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斯和松加在海滩上有她们自己的一块地方，在一堆大圆木后头。她们挑中这里，不光是为了躲开偶尔的刺骨海风—她们要照料卡斯的宝宝—也是为了避开一群每天都到这片海滩来的女人。她们管这群女人叫“莫妮卡们”。

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两三个或四个小孩。她们都听真正的那个莫妮卡指挥，后者头回遇上卡斯和松加，便主动穿过海滩，上前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团队。

她俩合力拖拽着手提式婴儿床，乖乖跟她走了。还能怎么办呢？不过打那以后，她俩就设法躲在大圆木后面。

莫妮卡们的营地由许多沙滩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阀和充气鱼、玩具、护肤乳、备用衣、太阳帽、暖瓶里的咖啡、纸杯和纸盘，以及装着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瓶构成。

她们要么是显然已经怀孕，要么可能怀孕了，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费力地走到水边，嚷嚷着自家孩子的名字，他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鱼上骑上滑下的。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上面玩得够久了，让桑迪玩玩。”

哪怕彼此交谈，她们也必须把声音抬得老高，才能盖过孩子们的喊叫。

“要是到武德沃兹[1]去，你可以买到像牛肉馅儿一样便宜的碎牛腿肉。”

“我试过锌软膏，但是没用。”

“现在他腹股沟那儿发炎了。”

“你不能用发酵粉呢，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不比卡斯和松加大多少。不过她们已经抵达一个令卡斯和松加畏惧的生命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自己的舞台。她们的重负、她们成堆的孩子和母性的圈护、她们的权威，足以令明亮的海面、点缀着红枝野莓树的完美小海湾和高大岩石上弯弯曲曲冒出的松树丛黯然失色。卡斯尤其感到她们的威胁，因为她也当了妈妈。她给孩子喂奶时，经常读书或者抽烟，免得陷进纯动物式的泥淖。而且她喂奶，也是为了促进收缩子宫、恢复小腹平坦，而不仅仅是为了给宝宝—名叫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性抗体。

卡斯和松加也带着咖啡暖瓶和备用毛巾，后者用来给诺埃勒草草搭起一个避风所。她们有香烟和书。松加有一本霍华德·法斯特[2]的书。她丈夫告诉她，如果非要读小说，就该读此人的。卡斯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3]短篇小说集，以及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松加养成了丢下自己的书，把随便哪本卡斯放下的书捡起来就看的习惯。她控制自己每次只看一篇短篇小说，回头再看霍华德·法斯特。

要是饿了，她们中的一个就会沿一道长长的木头阶梯爬上去。岩石上头，在松树和雪松下，沿着小海湾造了一圈小屋子。狮门大桥[4]还没建成，温哥华居民仍旧过河来度假的时候，它们用作夏季避暑小屋。其中一些—比如卡斯和松加住的—仍然相当简陋，租金低廉；另一些，比如真正的莫妮卡住的那幢，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不过没人在里面长住。所有人都盘算着搬进正常的房子住。只有松加和她丈夫是例外，他们的想法似乎比其他人都要神秘。

一条弯月形泥土路从小屋中间穿过，两头与海滨大道相连。围绕出的半月形中满是高大的树木，树下蕨类植物和美莓灌木长得满满当当，当中有无数交叉小径。穿过它们，你可以抄近路去海滨大道边的商店。卡斯和松加常买外带薯条做午餐。通常这份跑腿差事都由卡斯揽下。能在树下走走，对她而言是难得的机会—平时她都得推着婴儿车。

诺埃勒出生前，她刚住过来，几乎每天都会穿林而过，从没怎么珍惜过这份自由。一天，她遇到了松加。此前不久，她俩都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工作，不过不在同一个部门，没搭过话。卡斯怀孕到第六个月，按要求辞了职，读者不乐意看到一个孕妇堵在眼前，而松加辞职是因为一桩丑闻。

或者，至少，是因为一则见了报的新闻。她丈夫科达尔是记者，任职于某份卡斯闻所未闻的杂志，去了一趟红色中国。报上指责他是左翼作家。松加的照片印在他旁边，介绍说她在图书馆工作。有人开始担心她会利用职务之便宣传共产主义著作，影响来图书馆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变成共产党员。虽说没人能证明她这么做过—只是说有危险，再说加拿大人去中国也不犯法，不过，到头来人们发现科达尔和松加其实都是美国籍，这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可疑，没准是蓄谋已久。

“我认识这女孩，”卡斯看到松加的照片，告诉丈夫肯特，“至少我能认出她来。她总是有点害羞的样子。这下她肯定给弄得很窘哦。”

“不，她才不会。”肯特说，“这类人喜欢觉得自己遭到迫害。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据报道，图书馆负责人指出，松加不可能有机会挑选图书或者影响年轻人—她大多数时候都在打图书目录。

“那个真好笑。”她俩认出彼此，在路上聊了半小时之后，松加告诉卡斯。好笑是因为，她根本不会打字。

她没遭解雇，不过还是辞职了。她觉得最好这么做，因为她和科达尔的未来计划有点变化。

卡斯好奇地揣测，变化之一会不会是要生孩子呢。在她看来，从学校毕业后，生活就像是一系列递进的考试，得一场一场考过去。先是结婚。你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成功，这场考试就算彻底不及格。（每回她用“肯特·梅伯里夫人”签名，心头都涌上宽慰和隐隐的快乐。）然后你得考虑生第一个孩子。过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保守了。三年还不怀孕，人们就要嘀咕了。再过一阵子，生第二个孩子又提上日程。之后的考试级别便不再泾渭分明，你何时抵达了你所朝向的什么目标，渐渐变得难以判断。

松加不是会跟你絮叨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努力了多久，又采取了哪些手段的那类朋友。她从不会如此讨论性事，或者月经，或者她身体的任何表现—尽管她没过多久就跟卡斯扯起一些通常认为更不可思议的话题。她气质优雅端庄—从前她梦想当芭蕾舞者，后来因为长得太高，不得不放弃。对此她始终耿耿于怀，直到遇到科达尔。后者评论道：“哦，又一个想变成垂死天鹅的小资女孩。”她面容开阔平静，肤色粉嫩—她从不化妆，科达尔反对化妆—浓密的金发盘成一个丰满的发髻。卡斯觉得她长得不错—既清纯又聪慧。

卡斯和松加坐在海滩上吃薯条，讨论看过的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女人会喜欢斯坦利·博内尔[5]？斯坦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简直就是个大男孩，感情炽热、食欲旺盛、自鸣得意。而乔纳森·特劳德—唉，斯坦利的妻子琳达应该和乔纳森·特劳德结婚才对，乔纳森会在水中优雅地滑行，斯坦利只会乱拍水、喷鼻子。“你好啊，我天仙般的小桃花。”乔纳森会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他擅长嘲讽，他敏感而疲惫。“人生短暂啊，人生短暂。”他感叹。斯坦利那个毛糙的世界便颜面无存地坍塌了。

有件事情令卡斯不安。她没法提，也没法去想。肯特是不是有点像斯坦利呢？

有天，她俩发生了一场争论。卡斯和松加就D.H.劳伦斯的一部小说展开了一场出乎意料、令人烦恼的争论。小说是《狐》。

小说结尾，一对情人—一个士兵和一个叫马奇的女人—坐在海边悬崖上，眺望大西洋，眺望他们在加拿大的未来家园。他们准备离开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彼此相爱，但并非真正的快乐。尚未。

士兵知道他们不会真正的快乐，除非女人将生命前所未有的完全投诸于他。马奇则仍旧在挣扎，躲开他，试图独立于他，她因为竭力想保持女性的灵魂、女性思想的完整，正使他们俩都饱受折磨。她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她必须停止思考，停止欲求，让她的意识沉没，直到淹没在他的意志之下。就像在水面下拂动的水草。朝下看，朝下看呐—看水草是怎样在水中拂动的，它们生机勃勃，却从不会冲破水面。那就是她的女性天性应当寄寓于他的男性天性之中的方式。那样她就会快乐，他就会变得强大而满足。他们将会达成一种真正的联姻。

卡斯说，她觉得这简直可笑。

她解释起自己的观点。“他谈论的是性，对吗？”

“不仅仅是，”松加说，“是关于他们的整个生活。”

“不错，不过主要是性。性会引向怀孕。我指的是按照事情的正常进程的话。因此马奇会有一个孩子。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她必须照料他们。如果你的思想在海面以下拂动，你怎能做到这个呢？”

“你这是在抠字眼儿。”松加带点微微的优越感说道。

“你要么是有思想、有主见，要么就是没有，”卡斯解释，“比如说吧—孩子要去抓一片剃刀。你该怎么办？你难道只是说，哎呀，我想我还是在这里漂浮一会儿，等老公回家，让他拿主意吧，让他来决定孩子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

松加说：“你这是钻牛角尖嘛。”

她俩嗓门都变大了。卡斯听起来敏锐而带着轻蔑，松加严肃又固执。

“劳伦斯不想要孩子，”卡斯说，“他妒忌弗里达在先前的婚姻中生下的孩子。”

松加盯着膝盖中间的地面，让手中的沙子从指缝漏下。

“我觉得吧，那样会很美，”她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那个，那会很美。”

卡斯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她的论点出错了。她干吗变得这么激动不安呢？她为什么要突然跳到宝宝、跳到孩子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她有个宝宝，而松加没有吗？她提到劳伦斯和弗里达，是不是她疑心科达尔和松加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呢？

你抬出孩子、抬出不得不照料孩子的女人做论据，你就站在了高处，畅行无阻。但是，卡斯这样做，其实是在掩饰什么。她无法忍受关于水草和水面的部分，她觉得心头堵着一些语无伦次的抗议之情，为之窒息。她想的其实是她自己，而不是什么孩子。她自己就是劳伦斯责备的那种女人。她无法对此直言，否则会让松加怀疑起—或许会让卡斯自己也怀疑起—卡斯生命中的一种枯竭。

松加在另一场发人深省的谈话中说过：“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这宣言令卡斯震撼。她对于肯特绝不会这样说。她不希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发生。

不过她也不愿意松加认为她是一个错过了爱情的女人。一个不曾考虑过，也不曾被赋予过爱的屈服的可能性的女人。

2

肯特记得科达尔和松加搬去的俄勒冈小镇的名字。或者说，是那年夏天结束时，松加搬去的那个小镇。她去照料科达尔的妈妈，科达尔则奔赴又一次采访出差，去了远东。去过中国之后，科达尔要返回美国似乎有点麻烦，也不知这麻烦是真的还是出自想象。他计划在第二次返回之后，和松加在加拿大碰头，或许把妈妈也接去。

这会儿，松加不大可能还住在镇上。科达尔的妈妈倒有可能还在。肯特觉得不值得特地跑一趟，但德波拉说，为何不呢？去找找也挺有意思。他们去邮局打听到具体方位。

肯特和德波拉穿过沙丘地，驱车出镇—德波拉开车，这次漫长悠闲的旅行中，大多数时候由她驾车。他们去看了肯特的女儿诺埃勒，她住在多伦多，以及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蒙特利尔，另一个在马里兰州。他们和肯特与帕特的一些老朋友共度了几天，这些人住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高尚私人社区。他们还拜访了德波拉的父母—都和肯特差不多年纪—他们生活在圣巴巴拉市。眼下，他俩正往西岸地区驶去，准备回温哥华的家，不过每天都开得悠悠闲闲的，免得累到肯特。

沙丘长满野草。沙丘看起来像些小山，偶尔露出一段没有草皮覆盖的沙土山肩，让这片地方显得很好玩，像是孩子们搭起来的，只是大了几号。

路尽头坐落着他们打听到的房子。不可能搞错。房外挂了个招牌—太平洋舞蹈学校。下面有松加的名字，以及一块写着“出售中”的牌子。有个老太婆正在花园里修剪一丛灌木。

这么说科达尔他妈妈还健在。不过，肯特突然想起，科达尔的妈妈是个盲人。正因为此，科达尔的爸爸去世后，才非得有人过去陪她住。

要是她看不见，那她挥舞着大剪刀在干啥呢？

他犯了个通常的错误，忘了已经逝去了多少岁月—有好几十年啦。做妈妈的要是这会儿还在世，那该多老了。他忘了松加现在该有的年岁，也忘了他自己有多老。因为这就是松加本人。不过一开始，她也没认出他。她弯腰把剪刀插进地上，在牛仔裤上擦擦手。他看到她僵硬的动作，不由得自己关节也一阵酸痛。她的头发稀疏花白，在一路蜿蜒穿过沙丘而来的海风中轻轻拂动。她骨架上结实的肌肉已经所剩无几。她过去就胸部扁平，可腰没这样消瘦。她后背宽阔，面庞宽大，是个北欧类型的女孩。不过她的名字并非源自这一祖源—他记得她取名松加是因为她妈妈喜欢松雅·海尼[6]的电影。她自己后来改了拼法，对妈妈的无聊浅薄嗤之以鼻。他们那会儿都爱找点理由谴责父母。

阳光刺眼，他没法看清她的脸。不过他能看到她脸上有两片发亮的银白色，很可能是切除过皮肤癌的地方。

“好呀，肯特，”她说，“多可笑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买我房子的人呢。这位是诺埃勒吗？”

这么说，她也犯了个错误咯。

德波拉事实上比诺埃勒还小一岁。不过她毫无小妻子的娇态。肯特在第一次手术后认识了她。她是一位理疗师，没结过婚，而他是一个鳏夫。一个不相信时尚和嘲讽的女人，平静、淡定—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条辫子。她教他练瑜伽和规定的各种训练，现在她还让他吃维生素和洋参。她举止得体，从不打探，几乎到了淡漠的程度。或许她这代女孩都觉得，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有一段充满各种故人、无法说清的过去吧。

松加邀请他们进屋。德波拉说，她打算让他俩独自待会儿—她要去找一家健康食品商店（松加给她指了方向），去海滩散步。

肯特对这幢房子的第一印象是里面冷飕飕的，尽管这是夏季阳光灿烂的一天。不过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房子大都只是看起来暖和—一旦离开阳光，一股湿冷空气便立刻袭来。雾气和冬季的阴湿雨水想必早已长驱直入。这是一幢很大的木质平房，有长廊和不少天窗，摇摇欲坠却仍不失体面。在肯特依然生活着的温哥华西部曾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大多已经出售供拆迁改造用了。

两间很大的前厅打通了，空荡荡的，只放了一架立式钢琴。地板中央部分磨成灰色，四角残留着深色的打蜡地面。一面墙前装了一条扶手，对面墙上是一大面灰蒙蒙的镜子，他看到镜中两个瘦削的白发人走过。松加说她打算卖掉这地方—不错，他看到了出售牌—还说既然这地方特意打造成舞蹈教室，那就保留原样出售吧。

“别人可以拿它派点用场，”她说。她解释道，她们在1960年左右开办了这所学校，那是在她们得到科达尔的死讯后不久。科达尔的妈妈—德里亚—负责弹钢琴。她一直弹到差不多九十岁，直到变得神志不清。（“请原谅，”松加说，“但你没办法不变得实事求是。”）松加只得送她进看护所，每天过去喂她吃饭，尽管德里亚再也认不得她。她雇了别人来弹钢琴，但效果不好。她自己也日渐无法给学生们做示范，只能做点口述。因此她决定收手。

她过去曾经是那样一种端庄的女孩，有点拒人千里的，事实上并不怎么友好，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可现在她却像孤单太久的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说个不停。

“起初，我们干得不错，那会儿小姑娘们都迷恋芭蕾，后来这类东西变得过时了，你知道，太一本正经了。不过一直就没完全断过，接着到了80年代，年轻的家庭开始搬到这里，他们好像都很有钱。他们上哪儿挣的那么多钱？这里本来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不过我力不从心啦。”

她说，或许自打婆婆去世之后，这股子劲头，或者是这种欲望，就消失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一直都是。”

厨房也是很大的一个房间，碗橱和厨具显得七零八落。地板铺着黑灰两色瓷砖—或者是黑白两色，只是白瓷砖被脏兮兮的擦地板水弄成灰色。他们穿过一条两边都是书架的走廊，书架一直升到天花板，塞满书和揉烂的杂志，可能还有报纸。一股易碎的旧纸头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层麻席，一直铺到一个侧走廊，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藤制的椅子和长靠背椅，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要不是已经摇摇欲坠，没准能卖上点价钱。竹窗帘也破旧不堪，有的卷起，有的放下一半，窗外长着一些过于茂盛的灌木，一直抵到窗口。肯特不大知道植物的名字，不过他认出那是些通常种植在沙地上的灌木。它们的树叶硬邦邦的，闪闪发亮—颜色浓绿，仿佛在油里浸过。

他们穿过厨房的时候，松加把水壶搁上去准备沏茶。这会儿，她陷进其中一张椅子，仿佛也因为能坐下来而欣慰。她举起关节鼓凸、脏兮兮的双手。

“我马上就洗干净，”她保证，“我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做咖啡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两样都不做，直接调一点杜松子酒。为啥不呢？我觉得这听起来不错啊。”

电话铃响了。一种扰人、响亮的老式铃声。听起来它似乎就来自外面的大厅，不过松加急急忙忙朝厨房赶去。

她讲了一会儿电话，停下来取下发出啸声的水壶。他听到她说“现在有客人”，暗自希望她没有推辞了哪个想来看房子的人。她那种紧张的口气让他觉得这不会只是一个交际电话，没准是跟钱有关。他设法不再偷听下去。

大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报让他想起松加和科达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事实上这整幅令人不适、无人料理的景象都让他想起这个。那间起居室，由一侧的石头壁炉取暖，尽管点着火—他唯一去过的那次—里面仍旧涌出陈灰、烧焦的橙子皮，还有一些垃圾。到处都是书和小册子。该放沙发的地方摆了一张小帆布床—你坐下时，如果脚搁在地上，背后就没有可倚靠的地方，要么就只能朝后退，靠到墙上，盘起腿。卡斯和松加就是这样坐的。她们完全置身于谈话之外。肯特坐在一张椅子里，他刚刚从那上面挪开一本封面沉闷的书，标题是《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是这样称呼法国大革命的吗？他思忖。然后他看到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甚至在此之前，他已觉察出房间里的敌意和审判。就像你在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边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的感觉一样，一场不由分说的审判。不仅来自书报—也来自乌七八糟的壁炉、花纹磨损的小地毯和粗麻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好像都不合时宜。他之所以怀疑这一点，是因为卡斯看它们的眼神。不过他既然如此穿戴了，总不好中途换掉。她穿了件他的旧衬衫，用一排安全别针扣着，下面套着牛仔裤。他想过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点不成体统，不过又暗自断定，或许那是她能穿进的唯一一套衣服了吧。

那是诺埃勒快出生时。

科达尔在做饭。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居然非常美味。他们喝啤酒。科达尔三十多岁，比松加、卡斯和肯特都要大。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

在座的还有一对年长夫妇，女的胸部低垂，灰色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男的个矮胸挺，衣着相当邋遢，不过他的态度、干脆尖锐的声音和双手对指尖的习惯动作，都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红头发，泪汪汪的鼓眼睛，皮肤布满雀斑。他是个兼职学生，靠开卡车把报纸包抛给送报人为生。显然他刚干上这行当，年长男人认识他，拿他送的报纸开起玩笑。资产阶级的工具、精英阶层的话筒哟。

即使这是半开玩笑，肯特也不可能放过它。他觉得，与其再等下去，不如此刻就出手。他说他不觉得那份报纸有何不妥。

这对他们可谓正中下怀。年长男人已经探听到肯特是个药剂师，在连锁药店工作。年轻男人发问了：“你在管理层吗？”他说话的样子，似乎暗示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笑话，不过肯特不肯配合。肯特回答说他希望在。

咖喱菜做毕。他们吃饭，又喝了更多啤酒，火重新点旺，春天的天空渐渐昏暗，布拉德内湾对岸的格雷角亮起灯火。肯特揽起了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7]及罗森伯格夫妇的处决[8]等等的责任—随便其余几个人抛来什么。他嘲笑着关于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买奶粉而不是给孩子喂母乳、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印第安人执法粗暴的指控，尤其反击着科达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的说法。他引用《时代》杂志，宣布那就是他的观点。

年轻男人拍着膝盖，脑袋左右摇晃，怀疑地嗤笑着。

“我没法相信这家伙。你们相信这家伙吗？我没法相信。”

科达尔不断发动争论，竭力按捺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命为一个讲理的人。年长男人开始故作高深地转移话题，胸部低垂的女人则以一种恶毒的礼貌口吻，不时发出感叹。

“当局每次探出它可爱的脑袋时，你干吗都急于捍卫它呢？”

肯特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在督促他。他甚至没有认真把这些人当成对手。他们晃荡在真实生活的边缘，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就像所有狂热分子。他们没什么可靠性可言，如果把他们与肯特的同事相比的话。在肯特的工作中，错误会造成恶果，责任无所不在，你不会有时间到处胡说连锁药房是不是一种坏东西，或者陷入关于药品公司的瞎猜疑中。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走进它，肩上扛着他自己的未来，还有卡斯的未来。他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为之骄傲，他才不打算向一屋子的无病呻吟者道歉。

“随你们怎么说吧，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他对他们宣布，“你们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

他现在也不会不赞同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他或许有点无礼，但没说错。不过他好奇屋子里的那股怒气，所有那些碾压而来的力量，它们后来怎样了？

松加挂上电话。她从厨房里喊他：“我决定不管什么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吧。”

她送来饮品，他问她科达尔去世多久了，答案是已有三十多年。他暗吸一口凉气，摇摇头。有那么久了？

“他因为某种热带传染病，很快就死啦，”松加说，“那是在雅加达。我还不知道他得病的事，他就给埋了。雅加达过去叫做巴达维亚，你知道吗？”

肯特回答：“有点印象。”

“我记得你们的房子，”她说，“起居室其实是个门廊，整个横跨房子的前半部分，和我们的一样。雨篷布做成百叶帘，绿棕条花纹。卡斯喜欢它们透进来的光线，她说像是丛林的颜色。你们管那房子叫伟大的小破屋。每次你们都这么叫它。伟大的小破屋。”

“它是造在混凝土加固的柱子上的，”肯特说，“那些柱子都快腐烂了。房子没倒下，真是个奇迹。”

“你和卡斯那会儿经常出门看房子，”松加回忆，“不上班的时候，你们会用童车推着诺埃勒，在各个居住点这里那里打转。所有新房子你们都去看过了。你知道当时的居住点都是啥德性。没有人行道，因为据说人们根本就不再步行了，树也都砍掉了，结果房子与房子紧挨着，透过彩色窗子彼此相对的。”

肯特说：“开头的时候，谁还买得起别的呢？”

“我晓得，我晓得。不过你会问，‘你喜欢哪一幢？’然后卡斯从来都不回答。最后你气疯啦，问她，到底她喜欢哪里的什么样的房子呢，她说，‘伟大的小破屋’。”

肯特不记得这茬。不过他相信确有此事。毕竟那是卡斯告诉松加的。

3

科达尔和松加办了个告别聚会，之后科达尔出发去菲律宾或者印尼，或者随便哪个他打算去的地方，松加出发去俄勒冈跟他妈妈住。所有住在海边的人都得到邀请—这是唯一合适的做法，因为晚会要在室外举办。松加和科达尔搬到海边以前在一个公社之家住过，也请了那里的人，此外还有科达尔认识的几个记者，以及松加在图书馆的前同事们。

“所有人都请了。”卡斯说道。肯特愉快地问：“又有些左倾分子吗？”她回答说她不清楚，只知道所有人都请了。

真正的莫妮卡家里雇了长期保育员，所有孩子都送到她家，家长分摊费用。天快黑时，卡斯用童车把诺埃勒也送过去。她告诉保育员，她会在午夜前赶回，诺埃勒可能正好醒来要喂奶。她本可以把家里准备好的奶瓶带来，但她没这么做。她不确定晚会的情况，觉得没准她会愿意有个借口脱身。

她和松加从没讨论过在松加家吃的那顿晚饭，肯特舌战群儒的那次。那是松加第一次见到肯特，之后她仅仅评论道，他长得真帅。卡斯感觉对样貌的赞美只是一份敷衍了事的安慰奖。

那天晚上她背抵墙坐着，抱个垫子。她养成把垫子抵在宝宝踢她的位置的习惯。垫子褪了色，灰扑扑的，和松加家里所有东西一个样（她和科达尔租小屋时，顺带租下了全套家具）。上面的蓝花和叶子都褪成了银色。他们围攻肯特，而他甚至浑然不觉的时候，卡斯只顾盯着这些花纹。年轻男人跟他说话时，带着儿子对父亲的戏剧式愤怒，科达尔的口气疲惫而耐心，像是教师对学生。年长男人好像不安又兴奋，老女人一脸大义凛然的厌恶表情，好像她觉得肯特本人应当为广岛事件、为大门紧闭的工厂里烧死的亚洲女孩，为所有下流谎言和夸张虚伪负责。卡斯觉得肯特纯属自找苦吃。她看到他的衬衫和领带，就担心会出这类事，所以决定不穿体面的孕妇衬衫，而是换上牛仔裤。既来之则安之，她只好一心一意扭着垫子，研究它折射出的淡淡银光。

屋里所有人都自信满满。他们停下来歇口气，只是为了继续从一股无穷无尽的纯净的美德和信念之流中汲取力量。

或许只有松加除外。松加没说一个字。不过松加依附着科达尔。他就是她的信念。她站起来递给大家更多咖喱，她还在某次短暂的愤怒的沉默中插嘴。

“还有谁想加点椰子酱？”

“喔，松加，你是想扮演一个高明的女主人吗？”年长女人问，“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写的那种？”

这么说，维吉尼亚·伍尔夫是遭贬的。有那么多事卡斯都不明白。不过她至少知道宝宝存在着，她可不会说那是什么毫无意义之物。

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自己突然破水。任何能够让她开始分娩的事。要是她挣扎着，把他们面前的地板弄得全是水，他们总该停下吧。

事后，肯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晚的争论烦心。至少，他相信自己是胜方。“他们全都是左翼分子，他们不得不那样说话，”他评价，“他们别无选择嘛。”

卡斯急于停止讨论政治，所以她改变了话题，告诉他年长夫妇曾与松加和科达尔同住在公社之家。那里还住过另一对夫妇，不过已经搬走。而且那里定期举行性伴侣交换。年长男人在外面有一个情妇，她有时也来参加交换。

肯特说：“你意思是，那些年轻男人会和那个老女人上床？她都要有五十岁了。”

卡斯说：“科达尔三十八岁了。”

“就算如此，”肯特说，“也够恶心的。”

不过，卡斯觉得这些约定的、义务的性交既恶心，又令人兴奋。顺从的、无可指责的将你自己四下传递，交给随便哪个在名单上出现的人—这简直像寺庙里的献身。欲望成为你的责任。想到这个，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淫荡的震颤。

松加却不曾为此震颤过。她没感受过性高潮。她回到科达尔身边，科达尔会问她有没有过，而她只能回答没有。他为此失望，她则因为他失望而失望。他对她解释，她过于排他，过于拘泥于性规则的想法了，她知道他是对的。

“我知道他觉得要是我足够爱他，我就会做得更好，”她说，“但我确实爱他啊，苦恼地爱着。”

尽管脑中涌出所有这些诱人的想法，但是卡斯相信她永远只会和肯特上床。性爱像是某种他俩自己发明的东西。与任何其他人尝试这事，都意味着电路逆转—她整个生活都将转而对她迎头痛击。然而，她却无法宣称自己苦恼地爱着肯特。

她沿海滩从莫妮卡家走向松加家，看到等待晚会开始的人们。他们三三两两站着，或者坐在大圆木上看日落的最后一抹余晖。他们喝啤酒。科达尔和另一个人在冲洗垃圾桶，打算用它调潘趣酒。图书馆的头儿堪波小姐独自坐在一根大圆木上。卡斯冲她快活地挥挥手，不过没走过去坐到她旁边。要是你这会儿跟谁这样凑到一块，可就再也脱不了身了。你俩就会这么孤零零到底。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个三四人的团队，哪怕他们的聊天—从远处看貌似很活跃—其实无聊透顶。不过朝堪波小姐挥手之后，她没法这么做。她得装作要去个什么地方。所以她继续走着，从肯特身边擦肩而过，他正跟莫妮卡的丈夫讨论要锯开一根海滩上的大圆木得花多少时间。她拾级而上，走进松加家，进到厨房。

松加在搅一大锅辣椒，来自公社之家的年长女人正往一个大盘子里摆切片裸麦面包和香肠奶酪。她穿的还是咖喱晚饭那天的衣服—一条肥大的裙子，一件单调却紧吸在身上的毛衣，衣服紧紧地吸住的身体上，一对乳房几乎耷拉到腰部。这想必与马克思主义有点关联，卡斯想—科达尔要松加不用胸罩、不穿丝袜、不涂口红。此外，这估计也与不受约束、没有妒忌的性有关，那种慷慨、凛然，并不因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而止步的性欲。

一个图书馆的女孩也在，忙着切绿辣椒和西红柿。另有一个卡斯不认识的女人坐在厨房长凳上抽烟。

“可惜顾不上跟你计较咯，”图书馆的女孩跟卡斯说，“我们全都忙着呐。我们听说你生了个最可爱的宝宝，却不把她带来给我们瞧瞧。她这会儿在哪呢？”

卡斯回答：“我希望是在睡觉吧。”

女孩名叫洛莱恩，不过松加和卡斯回忆起她们在图书馆的日子，都管她叫黛比·雷诺斯[9]。她活力四射。

“哎哟哟！”她惊叹道。

胸部低垂的女人沉思着，冲她和卡斯抛来厌恶的眼神。

卡斯打开一瓶啤酒递给松加，松加说：“哎，谢谢了，我一直忙着煮辣椒，都忘了喝点什么了。”她很紧张，因为烹饪技术不如科达尔。

“幸好你不是给自己喝，”图书馆的女孩对卡斯说，“喂奶的时候可不行。”

“我喂奶的时候一直狂饮啤酒来着，”凳子上的女人说，“我记得那是推荐的做法。反正你大部分都尿掉了。”

女人眼睛上画了黑色眼线，在眼角延伸出去，眼皮上涂了一种蓝紫色，一直涂到黑色的眉弓下面。她脸的其余部分非常苍白，或者是特地涂成这样，嘴唇是一种非常淡的粉红，几乎就是白色。卡斯从前见过这样的脸，不过只在杂志里。

“这位是爱美，”松加介绍，“爱美，这位是卡斯。很抱歉，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松加，你干吗老是道歉。”年长女人说。

爱美抓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吃掉。

爱美就是那个情妇的名字。年长女人的丈夫的情妇。卡斯突然间很想认识她、与她交朋友，就像她曾经很想与松加交朋友一样。

傍晚延伸为黑夜，海滩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变得影影绰绰，似乎更倾向于流动到一处了。水边的女人们已经脱掉鞋子，穿长袜的继而把长袜也脱掉，用脚尖在水里点点。大多数人不再喝啤酒，改喝潘趣酒，而潘趣酒已经开始变味儿。原先它的主要成分是朗姆酒和菠萝汁，现在则加进了另外一些果汁、苏打水、伏特加和葡萄酒。

脱了鞋的人被鼓励着脱掉更多。有人没怎么脱衣服便冲进水里，再剥下衣服，丢回岸上让人接着。另一些人一开始就脱光了，互相鼓励说，反正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实际上你还是能够看到赤条条的身体在黑色海水中泼水、奔跑和跌倒。莫妮卡从家里取来一大堆毛巾，嚷嚷着，督促所有人一从水里出来就擦干身体，免得患上致命的感冒。

月亮从岩石上方的黑色树丛中冒出，看起来如此巨大、庄严而迫人，人们惊叹纷纷。那是什么哟？即便它在天空中爬得更高，缩减到略为正常的大小，人们还是时不时谈起它，交头接耳着“秋分时的满月”或者“你看到它刚冒出来的样子没有？”。

“真以为是个大气球呢。”

“无法想象它是什么。我从没想过月亮能那么大。”

卡斯下到水边，和那个男人聊着，他的妻子和情妇她刚才在松加的厨房里都见到了。他妻子这当儿在游泳，与尖叫泼水的人群保持了一点距离。男人说，在另一轮生命中，他曾是一位牧师。

“‘信仰之海也曾一度充盈，’”他幽默地引述道，“‘环绕大地之岸，恰似一道揉皱的明亮腰带’—那会儿我老婆完全是另一个女人。”

他叹口气，卡斯以为他是在回忆接下来的几句诗。

“‘可此刻我只听到，’”她背诵道，“‘它撤退时悲伤悠长的吼声，撤出广袤阴郁的天涯，退到海角荒寂的石滩。’”她戛然而止，因为再往下背“哦爱人，让我们彼此赤诚相待……”未免有点出格。

他妻子朝他们游来，水只到她膝盖的时候站起身。她的乳房朝两边晃荡，在她涉水行走时，往四周甩出一圈水珠。

她丈夫张开双臂，用同志般的欢迎语调喊道：“欧罗巴。”

“这么说你是宙斯咯。”卡斯鲁莽地评论。这时她突然很想有这样一个男人来吻她。一个她几乎不认识，也毫不在乎的男人。而他也确实吻了她，冰冷的舌头探进她嘴里扭来扭去。

“想象一下吧，一个根据母牛来命名的大陆。”他说。他妻子站在他们面前，在游泳运动之后心满意足地喘气。她凑得如此之近，卡斯生怕被她长长的深色乳头或者那团黑色阴毛掠到。

有人点了一堆篝火，下水的人都上岸了，裹着毯子或毛巾，或者蹲在大圆木后面，挣扎着套上衣服。

音乐也放起来了。住在莫妮卡隔壁的人拥有一个码头和一个船库。有人带了一台收录机过来，人们开始跳舞。在码头上跳，或者费力地在沙地上跳。有人甚至爬到大圆木顶上，跳上一两个舞步，再晃着身体跌下或跳下。重新穿好衣服或者从来就不曾脱掉衣服的女人们，坐立不安、不甘心待在原处的女人们—卡斯就是其中之一—沿水边散起步（没人再游泳了，游泳已经彻底过时，被忘却了），因为音乐，她们走路与平时不同。刻意地、开玩笑地扭动着，渐渐更加放肆，模仿电影里的美女。

堪波小姐仍坐在原处微笑。

科斯和松加称为黛比·雷诺斯的姑娘坐在沙地上，背抵一根大圆木，哭泣着。她对卡斯笑笑，解释道：“别以为我不开心。”

她丈夫从前是大学里的足球运动员，现在开了家修车铺。他去图书馆接老婆，总是一副足球运动员派头，对周遭世界表现出淡淡的厌恶。不过，现在他跪在她身边，摆弄她的头发。

“没事了，”他说，“这种气氛总会让她感动。对吗，亲爱的？”

“是的，没错。”她回答。

卡斯发现松加绕着篝火圈子，四下散发棉花糖。有些人设法把它们戳在棍子尖上烤了吃，另一些人把它们来回乱抛，继而掉在沙地上。

“黛比·雷诺斯在哭呢，”卡斯说，“不过没什么，她很开心。”

她们笑起来，彼此拥抱，把棉花糖袋子挤在身体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