会派上用场的。”

我走到大厅前面，母亲和弗恩在那儿等我呢，弟弟欧文穿着打旗子时穿的套装（在小歌剧帷幕拉开之前，低年级学生要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让他保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母亲问。“很可爱呀。你脖子抽筋了吗？威尔士家的男孩是整个台上唯一忘记摘掉帽子唱《上帝拯救国王》的。”母亲总是能注意到这些奇怪老套的小细节。

小歌剧后发生了什么？一个星期后，它从视野里消失了。看见要归还的服装的某个部分挂在更衣室里，就像看到粘着金属箔片的褐色圣诞树倚靠在一月的后门廊上一样，让人想起一段忙碌的充满期待和努力的时光，现在却似乎充满了错误。麦肯纳先生结实的地面又回到我们的脚下。每天我们要做十八道算术题，作为弥补，无疑还会听到诸如“因为我们失去了时间，现在我们要埋头苦干”之类的话。把鼻子放到磨刀石之间，肩膀推动车轮，脚踩到踏板上—所有这些麦肯纳先生喜爱的句子，其中的陈腐和毫无悬念，现在却似乎奇怪地令人满意。我们拿着大叠堆积如山的书本，画安大略和五大湖区的地图—世界上最难画的地图—学习《朗弗尔爵士的幻影》。

每个人的座位都被搬走了；清除了课桌的房屋以及邻座的改变原来是让人兴奋的事。法兰克·威尔士现在坐在教室另一面。一天，看门人抬着长梯子进来，除掉了万圣节挂的彩灯中触目可见的一个物件。我们都觉得那是个法国避孕套，戴尔·麦克劳林的名字和它联系在一起；结果发现那是一只旧袜子，这件神秘的事没有那么令人反感。似乎该是驱散幻想的时候了。着手解决实质性问题，麦肯纳先生会这样说。

当然，我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消亡。我的白日梦在继续，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没有补充新鲜的养料，季节的改变的确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来说，冬天是恋爱的时间，不是春天。在冬天我们栖息的世界缩小了；冲出狭小的空间，奇异的幻想会繁盛开花。但是春天显露出大地普通的地理特征；漫长的棕色道路，脚下古老的有裂缝的人行道，所有在冬天的风暴中折断的树枝，都要清理出庭院。春天显露出距离，如其所是。

法兰克·威尔士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没有读高中，而是去诸伯利的干洗店工作了。那时的干洗店里没有卡车。人们多数是自己去取衣服，很少送上门。法兰克·威尔士的工作就是在城里送衣服，我们放学时有时能遇见他。他总是像生意人或工作的人向还没有走进社会的人那样，匆忙、严肃而彬彬有礼地和我们打招呼。他总是抱着一摞衣服，直堆到肩膀处，尽责地弯着肘臂；他开始工作时还在长个子。

有一段时间—大约六个月—我会带着掩盖不住的兴奋和不安走进干洗店，希望能看见他，但是他从来不在前台；能看到的总是老板或老板娘—两个人都很矮小，样子疲惫，皮肤发蓝发青，好像被干洗液染的，或是进入了血液。

范里斯小姐在瓦瓦那什河溺死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读高中，也就是《吹笛手》演出才三四年之后，可是当我听到消息时，我感觉她的存在属于一个旧时代，她活在最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错误观念之中。我觉得她被困在那个时代里，我吃惊于她以这个行为突围出来。如果这算是一个行动的话。

虽然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她是在城北沿着河岸散步，靠近水泥桥，不慎落水，无法自救。诸伯利《先驱导报》指出，她是从家中被一个或数个陌生人带走的，然后被强行推入河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她晚上就离开了房子，没有锁门，所有的灯都亮着。一想到神奇寂静的夜晚发生的罪行就很兴奋的人，一直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其他人出于善意或恐惧坚持认为是意外。这是人们谈论和争辩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是自杀的人—最后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不太急于谈论此事，他们为什么要谈呢？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没有希望解释的神秘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这里没有启示。

范里斯小姐穿着她的天鹅绒溜冰服，戴着时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的人们中间来回滑着，非常显眼。热烈激昂的范里斯小姐，在市政厅往脸上化妆的范里斯小姐，脸朝下的范里斯小姐，没有抗议地，漂浮在瓦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发现。虽然没有可靠的方式把这些图像联系起来—如果最后一个画面是真实的，它会不会改变其他的画面？—它们现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

她像吹泡泡一样，将那些小歌剧吹送上水面，颤抖着，精疲力竭地努力着，然后，几乎是不经意地放弃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远牢牢地陷在了我们改变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战胜的，没有回报的爱。

至于博奥斯先生，他已经离开了诸伯利，就像人们所说，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在家的感觉，他在伦敦的一座教堂弹风琴，教音乐—不是真正的伦敦，我必须解释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个中型城市。传闻他在那里干得不错，那里有和他属于一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