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一间旅店的房间里，年轻的梅里埃尔戴上她白色短款的夏日手套。她穿着米黄色亚麻裙子，头上扎着薄薄的白色围巾。她那时还是黑头发。她微笑起来，因为想起泰国的诗丽吉王后说过的话，或者杂志中引用她的话。援引的引语—诗丽吉王后援引巴尔曼[1]的话。

“巴尔曼教会了我一切。他说：‘永远戴白色手套，那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她为什么要为这话笑呢？这似乎只是一句轻声的建议，既荒唐又包含无穷的智慧。她戴着手套的手很有型，但看起来柔弱得像小猫爪一样。

皮埃尔问她为什么笑。“没什么。”她说，接着告诉了他原委。

他问：“巴尔曼是谁？”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葬礼。为了能准时赶上早晨的仪式，他们昨晚就从温哥华岛的家里乘船过来了。从结婚之夜算起，这是他们第二次住酒店。他们现在外出旅行总是带着两个孩子，找迎合家庭需要的不太贵的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也不在了，但那都是他们认识前发生的事。去年皮埃尔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男生合唱，念十六世纪葬礼的悼词。那个人六十五岁上下，他的死只是让皮埃尔和梅里埃尔觉得有点吃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难过。他们觉得，在六十五、七十五或八十五岁去世都没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葬礼是另一回事儿。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以来最好的朋友，与他同龄— 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在西温哥华一起长大—他们还记得西温哥华在狮门桥建造以前的样子，那时它就像个小镇。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一起造了一条小划艇，在丹达瑞夫码头下水。大学期间，他们分开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工程，皮埃尔学古典文学，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历来相互鄙视。不过那以后的数年间，他们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乔纳斯没有结婚，有时来看望皮埃尔和梅里埃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会拿这些开玩笑。乔纳斯选择的职业在他父母看来很靠谱，曾引起皮埃尔父母无声的嫉妒，但是，皮埃尔结了婚，谋到了一份教职，承担起平凡的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和工作。他似乎总是在试用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转过正，至于女孩子—至少听他说—总是与他处于某种试用期状态。他上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在温哥华北部，他在辞职或是被解雇之后继续留在那里。“经双方同意，中止雇佣关系。”他写信给皮埃尔说，补充说他住在高级人士住的酒店里，有可能会找一份伐木的工作。他还在学习开飞机，考虑做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他答应等现在的经济纠纷处理好以后来看望他们。

梅里埃尔希望他别来。乔纳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上把被子扔到地上，需要她去捡起来。他不让皮埃尔睡觉，半夜三更还陪着他聊十几岁时候的事，或者更早的事。他管皮埃尔叫“尿头发”[2]，小时候的绰号，提到别的老朋友时，他叫他们“臭水池”、“博士”或“捣蛋鬼”，从来不喊他们的名字—斯坦、唐、里克，都是梅里埃尔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粗暴地卖弄般地回忆一些事情的细节，梅里埃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好笑（在老师家的前门台阶上点着一包狗屎，一个老头缠着他们这帮男孩，出五美分要他们脱掉裤子）。而如果谈话转到现在，他会变得很气愤。

当她不得不问皮埃尔宣布乔纳斯的死讯时，她既感到抱歉又感到震惊。抱歉是因为她从来不喜欢乔纳斯，震惊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第一个离世的熟人。但是皮埃尔似乎并不吃惊，也不特别伤心。

“自杀。”他说。

她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真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他就是那样照顾偏远地区的病人的。”

他们在谈论的人正在和皮埃尔讲话。他没有穿西装，但是在高领毛衣外穿着体面的夹克。

“我想他会的。”皮埃尔的母亲说。乔纳斯的母亲说：“是的。”梅里埃尔感觉仿佛他们解释了什么事情并达成了共识—是他的穿着方式吗？

她低头看着折成方形的餐巾。不像正餐餐巾那么大，也不像鸡尾酒餐巾那么小。它们交叠着放成两排（角上绣着或蓝或粉或黄的小花），每一块的角都和旁边一块的折角相互交叠。没有两块带同色花的餐巾放在一起。没有人动过它们—她看见屋子里很少有人拿餐巾—即使拿，也是从一排的尾端小心地抽出来的，没有打乱顺序。

在葬礼仪式上，牧师把乔纳斯的生命比喻成子宫里的婴儿的生命。婴儿，他说，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存在，住在温暖黑暗的水洞里，对于将要闯入的光明大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对世界略有所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经历了死亡的分娩剧痛后幸存下来后将进入什么样的光芒之中。如果可以告知婴儿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他难道不会恐惧和怀疑吗？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满心恐惧，满腹疑虑，但是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承诺。即使这样，我们盲目的头脑还是不能想象，不能相信，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世界。婴儿被包裹在无知中，对自己无声无助的存在充满信念。我们这些并非全然无知的人，或完全有知的人，必须小心地把自己包裹在信仰里，包裹在主的话语里。

梅里埃尔看着牧师，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雪利酒，听一个长着蓬乱金发的快活女人说话。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谈论死亡的剧痛和前面的光。如果她走过去和他讨论那个话题，他会怎么做呢？

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勇气或是那么不礼貌。

她转头去看皮埃尔和无人区医生。皮埃尔带着孩子气的快活劲儿与人交谈，这些日子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快活劲儿，或者要么是梅里埃尔很少见到。她假装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他拳曲的黑色短发贴在额头上，露出光滑泛着金光的象牙色皮肤。他的肩膀宽大有型，四肢修长，头不大，形状却很好看。他令人着迷地笑着，但是从来不故意做作，自从他做了男孩子们的老师，似乎就不再相信微笑了。他的额头上出现了浅浅的永久的细纹。

她想起一次教师聚会—一年多以前—那时他和她分处于房间两端，都发现自己无法参与进身旁人们的谈话。她绕过房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靠近他，然后开始和他交谈，仿佛她是一个谨慎搭讪的陌生人。他微笑着，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有所不同，就像对一个缠人的女人说话那么自然—摆出并不高明的伪装。他们交换着紧张的神情，索然无味的话题，直到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有人向他们走过来，说禁止讲夫妻笑话。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结婚了？”皮埃尔说，他在此类聚会上的行为通常是慎重的。

她穿过屋子走到他身边，心里没在想那些蠢事。她要提醒他，他们很快就要分头行动了。他要开车去马蹄湾，搭下一班轮船，而她要乘汽车穿过北海岸，去林恩山谷。她安排好趁此机会去拜访一位她过世的母亲曾经爱戴和崇拜的女士，事实上她母亲是用她的名字给自己女儿命名的。梅里埃尔总是叫她姨妈，虽然她们没有血缘关系。缪丽尔姨妈。（梅里埃尔是去读大学时才改变了自己名字的拼写的[3]。）这位老妇人住在林恩山谷的养老院，梅里埃尔有一年多没去探望她了。他们难得全家出游去温哥华，而且从温哥华到那儿路上花的时间太多，孩子们也不喜欢养老院的气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样子。皮埃尔也是，尽管他不喜欢这么说。相反，他会问梅里埃尔这个人和她有什么关系。

似乎她不是个真正的姨妈。

所以，现在，梅里埃尔要自己去看她。她说过，如果有机会去却没有去，她会觉得内疚。她对能离开家人的这段时间满心期待，尽管她没有这么说。

“也许，我可以开车送你，”皮埃尔说，“天知道你等公交车要等多久。”

“不行，”她说，“你会错过轮船的。”她提醒他有关保姆的安排。

“你说得对。”他说。

和他交谈的那个男人—医生—别无选择，只能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出人意料地说：“我开车送你吧。”

“我以为你是开飞机来的。”梅里埃尔说。这时，皮埃尔才说：“对不起，这是我妻子，梅里埃尔。”

医生告诉她一个名字，她几乎没听见。

“在霍利本山降落可不容易，”他说，“所以我把飞机留在了机场，租了一辆车。”

他有点强作客套，让梅里埃尔觉得自己有点讨厌了。一般来说，她既不鲁莽也不羞怯。

“那真的没问题吗？”皮埃尔问，“您有时间吗？”

医生直视着梅里埃尔。不是那种让人不悦的目光—既不鲁莽也不狡猾，这算不上是赞扬，但也不是场面上的恭敬。

他说：“当然啦。”

于是就决定这么办了。他们现在就开始道别，皮埃尔将出发去乘船。而亚瑟，他的名字叫亚瑟—或亚瑟医生—将开车送梅里埃尔去林恩山谷。

梅里埃尔的计划是探望缪丽尔姨妈—很可能陪她一起坐到晚餐结束，然后从林恩山谷搭车到中心汽车站（去“城里”的车相对多一些）。然后搭夜班车去渡口，乘船回家。

那个养老院叫作“公主庄园”，是座一层楼的建筑，侧厅很长，刷着粉棕色泥灰。街道熙熙攘攘，根本没有像样的庭院，也没有树篱或屏障来隔开噪音，把草坪保护起来。一侧是福音堂，带有可笑的尖顶，另一侧是一个加油站。

“‘庄园’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是吗？”梅里埃尔说，“甚至不意味着有其他楼层，而只是提示，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什么。”

医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的话他没听明白，或者只是不值得说什么，即使她说的是实情。他们从丹达瑞夫出发，这一路上，她都在听自己说话，感到很郁闷。她也不是在天南海北地瞎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只是在试图表达她觉得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如果她能把它们表达清楚的话，会很有趣。但是像她那样喋喋不休，这些想法听起来即使不是疯话，也有自命不凡的味道。她一定像那些女人一样，铁了心不想进行平凡的交谈，而要追求真正的谈话。即使她知道没有用，知道她的话对他一定像是一种负担，她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不自在，因为她现在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了。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单独坐车有点怪怪的。

她甚至冒失地问，他对皮埃尔认为摩托车出事是自杀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把任何事故都想象成自杀。”他说。

“别麻烦开进车道了，”她说，“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实在是太尴尬了，她急于离开他和他纯属客套的冷漠，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车还没停就等不及要开门。

“我正打算停下来，”他边说边转进了车道，“我没打算把你困在车里。”

她说：“我可能要久一些。”

“没问题，我可以等。或者我可以进去转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想说养老院可能很沉闷，令人心烦。然后她想起来他是医生，这里不会有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时的方式—礼貌得体，但也有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令她吃惊。仿佛他所贡献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和客套无关，而是和她有关。是稍带诚恳的谦逊的主动请缨，伸出援手，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她不想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再费口舌劝说她了，他会客气地道别，然后开车离开。

最后，他们下了车，并肩走过停车场，朝前门走去。

几个老年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残疾人坐在铺筑的广场上，周围有几丛毛茸茸的灌木和盆栽牵牛花，表示那是个小花园。缪丽尔姨妈不在那里，但是梅里埃尔发现自己开心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她感觉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她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快乐，仿佛每迈一步，就有一条光明的信息从脚跟传递至头顶。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进去?”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缪丽尔姨妈正独自坐在轮椅上，就在自己卧室门口那条阴暗的走廊里。她很臃肿，微微发光—但那是因为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她就可以抽烟了。梅里埃尔相信，当她很久之前对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坐在同一辆轮椅上，在同一地点—尽管没有穿石棉围裙，那一定是新规定，或是反映出她身体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很可能她每天坐在固定的盛着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刷成猪肝色的墙—可能是粉色或淡紫色，但看起来像猪肝色，因为走廊很暗—墙上有分层的架子，上面摆着垂散的假长青藤。

“梅里埃尔？我想到是你了，”她说，“我可以听出你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出你的呼吸声。我的白内障一定是糟透了。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的东西。”

“是我呀，您好吗？”梅里埃尔吻了吻她的鬓角，“您怎么不出去晒太阳呢？”

“我不喜欢太阳，”老人说，“我要照顾我的肤色。”

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遍布着巨大的斑点—白斑会吸收各种光线，变成银色。她曾经是真正的金发美人，面颊红润，瘦削，精心修剪的直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白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枕头摩擦得乱蓬蓬的，耳垂耷拉着，像扁平的乳房。她耳朵上过去戴小钻石—它们上哪儿去了？她耳朵上的钻石，真的金项链，真的珍珠，颜色奇异的丝绸裙子—琥珀色，茄紫色—漂亮的瘦瘦的鞋子。

她身上有医院消毒粉的气味，还有甘草汁的气味，烟是定量的，没烟抽的时候，她就啜甘草汁。

“我们需要椅子。”她说。她探出身子，挥着手，手里还夹着烟，试图吹口哨。“服务生，请拿些椅子来。”

医生说：“我去找。”

老缪丽尔和年轻的缪丽尔单独在一起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简和大卫？”

“对。但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噢，不，”老缪丽尔说，“那不是你丈夫。”

缪丽尔姨妈是梅里埃尔祖母而不是母亲那一辈的人，她是梅里埃尔妈妈的艺术老师。开始是启蒙，接着是同盟，然后成为朋友。她画过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是给梅里埃尔妈妈的礼物—挂在房子的后厅里，梅里埃尔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每当这位艺术家来访的时候，画就会被移到餐厅。画的颜色昏暗，深红色和棕色（梅里埃尔的父亲管它叫“着火的粪堆”）—缪丽尔姨妈的心情却总是欢快明朗，无所畏惧。她年轻时住在温哥华，后来到内地这个镇上来教书。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这些人的名字如今已见诸于报刊。她渴望回温哥华，最终如愿以偿，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事务。这对老夫妇是艺术家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有很多钱，但等他们去世，她就受了冷落，靠退休金生活。她开始画水彩画，因为她买不起油彩。为了带梅里埃尔出去吃午餐，她自己得饿肚子（梅里埃尔的妈妈怀疑是这样）—梅里埃尔那时在上大学。和梅里埃尔吃饭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做评论，主要是指出人们极力赞美的作品和思想都是垃圾，但是偶尔—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当代人物或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纪的人物的作品中—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东西。那是她表示赞扬的最坚决的词汇—“不同凡响”。她会突然沉默，仿佛那时那地，她与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期而遇，这种品质来自于一个仍然需要绝对尊崇的世界。

医生拿着两把椅子回来了。他做了自我介绍，语气很自然，好像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似的。

“艾里克·亚瑟。”

“他是医生。”梅里埃尔说。她正准备解释葬礼的事、意外，还有从史密瑟斯的飞行，但是话题被转移了。

“我不是医院派来的，不用担心。”医生说。

“噢，不会，”缪丽尔姨妈说，“你是和她一起来的。”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从两把椅子之间伸过手来拉起梅里埃尔的手，紧紧地握了片刻，然后放开。接着他对缪丽尔姨妈说：“你怎么知道的，从我的呼吸中感觉到的吗？”

“我可以辨别出来，”她有点不耐烦，“我过去是个恶魔。”

她的声音—其中的颤音和傻笑—与梅里埃尔记忆中的不一样。就在这个突然陌生起来的老妇人身上，她感觉到仿佛有某种骚动的背叛。一种对过去的背叛，背叛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与一个卓越之人的友谊，梅里埃尔的母亲特别珍视这段友谊；或者是背叛了和梅里埃尔一起吃的那些午餐，以及两人之间那些阳春白雪的交谈。某种即将发生的堕落。梅里埃尔对此感到不安和淡淡的气恼。

“噢，我过去是有朋友的。”缪丽尔姨妈说。梅里埃尔说：“您有很多朋友。”接着她提了几个名字。

“死了。”缪丽尔姨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