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奎妮在联合车站遇到我的时候，她说：“你还是别那样叫我了。”

“什么？奎妮吗？”我问。

“斯坦不喜欢，”她说，“他说那让他联想到马。”

听到她说“斯坦”比她让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让我吃惊，她是莉娜。当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结婚一年半以后还管丈夫叫冯吉勒先生。在这一年半里，我没见到她，我刚才在车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见她时，差点儿没认出来。

她的头发染黑了，在脸周围爆散开来，那是当时继蜂窝头之后流行的什么发型，原本漂亮柔顺的玉米浆颜色的长发—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没有了。她穿着黄色印花裙子，很贴身，还不到膝盖。眼睛周围重重地涂了埃及艳后式的眼线，紫色眼影让眼睛反而显得小了，仿佛它们故意隐藏了起来。她现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环在耳垂上摇晃着。

我看见她也以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我想表现得大胆随和一些。我说：“你屁股上围着的是花边还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说：“火车好热啊。我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我继母贝特一样亲切热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轨电车上，我忍不住说着蠢话。“我们还在城里吗？”我说。高高的建筑一闪而过，但是我觉得不能称这个街区为住宅区。同样的商店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干洗店，花店，杂货店，餐厅。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摆在人行道上，二楼的窗户挂着牙医诊所、裁缝店和水暖设备店的招牌。几乎没有比这更高的楼了，也没有比这建筑更高的树。

“不是真正的城里，”奎妮说，“记得我给你看过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吗？还有我们上电车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里。”

“那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我问。

她说：“我们还有一段路们才到呢。”

接着她说：“‘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欢我说‘一段路们’。”

重复的事物，或者也许是炎热，让我感觉心焦，很不舒服。我们把衣箱抱在膝盖上，离我手指几英寸开外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胖脖子和秃头，几撮冒着汗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冯吉勒先生医药箱里的牙齿，奎妮在隔壁的冯吉勒家工作时给我看过。那是冯吉勒先生可以被当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两颗相连的牙齿放在他的剃刀和刮胡刷旁边，木碗里盛着毛茸茸让人恶心的刮胡皂。

“那是他的桥。” 奎妮说过。

桥？

“牙桥。”

“讨厌。”我说。

“这些是备用的，”她说，“他戴着其他的假牙。”

“好恶心。它们不变黄吗？”

奎妮用手捂住我的嘴。她不想让冯吉勒太太听到。冯吉勒太太躺在楼下餐厅的沙发上。她的眼睛大多数时间是闭着的，但是她可能没有睡着。

到站下车之后，我们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着箱子。房子并不都是一样的，尽管乍一看它们没什么区别。有些屋顶像帽子一样伸出墙外，要么整个二楼都覆着墙面板，像屋顶一样。墙面板是墨绿色、褐紫红色或棕色的。门廊差几英尺就连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间的间距很窄，人们可以从屋侧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关注他们，仿佛他们是在裂缝里啄食的鸟。一个很胖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前台阶上，盯着我们看，他那呆板忧郁的样子让我确信他有话要说。奎妮大步流星地从他面前走过。

上到山腰的时候，她转而沿垃圾箱之间的一条碎石路而行。一个女人从楼上的窗子里叫着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奎妮大叫着回答：“是我妹妹，来看我的。”

“我们的房东，”她说，“他们住在前面和楼上。他们是希腊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发现奎妮与冯吉勒先生和希腊人一家共用一间洗手间。你得自己带卫生纸—如果忘了，那里可没有。我要马上去一趟，因为我月经来得很多，要去换卫生巾。那以后很多年，在炎热的天气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砖和深色墙面板的影子，听到电车的噪音，都会让我想起下腹的经痛、脸上一阵阵的潮红、经血、还有热昏头的感觉。

有一间卧室是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的，另一间卧室改造成了小客厅，还有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个阳台。阳台上的行军床是我睡觉的地方。就在窗外，房东和另一个男人在修理摩托车。油、金属和机器的气味，混合着阳光里熟番茄的气味。从楼上的窗子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说，“就是收音机。”她把印花窗帘拉上，但是噪声和阳光还是会透进来。“真希望我可以买得起隔板。”

我把带血的卫生巾包在厕纸里，拿在手里。她给我拿来一个纸袋，指指门外的垃圾桶。“都扔出去，”她说，“马上去。你不会忘记，是吧？还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他讨厌被提醒。”

我试图泰然处之，装出很自在的样子。“我需要买一件像你那样凉爽的裙子。”我说。

“也许我可以帮你做一件。”奎妮边说边把头伸到冰箱里。“我想喝可乐，你呢？我去了卖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约三块钱就做了这条裙子。你现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耸耸肩。我说我正在尽力减肥。

“那样啊，我们也许会找到点儿什么。”

“我要再婚的那个女人，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孩，”父亲说，“这小女孩没有爸爸。所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永远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对她说任何刻薄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你们会打架，像姐妹一样意见不统一，但是一定不要说那样的话。如果其他小孩这样说，你也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找理由挑起争论，我说我没有妈妈，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刻薄话。

父亲说：“那不一样。”

他全想错了。我们两个完全不像同龄，因为父亲娶贝特时奎妮九岁，我六岁。后来，我跳了一级，奎妮留了一级，我们在学校关系更亲密了。我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人对她不好。她是那种每个人都愿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选进了棒球队，虽然她是个粗心大意的球员，后来又被选进拼写小组，虽然她拼写很差。还有，我们没有打过架。一次都没有。她对我特别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会崇拜她，因为她暗金色的头发、睡意蒙眬的黑眼睛—仅仅是她的样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让我对她顶礼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粝，像红糖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她有那么多优势，她仍然可以做一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那个早上，我刚一睡醒就发现奎妮不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觉到她走了。

六七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们叫它“野牛比尔”，我们早上谁先下床，谁就抢先穿上它。它的来历是个谜。

“也许是贝特嫁给你爸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奎妮说，“但是不要说，她会杀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楼，没有打开灯，不想吵醒贝特。我从前门的小窗望出去。坚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闪烁着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开客厅里的自动调温器，暖炉在黑暗中翻腾着，发出让人安心的咆哮声。这台煤油炉是刚买的，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醒来，觉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时间到了。

父亲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厨房旁边。他有一张铁床、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

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

“你说得对，”顾客会说，“我也是一样。”

或者，“你以为你了解悲哀是什么了吗？其实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着，贝特把女人送到门口，呻吟着回来说：“在黑暗中摸她的脸，和摸砂纸没有什么两样。”

奎妮似乎对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好歹也没花多长时间。我们还没喝完可乐，碎石路上就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冯吉勒先生走进了厨房。

“看看谁来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来，仿佛要去摸他，但是他转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声音满是带笑的惊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没有跟他讲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经动身的事实。

“是克里西。”她说。

“是啊，”冯吉勒先生说，“你选择夏天来多伦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欢热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说。

“你有资格证书吗？”冯吉勒先生问，“你有在多伦多找工作的资质吗？”

奎妮说：“她考上了大学。”

“那就让我们希望雇主觉得这一资历够格吧。” 冯吉勒先生说着倒了杯水，背对着我们，一口气喝光了。过去，冯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边的冯吉勒府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冯吉勒先生会从什么地方的合唱练习课回来，或者在前屋教钢琴课时暂时休息一下。听到他的脚步声，冯吉勒太太会警告般地对我们笑笑。我们都低头看着我们的拼字游戏，随便他注不注意我们。有时他不会注意。开柜橱，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厨台上，这些动作像一连串小小的爆炸。仿佛他笃定他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不敢喘气。

他在学校教我们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匆匆走进教室，一分钟也不耽搁，轻轻敲一下教鞭，开始上课。他趾高气扬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竖着耳朵，鼓鼓的蓝眼睛好生警觉，绷着脸，显出好争吵的样子。他随时可能在你课桌旁停下来，听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调了。接着，他会把头慢慢低下来，鼓鼓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让你感到无地自容。据说他在各种唱诗班和合唱团里都是那么独裁。但是他很受学员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们圣诞节为他织东西，袜子、围巾和手套，让他在学校和学校、唱诗班和唱诗班之间的路上保暖。

冯吉勒太太病得无法持家的时候，奎妮开始料理家务。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谁给的毛织物，在我面前晃着。

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说，“冯吉勒太太说不要给他看，他会气疯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么吗？”

我说：“呸！”

“开个玩笑嘛。”

奎妮和冯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冯吉勒先生去酒店弹钢琴，他穿着燕尾服，而奎妮在电影院卖票。那家电影院只有几个街区远，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过去。当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里时，我明白了，化妆、染了色的爆炸头和大耳环并不是那么异怪。奎妮看起来和街上路过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她更像旁边海报上的女孩。她看起来与戏剧、火热的恋爱和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那正是里面的银屏上所展现的世界。

她看起来—用我父亲的话说—不比任何人逊色。

“为什么不随便逛一逛？”她对我说。可我感觉那样太招摇了。我无法想象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可去，或者走进商店试穿我根本不想买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腊女人挥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钥匙打开房门。

我坐在阳台的小床上。没有地方挂我带来的衣服，我也就觉得不必打开行李了。冯吉勒先生也许不愿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来的迹象。

我感觉冯吉勒先生的样子变了，就像奎妮一样。但是他的改变和她的不同，在我看来，他不像她那样变得具有生硬的异质魅力和世故。他的头发原来是发红的灰色，现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还有他的脸—总是可能会由于别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现，或者只是因为房间里的东西没放对地方而气得发红—这张脸现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了起来，在公寓里转悠。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好好看看他们的房子。

厨房是最好的地方，尽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养着常春藤，一个漂亮的无柄茶缸里插着木勺子，就像冯吉勒太太的一样。客厅有钢琴—还是以前家里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个用砖和木板做的书架、一台唱片机，地上还摞着很多唱片。没有电视，没有胡桃木摇椅，也没有织锦窗帘，甚至没有羊皮纸灯罩上画有日本风景的落地灯。是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雪天搬到多伦多的。那天，我午饭时间在家，看见了搬运的卡车。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门的窗口望着。最后她完全忘记了她平时喜欢在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端庄，打开门，对着搬运工大叫起来：“你们回多伦多告诉他，别再回来，不然他会后悔的。”

搬运工开心地挥了挥手，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也许真是这样。搬运家具经常会遭遇咆哮和愤怒。

但是所有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是卖掉了。一定是卖掉了。父亲说过，做冯吉勒先生这一行的到多伦多会过得很艰难。奎妮说过“拖欠”什么的。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她是永远不会给父亲写信的。

写信前她一定变卖了那些家具。

在书架上，我看到了《音乐百科》、《歌剧世界指南》和《伟大作曲家的一生》。还有一本又大又薄的书，封面很漂亮—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冯吉勒太太经常把它放在沙发旁边。

还有一本封面装帧与之类似的书，我不记得确切的书名了。有“花”或“香”这类词，我打开看过，还能记得我读到的第一个句子。

“闺房里的年轻婢妾也要学习如何优雅地使用她们的指甲。”

我不太确定什么是婢妾，但是“闺房”这个词（为什么不是“后宫”？）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我继续读着，看看她们是如何学习使用她们的指甲的。我读呀读呀，读了也许有一个小时，然后让书落到了地上。我有一种兴奋、厌恶又难以置信的感觉。成年人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东西吗？甚至连封面上的图案、弯曲缠绕的漂亮藤蔓，似乎也带有某些敌意和堕落的意味。我把书捡起来，放回原位，它自动翻开，露出扉页上的名字。斯坦和玛丽古德·冯吉勒。是女性的笔迹。斯坦和玛丽古德。

我想起冯吉勒太太高高的白额头和紧绷绷的灰黑色小发卷。她戴着珍珠扣耳坠，上衣的领口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明显比冯吉勒先生要高，人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才不一起外出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她喘不过气来，上楼或晾衣服时都会喘不过气来，最后连坐在桌子旁玩拼字游戏都呼吸困难了。

起初，父亲不让我们因为帮她买东西或晾衣服而收钱—他说，大家是邻居，应该帮忙。

贝特说，她认为她也应该躺在那儿试试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免费伺候她。

接着，冯吉勒先生来我家，商量让奎妮去为他们工作，奎妮自己也想去，因为她今年在高中里的考试没及格，又不想留级。最后贝特答应了，但是告诉她说，绝不能做护理工作。

“如果他请不起护士，那也不关你的事。”

奎妮说冯吉勒先生每天早上把药丸拿出来，每天晚上用海绵给太太沐浴。他甚至尝试在浴缸里洗她的床单，好像家里没有洗衣机这种东西似的。

我想起，很多次我们一起在厨房玩拼字游戏，冯吉勒先生喝完水，就把手搭在冯吉勒太太肩上，叹着气，好像他是从漫长疲惫的旅行中归来似的。

“你好，宝贝儿。”他会说。

冯吉勒太太会低下头冷冰冰地亲一下他的手。

“你好，宝贝儿。”她会说。

接着他会看看我们，奎妮和我，好像我们在场完全没有干扰到他。“你们两个好。”

晚些时候，我和奎妮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咯咯地笑。

“晚安，宝贝儿。”

“晚安，宝贝儿。”

我多想回到那段时光啊。

除了早上去洗手间并偷偷出去把卫生巾扔到垃圾筒里，我会一直坐在阳台上搭起来的小床上，直到冯吉勒先生出门。我担心他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显然他有地方去。他一走，奎妮就叫我。她已经剥好了橙子，准备了麦片和咖啡。

“这儿有报纸，”她说，“我在看招帮工的广告。我先收拾一下你的头发，把后面的剪掉一些，然后把它卷起来。没问题吧？”

我说可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她围着我转，看着我，努力构思着。然后，她让我坐到凳子上—我还在喝咖啡—她开始梳理，修剪。

“我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问，“我看见干洗店有一个职位。站柜台。怎么样？”

我说：“可以。”

“你还打算当老师吗？”

我说不知道。我感觉她会认为那是个单调沉闷的职业。

“我想你应该去当老师。你够聪明。教师薪水高。他们的收入比我这样的人多。你也会更独立些。”

但是在电影院工作也没关系，她说。她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多月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有自己的钱买配料做圣诞节蛋糕了。她和一个在卡车上卖圣诞树的人成了朋友。他只收了她五十美分，她自己把树拖上了小山。她把一条条红色绿色的皱纹纸挂上去，这些纸很便宜。她把银箔纸贴在纸板上做了一些装饰品，到圣诞前一天杂货店大甩卖的时候才买了其他的装饰品。她做了曲奇饼干，像杂志上说的那样挂在树上。那是欧洲的风俗。

她想要开派对，但是不知道请谁来。这里有希腊人，斯坦有十来个朋友。接着她想到请斯坦的学生来。

我还是不习惯听她叫“斯坦”，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称呼提示了她与冯吉勒先生的亲密关系。当然，这确实是个因素，但还因为这让人感觉，他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新人，斯坦。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我们都认识的这样一个冯吉勒先生—更不用说冯吉勒太太了。

斯坦的学生现在都是大人了—比起学童，他更喜欢大人—不用操心给孩子们安排游戏和娱乐节目。他们星期天晚上开派对，因为其他晚上都被占满了，斯坦要在酒店工作，奎妮在影院卖票。

希腊人拿来了他们自己酿的酒，一些学生带来了蛋奶酒、朗姆酒和雪利酒。有的带了跳舞的唱片。他们觉得斯坦不会有那种音乐，他们是对的。

奎妮做了香肠卷和姜饼，希腊女人带来了她那种饼干。一切都很好。派对很成功。奎妮和一个叫安德鲁的华裔小伙子跳舞，他带了她喜欢的唱片。

“转，转，转。”我按照她的指示转头。她笑了，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唱片。是那首歌。飞鸟乐队唱的。”

“转，转，转。”她唱着，“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

安德鲁是个牙科学生，但是他想学习弹奏《月光奏鸣曲》。斯坦说那要花他很长的时间。安德鲁很有耐心。他告诉奎妮，他没有钱回北安大略过圣诞节。

“我还以为他是中国来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