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弗莱兹路尽头那边的房子时，母亲还没学会开车以前，我们经常走路进城。城就是指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锁门时，我要跑到大门口，看路的两边，确保没有人过来。那条路上除了邮差和班尼叔叔还会有谁呢？我摇摇头，她就会把钥匙藏在阳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头已经腐烂了，露出一个小洞。她认为会有盗贼。

我们背后是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还有远处的山，都空荡荡的只有树木，不是出于地理知识缺乏，有时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就是沿着最多两道车辙宽的弗莱兹路，来到了这个尽头，路中间长着茂盛的车前草和繁缕。我总是想着盗贼的事情。我想象他们只有黑白两色，忧郁专注的脸，专业的服装。我想象他们在不远处等待着，比如沼泽旁长着蕨类的湿软的野地，等待着，对我们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知道涂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项链，我觉得很难看还扎人，别人却说很有价值，因为是父亲的姑妈海伦环游世界时从澳大利亚寄来的；结婚前父亲买给母亲的一条银手镯；一只有日本图案的黑碗，看起来很宁静，是结婚礼物；母亲白中带绿的拉奥孔墨水池（镶在桌上），是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奖励—那条蛇巧妙地缠绕和遮住了三个男性雕像，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下面有没有大理石生殖器。盗贼最想要的就是这些，我明白，但是他们不会行动，除非我们的粗心大意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和贪婪，让它们看起来的确具有了价值和独特之处。我们的世界切实地反映在盗贼的头脑中。

当然，后来我开始怀疑盗贼的存在，或者至少他们会这样行事。依我看，他们的方式极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贪婪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近乎无意。当我不那么相信他们的存在时，我可以轻易地沿着河边去沼泽，但是好一段时间，我想着他们，怀念对他们的想象。

在我脑海里，上帝的形象远没有盗贼那么清晰、纯粹。母亲不太愿意提起他。我们属于—至少父亲和父亲的家族属于—诸伯利的联合教堂，弟弟欧文和我小时候都在那里受洗，显示出母亲这边令人吃惊地软弱或慷慨；也许孩子的出生让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联合教堂是城里最现代、最大也最繁荣的教堂。在教会联合时，它纳入了所有以前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公理会教徒和一大批长老会成员（包括父亲的家族）。城里还有四个教堂，都很小，相对贫穷，按照联合教堂的标准来说，都走向了极端。天主教堂是最严重的一个。它是白色的木制建筑，简单的十字架，立在城北部一座小山上，为天主教徒举行特殊的仪式，像印度教徒一样，他们的圣像、告解和圣灰星期三的聚会都奇异而神秘。在学校，天主教徒是一个虽然很小但并不怯懦的部落，大多是爱尔兰人，他们不待在教室里受宗教教育，而是被允许到地下室去，猛敲管子。很难把他们的粗暴吵闹和奇特而危险的信仰联系起来。父亲的姑妈，我的姑奶奶，住在天主教堂对面，经常拿他们“有点事儿就急着告白”开玩笑，但是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知道，婴儿的头骨，女修道院地板下那些被勒死的修女，是的，肥胖的牧师和妓女，还有黑人老主教，这些可不仅仅是玩笑。这些都是真的，有讲述这些事情的书。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学校里的爱尔兰人，教堂建筑也显得与此不符，空荡，简单，直接，无法让人联想到骄奢淫逸和流言蜚语。

浸礼会教徒也很偏激，但是完全不带邪恶，倒有些喜剧的味道。有社会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礼会，所以连波克·蔡尔兹这样给城里送煤和收垃圾的人，都能在里面成为领导人物，成为长老。浸礼会教徒不可以去舞会或看电影。女士不准涂口红。他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很大，嬉戏耍闹，心态乐观，尽管生活节俭朴素，他们的宗教却比任何其他教派都更通俗开心。他们的教堂离我们后来在河水街租的房子不远；很端庄，但也很时髦很可怕，是用灰色水泥砖建造的，碎石砌的玻璃窗。

长老会则由那些剩下来的拒绝加入联合教堂的人组成。大多是老人，他们反对星期天练习曲棍球，并且唱圣歌。

第四类教会是圣公会，没有人了解它，也没有人怎么谈论它。在诸伯利，它没有威信或资金支持，不像在那些残存着古老的家庭契约，或者有某种军事或社会团体维持它的运作的城市。定居瓦瓦那什郡和建立诸伯利的是来自英国北方的苏格兰圣公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派教徒。因此圣公会在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流行，也不像加入天主教或浸礼会那么有趣，甚至不能像长老会那样有强大的说服力。不过，教堂里有钟，是城里唯一的教堂钟，我觉得钟是教堂里应该有的好东西。

联合教堂内部，光滑的金色橡木的靠背长凳摆成带有民主意味的扇型，中心是讲道坛和唱诗班。没有祭坛，只醒目地陈列着管风琴。彩色玻璃上描绘着行奇迹的耶稣（虽然不是把水变成酒）或寓言故事。星期天的圣餐礼上，红酒是用托盘传递的，装在小而厚的玻璃杯里，就像每个人都在吃茶点一样。甚至也不是红酒而是葡萄汁。这就是星期天大家统一着装聚集而来的教堂。狮子会成员也会来，拿着紫色流苏的帽子。医生、律师和商人传递盘子。

我的父母亲很少去教堂。父亲穿着不习惯的套装，显得恭敬而缄默。祷告时，他会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前额搭在手上，闭上眼睛，礼貌而矜持。母亲则一分钟都不会闭上眼睛，很少低头。她会坐在那里谨慎但不加掩饰地东张西望，像一个人类学家在记录一个原始部落的行为。她听布道的时候，身子挺直，眼睛明亮，怀疑地咬着口红；我担心她随时会跳起来，对什么事情发起挑战。她很明显没有唱圣歌。

我们在城里租的房子有一个房客叫弗恩·道夫提，她在联合教堂唱诗班。我会和她一起去教堂。我一个人坐着，是家庭唯一在场的人。父亲的姑妈住在城的另一端，不经常这么远道而来；反正诸伯利电台上也有礼拜的广播。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很可能是为了让母亲心烦—虽然母亲没有直接反对—并以此引起别人对我的兴趣。我可以想象人们看着我，然后说：“你看见那个约旦小女孩了吗，每个星期天都是独自一人？”我希望激起人们对我的兴趣，被我的虔诚和坚持不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母亲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有时，我把诸伯利人看成一大批观众，我的观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对每个住在那里的人，城里的其他人都是观众。

但是在我们搬过来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岁那年—我的理由改变了，或者说是具体化了。我想解决有关上帝的问题。我一直在读关于中世纪的书，越来越对信仰感兴趣。上帝的存在对我来说一直是有可能的，现在我明确地渴望着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确信，需要说明他存在的证据。我去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刮风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咙痛的星期天，我都怀着这个不能说出的希望坐在联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对我，会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现，出现在现代的靠背长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风琴下突然开花。我觉得必须严密地藏起这个希望；以热情的声调、语言或手势透露这个希望，会像放屁那样不妥当。在仪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布道会以时事问题开始），人们脸上引人注意的那种凝聚力很强的表情，是母亲尤其反对的，她气愤而疑惑，仿佛要一下子站起来，质问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在教堂里你从来遇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唯一的关键是他赞同什么，或通常他不赞成什么。祝福结束后会有一阵骚动，好像每个人都打呵欠一样舒服地放松下来，虽然实际上没有人打呵欠，人们站起来，愉快而放松，祝贺一般地互致问候。这样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发痒，闷热，沉重和沮丧。

我没想过向任何信徒提出我的问题，甚至牧师麦克劳林先生。那会是无法想象的尴尬。同时我也感到担心。我担心信徒会支支吾吾地维护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释自己的信仰，那对我将是一种挫败。比如，如果麦克劳林先生万一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如我切实，那对我即便不是绝对令人气馁的事情，也是相当大的挫败。我宁愿相信他的理解很有把握，也不想去试探。

不过，我的确想过把我的问题带到另一间教堂，圣公会。因为那只钟，因为我好奇另一个教堂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仪式，圣公会教堂是唯一可以尝试的。自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打算，而是和弗恩一起走到联合教堂的台阶处，在那里我们分开，她要绕道去小礼拜室换上唱诗班的服装。她一走开，我就转身向反方向，走过两倍的路程，去圣公会教堂，回应那只钟的邀请。我进去，希望没有人注意我。

大门外有遮雨门廊，用来挡风。然后是一个又小又冷的入口，地上铺着棕色的席子，赞美诗堆在窗子的壁架上。然后我进到教堂里面。

那里显然没有炉子，门口只有一个小型取暖器，发出家里那种不断的噪音。过道上整个铺着一条同样的棕色席子；不然就只有木头地板了，没有打蜡或油漆，宽宽的木板，有时在脚下会感到震颤。两边各有七八条靠背长凳，就是这样了。两条唱诗班的长椅子和长凳呈直角摆放，一架风琴在一边，讲道坛—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立在另一边，像鸡棚一样。然后是栏杆，一道台阶，接着是一个小小的高坛。高坛的地上铺着旧地毯。一张桌子，一对银烛台，粗呢边的捐款盘，还有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表面覆盖了银纸的纸板，像舞台上的王冠。桌子上方是霍尔曼·亨特《耶稣敲门》的绘画的复制品。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幅画。上面的耶稣和联合教堂窗子上创造奇迹的耶稣有些细小却非常重要的差别。他看起来更加富丽堂皇，更有悲剧性，他的背景也更阴暗和丰富，更有异教或至少地中海风情。我习惯了主日学校的彩色蜡笔画上他无力的牧羊人形象。

教堂里总共有大约十二个人，包括荷兰修道士、屠夫夫妻和女儿格洛里亚，她上五年级。只有我和格洛里亚是四十岁以下的人。还有一些老年妇女。

我刚好赶上时间。钟声停了，风琴开始弹奏圣歌，牧师从唱诗班前面的侧门进来，那一定和小礼拜室是相通的。唱诗班有三位女士和两名男士。牧师是一个长着圆脑袋，样子很开心的年轻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知道圣公会没有钱来独立支付牧师的费用，是与波特菲尔德和蓝河共同聘请的；他一定是住在这些地方之一。他袍子下穿的是雪靴。

他讲话带英国口音。亲爱的教友们，《圣经》让各个地方的人了解并忏悔我们人类的过失和邪恶……

每条长椅前都有可以跪在上面的木板。大家都悄悄走到前面，迅速打开祈祷书，牧师讲完后，其他人相应说些话。我浏览了从面前的架子上找到的祈祷书，但是找不到他们读的地方，所以就干脆听他们说。过道对面，前一排的座位上，有一个高个子的金发老妇，戴着黑色天鹅绒头巾。她也没有打开祈祷书，她不需要。她笔直地跪着，向空中仰起白垩色的狼一般的侧面—让我想起家里百科全书上一个十字军可恶的肖像侧面—她的声音高过教堂里的其他人，实际上已经主宰了其他声音，让它们接近模糊失真的边缘，她的声音响亮，潮湿，富有旋律，悲哀却令人欢快。

……我们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失去了健康，但是，你，主啊，怜悯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主啊，请宽恕他们承认的错误吧。让悔过者重新做人；按照你的诺言，以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名向人类宣布……

在同一行祷文上，牧师接着继续说，声音纤细、悦耳，虽然有点儿拘谨的英国口音。这种对话不紧不慢地进行，抑扬顿挫，充满信心，将生动的情感蕴含在最优雅的声道中，齐声祷告，最后达到完全的安静平和。

上帝啊，怜悯我们

基督，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我从来不知道但总是怀疑的东西，就在这里存在着，那就是所有卫理公会、公理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畏惧地废除的—宗教的戏剧性。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开心。许多事情都令我满意—跪在硬木板上，起来再跪下，听到耶稣的名字时要对着圣坛点头。我喜欢朗诵信条时那些奇异华丽的连祷；我喜欢偶尔读耶稣（Jesus）的名字时省略最后的“s”，让他听起来更高贵和神秘，像一个圣人或印度神；我喜欢讲道坛上的横幅，丰富、古老又俗套的设计。教堂的贫穷、卑微、简陋和光秃让我满意，还有弥漫着发霉或老鼠的味道，唱诗班有气无力的声音，参加礼拜者的孤立隔绝。如果他们在这里，我感觉，那么很可能是真的。在其他场合显得完全虚伪、没有生命的仪式，在这里却有一种贯彻始终的庄严。那种辞藻的华美和建筑及陈设的贫乏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不能感受到上帝，至少我可以感受他昔日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他现在在联合教堂拥有的那种力量；我可以记得他模糊的虚构的等级制度，有关节日和圣徒的可爱的发霉的日历。它们都在祈祷书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圣徒的日子。有人保存它们吗？圣徒的日子让我想到与诸伯利迥然不同的事情—敞开的干草堆，一半用木材搭建的农舍，祈祷钟和蜡烛，雪中的一队修女，修道院回廊的散步，一切都那么安静，一个织锦挂毯的世界，安稳可靠。如果能找到或回想起上帝，一切都将是安全的。那时你就会看到我看见的东西—地板上单调的纹理，平板玻璃窗映出细小的树枝和飞雪的天空—看到创造的事物就要消失的陌生而急切的痛苦。对我来说，显然这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世界原本的样子—如果所有原子，原子系，始终安全地在上帝的头脑里急速旋转。在确信这一切之前，人们何以安息，何以呼吸和存在？可他们确实在继续存在，所以他们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而母亲呢？作为我的母亲，她可以不算在内。但是即使她，陷入绝境时也会说是的，是的，一定有某种东西—某种设计。可是浪费时间想这些没有用，她警告说，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如果我们花上足够的时间思考，开始努力改善这里的生活，那么现在就是改变的时机；等我们死后会弄清楚剩下的事情，如果有的话。

甚至她也不愿意说什么也没有，看着自己和世界上每一条树枝，每一块石头，每一根羽毛，一起在巨大无助的黑暗中散漫飘浮。不。

我想象的上帝和善并没有联系，考虑到我听到的所有有关罪和邪恶的事情，这也许有点奇怪。我相信只凭信仰就可以获救，只要抓住灵魂。但是我真的想要它发生吗，我真的想要它发生在我身上吗？是又不是。我想要它发生，但是我明白它必须是一个秘密。否则我怎么能和母亲、父亲、弗恩、我的朋友内奥米以及诸伯利的其他人一起活下去？

牧师在门口轻快地和我说话。

“在这样的寒冷的早上见到漂亮年轻的女士真是开心。”

我和他握手时很费力，因为我偷了一本祈祷书藏在外套里，弯着胳膊夹住。

“没在教堂里看见你。”弗恩说。圣公会的礼拜比我们的短，布道也很简洁，所以我有时间回到联合教堂的台阶处，在她出来的时候碰到她。

“我在一个柱子后面。”

母亲想知道布道的内容。“和平，”弗恩说，“还有联合国之类的，等等。”

“和平，”母亲令人愉快地说着，“那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他完全支持联合国。”

“那么我想上帝也是。多么让人安慰。不久前他和麦克劳林先生还支撑战争呢。他们两个真是善变啊。”

一星期后，我和母亲在沃克商店，戴黑头巾的高个子老妇人走过来和她说话，我担心她会说出在圣公会教堂看见我的事，但是她没有提。

母亲对弗恩·道夫提说：“我今天在沃克商店看见老谢里夫太太了。她还戴着那帽子。让我想起英国警察。”

“她总是到邮电局来，如果三点钟她的报纸没到就当众吵闹，”弗恩说，“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母亲试图打发我走开，但是没有成功—我想，她只是走形式吧，她只说过一次让我离开，但并不管我是否真的照做了。从弗恩与母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谢里夫太太家里有不寻常的麻烦，使她变得有些古怪和疯狂，或者是她的古怪和疯狂给家里造成了问题。她的大儿子死于酗酒，二儿子几次进出避难所（在诸伯利他们总是这样叫精神病院的），女儿自杀了，实际上是投河自尽，就在瓦瓦那什河。她丈夫？他开纺织品店，是社区的核心人物，母亲冷淡地说。也许他有梅毒，弗恩猜测说，遗传到下一代，损害了大脑。他们都是伪君子，那些穿硬领衬衣的老头子们。母亲说谢里夫太太很多年都穿她死去的女儿的衣服，在家里种花种菜，一直到穿坏为止。

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红色前线食品店”忘了给她定一磅黄油，她拿着斧子追赶杂货店的伙计。

基督，怜悯我们吧。

也是在那个星期，我做了一件粗俗的事情。我要求上帝回应我的祈祷来证明自己。祈祷和“家庭科学”有关，我们在学校每周四下午上一次这种课。我们学习编织、钩边和刺绣，还有踩缝纫机，这些事情我们一样都做不来。我的手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家庭科学”教室本身，那三架古老的缝纫机，裁剪案板和敲碎了的假人，在我看来就是折磨人的竞技场。事实上就是这样。老师福布斯太太肥胖而矮小，脸像涂了颜色的胶皮赛璐珞娃娃，大多数女孩都让她很高兴。但是我笨手笨脚，我的短而粗的手总是把应该镶边的手绢或者悲惨的钩边弄皱弄脏，让她气得跳起来。

“看看这丑陋的活儿，太不像话了！我听说过你，自以为记忆力好（我以快速背诵诗歌闻名），可是你缝的针脚让任何六岁的孩子都会感到羞耻！”

现在她让我尝试学习给缝纫机穿线。我不想学。我们在做贴花郁金香围裙。一些女孩已经完成了郁金香或者在镶边，而我还没有缝上腰带呢，因为我不会给缝纫机穿线，福布斯太太说她不想再教我了。她怎么教我也没有用；在我面前，她的手带着轻蔑灵巧地穿梭，令我震惊和眼花缭乱，彻底束手无策。

于是我开始祈祷：请让我星期四不去给缝纫机穿线。我在脑海里重复了好几遍，快速、认真而冷静，仿佛在施魔咒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恳求或讨价还价。我没有要求任何超常的东西，如“家庭科学”教室失火，福布斯太太在街上把腿摔断之类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调停干预。

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没有忘记我。刚一开始上课，我就被叫到机器旁边。我坐在那里，试图弄清楚该把线放在哪儿—毫无希望放在正确的地方，但总得放在什么地方，以表明我在努力—她过来站在我身后，厌烦地喘着气；像平时一样我的腿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以致我的脚踩到了踏板，机器开始动了，虚弱地空转着。“好吧，黛尔。”福布斯太太说，她的声音让我吃惊，当然不友好，但也没有生气，只是精疲力竭的感觉。

“我说好啦。你可以起来啦。”

她拿起我绝望地想拼凑成围裙的碎片，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

“你学不会缝纫，”她说，“就像音盲的人学不会唱歌一样。我已经尽力了，我认输。跟我来吧。”

她递给我一个扫把。“如果你知道怎么扫地，我想要你把屋子扫一下, 把废纸片扔进纸篓，负责保持地板干净，做完后可以坐到这边的桌旁—背诵诗歌, 我才不管呢。”

尽管当众受辱，我还是感到轻松和开心，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认真地扫了地，然后拿出从图书馆借的写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书来读，很丢脸但是没有负担，独自在教室后面。开始时我想，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我祈祷的事实现了。但是不久我开始产生了疑问：假如我没有祈祷，也许照样会发生吧？我无法得知；我的实验无法控制。一分钟接一分钟，我变得更加吝啬和不领情。我怎么能确信？当然这太微不足道了，上帝显然不会这么快注意到如此琐碎的要求？好像他是在炫耀。我想要他以更神秘的方式行动。

我想要告诉别人，但不能告诉内奥米。我问过她相不相信上帝，她立刻轻蔑地说：“我当然相信，我不像你妈妈那样。你认为我想要下地狱吗？”我不再和她谈论此事。

我挑中了弟弟欧文。他比我小三岁。他曾经敏感而轻信。在农场上我们有一间旧木板棚，可以在里面玩过家家，他坐在木板的一端，我拿给他花楸果，告诉他是玉米片。他都吃光了。他还在吃的时候我想到它们也许会有毒，但是我没告诉他，为了我自己的威信和游戏的重要性，后来我慎重地决定保守这个秘密。现在他学会了滑冰，练习曲棍球，靠在栏杆上往我头上吐唾沫，他成了一个普通男孩。

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看起来仍然脆弱而年幼，对我来说，他的追求是迷惘而无望的。他参加比赛。这是母亲的遗传，她时刻准备迎接外界的挑战和希望。他喜欢奖品：可以看到月球上环形山的望远镜，可以让东西消失的魔术师的工具箱，制造炸药的化学装置。如果他早知道，他可能会成为炼金术士。不过，他不信奉宗教。

他坐在房间的地上，用纸板刻小小的曲棍球队员，排成队，来打比赛；他战栗而全神贯注地玩着这庄严的游戏，似乎居住在一个离我很远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一个如此不相关，其种种骗局薄弱得令人心碎的世界。

我坐在他身后的床上。

“欧文。”

他没回答，他玩游戏时不喜欢别人打扰。

“你认为人死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欧文反抗地说。

“你相信上帝让你的灵魂活着吗？你知道你的灵魂是什么吗？你相信上帝吗？”

欧文转过头，迷惑地看了我一眼。他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也没有什么可表现的，除了他的单纯的冷漠。

“你最好相信上帝，”我说，“听着。”我告诉他关于我的祈祷和“家庭科学”课。他不高兴地听着。我所感觉到的那种需要他没有。这个发现让我气愤。他似乎茫然，毫无防备，却像个有弹力的硬皮球。如果我坚持，他会听，如果我坚持要他同意，他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想他内心里完全不在意。真愚蠢。

从现在起，当我发现他独自一人时，我会经常威吓他。别告诉妈妈，我说。我只能在他身上尝试我的信仰；我得有一个人。他的极度缺乏兴趣，他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满意，是我忍受不了的，我不断地敲打他；我还觉得，既然他比我年幼，并且那么久以来一直听我的话，他有义务跟随我；他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反叛的标志。

在我房间里，我把门关上读《普通祷告词》。

有时走在街上，我会闭上眼睛（欧文和我过去常常玩的，装瞎子）对我自己说—皱眉，祈祷—“上帝，上帝，上帝。”然后我会想象，经过危险的几秒钟之后，一朵明亮的浓云降临到诸伯利，包裹住我的头颅。但是我的眼睛惊慌地睁开，我无法放它进去，也不能让自己出去。我还担心撞到什么东西，被人看见，丢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