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的专业是化学。”艾尔弗莱达说。

见我没有说什么，她又补充道：“他为古德汉姆工作。”

还是没有评论。

“是酿酒公司，”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或感到厌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自然而然的表现更不礼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厌倦），而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几乎任何问题都行，把一个害羞的男人拉入谈话，把他从他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成为有一定尊严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艾尔弗莱达带着那么强烈的、鼓励的微笑看着他。以我和男人相处的所有经验，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为她有理由为之自豪的人，是未来才有的。我对夫妇唯一的观察是姑父姑妈们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着疏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彼此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好像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接着艾尔弗莱达开始询问我的课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刚才不同。里面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点结束我的解释，这样她就能说—她的确说了—“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读那些东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们都收藏了起来，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帮人手里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人。她的继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尔弗莱达问，“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了吗？”

我当然知道。她母亲因手里拿的油灯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我姑妈和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关于艾尔弗莱达的父母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艾尔弗莱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牵扯到那场死亡。这就是她父亲离开农场的原因（总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经济上就是道德上犯了点错误）。对待煤油要万分小心，有电真是太幸运了，不论花费多少。无论如何，对于艾尔弗莱达那个年纪的孩子，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会在下午点煤油灯了。

她活过了当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对她来说会更好些。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年，他们的街道通了水电，不需要再用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很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她们对这件事感觉一致。无论何时提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名字，语气里的感情都一样。这个故事仿佛是她们可怕的财富，我们的家族独有，别人没有权利要求的一种永不能放手的殊荣。听她们谈论总是让我感觉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密谋在暗自进行，一种对无论是恐怖还是灾难的深情触碰。她们的声音像蠕虫在我身体里蜿蜒滑行。

依我的经验来看，男人们不是这样。男人们尽可能迅速地回避可怕的事情，一旦过去就表现出再提起或思考它们是没有用的样子。他们不想让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认为，如果艾尔弗莱达要谈论这个，我未婚夫没来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让他听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事，不要让他发现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贫困。他欣赏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机会看到悲剧—悲剧的惨烈。他的父母健康、标致、富有（尽管他说他们很无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败—失去机会、健康和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疏忽，他对我的坚决支持还没有到对我乱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宽容的地步。

“在医院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艾尔弗莱达说，至少她是用正常语调在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虔诚，或油滑的兴奋。“是啊，如果我是他们，很可能也不会让我进去，我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都捆成木乃伊了。如果没有，也应该是那样了。我当时不在家，我在学校。天非常黑，老师开了灯—我们学校有电灯—我们要等雷雨结束。莉莉姨妈—就是你祖母—来把我接到她家。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我以为她已经说完了，但是过了片刻，她继续说，声音好像轻松了一些，好像准备大笑似的。

“我疯狂地大叫，嚷着要见母亲。我不停地叫嚷着，最后他们无法让我停下来，你祖母就说：‘你最好还是别见她。如果你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你不会愿意见她的。你不会愿意记住她这个样子。’”

“但是你猜我说什么？我记得是这么说的。我说，但是她想要见我。她想要见我。”

然后她真的笑了，或是发出含糊轻蔑的哼声。

“我一定在想我是重要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见我。”

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刚听到这些，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仿佛一个陷阱被啪地关闭了，让这些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太清楚它们对我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它们是如何瞬间震撼了我，让我解脱，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只为我准备的空气—

她想要见我。

里面有这句话的故事，我很多年后才能写出来。那时，想到是谁先把这个主意放进我头脑里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谢了艾尔弗莱达，说我要走了。她去叫比尔和我道别，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已经睡着了。

“等他醒了一定会后悔得要踢自己的。”她说，“他见到你很开心。”

她摘下围裙，陪我一直走下外面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条通向人行道的沙土路。沙石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她穿着家居的薄底鞋蹒跚地走着。

“啊！老天爷呀。”她叫道，抓住我的肩膀。

“你父亲好吗？”她问。

“他很好。”

“他辛苦了。”

我说：“没办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亲呢？”

“她还是老样子。”

她转身朝商店窗子走去。

“你想会有谁买这些垃圾呢？看看那个蜂蜜桶。你父亲和我以前带午餐回学校用的就是那种小提桶。”

“我也是。”我说。

“真的吗？”她捏捏我的手，“告诉你的家人我很惦记他们，好吗？”

艾尔弗莱达没有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怀疑是不是她不想见到我。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对我有意见；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是父亲知道。我回家看他时，得知艾尔弗莱达住得不远—在祖母的房子里，事实上，她继承了那座房产—我提议说我们去看她。那是在我两次婚姻中间的混乱期，我情绪高涨，刚刚解脱出来，能够和我愿意的任何人联络。

父亲说：“呵， 你知道，艾尔弗莱达有点儿不开心。”

他现在管她叫艾尔弗莱达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起初我甚至想不到她会为什么伤心。父亲被迫提醒我几年前发表的那个故事。想到艾尔弗莱达会反对现在和她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我感到惊讶，甚至不耐烦，还有点儿气愤。

“那根本不是她，”我对父亲说，“我改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她。那是一个故事人物。谁都看得出来。”

但事实上还是关于一个爆炸的煤油灯，裹尸布里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坚强孩子的故事。

“唉。”父亲叹息道。大体上他对我成为作家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我所谓的故事人物还是有所保留。关于我为了个人原因终结婚姻—也就是，放纵—我为自己做的有力辩护—或许就像他本应该说的，是逃避责任。他没有这样说—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了。

我问他为什么艾尔弗莱达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一封信。”

一封信，但是他们住得并不远。想到要他忍受本来要我承担的疏忽甚至过失，我的确感到难过。还有就是，他和艾尔弗莱达现在似乎关系正常了。我想知道他放下了什么。他觉得要在艾尔弗莱达面前为我辩护吗，就像他要在其他人面前为我的作品辩护？他现在愿意这样做，尽管那对他从来都不容易。在他艰难的辩护中，他也许说了些刺耳的话。

因为我，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困难。

我一回到家就存在着危险。那是通过他人的眼睛而非我自己的来看待我的生活的危险。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产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得。

也许我的麻烦是值得的，但是别人的呢？

父亲说过艾尔弗莱达现在一个人生活了。我问他比尔怎么样了。他说那些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他相信一定是尽力挽回过。

“比尔？怎么了？因为谁？”

“我觉得他有一个妻子。”

“我在艾尔弗莱达那儿见过他，我挺喜欢他的。”

“人们都喜欢他。女人都喜欢他。”

我必须认为他们的决裂与我无关。我继母曾经鼓励父亲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去打保龄球，定期去提姆霍顿家和其他夫妇一起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嫁给父亲之前她独居了很长时间，她以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父亲的新朋友。他和艾尔弗莱达之间的事可能就是变化之一。对过去关系的厌倦，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非常理解，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像我说过的，尤其是家里人的生活中。

继母比父亲去世得略早些。在幸福而短暂的婚姻后，他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墓地，躺在自己更麻烦的前任伴侣旁边。在他们还都健在的时候，艾尔弗莱达搬回了城里。她没有把房子卖掉，只是离开，把它留在那儿。父亲写信说：“那样做是很可笑的。”

父亲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很多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走过墓地的草坪，来和我说话—我起初还以为是我继母的朋友。然后我看到她只是比我大了几岁。矮胖的身材，灰金色鬈发，花色图案的夹克让她显老。

“我从你的照片上认出你，”她说，“艾尔弗莱达过去总是拿你炫耀。”

我说：“艾尔弗莱达没有去世呀？”

“没有。她还在。”女人说，接着告诉我艾尔弗莱达在多伦多北部一个镇上的疗养院里。

“我带她去的，这样就能照看她。”

现在容易看出—即使凭她的声音—她和我是一代人，我想到她可能是那个家族的人，艾尔弗莱达的同父异母妹妹，出生时艾尔弗莱达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当然和艾尔弗莱达不同姓—她一定是结婚了。我不记得艾尔弗莱达提到她家里那边任何人的名字。

我问她艾尔弗莱达怎么样。女人说她的眼睛不好，基本失明了。肾脏也有严重问题，一周要透析两次。

“除了那些—？”她说着，笑起来。我想，对了，一定是她妹妹，因为我可以从那鲁莽、颤抖的笑声中听到类似艾尔弗莱达的声音。

“所以她不能出门。”她说，“不然我就带她来了。她还从这里订报纸，我有时读给她听。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我冲动地想，我是否应该去疗养院看她。葬礼的情绪—父亲寿终正寝在我心里涌起一种温暖、安慰、平缓的感觉，也激发了去看她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丈夫—第二任丈夫—和我只在这里待两天就要飞去欧洲度假，而且我们的旅行已经推迟了。

“我不知道你去有什么收获。”女人说，“她有时好，有时不好。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故意的。比如，她会坐在那里一整天，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的话都一样。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整天就说这一句话。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能让人发疯。然后有些天她又能正常回答问题。”

又是那种声音和笑—这次是半隐半现—让我想起艾尔弗莱达，于是我说：“你知道我一定见过你，我记得有一次，艾尔弗莱达的继母和父亲顺路到家里来，或者只有她父亲和几个孩子—”

“噢，那不是我。”女人说，“你以为我是她妹妹格罗丽？我看起来一定很老。”

我开始说我认不太清她，这是真的。十月的下午，太阳很低，阳光直射进我的眼睛里。女人背对着太阳，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特征或表情。

她紧张而傲慢地抖动肩膀。她说：“艾尔弗莱达是我的亲生母亲。”

哦。是母亲。

接着她向我讲了那个一定是她经常讲的故事，不是太详细，因为那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还有她独自开始的一次冒险。她被安大略东部一个家庭收养；他们是她唯一知道的家人（“我很爱他们”），然后她结婚，有了孩子，在孩子长大前她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事情不是太容易，因为过去保管记录的方法和保密性都不完善（“她怀了我的事保护得十分严密”），但是几年前她找到了艾尔弗莱达。

“刚好及时。”她说，“我的意思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说：“我一直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我认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警告你，当你开始寻找时，你的出现会让人们震惊。老人是沉重的负担。不过，我想她不会介意。早些时候也许会。”

她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不难理解。如果你有什么会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告诉别人，你说了之后的确引起了震动，就要有一个恢复力量的时间。这次的情况震动如此彻底，她甚至感觉需要道歉。

“对不起，我一直讲我自己的事，没有对你父亲表示哀悼。”

我谢了她。

“艾尔弗莱达告诉我，你父亲和她有一天放学回家的事，是在高中。他们不能始终一起走，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会遭到可怕的嘲笑。如果他先出来，他会在镇外的岔路上等，如果她先出来，同样也会等他。有一天他们一起走着，听见所有的钟开始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过那个故事。

“只是我原来以为他们还都是小孩子。”

“如果是小孩子，怎么能从高中回家？”

我说我以为他们是在田野里玩耍。“我父亲的狗和他们一起。它叫迈克。”

“也许他们是有狗。也许狗是去接他们呢。我相信她给我讲的时候没有糊涂。她对和你父亲有关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现在我意识到两件事情。首先，父亲出生在1902年，艾尔弗莱达也差不多。所以从高中走回家比在田野里玩的可能性更大，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许他们是说过在田野，是穿过田野走回家。也许他们从未说过是在“玩耍”。

还有，刚才对这个女人抱歉和友好的感觉，没有恶意的感觉现在都消失了。

我说：“事情会改变的。”

“没错，”女人说，“人们颠倒事实。你想知道她说了你什么话吗？”

现在。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什么？”

“她说你很聪明，但是不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迫使自己继续注视着这张背光的、黑暗的脸。

聪明，太聪明了，不够聪明。

我说：“就是这些？”

“她说你冷冰冰的。这可是她说的。我对你没有恶意。”

那个星期天，在艾尔弗莱达家吃过午饭，我开始一路步行回我的寄宿公寓。如果来回都是步行，我想我会走上十英里，应该能消化掉我吃的东西了。我感觉太饱了，不仅是因为食物，还有我在房子里的所见所感。拥挤的老式家具。比尔的沉默。艾尔弗莱达的爱意，像矿泥一样顽强固执，不合时宜和不可救药—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年龄。

走了一会儿，我的胃没那么沉重了。我发誓二十四小时内不再吃东西了。我在四四方方的小城街道上朝着西北走啊走。星期天下午，除了主要的干道，没有什么车辆。有时我走的路线恰巧和公交车在这几个街区的路线一样。驶过的公交车上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多么幸运。

我说谎了，我不是要见朋友。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来—他去科堡看他的父母，我从渥太华回家途中经过那里。我回到寄宿公寓时不会有人在—我不必费心地和任何人讲话或听人讲话。我无事可做。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间药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是加热的，什么都没放，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解脱了，现在开始感到幸福了。独自一人的幸福。看着下午炎热的阳光照在人行道上，树枝开始发芽，投下稀疏的影子。听见从商店后传来的球赛的声音，是给我端咖啡的男人在听收音机。我没有想到我要写艾尔弗莱达的故事—而是想到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从空中抓物，而不是构造故事。人群的喧嚣像沉重的心跳一样传过来，充满悲哀。可爱的正常声波，夹杂着遥远的、几乎非人性的赞同和惋惜。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要关注的，我的生活就是要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