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家人在温哥华岛东岸度假。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小女儿，还有一对老夫妇，是丈夫的父母。

多完美的天气啊。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都像这样，第一道纯净的阳光从高高的枝桠间射入，灼干乔治亚海峡的静寂海面上的雾气。潮水退去，剩下一大片潮乎乎却易于行走的沙滩，就像尚未完全凝固的水泥地。实际上，潮水比前一日又近了些；每天早上，沙滩虽说仍很宽绰，其实已经缩小了。对于海潮的变化，别人都不大在意，做爷爷的倒是兴趣盎然。

比起这片海滩，年轻妈妈鲍玲更喜欢住宅区后头的小路，它蜿蜒北上一英里左右，通往流进大海的小河岸边。

若非海潮，你真有可能忘掉这是大海。越过水面，可以看到大陆群山，它们组成北美洲的西部壁垒。现在，透过雾气，山丘和山峰清晰可见，鲍玲沿小路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也时不时能透过树枝瞥到它们，爷爷对这些山脉很感兴趣。他儿子布莱恩，也就是鲍玲的丈夫，也一样。爷儿俩不断试图弄清哪儿是哪儿。这些山峰中，哪些是真正的大陆山脉，哪些又是海岸前方诸岛上的惊人高峰呢？它们排列得错综复杂，白天光线变幻不定，更是让它们中的一些显得忽远忽近，实在难以分辨。

不过，住宅区和海滩之间，有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地图。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看地图，抬头看看前方，再看看地图，直到把各处都搞清楚。做爷爷的和布莱恩每天都做这事，时不时争论着—尽管地图就在眼前，你会以为不该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布莱恩倾向于认为地图不精确。不过他爸根本听不得对于这个地方的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这里可是他挑选的度假地。这份地图，就像这里的食宿和天气，都是完美无瑕的。

布莱恩妈妈不爱看地图。她说看了头昏。男人们笑话她，认为她的脑袋本来就是昏的。她丈夫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布莱恩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他妈。她操心的永远只是谁饿着渴着了，孩子们有没有戴好太阳帽、涂好防晒油。卡特琳胳膊上看起来不像蚊子咬的疙瘩到底是啥？她让丈夫戴了一顶软塌塌的棉布帽，觉得布莱恩也该戴一顶—她提醒他，他还是孩子时，有年夏天他们去奥卡诺根湖[1]，他晒太阳中暑得多严重啊。有时，布莱恩会对她说：“好了，住嘴吧，妈妈。”语调挺亲昵的，但他爸就会质问他，莫非他觉得如今可以跟他妈这样说话啦？

“她不会生气的。”布莱恩说。

“你怎么知道？”他爸说。

“够啦，看在圣彼得的分上。”妈妈说。

每天早上，鲍玲一醒来，就从布莱恩长长的、睡意矇眬地摸索着的胳膊和腿当中爬开，悄悄溜下床。唤醒她的是儿童室里的声音：宝宝玛拉—十六个月大，已接近婴儿阶段的尾声—发出了第一阵尖声哭泣和喃喃声，小床旋即咯吱咯吱响起，她抓着床扶手，设法站了起来。鲍玲抱她出来，她继续轻柔低哑地嘟囔着—快要五岁的卡特琳睡在旁边的小床上，身子扭动着，还没醒来—玛拉被抱进厨房，放在地板上换尿布，嘟囔声还在继续。然后，她被放进婴儿车，拿到一块饼干和一瓶苹果汁，鲍玲穿上太阳裙和凉鞋，上洗手间，梳头—全都尽可能做得安静迅速。她们出门，走过别的小屋，走向一条崎岖不平、没铺路面的小路，它几乎仍处于清晨森然的阴影笼罩下，像是在一条枞树和雪松树枝构成的隧道里。

爷爷也是个早起者，他站在他的小屋门廊上看到她们，鲍玲也看到他。不过互相挥一挥手就够了。他和鲍玲从来不怎么交谈。（尽管有时，在布莱恩没完没了地做滑稽表演，或者在奶奶充满歉意却顽固不已地瞎操心的时候，他俩会感到一种默契。他们心领神会地不看彼此，免得眼中流露出鄙夷之情，伤到别人。）

假期中，鲍玲设法挤出独处的时间—照顾玛拉时，她几乎相当于在独处。清早的散步、早上迟些时候她洗晾尿布的一个小时。下午，她原本可以利用玛拉睡觉的时候再挤出个把小时。不过布莱恩在海滩上搭了一个休息处，每天都把婴儿护栏带过去，这样玛拉可以在那里睡觉，鲍玲就不必特地回去了。他说，要是她总溜开，他爸妈会不高兴。不过他也同意她需要时间来复习台词，接下来的9月，等他们回到维多利亚市[2]，她就要在戏里说这些台词了。

鲍玲不是女演员。这是一次业余表演，而她甚至连业余演员都算不上。她并不曾去参加角色选拔，尽管碰巧读过这出戏。让·阿努伊[3]的《欧律狄刻》。不过，那会儿鲍玲其实什么都读。

她在6月参加一次烤肉聚会的时候，被一个男人邀请去演这戏。参加烤肉会的大多是教师和教师的配偶—它在布莱恩所在的高中的校长家举办。教法语的是个寡妇—她把成年的儿子也带来了，他在这里和她一起过夏天，夜间在一家市中心旅馆当接待员。她对每个人都宣布，他在华盛顿州西部的一所大学谋到一份教职工作，秋天就去。

他名字叫杰弗里·图穆。“拼写中没有b。”[4]他说，好像这个陈腐的玩笑让他很受伤。这不是他妈的姓，她做过两次寡妇，他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儿子。至于工作，他解释道：“它可不一定能干长，只是一份一年期的合同罢了。”

他要教什么呢？

“戏—剧。”他说，嘲讽地拖长音调。

他对眼下的工作也大加嘲讽。

“那真是个堕落的地方。”他说。“没准你听说了—去年冬天，一个妓女在那里被杀了。平时总有不少废物来登记入住，在里面猛嗑药，或者一命呜呼。”

大家都不大清楚该如何应对这种谈话，纷纷从他身边溜开。除了鲍玲。

“我想着上演一出戏，”他说，“你愿意加入吗？”他问她是不是听说过一出叫做《欧律狄刻》的戏。

鲍玲说：“你说的是阿努伊的那出？”他结结实实地被镇住了。他立刻说，他不知道它能不能演出来。“我只是在想，看看能否在这片诺埃勒·科沃德[5]的土地上做点不同的事出来，一准挺好玩。”

鲍玲不记得在维多利亚市上演过诺埃勒·科沃德的戏，不过她猜想或许演过很多出吧。她介绍道：“我们去年冬天在大学里看过《马尔菲公爵夫人》[6]。小剧院上演过《回荡的铃声》[7]，不过我们没去看。”

“嗯，不错啊。”他说，脸红了。她本以为他比她大，至少像布莱恩的年纪（他三十岁，人们总说他看起来没那么成熟），不过一旦他用这种随意的、轻蔑的方式跟她说话，不看她的眼睛，她就怀疑他其实比他想表现的要年轻。现在看到那红脸，她更肯定了。

结果，他比她还小一岁。二十五岁。

她说，她演不了《欧律狄刻》。她不会演戏。不过，布莱恩听到他们的谈话，立刻说她必须试试。

“她就是需要有人推一把，”布莱恩对杰弗里说，“她就像头小骡子，很难让她起步。不对，说真的，她是过于低调了。我一直在提醒她这一点。她非常聪明。实际上比我聪明多啦。”

听到这话，杰弗里终于看了看鲍玲的眼睛—粗鲁地、探究地—轮到她脸红了。

因为她的模样，他立刻决定由她来演他的欧律狄刻。不过不是因为她长得美。“我绝不会让一个美女演这角色，”他说，“我好像从没用过任何美女演任何角色。那太过了。会让人分神。”

那么他说的她的模样到底指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头发，它们又长又黑，相当浓密（与流行格格不入），以及她苍白的皮肤（“今年夏天别晒太阳了”），此外主要还是因为她的眉毛。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它们。”鲍玲说，不过这不是真话。她的眉毛平平的，又浓又粗，在她脸上非常醒目。像头发一样，它们也不合时尚。不过，要是她真不喜欢它们，为什么不去拔掉呢？

杰弗里好像没听到她的话。“它们让你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很引人注目。”他说。“此外你的下巴也有点过大，挺有希腊风味。要是我拍的是电影，能给你个特写，那就更好了。一般都会让一个看起来飘飘欲仙的女孩演欧律狄刻，我不想要飘飘欲仙的那种。”

鲍玲沿小路推着玛拉时，果真在背台词。最后有段独白让她有点为难。她一路跌跌撞撞地推着婴儿车，背诵着：“‘你真可怕，你知道。你像天使们一样可怕。你以为所有人都朝前走，像你一样勇敢阳光—哦，请别看我，亲爱的。不要看我—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我就在这里呀，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我爱你。我会给你所有我能给的快乐。不要看我。不要看。让我活下去吧。’”

她漏了一些东西，应该是：“‘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你能感觉到我就在这里呀，对吗？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

她跟杰弗里说过，她觉得这出戏很美。

他说：“真的吗？”他并没有因为她的评论高兴或吃惊—他似乎觉得早在预料之中，根本无需多言。他绝不会这样去描述一出戏。他更愿意把它形容成一个必须越过的障碍。此外也是一份可以向方方面面的敌人抛出的挑战。抛向那堆学术小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上演了《马尔菲公爵夫人》。抛向那群社会蠢蛋—按照他的叫法—他们盘踞着小剧院。他自命为外来者，倾尽全力压向这些人，在他们蔑视和反对的齿缝中上演他的戏—他管这叫他的戏。起初，鲍玲觉得这些肯定都出自他的想象，大有可能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他。接着，发生了一些说巧不巧的事。上演这戏的教堂大厅突然要翻修，用不成了。印刷海报的价格意外上涨了。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开始认同他的观点。要是你经常和他打交道，那你几乎没别的选择—争论是危险的，而且徒劳无益。

“这些狗娘养的。”杰弗里咬牙道，不过也颇为自得。“我并不感到意外。”

排演地点在费斯佳大街一幢老房子楼上。一周中还会有别的零零碎碎的排演，不过星期天下午是所有人聚齐的唯一时间。退休码头导航员扮演亨利先生，每次排演必到，对所有其他人的台词都非常熟悉，到了令人发窘的程度。不过发型师—她之前只熟悉吉尔伯特和苏利文[8]，现在却要演欧律狄刻的母亲—其他时候都不能长时间离开店面。演她的情人的公共汽车司机也要每天上班，演俄耳甫斯的侍者（他们中唯一一个有志成为专业演员的人）也一样。鲍玲时不时得仰仗不可靠的高中生兼职的保育员们—夏季刚开始的六个星期，布莱恩忙着教暑期班。杰弗里本人每天晚上八点都得赶到旅馆上班。不过，星期天下午他们全都会到。别人都在西提斯湖[9]里游泳，或者挤在碧根山公园[10]里，在树下散步、喂鸭子，或者开车远离市区，去太平洋的海滩，杰弗里和他的班子却在费斯佳大街那间灰扑扑、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里辛劳。窗子上部都是半圆形，就像在一些朴素庄严的教堂里一样，因为天热，它们用能找到的随便什么顶开着—一度位于楼下的帽店的20世纪20年代账本，或者一片片做画框剩下的木料，画框属于某位艺术家，他的油画现在抵着一面墙摞着，显然已被遗弃。玻璃脏兮兮的，不过窗外的人行道上、铺砾石的空荡荡停车场上，涂灰泥的低矮房屋上，阳光跳跃着，一派星期天特有的明媚气象。市中心大街几乎空无一人。没几家店开门，只除了偶尔一家挖墙而开的咖啡小馆，或者某家遍布苍蝇斑点的食品便利店。

休息时，总是鲍玲出去买软饮料和咖啡。她对戏剧本身及其进程发言最少—尽管她是唯一一个之前读过剧本的人—因为只有她没表演经验。她自告奋勇去买饮料，看来再合适不过。她喜欢在空荡荡街道上的短途行走—她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个城里人，超然、孤独，活在一个重大而光辉的梦境中。有时她会想到家里的布莱恩，他在花园干活，还要照料孩子们。或者也可能他会带她们去达拉斯路—她记起他答应过这个—到池塘划船。那种生活与排演厅相比，顿显贫瘠乏味—数小时的努力、全神贯注、尖锐的交锋，汗水和紧张。即便咖啡的味道，它那烧灼的苦味，以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它，而不是冰箱里取出的更提神、或许也更有益健康的饮料的事实似乎也让她满意。她喜欢商店橱窗的模样。这不是码头附近的光鲜大街，而是一条排列着修鞋修车铺，打折亚麻和织品店的街道，橱窗里摆满老掉牙的衣服和家具，即使是新货，看起来也像二手的。一些橱窗里衬着像旧玻璃纸一样又薄又皱的金色塑料布，免得商品被晒坏。这些商店其实只有这一天无人打理，但看起来仿佛凝固在时光中，就像岩洞壁画或沙漠下的遗迹。

她说她得离开去休两星期假的时候，杰弗里好像被雷轰了一般，好像他从没想过她生活中也会有假期这种东西。接着他变得严厉、略带挖苦，仿佛这无非是他早有预感的又一次打击。鲍玲解释道，她只会错过一个星期天—也就是两个星期当中的那个—她和布莱恩星期一开车去岛的东面，星期天早上返回。她允诺及时赶回来参加排演。私底下她纳罕自己如何能做到这个—打包、出发，这些总要花掉比你以为的更长的时间。她不知是否可以搭早上的班车，自己先回来。这个可能有点过分。所以她也没提。

她没法问他，他在乎的是否仅仅只是那戏，形成那团阴云的是否仅仅只是她从一场排演中的缺席。表面上是如此。排演时，他和她说话的口气公事公办，毫无破绽。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或许就是他对她，对她的表演，都没像对别人那么高要求。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她是唯一一个当场拍板的演员，就因为她的模样—别人都是看到他在市里的咖啡馆和书店贴的广告，来参加面试被挑中的。从她那里，他似乎想要的是一种固执或者笨拙，与对别人的要求迥然不同。也许，这是因为在戏的后半部分她是演的死人吧。

然而她觉得他们心知肚明，别的演员们，他们全都知道在发生什么，尽管杰弗里摆出那种随意、粗鲁、毫无礼貌可言的姿态。他们知道，等他们全都三三两两告辞回家，他会穿过房间，闩上楼梯口的门。（一开始鲍玲假装和其他人一道离开，甚至钻进汽车，绕大楼开一圈，不过，后来这种把戏显得几乎像是侮辱了，不仅对她自己和杰弗里，对其他人也一样，她知道他们绝不会背叛她，因为他们全都被这出戏暂时却强大的魔咒罩住了。）

杰弗里穿过房间，闩上门。每一回，都像是个突发奇想，一个鬼使神差的决定。在它执行完毕之前，她不会看他。门闩推到位的声音，金属撞击金属发出的不祥或敲定命运的响声，让她感觉到一种局部的投降休克。不过她总是一动不动，她会等他回到身边，他的脸上，整个下午的疲惫突然之间无迹可寻，实事求是的、惯常的失望表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神采飞扬、精力四射，这每次都让她大吃一惊。

“好吧。给我们讲讲你这出戏是关于什么的吧。”布莱恩的爸爸说。“是在舞台上脱衣服的那类戏吗？”

“好了，不要逗她了。”布莱恩妈妈说。

布莱恩和鲍玲安顿孩子们上床后，走到布莱恩父母住的小屋，享受晚间小酌。落日位于他们身后，在温哥华岛的森林后方，不过他们前方的群山一清二楚，在天空中剪影明晰，散发出粉红色光辉。几处高高的内陆山峰仍顶着粉色的夏季积雪。

“没人脱衣服啦，爸爸。”布莱恩用他雷鸣般的教学腔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穿衣服。这是最新的流行做法。他们接下来要上演一部全裸的《哈姆雷特》，一部全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天啊，那幕露台戏里，罗密欧要沿墙上的格子爬上去，被蔷薇丛勾住……”

“哎呀，布莱恩。”妈妈说。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讲的是欧律狄刻死了，”鲍玲说，“俄耳甫斯下到冥界，想把她找回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他必须保证不看她。不能回头看她。她走在他身后……”

“走了十二步，”布莱恩说，“只能这么多。”

“这是个希腊故事，不过被放在了现代，”鲍玲说，“至少这出戏是这样做的。多少有点现代吧。俄耳甫斯是一个音乐家，和父亲一道旅行—他们都是音乐家—欧律狄刻是一个女演员。事情发生在法国。”

“翻译的？”布莱恩爸爸问。

“不是，”布莱恩说，“不过别担心，不是法语的。是用特兰西瓦尼亚语写的。”

“简直什么都没法听明白，”布莱恩妈妈忧心忡忡地笑道，“太难了，有布莱恩在这里捣乱。”

“是英语的。”鲍玲说。

“你是演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说：“我是欧律狄刻。”

“他会把你弄回去的，对吗？”

“不，”她说，“他回头看我了，我只好还是死了。”

“唉，不幸的结局。”布莱恩妈妈说。

“你就这么诱人吗？”布莱恩爸爸怀疑地问，“他就不能忍住不回头看吗？”

“不是那样的。”鲍玲说。不过这时，她感觉在某个方面，公公似乎又得逞了。他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在与她的所有交谈中，他一直以来似乎就热衷的事：步步紧逼，让她不情愿却仍旧温顺地做出某个解释，然后钻进这解释，他再用一个看似无心的小动作，将它一举击溃。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给她造着这种危险，今晚他已算收敛了。

但是布莱恩对此毫无觉察。布莱恩还在盘算着如何帮她。

“鲍玲确实很诱人嘛。”布莱恩说。

“是啊，没错。”妈妈说。

“或许吧，要是她去找发型师弄弄的话。”爸爸说。不过鲍玲的长发长期以来一直遭他非议，已经成为家里的保留笑话。因此甚至鲍玲也笑了。她说：“我可去不起，除非我们把阳台的屋顶先修好咯。”布莱恩笑得前仰后合，很高兴她能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玩笑来接受。他一直就是这么建议她的。

“只是为了骗他回头嘛，”他说，“这是对付他的唯一办法了。”

“不错，呵呵，要是你们能给自己弄幢体面房子就好了。”爸爸说。不过这像鲍玲的头发一样，也是一句大家习惯了的挖苦话，没人会在意。布莱恩和鲍玲在维多利亚市买了一幢漂亮但亟需修理的房子，但它所在的大街上的老房子纷纷被改造成各种用途荒唐的公寓楼。这幢房子，这条街，街边横七竖八的老加里橡树，以及房子下面居然没挖地下室的事实，都让布莱恩爸爸觉得非常恐怖。对父亲的议论布莱恩通常会欣然表示赞同，甚至干脆把事情说得更过分。要是爸爸指着隔壁布满黑色消防梯的房子，问里面住的都是什么邻居，布莱恩就会回答：“都是穷鬼啊，爸爸。吸毒的人哟。”爸爸问到房子如何取暖，他答道：“用煤炉呀。如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煤卖得可真便宜。当然了，它脏得很，还有怪味儿。”

因此，爸爸现在提到体面房子，没准是作为一种和解的信号吧。或者不妨这么理解之。

布莱恩是独子。是个数学老师。他爸是个土木工程师，也是一家承包公司的合股人。也许他曾经希望儿子当个工程师，或许还能进入这家公司，不过他从没提过这事。鲍玲问过布莱恩，他是否觉得，对他们的房子、她的头发和她读的书的抱怨，会不会是对这个更大意义上的失望的一种掩饰呢，布莱恩回答：“不会的。在我们家，我们总是对任何想抱怨的事都抱怨个不停。我们可不是有心机的人啊，太太。”

鲍玲却仍旧疑虑重重，尤其是听到他妈说，如今教师应当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他们连该得的一半都没得到，她简直无法想象布莱恩是如何日复一日承受这一切的时候。然后他爸每每接茬，“就是嘛，”或者会说，“反正我肯定不愿做这个，我告诉你吧。他们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别担心，爸爸，”布莱恩会说，“他们给不起你多少钱。”

布莱恩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比杰弗里更富戏剧性的人。为了管理学生，他用上大量玩笑和滑稽动作，鲍玲相信他是在延续在父母面前一直扮演的形象。他会装哑巴，在学生假装羞辱他时会倒抽一口凉气，他会以牙还牙地反驳。他是个善良的无赖—一个花招迭出的快乐的难以摧毁的无赖。

“你的男孩儿在我们这里成就不小啊，”校长对鲍玲说，“他不仅幸存下来—虽说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成就不小啊。”

你的男孩儿。

布莱恩管学生们叫笨蛋。用的是一种亲切的、无可奈何的语调。他宣布他爸是非利士人的国王，是个纯洁、天然的野蛮人。他妈则是一块品质不错却已磨损的洗碗布。不过，不管他如何唾弃这些人，他离开他们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他带学生去宿营旅行，也没法想象哪个夏天可以没有这种举家休假。他每年都极其担心鲍玲会拒绝同行。或者就算答应一起去，她也会不开心，会因为他爸说的什么话而感到受辱，会抱怨她不得不花好多时间陪他妈，会因为他们没办法独处而闷闷不乐。担心她或许会决定整天待在他们自己的小屋里，读书，假装中暑。

在之前的假期里，所有这些都发生过。不过今年她随和多了。他告诉她，他注意到了这个，为此感激不尽。

“我知道你这样做不容易。”他说。“我就不同啦。他们是我父母，我习惯了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鲍玲来自一个把什么都太当一回事、以至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她妈去世了。她与爸爸和两个比她大很多的姐姐保持着一种疏远而不失友好的关系。她解释说，他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她知道布莱恩无法理解这种理由。她看得出，今年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他大感宽慰。以前她以为他是因为懒惰或者怯懦，才没有打破这种安排，现在她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他需要他妻子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孩子们像这样彼此维系，他需要鲍玲在他的生活中与他父母发生关联，也需要他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她—尽管来自他爸的认可总是不甘不愿、勉勉强强，来自他妈的认可又过于浓郁，过于轻易，没什么分量。他还希望鲍玲能够、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与他自己的童年发生关联—他希望这些假日能与他童年时代的假日连接起来，与那些好天气或坏天气、汽车故障或驾驶记录、划船惊魂、蜜蜂蜇伤，无休无止的棋盘游戏，以及所有他对妈妈抱怨说听得快要厌烦死的事情连接起来。他希望这个夏天拍点照片，添进他妈的相册，作为所有那些他一听人提到就忍不住要呻吟的照片的延续。

他们唯一能彼此交谈的时候是夜半时分，在床上。他们那种时候确实会交谈，比在家里聊得多，平时布莱恩总是那么疲倦，经常倒头就睡。而在白天，与他交谈是很难的，因为他玩笑开个不停。她看得出，玩笑就在他眼睛里闪烁着。（他的发色肤色跟她的很像—深色头发、白皮肤、灰眼睛，不过她的眼睛比较朦胧，他的却很明亮，像清水下的石块，晶莹清澈。）她看得出，笑话就在他嘴角牵扯着，他会在你的字里行间搜寻，等着抓住一个可以说双关语的机会，或者一句可以编韵文的句子—任何能够搅乱谈话，让它显得荒诞不经的机会。他那高大、松松垮垮拼凑而成，仍像青少年一样皮包骨头的身体抽搐着，为喜剧效果做着准备。在嫁给他之前，鲍玲有个叫格雷西的朋友，是个乖戾的女孩，对男人不屑一顾。布莱恩觉得这姑娘缺乏精神劲儿，需要激励，因此跟她说话时，比通常更加卖力逗笑。格雷西对鲍玲说：“你怎么能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卖弄的？”

“真正的布莱恩不是这样的，”鲍玲说，“我们独处时他不像这样。”然而，回头看来，她真疑惑这话里有几分是真。她这样说，是否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选择，正如你决定结婚时会做的呢？

因此，在黑暗中交谈，受益于这个事实：她不用看见他的脸。而他也知道她看不见。

但是，即便窗子敞开，对着陌生的黑暗和夜晚的寂静，他仍有点调侃的味道。他说到杰弗里，必称他为导演大人[11]，以便让这出戏，或者它是一出法国戏这个事实显得有点可笑。没准他针对的是杰弗里本人，以及杰弗里对这戏一本正经的态度吧。

鲍玲并不介意。能提到杰弗里的名字，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快乐和安慰。

大多数时候她都不提他，她围着这种幸福绕圈子。相反，她描述了所有其他人。发型师和码头导航员，侍者和宣称演过广播剧的老头。后者扮演的是俄耳甫斯的父亲，他让杰弗里最头疼了，因为他对于表演极其固执己见。

中年剧院经理人杜拉先生由一个二十四岁的导游扮演。马提亚斯，欧律狄刻的前男友，一个大约与她同岁的人，由一位鞋店经理出演，此人已经结婚，做了孩子爸。

布莱恩想知道导演大人为何不让这两个演员对调。

“他就是这么个风格，”鲍玲说，“他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都是只有他才能看到的东西。”

比如吧，她举例，侍者是个笨拙的俄耳甫斯。

“他才十九岁，那么害羞，杰弗里只好一直盯着他。他告诉他不要演得像在跟自己的祖母做爱。他不得不教他每一步怎么做。把你的胳膊在她身上抱得久一点，拍拍她这里。我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我只好相信杰弗里，相信他自有主张。”

“‘拍拍她这里’？”布莱恩说，“没准我该过去，盯着点这些排演。”

引用杰弗里的话的时候，鲍玲感觉子宫，或者胃的底部一阵虚弱，一股奇特的震颤朝上传递，直击声带。她不得不发出一声仿佛是在模仿杰弗里的低吼来掩饰颤抖（尽管杰弗里从不会发出任何戏剧性的低吼、训斥或责骂）。

“不过，他这么纯洁，倒也挺合适的，”她急促地说道，“不是那么好色。而是笨笨的。”她说起戏里的俄耳甫斯，而不是那个侍者。俄耳甫斯对爱情，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有问题。俄耳甫斯没法忍受任何不完美的东西。他想要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的爱情。他想要一个完美的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却更现实。她与马提亚斯和杜拉先生都调情。她在她母亲和她母亲的情人身边周旋。她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不过她爱俄耳甫斯。在某种意义上，她爱他比他爱她要多。她爱他更多，因为她不是他这种笨蛋。她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他。”

“但是她和其他几个都睡过。”布莱恩说。

“嗯，和杜拉先生是她不得已而为之，她没法脱身。她不想这样，不过没准过了一阵子，她也享受其中，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她也没办法强迫自己不去享受嘛。”

因此错在俄耳甫斯，鲍玲毅然决然道。他是故意盯着欧律狄刻的，就为了杀死她，摆脱她，因为她不完美了。因为他的缘故，她才第二次死去。

布莱恩仰天躺着，大睁着眼睛（她根据他说话的声音判断出这一点）说：“但他不是也死了吗？”

“是的，他自己选择的。”

“那么他们又团圆咯？”

“是的，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俄耳甫斯最终与欧律狄刻重聚了。那是亨利先生的台词。是这戏的最后一句。也就是结局。”鲍玲翻身侧卧，把脸颊贴到布莱恩的肩膀上—不是为了挑逗，只是为了强调她下面要说的话：“从一个方面说，这是一出优美的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蠢透了。它其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一回事，因为并不是运气不好或者环境所迫。它是故意的。以便他们不必继续生活、结婚、生小孩、买幢二手房，修它，然后……”

“然后搞搞婚外恋，”布莱恩说，“毕竟，他们是法国人嘛。”

然后他说：“就像我父母。”

鲍玲乐了。“他们搞婚外恋吗？我能想象哦。”

“说真的，”布莱恩说，“我说的是他们的生活。”

“理论上我觉得杀死自己，免得变成父母的样子是有道理的，”布莱恩说，“不过我不信有谁真会这么干。”

“人人都有选择啊，”鲍玲梦呓般道，“她母亲和他父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卑鄙的，但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不必非要像他们啊。他们没被腐蚀。她和那些男人睡觉，并不足以说明她被腐蚀了。她那时还没陷入爱情。她还没遇到俄耳甫斯嘛。有段台词是他告诉她说，她所做过的所有事，都将永远依附在她身上，这话真讨厌啊。她对他撒的谎。那些男人。这些都要永远依附在她身上。然后，当然了，亨利先生也煽风点火来着。他告诉俄耳甫斯，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一样恶劣，不定哪天，他就会挽着欧律狄刻走在街上，活像个一心想把老狗甩掉的男人。”

布莱恩笑了，让她吃了一惊。

“不，”她说，“这话太蠢了。那不是必然的。那根本就不是必然的。”

他们继续分析着，愉快地争论着，这对他们并非寻常，却也不完全陌生。他们以前这么做过，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总会这么来一回—半个晚上都用来讨论上帝啊、对死亡的恐惧啊、孩子们应当如何教育、金钱是否重要。最后他们会承认太累了，无法思考了，便像战友一般各自躺倒，沉沉睡去。

终于下雨了。布莱恩和父母打算开车去坎贝尔河买食品和杜松子酒，还要把布莱恩爸爸的车送到修车厂，检查从纳耐莫开过来时出的一个毛病。是个小故障，不过布莱恩的父亲想趁新车保修没到期，尽快修好。布莱恩不得不开自己的车同去，以免爸爸的车要留在修车厂。鲍玲说，她得留在家里，玛拉要睡午觉。

她说服卡特琳也睡下—允许她带着音乐盒上床，只要玩的声音很小就行。随后，鲍玲把剧本摊在厨房桌上，啜着咖啡，把一段戏过了一遍：俄耳甫斯说，他终于无法忍受了，像这样生活在两张皮肤、两个封套里，让他们的血液和呼吸都封锁在各自的孤独之中，欧律狄刻吩咐他住嘴。

别说话。别思考。只要放你的手去漫游，让它寻找自己的快乐吧。

你的手就是我的幸福，欧律狄刻说。接受这个吧。接受你的幸福吧。

当然了，他回答说他做不到。

卡特琳频频喊她，问几点了。她调高音乐盒的声音。鲍玲急忙赶到卧室门口嘘她，让她小声点，不要吵醒玛拉。

“要是你再这么玩它，我就要没收了，知道了吗？”

不过玛拉已经在婴儿床里发出动静，接下来几分钟，传来卡特琳轻柔、鼓励的说话声，显然是为了让妹妹彻底醒来。音乐声也迅速被调高又调低。玛拉开始摇晃小床的栏杆，爬起来，把奶瓶丢到地上，发出细声细气的哭泣，除非妈妈赶来，否则哭声会变得越来越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