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弗莱达。我父亲叫她弗莱迪。他们是直系表亲，住在邻近的农场上，有段时间住在相邻的农场。一天他们在茬地里和我父亲的狗迈克一起玩。那天阳光很好，但是垄沟里的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在冰上跺着脚，开心地听着脚下噼噼啪啪碎裂的声音。

她怎么能记得那样的事情？是她编造出来的。我父亲说。

“我没有编造。”她说。

“你编的。”

“没有。”

他们忽然听见钟鸣和哨声响起。是镇上和教堂的钟在响。工厂的汽笛声是在三英里以外的镇上吹响的。世界迸发着欢乐。迈克冲到街上，因为它确信游行要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

每周三次，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弗莱迪的名字。但她却只有名—艾尔弗莱达。印刷得像手写的一样，流畅的自来水笔的签名。“和艾尔弗莱达一起探索城镇。”这里所说的城镇不是附近的，而是她居住的南部城市。我的家人大概两三年才去一次。

现在是所有未来的六月新娘告诉我瓷器柜里她最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得告诉你们如果我是准新娘—当然我不是—我会拒绝所有带图案的餐具，尽管它们很精致，我要纯粹的珍珠白，超现代的罗森塔尔陶瓷……

美容乃身外之物，但是芳汀沙龙的面膜保证—说到新娘—让你们的肌肤像橙花一样绽放。让新娘的妈妈—还有姑妈、姨妈以及外婆—感觉她们也沐浴在青春之泉……

以她说话的方式，你永远不会想象到艾尔弗莱达会这样写作。

她也是以弗洛拉·辛普森之名在《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专栏撰写文章的人之一。整个乡下的人都认为他们在给专栏封面照片上那个留着灰色鬈发、面带宽容微笑的胖女人写信。但事实上—我不会说—他们信后出现的短信出自艾尔弗莱达和一个她叫作霍斯·亨利的人之手，他也写讣告。妇女管自己叫作晨星、山谷百合、绿手指、小安妮·罗尼和洗碗布女王等等。一些名字特别受欢迎，以至于要编上号—金发姑娘1，金发姑娘2，金发姑娘3。

艾尔弗莱达或霍斯·亨利会这样写：

亲爱的晨星：

湿疹是可怕的瘟疫，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我希望苏打粉能有所帮助。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家庭治疗，但是寻求医生的建议绝无害处。听说你的丈夫康复并能走动了，这真让人高兴。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对你们二人来说一定没什么快乐可言……

在安大略的所有小镇，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的主妇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弗洛拉·辛普森总是发来特别的贺信，解释说事务太多而不能参加大家的聚会，她不想厚此薄彼。艾尔弗莱达说大家曾经讨论过让霍斯·亨利戴上假发和枕头假胸，或者她自己装扮成巴比伦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旁，即便是她也不能正确地引用《圣经》的典故，并且说“荡妇”），烟卷上有口红印。但是，她说，不行，报纸会杀了我们。毕竟那也太庸俗了。

她总是把香烟叫烟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她从桌子对面倾身过来问我：“你也想要抽根烟吗？”那时我们已经吃完了饭，弟弟妹妹都吃完离开了。父亲摇摇头。他开始卷自己的烟。

我说谢谢，然后让艾尔弗莱达给我点上，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了烟。

他们假装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啊，看看你的女儿。”母亲对父亲说。她翻了个白眼，手拍着胸口，用造作、痛苦的声音说：“我要晕了。”

“马鞭拿出来了吗？”父亲说着，从椅子上半抬起身。

那一刻太妙了，仿佛艾尔弗莱达把我们变成了新人类。通常我母亲会说她不喜欢看女人抽烟。她没有说那不雅观，或不像淑女—只是不喜欢。当她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喜欢什么的时候，好像她不是在坦白某种烦恼，而是出于个人智慧，无懈可击甚至带有神圣的意味。当她以这种语气，同时伴随着弦外之音说话时，我特别讨厌她。

至于父亲，他就在这个房间里打过我，不是用马鞭而是他的皮带，因为我违反了妈妈的规定，伤害了她的感情，还有顶嘴。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打骂似乎只能发生在另一个宇宙里了。

我父母被艾尔弗莱达逼得很无奈—还有我—但是他们的反应如此勇敢而大度，好像我们三个—父亲母亲和我自己—在轻松、淡定的程度上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一刻，我看见他们—尤其是母亲—能够表现出罕见的轻松自如。

一切都是艾尔弗莱达的功劳。

艾尔弗莱达总是被看作职业女性。这让她看起来比我父母年轻，虽然我们知道她和他们年龄接近。也有人说她是城里人。这样说的时候，城市意味着她过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有别的意思—不仅指风格各异的建筑和人行道，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拥挤的人群。它意味着某种更抽象的东西，可以被一再地重复，如同蜂巢，拥挤但有序，并非一无用处或蛊惑人心，但是令人困扰，有时甚至是危机四伏。人们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会感到庆幸。不过，有些人被它吸引—艾尔弗莱达在很早以前应该就是这样，我现在也是，吸着烟，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它好像在我手指间变得像棒球拍那么大。

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后五年，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我们家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妈—父亲的姐姐们—还有她们的丈夫。轮到我们做东时，一般要排在圣诞节或感恩节，也许还有外地亲戚来访的时候。来访者总是像姑妈和她们的丈夫之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艾尔弗莱达。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

然后还要上甜品。

通常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事实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交谈如果超过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母亲对这种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时她等不及别人说完，也不尊重对方就跟着说起来。当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雷了。”她一定会说：“你认为像哈雷那样的人真的会打光棍吗，还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仿佛当你提到碰见了某人，你必须得再多八卦一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饭的人有意不礼貌，而是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尴尬地、间接地责备说：“好像他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如果亲戚们不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说“他自己”。

人们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过新擦的窗子照进来的明媚阳光中不断地切呀、舀呀、吃呀。这样的聚餐总是在中午进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说谁长了肿瘤，谁嗓子化脓了，谁烫伤了等等。她们会讲自己的消化、肝脏、神经系统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隐秘的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值得怀疑的，就像提到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或一条新闻—关注并非近在手边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沙发上休息时，或到地里看看庄稼时，姑父们会传递消息说某人欠了银行大笔的钱，或者买的贵重机器还欠着钱，或者买了一头公牛干活却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们拘于饭桌的礼节，还有面包、黄油盘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时候，他们习惯把一片馅饼直接放在用面包擦过的餐盘上。（不过，不把东西按恰当的方式摆放是一种冒犯。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要这样招待客人。）或许，吃是一回事，而说是另一回事。

艾尔弗莱达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需要这样。会铺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甜品会用明胶、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长时间才好，常常令我们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却。但是饭桌上绝对不会拘束和乏味。艾尔弗莱达不但吃完会接受第二份，还会自己要求。她这样做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赞扬的话，好像食物、品尝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时刻准备和人交谈，也让其他人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总是夏天来访，通常穿着吊带式样的丝绸背心裙，露着背。她的背并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几乎是平的。父亲总是说她吃那么多可还是那么瘦。或者颠倒事实，说她的胃口还和以前一样挑剔，但并没有阻止自己增肥。（在我们家，说胖、瘦、苍白、红润、秃头都没问题。）

她的黑头发在正面和两侧梳成卷，是现在时髦的发型。皮肤呈棕色，有细小的皱纹，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几乎垂下来，涂着厚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记。她张大嘴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讲话或大笑—可以看见后面的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好看—任何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丽的权利，也许还失去了美丽的愿望—但是她热情、有风度。父亲颇有创见地说她很有活力。

艾尔弗莱达和父亲谈论世界大事和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他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思想简单、固执，永远不信任所有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因此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祖母聋了—没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姑妈们对自己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关注而感到相当自豪。母亲做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从地图上指出所有欧洲的国家，但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带有个人的疑惑，对大英帝国和皇家威严的认识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视并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

艾尔弗莱达的观点和姑父们并不是差得很远。或者看起来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听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讲述总理们、美国总统、约翰·L．刘易斯和蒙特利尔市长的故事—他们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讲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老国王艾迪，她说他患了某种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她总是要戴着珍珠项链。这种区分和我母亲正好巧合，但是母亲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她没有反对—尽管提到梅毒会让她畏缩。

我会意地微笑着，带着有勇无谋的镇定。

艾尔弗莱达给俄国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库也斯基。安可乔（乔大叔）斯基。她认为他们在蒙骗众人的眼睛，联合国是个闹剧，不起什么作用，日本将再次崛起，有机会就应该被彻底干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对麦卡锡议员也有看法—她愿意站在他一边，可他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障碍。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骗局和丑闻都会被揭露她就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像是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在取笑父亲。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故意激怒他。但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是想让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轻女生在学校里折磨男生那样，那时，争论对双方都是一种乐趣，侮辱会被当作奉承。父亲总是用轻柔淡定的语气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她。有时他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来源。他会说，你把我说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话，我应该感激你。而她则会说，别跟我胡扯了。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假装绝望，也许真的厌倦地说。艾尔弗莱达会让她去躺一会儿，说她做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晚餐，该休息一下了。她和我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认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我们在厨房干活时，艾尔弗莱达和我谈论名人—演员们，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电影演员。尽管她放低音量，有时还是会狂野地大笑，给我讲他们的不良行为，杂志上没有刊登过的隐私丑闻的传言。她提到同性恋，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恋爱等等—那些东西我都读到过蛛丝马迹，但在实际生活中听起来还是很玄乎，哪怕已经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尔弗莱达的牙总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这些秘密事情时我有时也会走神，忘了在说什么。她前面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稍有不同，没有两颗是一样的。一些坚硬的牙釉质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显淡紫色，银边发出游鱼般的光泽，偶尔还闪过一丝金辉。过去人们的牙齿不像现在这样结实、漂亮，除非是假牙。不过艾尔弗莱达的牙齿个性十足，有清晰的间隔，每一颗都很大。当她发出某种特别、故意的嘲笑时，牙齿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宫廷卫兵或快乐的持矛步兵一样。

“她的牙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记得吗，她的牙齿生了脓肿，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们就是那样，喜欢把艾尔弗莱达的智慧和品位抛在一边，让她的牙齿变成一个让人深表遗憾的存在。

“为什么不都拔掉，彻底解决？”她们说。

“可能她付不起那么多钱。”祖母说，令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有时她会语出惊人，表示她一直在听人们谈话。

了解到艾尔弗莱达日常生活的新情况，这也让我吃惊。我原来以为她很富有—至少和家里其他人相比。她住公寓—我从没有见过，但是对我来说那至少证明她过着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家里做的，她不穿我认识的成年妇女都穿的牛津鞋—一种用鲜艳的新式塑胶做的凉鞋。很难说我的祖母是否只是生活在过去，那时安假牙是人生中一件严肃而昂贵的事情，或者她是否真的了解我从来无法猜测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

当艾尔弗莱达来吃饭时，其他亲戚从来不来。她也去看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妈，她妈妈的姐姐。祖母不再一个人住，而是轮流住在姑妈们家，祖母住在谁家她就去谁家，而不去其他姑妈家，虽然她们和我父亲一样和她都是表亲。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通常她先来我们家，待上一会儿，然后为自己鼓鼓气，好像不情愿去其他亲戚家拜访似的。等她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不会说对姑妈和姑父们不敬的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对我祖母不敬的话。事实上，艾尔弗莱达是这样提到我祖母的—她的声音突然严肃和忧虑起来，甚至有点儿恐惧的意味（她的血压如何，她最近去看过医生吗？医生说什么？）—这让我意识到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他来呀，”艾尔弗莱达说，“我很想见见他。”

到了年底，我确实有人可以带去见她了，事实上我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见过我，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但是我绝不会带他去见艾尔弗莱达。我绝对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会说，“你读过《天使望故乡》吗？你一定要读。还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呢？”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的游戏》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后来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大厦，你在那里午休时可以听唱片。他向我介绍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爱上了莫扎特。

艾尔弗莱达在我的住处留信息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她还是为报纸写东西—我偶尔看过她写的有关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饼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还在回复来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俱乐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们。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来对我来说是城市生活中心的报纸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尔弗莱达和霍斯·亨利那种人的笑话和不由自主的虚伪，现在对我来说是有伤风化和枯燥无味的。

我并不担心碰上她，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理由经过报社大楼，而且她住在城南某处，离我的住处很远。

我也不认为艾尔弗莱达是那种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人。“图书馆”这个词很可能让她撇撇大嘴，戏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在我们家对着书架的表情那样—那些书不是在我那个年代买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时候学校的奖品（有母亲用漂亮拘谨的字体写着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从商店里买来的书，而是房子里的摆设，就像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在地上的摆设。《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野性的呼唤》、《密得洛西恩监狱》。“很多大手笔写的东西，”艾尔弗莱达说，“我敢说你不会经常读的。”父亲说对，他的确没有，用不予理会的，甚至轻蔑的语气赞同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间的时候，的确偶尔会仔细研究它们的。

对于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谎言，再也不要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为了不那样做，我最好还是离过去认识的人们远点。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不要紧—反正我打算当作家。而且我要结婚了。

艾尔弗莱达听说了这事儿，又和我联系上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没有给我打电话，或许是没有人把我的信息转达给你。”她说。

我说也许是我一直在忙，或者是他们没有把信息转达给我。

这次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拜访不会让我承担什么，因为我将来不打算住在这个城市。我选了个星期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的未婚夫要去渥太华工作面试。那一天天气晴朗—是五月初的时节。我决定走着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杜达斯街以南或阿德莱德以东，所以这个城市有些部分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能遮荫的树木刚刚长出叶子，丁香树、修剪过的山楂树、郁金香花圃都开花了，草坪像清新的地毯。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走在完全没有树荫的路上，路边的房屋离人行道还不到一臂远。这里的丁香树—到处都是丁香树—是灰色的，好像被阳光晒褪了颜色，也没有什么香气。这些街道上，房屋是窄窄的公寓建筑，只有两三层楼—有些是实用主义的装修，门边一圈砖做装饰，一些窗子拉了起来，松弛的窗帘垂到窗台上。

艾尔弗莱达住的房子不是公寓。房子的整个楼上都是她的。楼下，至少是楼下的前面部分，已经成了商店，关着门，因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货商店，从肮脏的前窗可以望见很多平淡无奇的家具，堆放着一摞摞的旧餐具和其他器皿。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只蜂蜜桶，非常像我六七岁时带午餐去学校用的那个，有蓝天和金色的蜂巢。我能记得读了无数遍它侧面写的字：

所有纯蜂蜜都会结晶。

我不知道“结晶”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它的发音。显得很华丽和美味。

路上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我很热。我原以为艾尔弗莱达请我吃午餐不会像家里周末的晚餐那样，但在我上楼梯的时候就闻到了煮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嚷着，“我正准备组织救援队呢。”

她没穿背心裙，穿着脖子上系有一个松垮蝴蝶结的粉色上衣，掖在棕色的褶裙里。头发不再是光滑地盘起，而是剪得很短，贴在脸周围，呈有点儿发红的深棕色。我记得她的脸是瘦削的，有夏季日晒后的颜色，现在变得丰满了，还有些松弛。抹的化妆品在皮肤上很显眼，像中午阳光下的橙粉色油彩。

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她装了假牙，颜色统一，稍微填满了嘴，给她原来热切、急躁的表情增添了几分忧虑。

“啊—你发福了，”她说，“你以前多瘦呀。”

她说得对，但我不喜欢听。和出租公寓里的其他女孩一样，我吃便宜的食物—大量卡夫快餐和果酱曲奇饼。我结实的未婚夫占有欲很强，他认同我的一切，说他喜欢丰满的女人，我让他想起珍妮·罗素。我不介意他那样说，但是当人们评论我的外表时，我通常感到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艾尔弗莱达这样的人—某个在我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评价我，或对我形成什么看法，更不要说表现出来了。

房子前面狭窄，但从前到后很长，客厅的天花板四边是斜的，窗子俯瞰着街道，过道一样的饭厅根本没有窗子，因为边上的卧室开着天窗，光线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照进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后面是镶玻璃的阳台。

倾斜的天花板让房子看起来像是临时凑合的，只是假装用作其他用途而不是卧室。不过房间里装满了正式的家具—餐厅桌椅，厨房桌椅，客厅沙发和靠椅—都适合摆在更大更适合的房间里。桌子上的小餐巾，保护沙发和椅子的靠背与扶手的白色刺绣方布，窗子上的纱帘，四周沉重的花饰垂挂—比我想象的更像姑妈的家。在饭厅墙上—不是在卫生间和卧室，而是在饭厅—挂着一幅画，是一个女孩子的剪影，穿着蓬蓬的裙子，是用粉红的绸缎丝带做的。

一条粗油毡铺在饭厅地板上，铺在从厨房到客厅的过道上。

艾尔弗莱达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这里的东西太多了，”她说，“可这是父母的东西，是家具，我不能扔。”

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父母。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我祖母抚养大的，祖母是她姨妈。

“家具是我父母的。”她说，“父亲走后，你祖母把它留了下来，她说等我长大了，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我，所以就这样了。我无法拒绝，她费了那么多麻烦。”

现在它又回来了—我已经忘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她父亲再婚。他离开农场，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他还有别的孩子，一家人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艾尔弗莱达过去经常开玩笑地提起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有多么亲密，搬了多少次家。

“过来见见比尔。”她说。

比尔在阳台上。他坐在低矮的沙发或者躺椅上，上面铺着棕色花格毯子，他好像随时在等候召唤似的。毯子皱巴巴的，他一定是不久前还躺过的—百叶窗都拉到窗台的位置。屋子里的光—炎热的阳光透过雨渍的黄色窗帘—皱巴巴的毯子，褪色的、坐塌了的垫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气味，旧得破烂变形、图案模糊的拖鞋，都让我想起—还有里屋的茶杯垫、过度磨损的家具、墙上的丝带女孩—姑妈们的房子。在那里，从秘密但持续的气味，从女主人羞愧而固执的表情，你也可以发现一个邋遢男人的藏身处。

比尔站起来和我握手，不过，姑父们从来不和陌生的女孩子握手。或任何女孩子。阻止他们这样的不是无礼，只是害怕显得太正规。

他个子很高，闪光的灰色波浪发，光滑但不年轻的脸。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么消磨掉了—糟糕的身体，不佳的运气，或是缺乏气概。但是他仍然带着疲惫的殷勤，向一位女性俯身弯腰，似乎暗示着这次见面对她和他都会是件愉快的事。

艾尔弗莱达把我们领到没有窗子的饭厅，大白天都开着灯。我觉得饭早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迟到耽搁了他们正常用餐。比尔端来了烤鸡和调料，艾尔弗莱达拿着蔬菜。她对比尔说：“亲爱的，你认为你盘子旁边的是什么？”这时他才想起来拿餐巾。

他话不多。他给我递肉汁，问我要芥末调料还是盐和辣椒，他随着我们的谈话，头一会儿转向艾尔弗莱达，一会儿转向我。有好几次，他在齿缝间发出微微的口哨声，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善和欣赏，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要发表意见的前奏。但不是，艾尔弗莱达也从不为此停顿。我见过改邪归正的酒鬼就有点像他那样—可以愉快地插话，但无法继续说完，只能无助地专心倾听。我不知道比尔是不是这样—不过他身上确实带着某种失败的历史，承受过麻烦和接受过的教训的痕迹。他也带着一种能够勇敢地接纳任何错误的选择或不成功的机会的样子。

这些是速冻豌豆和胡萝卜，艾尔弗莱达说。速冻蔬菜那时还是新生事物。

“它们比罐装的要好，”她说，“几乎和新鲜的一样好。”

接着比尔做了完整的说明。他说，它们比新鲜的还要好。颜色、味道，一切都比新鲜的好。他说人们现在真是了不起，将来通过冷冻还会做什么呢。

艾尔弗莱达向前倾斜着身体，笑着。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仿佛他是她的孩子，没有抓住扶手就迈出了一步，或者第一次独自摇晃着骑自行车。

他们有办法给鸡注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新发明，让每只鸡都一样，又肥又好吃。不必再担心有长不好的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