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他叫她“甜心尼娜海伊娜”（谐音鬣狗），她叫他“快乐时光刘易斯”。

几年前，路边开始出现一种新路标。很久以来，那里都有鼓励皈依的标志，那些有着大大的粉红色心形和漂亮心律线的，是反对堕胎的标志。现在展现的是《创世记》的文本：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男造女。

它们通常装饰着彩虹、玫瑰，或伊甸园美景的象征，画在那些话的旁边。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尼娜说，“毕竟还是一种改变。从‘上帝如此爱着的世界’开始的改变。”

“是神创说。”刘易斯告诉她。

“这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贴在这里所有的标志上？”

刘易斯说现在绝对有一种风潮来强化人们对《圣经》故事的笃信。

“亚当和夏娃。老套的垃圾。”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或者他所感到的冒犯的程度，没有超过每个圣诞节不是放在教堂前而是放在市政厅草坪上的马槽。在教堂的地盘是一回事，他说，在市政厅就不同了。尼娜的贵格会教义没有非常强调亚当和夏娃，所以当她回到家，她拿出詹姆士王的《圣经》，把故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很喜欢那前六天的壮观进程—水的划分，太阳和月亮的安置，地上走兽和空中飞禽等等万物的出现。

“这太美了。”她说，“它是伟大的诗篇。人们应该读。”

他说那和地球所有角落冒出来的创世神话一样，不好也不坏，他厌倦了，讨厌听人说它有多美，还有诗歌。

“那是烟幕。”他说，“他们对诗歌没有丁点儿影响。”

尼娜笑了。“地球各个角落，”她说，“一个科学家怎么那么说话？我敢说是出自《圣经》。”

偶尔她会趁机用这个话题揶揄他一下。但是她必须小心，不能太过火。她要注意他在哪一点上会感到致命的威胁，不敬的侮辱。

有时尼娜在邮箱里会发现小册子。她不读，有段时间她以为人人都会收到这类东西，还有垃圾邮件，提供热带旅游度假和其他各种花里胡哨中大奖的信息。接着她发现，刘易斯在学校也拿到了同样的材料—他叫作“神创论者的宣传”—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塞进他办公室的文件架里。

“孩子们可以接近我的办公桌，但究竟是谁在往我的邮箱里塞东西呀？”他对校长说。

校长说他也不清楚，他也能收到这类东西。刘易斯提到几个教师的名字，他叫他们为“秘密基督徒”，校长说不值得为此紧张，扔掉就行了。

班级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总会有的。一定会的，刘易斯说。一个病态的小圣女或耍小聪明的笨蛋试图打破进化论。刘易斯有屡试不爽的办法对付这类情况。他对捣乱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对世界历史做出宗教性的解释，可以到旁边的镇上去读基督徒专门学校，那里会欢迎他们的。问题出现得更频繁的时候，他就补充说，有公交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立马收拾书过去。

“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后来还出现过争议—关于他是真的说了“笨蛋”这个词，还是话到口边又没有说出来。可即便他实际上没有说，他也的确是冒犯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完整时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学生们采取了新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非得坚持宗教观点，先生。我们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给予平等的时间。”

刘易斯卷入了争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是教授你们科学而不是宗教。”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报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这不是要教你们那些垃圾的。”的确，事实上，刘易斯说，经过四五次的打断，提出问题的方式会有轻微的不同（你认为听出故事的另一面会伤害我们吗？如果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不也是一种宗教教育吗？），那个词也许会溜出口，在这样的挑衅下，他没有为之道歉。

“我碰巧是这个教室的主宰，我决定教什么。”

“我认为上帝才是主宰，先生。”

有人被驱逐出教室。家长来和校长谈话。他们也许想要和刘易斯谈，但是校长保证那种事不会发生。只是在后来，刘易斯才从办公室里多少是开玩笑的传言中听说了那些面谈。

“你不必为此担心。”校长说—他名叫保尔·吉宾斯，比刘易斯小几岁。“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倾听他们。需要一点鼓励。”

“我本来要劝说他们的。” 刘易斯说。

“是啊。那不是我想的鼓励。”

“应该贴个告示。狗和家长禁止入内。”

“有一定道理，” 保尔·吉宾斯和蔼地叹息着说，“但是我想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当地报纸上开始出现信件。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封信，署名为“忧虑的家长”或“基督教纳税人”或“从这里可以走到哪儿？”它们书写认真，段落清晰，论说有力，仿佛都是出自一个代表之手。他们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支付得起私立教会学校，但是所有家长都纳了税。因此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不受冒犯或故意摧毁他们的信仰。一些信用科学语言解释了记录被误解的过程，表面上支持进化论的发现实际上证明了《圣经》的叙述。然后是引用《圣经》的文本，预言当今错误的教育会将人引入歧途，放弃所有体面的生活原则。

语气会及时改变，变得愤慨。反基督代理人掌握了政府和学校。撒旦的魔爪伸向孩子的灵魂，他们实际上被迫在考试中不断重复遭天谴的教条。

“撒旦和反基督者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他们是一体的？”尼娜问，“贵格教对此不是太严格。”

刘易斯说，如果她不把这一切当儿戏，他能坚持下去。

“对不起，”她严肃地说，“你认为是谁写的，是牧师吗？”

他说不是，那样应该会比这更有条理。精心策划的宣传造势，某个中心办公室，提供从本地地址发出的信件。他怀疑是否有一些是从这里，在他的教室里开始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以学校为攻击目标，很可能有希望激起公众同情心的地方。

“那么。不是个人行为了？”

“这不能让我感到安慰。”

“不是吗？我以为是呢。”

有人在刘易斯的车上写了“地狱之火”四字。不是用喷漆写的—只是手指留在灰尘上的痕迹。

他的高年级班开始遭到一小部分学生的联合抵制，他们坐在外面的地板上，手持着父母的便条。刘易斯开始讲课时，他们就唱歌。

所有明亮美丽的事物

所有伟大渺小的生灵

所有智慧美妙的事物

都是上帝所造—

校长实行了一条规定，不准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但是没有命令他们回教室。他们不得不去体育馆的储物室，在那里继续唱歌—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的圣歌。他们的声音和体育老师刺耳的指令声，以及在体育馆地上跺脚的声音，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张请愿书出现在校长的桌子上，同时还有副本送到了本地报社。不但有家长的签名，还有来自镇上不同的教堂团体，大多是来自基要主义教堂，也有的来自英国国教及长老会教堂。

请愿书上没有提到“地狱之火”的事，也没有提到撒旦或反基督者。它仅仅要求给《圣经》的神创论以平等的时间，作为一个选择予以尊重。

“我们签名的人认为上帝被忽略得太久了。”

“简直是废话，”刘易斯说，“他们不相信平等的时间—他们不相信选择。他们是绝对论者。法西斯主义者。”

保罗·吉宾斯来过刘易斯和尼娜的房子。他不想在有可能被偷听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秘书是礼拜堂的成员。）他不太奢望说服刘易斯，但是他必须试一下。

“他们把我逼到枪口上了。”他说。

“解雇我，”刘易斯说，“雇用一个愚蠢的神创论的家伙。”

这狗娘养的很开心嘛，保罗想。但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些天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控制自己。

“我过来不是要谈论那件事的。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认为这群人有道理。包括董事会的人。”

“让他们开心开心。炒掉我。让亚当和夏娃进场。”

尼娜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保罗说了声谢谢，试图捉住她的眼神，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没有用。

“是的，当然。”他说，“我想做也不能那样做。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工会会追着我。我们会在全省出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得考虑考虑孩子们。”

你以为那可以让刘易斯动心—考虑考虑孩子们。但是他像平时一样考虑自己。

“让亚当和夏娃进场。无论有没有无花果树叶。”

“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小演讲，表明这是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些人相信另一件事。把《创世记》故事压缩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大声朗读。只不过要带着尊敬的态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人们感觉被忽视了。人们不喜欢被忽视的感觉。”

刘易斯沉默地坐了很久，足够让保罗，也许还有尼娜—产生希望，谁知道呢？—但结果是，这么长的停顿只是个策略，让这个极不公正的提议落空。

“怎么样？”保罗小心地问。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整本《创世记》都大声朗读出来，然后宣布，那是自我夸大和从别的更好的文化借鉴来的神学概念的大杂烩—”

“神话，”尼娜说，“毕竟神话不是真实的，只是—”

保罗觉得听她说没有太大意义。刘易斯不是。

刘易斯写信给报社。第一部分是温和而博学的，描述了大陆漂移，海洋的开口和闭口，生命不详的开始。古微生物，没有鱼的海洋和没有鸟类的天空。繁荣和毁灭，两栖类、爬行类和恐龙时期；气候的变迁，最早的肮脏的小哺乳动物。反复的试验，灵长目动物迟到的渺茫未来，类人后脚直立行走，明白火的用途，削尖石器，划分领地，最后是近期的飞跃，建造船只，金字塔和坟墓，创造语言和诸神，献祭和彼此谋杀。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克里希纳（这里语言激烈起来）而争斗，或者为是否可以吃猪肉，跪下，对着天空的怪老头号叫着祷告，他对谁在战争和足球赛中获胜很有兴趣。最后，不可思议地，弄清了一些事情，开始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决定最好扔掉得来不易的知识，把怪老头带回来，再次强迫每个人下跪，接受教诲，相信古老的废话，当我们还在上面时为什么不恢复地平学说呢？

您忠实的，刘易斯·施皮尔斯。

报纸的编辑不是本地人，刚从新闻学校毕业。他对骚动很满意，继续发表那些回应（“上帝不是伪造的”，后面有礼拜堂每个成员的签名，“作者让辩论变得低俗了”，来自宽容而悲哀的联合教堂牧师，被“废话”和“怪老头”冒犯了），直到报纸出版人说明这种争吵是老套的，不合时宜，而且令广告商灰心。快点了结吧，他说。

刘易斯又写了一封信，这封是辞职信。保罗说，它被遗憾地接受—他的话也出现在报纸上—原因是身体欠佳。

原因是真的，尽管不是刘易斯自己愿意公开的理由。有好几个星期，他感到腿部无力。当他需要在课堂里站着的时候，他就来回走动。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渴望能坐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有时他不得不抓住椅子靠背，仿佛是为了强调。有时他说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它们失去了知觉。如果有地毯，他可能被最小的皱褶绊倒，甚至在没有地毯的教室里，一小块掉在地上的粉笔，一支铅笔，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这种疾病让他很暴躁，他认为是身心失调。他在班上或任何人群面前从来都不紧张。在神经病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当他拿到了确诊书，他首先感到的—他这样告诉尼娜—是一种荒谬的解脱之感。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他说。他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但是我只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他们大笑着，沿着寂静的、铺着长毛绒的走廊跌跌绊绊，进到电梯里，人们吃惊地盯着他们—在这种地方，大笑是最不合常理的。

湖滨殡仪馆是金色砖砌的宽敞的新建筑—新到周围的土地还没有种上草坪和灌木。除了招牌，你也许会认为它是一座内科门诊，或政府办公楼。湖滨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面向湖水，而是殡仪事务承办人姓氏的巧妙组合—布鲁斯·肖。一些人认为这毫无品位。当这项生意在镇上一间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开始运作时，它属于布鲁斯的父亲，那时的名字只是简单的肖殡仪馆。它实际上是一个住家，二楼和三楼有很多房间，给艾德和基蒂·肖及其五个孩子。

没有人住在这个新的建筑里，不过有卧室和厨房设备，还有淋浴。这是为了方便布鲁斯·肖晚上待在这里，不必开十五英里的车去乡间他和妻子养马的地方。

昨天夜里就是这样，镇北部发生了车祸。一辆满载十几岁孩子的车撞到桥墩上。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春天毕业前后，或者九月开学前几周的兴奋中—刚拿驾照的司机或根本没有驾照的司机，每个人都酩酊大醉。这样的时候，你能更多地看见新来者的命运—去年从菲律宾新来的护士们—陷在陌生的第一场雪中。

尽管如此，完全晴朗的夜晚，干燥的路面，还是有两个七十岁的人，都是从镇上来的。在那之前到的是刘易斯·施皮尔斯。布鲁斯手上满满的活儿—他必须让那些死去的孩子中看，这个工作要到深夜才完成。他给父亲打了电话。艾德和基蒂夏天还是在镇上的房子里住，没有去佛罗里达，艾德过来打理刘易斯的事情。

布鲁斯刚去跑了一圈，放松一下。当他看到施皮尔斯太太停下她那辆旧本田雅阁时，他甚至还没有吃早餐，还穿着跑步的装束。他匆匆来到会客室，为她开门。

她个子很高，瘦削，灰白头发，但是动作年轻而敏捷。她今天早上看起来不是太伤心，尽管他注意到她连外套都没穿。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刚去锻炼了一下。恐怕雪莉还没有来呢。我们对您失去亲人感到难过。”

“是的。”她说。

“我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时候，施皮尔斯先生教我科学，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之一。您请坐。我知道您一定也做了些准备，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仍然是始料不及的。您想现在看看手续，还是想看看您的丈夫？”

她说：“我们只要火化就行了。”

他点头。“当然。接下来是要火化的。”

“不。他应该立刻火化。那是他的愿望。我可以拿回他的骨灰。”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指令，”布鲁斯坚定地说，“我们准备了瞻仰遗容的环节。实际上他看起来不错。我想您会满意的。”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不想坐下来吗？”他说，“您安排了瞻仰，不是吗？某种悼念仪式？很多人要向施皮尔斯先生表达敬意。你知道，我们也举行没有宗教派别的其他仪式。只是有人致悼辞，而不是牧师。如果您不想那么正规，可以让人们一起表达他们的悼念。由您决定棺材开着还是关着。不过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开着的。当然，去火化时，不是用同样的棺材。我们有很像样的棺材，但是会占用一部分开销。”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事实上工作已经做完，没有指示说不要做。像其他任何工作那样需要付费。更别提材料的费用。

“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您可能需要，等您有时间坐下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会遵照您的意愿的—”

也许那样说太过分了。

“因为没有相反的指示，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外面有一辆车停下，车门关上，艾德·肖走进会客室。布鲁斯感到如释重负。他在这一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和家属这一边打交道。

艾德说：“你好，尼娜。我看见你的车了。我想我应该进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