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我来到我的朋友夏妮在安大略省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房子，走进厨房，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操作台边，在给自己弄番茄酱三明治。

我在多伦多东北部的山区中开过车，和我丈夫一起—我的第二任丈夫，不是那年夏天我离开的那个—我悠闲而执着地寻找过那所房子，试图寻找它所在的那条路，但是没有成功，很可能是拆了。在我拜访夏妮和她丈夫的几年之后，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它离他们居住的渥太华太远了，不大适合用来夏天度假。他们的孩子长到十几岁时，不愿意再去那里了。对于约翰逊（夏妮的丈夫）来说，也有太多维护工作要做，而他喜欢在周末去打打高尔夫球。

我找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我认为就是那个，尽管原本歪歪扭扭的边界已经被修整一新，会所也比原先要豪华。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夏天的时候水井会干涸。在雨量不够的时候，每五六年就会发生一次。这些井是在地上挖的洞。我们的井比大多数的井要深，但是我们畜圈里的动物需要大量的水—父亲养银狐和水貂—所以有一天，钻井人带着壮观的设备来了，洞被加深，再深，直到有水从岩石里冒出来。从那时起，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有多干燥，我们都能打出纯净、清凉的水。那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水泵上挂着一只锡制的杯子，在灼热的夏天用它喝水时，我就会想到黑色的岩石，水在那里像钻石一样闪烁流动。

钻井人—有时被叫作挖井人，好像没有人为了找一个确切的称呼而操心，旧称呼更顺口些—是一个叫迈克·麦卡勒姆的人。他住在我们农场附近的镇上，但是他在那里没有房子。他住在克拉克旅店—春天就会到那里，在这一带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干完就走，然后再到别处干活。

迈克·麦卡勒姆比我父亲年轻，但是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男孩和父亲一起住旅店，或寄宿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在就近的学校就读。他也叫迈克·麦卡勒姆。

我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因为这是孩子们要立刻证实的事，这是他们考虑是否要与之做朋友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九岁，我八岁。他的生日在四月，我的在六月。当他和他父亲来到我们家时，暑假就要来了。

他父亲开的深红色卡车总是灰头土脸的。下雨时，我和迈克就爬进驾驶室，我不记得他父亲是去我们厨房抽烟喝茶，还是站在树下，或是继续工作。雨水冲刷着驾驶室的车窗，像石头一样砸在车顶上噼啪作响。车里弥漫着男人的气味—他们的工作服和工具、烟草、肮脏的靴子、酸奶酪味的袜子，还有潮湿的长毛狗的气味，因为我们把“游侠”带来了。我对“游侠”习以为常了，习惯它到处跟着我，有时我也会无缘无故地命令它待在家里，去谷仓，别来烦我。不过迈克喜欢它，总是开心地叫着它的名字，告诉它我们的计划，当它开始它的狗狗计划，追逐土拨鼠或兔子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等它。和他父亲一起那样生活，迈克是永远也不能有自己的狗的。

一天，“游侠”和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去追赶一只臭鼬，臭鼬转身对着它喷臭气。大人认为我和迈克难辞其咎。母亲必须停下手里的活儿，开车去镇上买了几大罐番茄汁。迈克说服“游侠”跳进浴缸，我们把番茄汁倒在它身上，彻底梳洗它的毛发，看起来就像是用血给它洗澡。要多少人才能有这么多血啊？多少匹马？多少头大象呢？

我比迈克更熟悉血和捕杀动物。我带他去看牧场的一个角落，就靠近谷仓院子的大门，我父亲在那里射杀和屠宰马匹，喂给狐狸和水貂吃。地上被踩踏得光秃秃的，留有深深的血渍，泛出铁锈一样的红色。之后我带他去了谷仓的储肉坊，马的尸体在被剁碎做成饲料前就挂在那里。储肉坊就是个用铁丝网围成的棚子，墙上黑压压地落满了苍蝇，被腐尸的气味熏得酩酊大醉。我们找来鹅卵石把它们碾死。

我们的农场不大—才九亩地，小到我可以探索它的每一寸土地，每寸土地都有不同的样子和特点，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很容易看到铁丝棚子的特别之处，长长的苍白马尸挂在残忍的钩子上，被践踏的浸渍着血的地面，在这里，活马变成了肉食。不过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谷仓通道两边的石头，尽管没有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情，它们对我言说的东西也不减分毫。通道的一边有一块发白的大石头，光溜溜的，突出来，统领其他的石头，所以这一边对我来说有一种扩张性和开放的气氛，我总是选择爬到这一边而不是另一边。另一边的石头颜色暗一些，挤在一起，显得低下。两边的树木也有类似的姿态和样子—榆树看起来沉静，橡树险恶，枫树友好而平凡，山楂树古老而暴躁。甚至河滩上的那些深坑—父亲多年前已经卖光了里面的碎石—也有自己的特点，春汛退去时，如果坑里注满了水，也许更容易发现这些特点：一个坑小而圆，深深的，很完美；另一个像尾巴一样伸展开来；一个很宽，形状不定，上面总是有碎浪，因为水太浅了。

迈克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东西，我也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我用他的方式和我自己的方式看待它们，我的方式本质上是无法言传的，所以不得不保密，而他的方式却很实用。通道上巨大苍白的石头是用来当跳板的，短而有力地助跑，然后把自己发射到空中，清除掉下面斜坡上的小石子，降落在马厩门旁压实的土地上。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尤其是房子旁边的枫树，可以顺着树枝爬出来，跳到阳台顶上。碎石坑就是用来跳进去的，在猛跑过深草之后，就像动物扑向猎物一样大叫着跳进去。迈克说，如果是在一年的早些时候，那时坑里的水更多，我们就可以造一个筏子。

我们考虑了与河流有关的那个计划。但是八月的河是水道，差不多也是多石的路，我们脱掉鞋子涉水过去，而不是漂流而下或在里面游泳—从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跳到另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在水面下满是浮沫的岩石上打滑，在长着扁平叶子的睡莲丛和其他水生植物中跋涉，我想不起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字（野欧洲防风草？毒芹？）。这些植物长得很茂密，仿佛是扎根在岛上或干燥的陆地上，但实际上它们是从河泥里长出来的，把我们的腿缠在它们纠结的根系里。

这条河也流经镇上，沿河朝上游走，能看到双跨的高速公路桥。我独自一人或和“游侠”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走到桥那么远，因为那边通常有镇上的人。他们来河边钓鱼，水够深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从栏杆上跳水玩。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在跳水，但是很可能在下面泼水玩—大吵大嚷，充满敌意，镇上的孩子总是这样。

另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可能会有流浪汉，但是我没有对迈克说。他走在我前面，好像桥是一个普通的目的地，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或被禁止的。声音传过来，和我预想的一样，是男孩子叫嚷的声音—让人以为桥是属于他们的。“游侠”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已经失去了热情，掉转头朝河岸去了。它已经是条老狗了，它从来不会不加选择地喜欢所有的孩子。

一个男人在钓鱼，不是在桥上而是在岸边。“游侠”从水里跳出来时打破了水面的平静，那个男人对着“游侠”破口大骂，问我们是不是连条狗都管不好，让它乖乖在家待着。迈克径自走着，仿佛那个人只是对着我们吹口哨而已，然后我们进入了桥的阴影，我从来都没到过那里。

桥底是我们的房顶，几缕阳光从桥板间的缝隙漏下。一辆车轰隆隆地开过，瞬间遮蔽了阳光。车经过时，我们静静地站着，朝上望去。桥下是一方独立的天地，而不只是河流的一小段。车开过以后，太阳又透过缝隙照了下来，在水面上反射出波光，奇异的光泡映在高高的水泥桥墩上。迈克叫了几声，测试下回音，我也照做，但是很小声，因为岸边的那些男孩子，还有桥那头的陌生人，比流浪者更让我害怕。

我在农场外的乡下学校上学。学校的入学率低到我成了班上唯一的学生。不过迈克春天以来一直读镇上的学校，他认识那些男孩。如果他父亲不是想着要在干活时带上他，以便可以时不时看管他一下，他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玩，而不是和我。

这些镇上的孩子和迈克一定有一些言语寒暄。

嘿，你在这里干吗？

没干吗。你呢？

没干吗。和你一起的是谁？

谁也不是。就是她。

噢喔。就是她。

事实上他们正在玩一种游戏，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忙着自己的事，包括女孩—河岸那头的女孩—虽然我们都已经过了一群男生女生若无其事一起玩的年龄。她们也可能是从镇上跟着男孩子来的—假装不是跟着—或者是男孩子跟着她们，想要趁机骚扰，但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怎么游戏就成形了，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惯常的规约便因此打破了。人越多越好玩，所以迈克很容易便加入了，把我也带了进去。

那是打仗的游戏。男孩子们分成两伙，在用树枝草草搭建的堡垒后互相攻打，也有用粗糙、尖利的草做掩护的，还有的躲在高过我们头顶的芦苇和水草中。主要武器是泥球，大概有棒球那么大。碰巧附近有一个特殊的黏土源，是一个灰色的坑，一半隐藏在杂草中，另一半延伸到岸上（可能是这个发现让大家想到了要玩这种游戏），女孩子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准备弹药。捏一团黏土，拍成一个紧实的球，越紧实越好—可能里面混有沙砾、杂草、叶子和现场能搜集到的小嫩枝，但是没有人会故意往里面加石头—需要大量这样的泥球，因为每个只能投掷一次，如果没打到也不可能捡起来团在一起再投。

战斗规则很简单。如果被泥球—其正式的名称是炮弹—打中脸部、头部和身体，你就得倒下死掉。打到胳膊或大腿就要倒下，但只算是受伤。女孩子的另一项任务是爬出去，把伤员拖回一个踩出来的地方，假装那里是医院。叶子被当作石膏糊到伤口上，他们得静静地躺着数完一百个数，数完后就可以起来继续打了。死亡的士兵不准起来，直到战斗结束，也就是等某一方所有的士兵都死掉。

女孩和男孩一样分成两伙，因为数量没有男孩多，因而不能只为一个士兵供应弹药和做护士。而且会有联盟，和真正的战斗是一样的。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堆泥球，专门为某些士兵服务，当一个士兵受伤倒下，他就会喊一个女孩的名字，好让她把自己拖走，尽快处理伤口。我给迈克供应弹药，他也会在受伤时喊我的名字。声音此起彼伏—“你死了”的喊声不绝于耳，是胜利的呐喊或愤怒的叫声（愤怒是因为有些人本该“死”掉了，却总是企图悄悄爬回去继续作战），还有一条狗在叫，不是“游侠”，那狗不知怎么也加入了混战—太嘈杂了，你必须始终警觉地倾听叫你名字的男孩的声音。每当有叫声传来，就会有一股热切的惊惧，如一股电流传遍全身，一种奉献的美妙感觉。（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和其他女孩不同，我只为一个战士服务。）

我想我以前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群体游戏。作为大群体的一员，不顾一切地进取，被挑选出来，参与其中，誓为一个战士效命，这些都让我开心不已。迈克受伤时从来不睁开眼睛，他无力地静静躺在那里，这时候，我会把黏滑的大树叶按在他的额头和喉咙处—然后把他的衬衫拉起来—把树叶贴在他又白又软的腹部，上面是美妙柔弱的肚脐。

这场战斗没有赢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游戏在争吵与集体复活中解散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尽量把身上的泥土弄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衣脏兮兮的，还滴着水。

天近傍晚。迈克的父亲准备离开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

我们雇了一个临时工，帮父亲屠宰，还做些杂活。他看起来很老气，却又带着孩子气，喘气呼哧呼哧的，像哮喘病人似的。他喜欢抓住我挠痒痒，直到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没有人干预此事。母亲不喜欢他这样，但父亲说他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帮忙。

“你们两个在泥里打滚了，”他说，“首要的事是你俩要先结婚。”

母亲在纱门后听到了。（如果男人们知道她在那儿，就不会那样讲了。）她走出来对雇工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带着责备的语气，然后才开始评价我们的样子。

我听到了一点她说的话。

像兄妹。

雇工望着自己的靴子，无助地咧嘴笑着。

她错了。雇工比她更接近真相。我们不像兄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唯一的弟弟还是个小婴儿，因而我自己没有这种兄妹体验。我们也不像我认识的夫妻，首先，那些人都上了年纪，而且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似乎彼此互不相识。我们像默契坚定的恋人，我们的纽带不需要外在的表达。至少对我来说，那是庄重和刺激的。

我知道雇工是在说“性”，虽然我认为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词。我因此比原来更加憎恨他。确切地说，他错了。我们不喜欢显露、抚摩和罪恶的亲昵—没有费心地寻找隐秘之处，没有玩弄的快感和懊恼，以及即刻产生的朴素的羞耻感。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表哥已经尝试过了，还有和一些大点的女孩，在我的学校念书的姐姐们。我会在事前事后厌恶这些玩伴，甚至会在心里气愤地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我喜欢和尊敬的人，这样的越轨行为我连想都不会想—我只和让我恶心的人做这种事，因为那些令人厌恶的粗俗渴望让我觉得自己也很恶心。

在我对迈克的情感中，这个被限的恶魔化成兴奋和温柔，弥漫遍布于皮肤之下，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产生的耳目之悦和麻嗖嗖的满足感。每天早晨醒来，我渴望看到他的身影，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颠簸作响地一路开来。我心怀爱慕，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我爱慕他的脖子背，脑袋的形状，他皱眉头的样子，长长的光脚趾，脏脏的胳膊肘，他响亮而自信的声音，他的气味。我愿意接受，甚至带着一份虔诚，我们之间形成的无须解释，不必实践的角色—我会帮助和崇拜他，他会指引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一天早上，卡车没有来。当然，那天早上，活已经干完了，井也盖上了，泵重新安上了，新鲜的水受到人们的赞叹。午餐的桌边少了两把椅子。大迈克和小迈克之前一直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小迈克和我从来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在面包上。他父亲和我父亲聊天，话题多是打井、事故和地下水位。他是一个严肃的人。父亲说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但是他—迈克的父亲—每次讲完话都会笑。笑声里带着孤独低沉的鸣响，仿佛他还在井下。

他们没有来。活干完了，他们没有理由再来了。我家的这项工程是钻井人在我们这一带的最后一份工。别处还有活在排着队等他，趁着好天气还在持续，他想尽快着手。他住旅店，可以随时打包离开。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告别？那天下午迈克爬进卡车时，我没有意识到他要永远地离开了吗？没有挥手，没有回首—或者说没有向我回首—卡车满载着设备，最后一次摇晃着驶出我们的小巷。当水奔涌而出—我记得水是奔涌而出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品尝—我为什么没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对于我是结束了？现在我想，这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不让场面太张扬，才取消了告别，以便我—或者我们—不至于太过伤心和苦恼。

那时候，好像不会有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那是我们自己要忍受或克制的事。

我没有惹麻烦。这第一次的打击后，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雇工每次见到我都会取笑我（“你的男朋友把你甩了吧？”），但是我看都不看他。

我一定知道迈克总会离开的，就像我知道“游侠”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未来的缺失我可以接受—可是直到迈克离开，我才明白缺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的领地全都变了，仿佛出现了山体滑坡，抹去了失去迈克以外的一切意义。看到通道上的白石头我就禁不住想起迈克，所以我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枫树枝也有同样的感觉，父亲把它砍了下来，因为它离房子太近了，那留下的伤疤也同样让我厌恶。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站在鞋店门口，穿着我的秋外套，母亲正在试鞋子，我听见一个女人喊：“迈克。”她喊着“迈克”从商店前面跑过去。我忽然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就是迈克的母亲—迈克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与他父亲分开了，并不是阴阳相隔的那种分开—我知道他们回到镇上是有某种原因的。我没有想这种回归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只是奔出商店，想着我很快就会见到迈克了。

那女人赶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刚从人行道的苹果摊上自己拿了一个苹果，就在旁边杂货店的前面。

我停了下来，难以置信地望着小男孩，仿佛一种让人愤怒的、不公平的魔法在我眼前发生了。

一个常用名。一个讨厌的扁平脸男孩，留着脏兮兮的金发。

我的心在猛跳，像是在胸中怒吼。

夏妮到阿克斯布里奇车站接我。她是个大骨架的女人，面色欢快，银棕色的鬈发，用不相配的梳子推到脸颊两侧。即使她发胖了—她的确是胖了—也没显出发福相，而是透出一股端庄的女孩子气。

她把我卷入了她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告诉我她要迟到了，因为克莱尔那天早上耳朵进了虫子，要去医院冲出来，然后是狗吐在了厨房台阶上，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旅行、这房子和乡下，当她—夏妮—出门来接我时，约翰逊正在让男孩子们打扫清理，因为是他们要养狗的，克莱尔在抱怨她的耳朵里还有嗡嗡声。

“那么我们去个安静的好地方喝个烂醉，永远也不回来，如何？”她说，“我们还是得回来。约翰逊邀请了一个朋友，他们想去打高尔夫，那人的妻子和孩子到爱尔兰去了。”

夏妮和我在温哥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的孕期一前一后衔接得很好，因此可以共用一套孕妇装。大约每周一次，我们会相聚在我家或她家的厨房。孩子会让我们分神，有时我们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萎靡不振，我们便用浓咖啡和烟给自己提提神，然后开始胡吹乱侃—关于我们的婚姻，打架，个人的缺陷，有趣而丢脸的动机，我们过去的远大理想。我们同时读荣格，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繁殖期的迷糊状态里，女人的心智都被乳汁淹没了，但我们还是会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亚瑟·科斯特勒和《鸡尾酒会》。

我们的丈夫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当我们试图和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会说，“噢，那只是文学”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现在我们都搬出了温哥华。但夏妮是和丈夫、孩子、家具一起，以正常的方式，因为寻常的原因搬迁的—她丈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而我搬家是出于新奇的原因，只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得到强烈却转瞬即逝的认可—离开丈夫、房子和婚姻期间得到的一切（当然，孩子除外，我们需要分工），我希望创造一种没有伪善、丧失自我或耻辱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一座房子的二楼。房主住在楼下—是几十年前从特立尼达岛搬来的。整条街都是古老的砖房，有阳台和高而窄的窗子，以前是循道宗和长老教会会员们的家，他们的名字叫作亨德森、格里沙姆、麦卡利斯特，到处都是橄榄色或棕色皮肤的人，即便会说英语，也会带陌生口音。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他们辛辣而甜腻的食物的气味。对这一切我都欣然接受—这让我感觉我真的彻底变了，完成了摆脱婚姻禁锢那漫长而必要的旅程。但是指望我只有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们有同样的感觉，那是太奢求了。我是春天离开温哥华的，她们暑假一开始就来了，打算待上两个月。她们觉得街道的味道很恶心，噪音很恐怖。天气炎热，即便开着我买来的电风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有时会持续到凌晨四点。

游科学中心、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店有冷气的饭店里吃饭，乘船游多伦多岛，这些都不能弥补她们没有朋友的缺憾，或者让她们接受我所提供的这个四不像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她们想要自己的房间，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住地，悠闲地待在家里消磨时光的感觉。

有一阵子，她们没有抱怨。我听到大的对小的说：“让妈妈认为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伤心的。”

最后终于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痛苦的告白（甚至把痛苦夸大，我想这种痛苦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导致的）。小的哀号着：“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大的痛苦地告诉她：“因为她憎恨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我改签了机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带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玩愚蠢的游戏，是老大教的。选一个数字—27，42—然后朝窗外看，数到第27或第42个你看到的男人，或是无论什么人，那就是你命定的结婚对象。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我搜集起所有她们留下的东西—小的画的一张漫画，大的买的一本《魅力》杂志，各种她们可以在多伦多穿戴而不能在家里穿戴的首饰、衣服，统统塞进了垃圾袋。每次想到她们，我几乎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禁止自己思考。有些痛苦我可以承受—和男人有关的痛苦。而其他的痛苦—那些和孩子有关的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她们没来时的样子。我不再做早餐，每天早上去意大利食品店买咖啡和新鲜的小面包。想到远离家务，我感到陶醉。我以前没有留意，现在注意到每天早上坐在窗前或人行道桌子旁边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来说，这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而是孤独生活的陈习。

然后回到家，我会坐在窗边的木桌前，写上几个小时，窗外原来是阳台，现在改成了临时厨房。我希望靠写作维持生计。太阳很快晒热了小房间，我大腿的后面—我会穿短裤—黏在了椅子上。我可以闻到吸收了我的脚汗的塑料凉鞋那独特的、甜丝丝的化学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那是我勤奋的气息，我希望也是我成就的气息。我所写的并不比我在原来的生活中写的好，那时候，锅上煮着马铃薯，衣物在洗衣机里一圈一圈砰砰转着。我只是写得多了一点，也没有变得更糟—如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可能去见某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在女王街或者鲍温街或者布朗威克街的小餐馆前面的路边桌子旁喝酒，谈论我们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情人”让人恶心，所以就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有时，我会去见和我交往的男人。孩子们和在我一起的时候他便被放逐了，尽管我破坏了两次规则，把女儿们留在了冰冷的电影院。

离婚前我就认识这个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对任何人—装作不是这样。我见他时试图表现出无忧无虑独立自主的态度。我们交换新闻—我确保我有新闻可说—我们大笑，去峡谷散步，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引诱他和我做爱，因为我认为性爱带来的高度热情融合了人们最好的自我。我在这些事情上很蠢，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而言。有时我们约会后我会感到如此幸福—令人晕眩，有安全感—可有时我会疑虑重重，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躺着。在他脱掉衣服后，我的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淌下来。这是因为我瞥见了他身上的阴影，或是因为某种怠慢，或是他对我拐弯抹角的警告。窗外，当天渐渐黑下来，后院的派对就要开始了，音乐声和叫喊声，还有接下来可能会演化成打斗的挑衅，我会感到恐惧，不是害怕敌意，而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

在一次类似的情绪发作中，我给夏妮打了电话，得到了去乡下过周末的邀请。

“这里很美。”我说。

但是我们驶过的乡间对我毫无意义。山是连绵的绿色起伏，有些山上有牛。杂草堵塞的河流上架着低低的混凝土桥。用新式的方法收割的干草被卷成捆，留在田里。

“等你看了房子再说吧，”夏妮说，“又脏又乱。管道里有一只老鼠，还是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是会出现细小的老鼠毛。现在都处理好了，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如何—是出于谨慎，还是不赞同？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不知道如何去想象。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对她说谎的，或者半真半假。要突破很难，但总得做。我很想念孩子们，但总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学习放开男人，也放开自己。我在学习把性看淡，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不年轻了，但是我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似乎是很长的时间。

砖房上漏出一块伤疤，是拆掉的阳台留下的。夏妮的儿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一点儿的那个—格里高利—叫喊着。

夏妮让他向我问好。

“你好。马克把球扔到棚子后面去了，我们找不到了。”

三岁的小女孩，是我和夏妮上次见面后出生的，她从厨房门跑出来，然后停了下来，看到陌生人很吃惊，但是她镇定了一下，对我说：“有虫子飞进我脑袋里了。”

夏妮把她抱了起来，我拿着过夜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厨房。迈克·麦卡勒姆正在那里往面包上涂番茄酱。

“是你。”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笑了，我奔向他，他朝我走过来。我们握了握手。

“我以为是你父亲呢。”我说。

我不知道是否想到了钻井人。我之前在想，这个看起来很眼熟的人是谁呢？一个身轻如燕的男人，仿佛根本不把在井里爬上爬下当回事儿。短短的头发，有些花白了，深陷的浅色眼睛。瘦削的脸幽默而严肃。一种合乎礼数却又不失随和的矜持。

“不可能，”他说，“父亲已经去世了。”

约翰逊拿着高尔夫球包进了厨房，和我打招呼，催促迈克抓紧。夏妮对约翰逊说：“亲爱的，他们认识。谁能想到，他们居然认识！”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迈克说。

约翰逊说：“真的吗？真是太难得了。”然后我们都一起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这世界真小。”

迈克和我还在看着彼此，笑着—似乎在彼此澄清，夏妮和约翰逊也许觉得奇妙的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运气喜剧性的爆发。

男人们走后的整个下午，我浑身都是快活劲儿。我为晚餐准备了桃子馅饼，给克莱尔读了书，好让她安静地午睡，夏妮带男孩子们去漂满浮渣的溪流钓鱼，结果很不成功。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前屋的地板上喝酒，又变成了好朋友，谈论书籍而不是生活。

迈克记得的事情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他记得在某个旧水泥地基窄窄的顶部走，假装它是最高的建筑，如果失足就会摔死。我说那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接着我想起一个汽车修理厂浇筑了地基，但一直都没有建起来，就在我们的小巷和公路连接的地方。我们真的在那上面走过吗？

是真的。

我记得想要在桥下大喊，但是害怕镇上的孩子，而他却不记得有什么桥了。

我们共同的记忆是泥炮弹和战斗。

我们一起洗碗，这样就可以不失礼数地谈论我们想谈论的任何事了。

他告诉我他父亲去世的情况。他从班克罗夫特附近工作回来时出了车祸。

“你们家人都健在吧？”

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婚了。

在说到什么的时候，我提到我和丈夫分居了，自己住在多伦多。我说孩子们和我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和爸爸一起度假。

他告诉我他住在金斯顿，但很久没有回去了。他最近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认识了约翰逊。他们都是建筑工程师。他妻子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出生，但他遇见她的时候，她是在加拿大工作。她是护士。现在她回爱尔兰了，在克莱尔郡看望家人。孩子们和她一同去的。

“几个孩子？”

“三个。”

洗完碗，我们到前屋叫男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这样夏妮和约翰逊就可以出去散步了。玩了一轮就到上床的时间了，但是孩子们说服我们再玩一轮，他们的父母回来时我们还在玩。

“我说什么来着？”约翰逊说。

“还是同一轮，”格里高利说，“你说我们可以玩完这轮，而这一轮还没完。”

“我敢打赌是这样。”夏妮说。

她说这是个美丽的夜晚，能有全职住家保姆帮忙照料孩子，她和约翰逊感觉受宠若惊。

“事实上，昨晚我们去看了电影，迈克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是老片子，《跨桂河大桥》。”

“没有‘跨’，”约翰逊说，“就是《桂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