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是这里的。”

他们真的玩了一个小孩子的游戏。他们玩音乐椅子。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甚至连斯坦也是。奎妮跑过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自己腿上，不放她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不让奎妮收拾。他只想让她上床。

“要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奎妮说，“你有男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了吗？”

我说没有。我父亲雇来做司机的那个男人总是来我家里捎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父亲说：“他只是想要找机会和克里西说话。”不过，我对他很冷淡，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敢约我出去。

“那你还不懂那些事儿啰？”奎妮问。

我说：“我当然懂。”

“嗯嗯。”她哼哼着。

参加派对的客人差不多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只有蛋糕他们吃得不多，但是奎妮没有不高兴。食物太丰盛了，到了上蛋糕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香肠卷和其他东西塞饱了。还有，她没有时间像书上说的，把蛋糕放着醒熟一下，所以剩了一些，她也很开心。她想，在斯坦把她拉走之前，应该用浸了酒的布把蛋糕包起来，放在凉快的地方。她或者是想着要那样做，或者是实际上已经做了，早上她看到蛋糕不在桌子上，就认为自己是那样做了。她想，好了，蛋糕收起来了。

过了一两天，斯坦说：“我们吃点蛋糕吧。”她说，啊，让它再熟一熟，但是他坚持要吃。她去橱柜找，再去冰箱找，都没找到。她高处低处到处找，都找不到。她回想到看见它在桌子上。然后记起来，自己拿了干净的布泡了酒，仔细地把剩下的蛋糕包了起来。然后又记起在布外面包了蜡纸。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究竟是真做了，还是梦见自己做了？她把蛋糕包好后放在了哪里？她试图回忆自己是怎么放的蛋糕，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找遍了橱柜，但是她知道蛋糕太大，不可能藏在那里。然后看了烤箱里面，甚至查看了她的梳妆台抽屉和床底下，还有壁橱架子上面。可是哪里都没有。

“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就应该在什么地方。”斯坦说。

“我确实放了。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奎妮说。

“也许你喝醉了，扔了。”他说。

她说：“我没有喝醉。没扔。”

不过她还是去看了垃圾箱。没有。

他坐在桌子旁，看着她。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它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她很抓狂。

“你确定吗？”斯坦说，“你确信没有送给别人？”

她确信。确信没有送掉。她包好了准备放起来的。她确信，她几乎确信已经包好准备放起来。确信没有送人。

“啊，我不知道，”斯坦说，“我想也许你送人了。我想我知道给谁了。”

奎妮一下子愣住了。给谁？

“我想你是给安德鲁了。”

“给安德鲁？”

啊，是啊。可怜的安德鲁，他告诉她没有钱回家过圣诞节。她为他难过。

“所以你把我们的蛋糕给他了。”

奎妮说，没有。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不会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蛋糕给安德鲁。

斯坦说：“莉娜，别撒谎。”

那就是莉娜漫长悲惨的挣扎的开始。她只能说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把蛋糕送给任何人。我没有给安德鲁。我没有撒谎。不是的，没有。

“很可能是你喝醉了，”斯坦说，“你醉了，记不得了。”

奎妮说她没醉。

“是你醉了。”她说。

他站起来举起手朝她冲过来，说不要告诉他他喝醉了，永远不要说。

奎妮叫起来：“我不会的。我不会的。对不起。”他没有打她。但是她开始哭。她一边哭一边试图说服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蛋糕送掉呢？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呢？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呢？

“每个人都会撒谎。”斯坦说。她越哭，越是请求他相信她，他就变得越冷淡刻薄。

“用点儿逻辑。如果在这儿，就去找出来；如果不在，就是你送人了。”

奎妮说那不是逻辑。找不到也不一定就是送人了。接着，他又冷静地靠近她，半笑着，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他就要吻她了。但是他用手掐住她的喉咙，一秒钟就让她无法呼吸了。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他说，“现在—你还要教我什么叫逻辑吗？”

然后他穿上衣服，去酒店弹琴了。

他不和她说话了。他给她留便条说，等她说出真相才和她讲话。整个圣诞节她不停地哭。他们原来打算在圣诞节当天去拜访希腊人一家的，但是她去不了，因为脸上哭得一塌糊涂。斯坦自己去了，说她病了。希腊人也许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也许听到了墙那边的大吵大嚷。

她化了很浓的妆去上班，经理说：“你想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吗？”她说她患了鼻窦炎，经理就让她回家了。

那天晚上斯坦下班回来，假装没她这个人。她转过身看着他。她知道他会上床，躺在她旁边，像根木头一样，如果她靠近他，他会继续像木头一样躺着，直到她挪开。她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就像他真的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不能呼吸，她会死的。

所以她说。对不起。

原谅我吧。我是那么做的。对不起。

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

他坐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

她说她真的忘了把蛋糕送人的事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了，她很抱歉。

“我没撒谎，”她说，“我是忘了。”

“给了安德鲁。你把蛋糕给了安德鲁。”

“你忘了把蛋糕给了安德鲁这事儿？”他说。

“我肯定是忘了。我忘了。”

是的，奎妮说。是的，她是把蛋糕给安德鲁了。她开始号啕大哭，靠在他身上，求他原谅。

好吧，别再歇斯底里了，他说。他没有说原谅她了，但是他拿来一块热毛巾，给她擦脸，躺在她旁边，搂着她。很快，他就想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要再给那个《月光奏鸣曲》先生上课了。”

糟糕的是，后来她找到了蛋糕。

她发现蛋糕是用餐布包好的，裹着蜡纸，和她记得的一样。用购物袋装着，挂在后门廊的钩子上。当然，玻璃门廊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冬天太冷了，门廊不能用，但又没有冷到结冰。她一定是这么想着就把蛋糕挂上去了。这是个好地方。然后她就忘了。她有一点醉了—她一定是醉了。她完全忘了。蛋糕就在那里。

她发现后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没有告诉斯坦。

“我扔了，”她说，“还是好好的，里面都是值钱的水果什么的，但我不想重提那个话题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声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么悲惨，现在却变得狡猾和开心，仿佛她一直在讲一个笑话，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结局。

我不得不把头从她手里拉出来，转身看着她。

我说：“但是他错了。”

“噢，当然是他错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结了婚就会了解这一点的。”

“那我就不结。我永远不结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说，“他很爱吃醋。”

“永远不结。”

“呵，你和我很不一样，克里西。一点儿都不一样。”

她叹着气说：“我是为爱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会在电影海报上看到过那些词儿。“为爱而生”。也许就是在奎妮的影院里放的某部电影的海报。

“等我把发卷拿掉，你会很漂亮的，”她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说你没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应聘太晚了，明天早点。如果斯坦问你，你就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留了你的电话号码。说家商店或饭店什么的，只要让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录用了我，尽管我根本没打算这么勤快。奎妮决定给我换个发型，化了眼妆，但是结果没有如其所愿。“你真的更适合自然的。”她说。我把妆全部擦掉，涂上自己的口红，是普通的红色，不是她那种发荧光的浅红。

这时已经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邮箱了。她得准备去电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钥匙，让我去看看邮箱，算是帮她的忙。她告诉我邮箱在哪里。

“给你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得用自己的邮箱。”她说。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楼地下室的杂货店当店员。我的职责是站小吃柜台。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感到相当无望。我的发型在闷热的空气中耷拉下来，我的人中上面一层汗。可至少我的经痛没那么厉害了。

一个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柜台旁喝咖啡。

“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位的清单，还有奎妮给我的地图。但是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大多数地方都太远了。我害怕告诉冯吉勒先生今天的情况，所以决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时，他已经走了。

我刚走上坡就想起了邮箱。我转身回去，从信箱里拿了信，再往家走。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但是他没有走。客厅的窗户开着，从那里可以看到房子旁边的小路。经过窗口时，我听见了音乐声。不是奎妮会弹的那种，而是那种很复杂的音乐，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从冯吉勒家传出来的那种音乐—能够让你全神贯注的音乐，然后就没什么头绪了，至少不会很快找到头绪。古典音乐。

奎妮在厨房，穿着另一条暴露的短裙，还化了妆。她胳膊上戴着手镯。她正把茶杯摆到托盘上。从阳光下走到阴凉处，我感到一阵眩晕，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

“嘘，”奎妮说，因为我关门声音很响，“他们在听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莱斯利。”

她正说着，音乐嘎然而止，接着爆发出一阵兴奋的交谈。

“他们一个人放一小段音乐，另一个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说，“他们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疯了。”她开始把熟食店买来的鸡切成片，放在涂了黄油的面包片上。“你找到工作了吗?” 她问。

“是，但是临时的。”

“啊，好啊。”她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是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她抬起头，笑了，说，“你去了—”接着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过来，小声说：“你手里拿着信直接走进来的啊。我本该告诉你要放在包里的。我的私人信件。”她从我手上把信抢了过去。正在这时，炉子上的水壶叫了起来。

“噢，拿水壶。克里西，快点儿，快点儿！快拿水壶，不然他马上会过来的，他受不了这种声音。”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活了。噢，我要干什么？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里？”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盘子里。

“你不想知道信是谁写的吗？”她问。

我想不到。

我说：“贝特？”

因为我希望，是来自贝特的私下谅解让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没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脸色变了—一瞬间，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她又恢复了高兴的样子。她过来搂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声音发颤，羞涩而得意。

“是安德鲁。你能把盘子端给他们吗？我去不了了。现在不行。噢，谢谢你。”

奎妮上班前来客厅吻了冯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两个都吻的是额头。她像蝴蝶一样向我挥挥手。“再见。”

我把托盘端进去时，看到冯吉勒先生不悦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异常宽容地对我说话，并且把我介绍给了莱斯利。莱斯利敦实，秃顶，乍一眼看上去和冯吉勒先生一样大。但是当你习惯了他，考虑到秃顶的因素，他又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不是我想象中冯吉勒先生会交往的那种朋友。他既不唐突无礼，也不假装渊博，而是很让人舒服，而且很会鼓励人。比如，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

我已经放弃了期待那样的消息，我甚至从没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鲁还是别的什么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鲁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个人。父亲去世时留下些钱，我们曾经认真地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的丈夫已经退休，我们经常旅游，我总觉得我有时确实看到了奎妮。我看见她，不是因为特别想见她或是花了力气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拥挤的机场，她穿着纱笼，戴着花边草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兴奋，看起来很富有，身边围着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门口，和一群妇女在一起，等着看婚礼派对。她穿着带斑点的小山羊皮夹克，看起来既不富有也不健康。还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领着一队幼儿园的孩子，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公园。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穿着花短裤和印有口号的T恤衫，那富态的中年人体态让人看着坦诚又舒服。

最后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个超市里，我拿着野餐要用的东西，转到了一个拐角，看见一个老女人靠在购物车上，仿佛在等我。她满脸皱纹，长着一张歪嘴，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健康，头发卷成棕黄的小卷，紫色的长裤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样，因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线条带来的便利。裤子可能是从旧货商店买的，色彩欢快的毛衣已经暗淡皱缩，包裹的胸部还没有十岁孩子的大。

购物车是空的。她甚至连包都没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对我微笑，似乎为认出了我感到很开心，也热切地希望我能认出她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赐予她的一个瞬间，将她从永远的阴影中拉出来的一个瞬间。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乐地咧开嘴，快乐却无动于衷，继续朝收银台走去，仿佛面对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车场，我对丈夫找了个借口说，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店里，在过道上来回寻找。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那个老女人似乎就不见了。她也许是紧跟在我后面走的，也许现在正走在特温福尔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个好心的亲戚或邻居开车载着，甚至是自己开车。她应该不在店里了，我们不会在过道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却错过了彼此。我发现自己朝一个方向走，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在被空调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着寒战，盯着人们的脸看。我很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我在无声地祈求他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