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奎因夫人让她不知所措。
不仅因为她无法带来安慰,而且她甚至不想提供安慰。对这个厄运当头、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她无法克制厌恶。她讨厌这具她不得不擦洗、扑粉,用冰块和酒精摩擦、安抚的躯体。她理解人们为什么说厌恶疾病和病体了。她理解了曾对她说“真不知道你怎能干得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当一个护理员,这种事我永远干不了”的女人们。她讨厌这具身体,讨厌它所有病痛的迹象。它的怪味和变色,看起来颇为恶毒的小奶头和可怜的雪貂似的牙齿。她觉得一切都标志着自甘堕落。她其实和格林夫人一样恶毒,嗅出猖獗的不洁气息。身为护理员,她应当有点见识,慈悲为怀乃是职责—肯定也符合她的天性。她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不知怎的,奎因夫人让她想起几位高中女同学—穿廉价衣服,模样病怏怏,前程堪忧,却沾沾自喜而不自知。她们一般待不了一两年—怀孕了,大多数都结了婚。后来,她们在家分娩时,伊内德照料过其中几位,发现她们的自信一去不返,昔日的肆无忌惮被温顺甚至虔诚所取代。她替她们难过,虽说犹记得她们自作主张、毅然决然的模样儿。
奎因夫人更难对付。奎因夫人可以崩溃再崩溃,骨子里却只有阴郁的乖戾,只有日渐腐烂,别无其他。
伊内德感到了厌恶之情,更糟的是,奎因夫人对此心知肚明。伊内德竭力做到耐心、温柔、心情愉快,却无法阻止奎因夫人探知真相。奎因夫人把这种窥知当成大获全胜。
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给甩掉了。
伊内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她爸在瓦利医院病危。他对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喜欢你干这行。我不想你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
伊内德俯身问,他觉得他这会儿在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不过是瓦利医院罢了。”她安慰道。
“我知道,”爸爸说,语气一如既往,四平八稳、合情合理的(他是个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向我保证你不会这样做。”
“向你保证什么?”伊内德问。
“你不会做这种工作。”爸爸说。他一句也不肯多说。他闭紧了嘴,仿佛她的追问令他厌烦。他只肯重复两个字:“保证”。
“这是为什么呢?”伊内德问妈妈。妈妈回答:“唉,照着做吧。去向他保证吧。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伊内德觉得这说法真令人震惊,不过未置一词。她妈对许多事都是这态度。
“我不会对任何我不明白的事做保证,”她回答,“反正我多半不会为任何事做保证。不过要是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应当告诉我。”
“无非就是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念头呗,”妈妈说,“他觉得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粗俗。”
伊内德重复:“粗俗。”
妈妈说,她爸反对护理的原因在于,护士们会对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他爸认为—断定—这样会改变一个女孩,进一步又会改变男人对她的看法。会毁掉她的好机会,会给她带来不少别的、称不上好的机会。有的男人会对她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却会对她产生不正当的兴趣。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希望你结婚。”她妈妈总结道。
“要是那样的话,真是太糟了。”伊内德回答。
不过她到底还是保证了。她妈妈说:“好了,希望这下你满意啦。”不是“他满意”,是“你”。仿佛她妈妈早在伊内德之前就知道这个保证有多诱人。对垂死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种完全的牺牲。越荒谬就越诱人。就是这个终于令她投降。并非对爸爸的爱(她妈妈暗示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刺激。一种彻底的高贵的口是心非。
“要是他要求你放弃的是某样你无论如何都不在乎的事,你或许根本不会答应,”她妈妈总结,“比如说,如果他要你不再用口红。你现在还在用着它。”
伊内德好脾气地保持沉默。
“你为此祈祷过吗?”她妈妈直截了当地问。
伊内德回答是的。
她从护理学校退学了。她待在家里,整天忙忙碌碌。家里有钱,她不必工作。事实上,她妈一开始就不乐意伊内德学护理,宣称只有穷女孩才做那事,那是父母养不起,或者没法送去上大学的女孩的出路。伊内德没向她指出这说法中的矛盾。她给篱笆涂油漆,把玫瑰灌木裹起来过冬。她学会烤东西,学会打桥牌,她妈妈每周与隔壁的魏伦斯夫妇打桥牌时,她取代了爸爸的位置。几乎没多久,她就变成—照魏伦斯先生的说法—一个高明得可耻的打牌高手。他给她带来巧克力或者一朵粉色玫瑰,弥补他作为搭档的不称职。
她冬天傍晚去溜冰。她打羽毛球。
她从来不缺朋友,现在也一样。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们大多已经读完大学,或者到远方工作,当了老师、护士或注册会计师。不过她和没读到高年级就退学去银行、商店或办公室工作,或者当上管道工或女帽商的人交了朋友。这群人中的女孩子纷纷退出—按照她们私下的说法—退进婚姻里。伊内德成了准新娘聚会的操办者,嫁妆展示茶会[9]上的好帮手。再过两年,就到了施洗礼,她每每是最合适的教母人选。和她毫无亲戚关系的孩子们长大后都叫她姑姑。她也成了她妈妈一辈或更老的女人们的干女儿,因为年轻女子里只有她有时间参加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协会活动。因此,还在青年时代,她就飞快地、轻易地滑入一种必不可少、位于中心,却又相当孤独的角色。
不过,其实她扮演这种角色由来已久。高中她一直是班级委员,或者班级活动组织者。她备受推崇,情绪饱满,衣着得体,相貌出众,却总与人若即若离。她不乏男性朋友,却没有男朋友。这似乎并非她本愿,不过她并不在意。她一心关注自己的勃勃野心—在某个尴尬阶段,她曾经想当女传教士,之后一心想做护理员。她从不觉得护理得等结婚后才能着手去做。她希望做好人,做好事,未必要走循规蹈矩的传统妻子的道路。
新年里,她去市镇大厅参加舞会。和她跳舞跳得最多,送她回家、按着她的手道晚安的男人是乳制品厂经理—年过四十,保持单身,是个跳舞高手。在不大可能找到舞伴的女孩眼里,他算是个叔叔辈的朋友。他可不是女人会认真考虑的男人。
“或许你该去上商业课,”她妈妈建议,“或者,为何不去上大学呢?”
那里的男人或许更容易欣赏她,她想必这么盘算着。
“我太老了呀。”伊内德回答。
妈妈乐了,“这话只能表明你有多年轻。”她说。女儿到底有点符合年纪的蠢念头,发现这一点,做妈妈的好像挺宽慰—伊内德居然认为二十一岁与十八岁有多大区别。
“我不要和才从高中出来的小孩们混在一起,”伊内德说,“我是认真的。再说你到底为啥非要甩掉我?我在这里挺好的。”这种闷闷不乐,或者说伶牙俐齿的反应,似乎也让做妈妈的心头一阵快慰。不过,片刻之后,她叹口气说:“你将来会吃惊地发现,时间一年年过得多么快哦。”
那年8月,麻疹流行,同时还有一些小儿麻痹症患者。伊内德父亲昔日的主治医生注意到她在医院里的得心应手,问她是否愿意过来帮帮忙,到患者家里照顾病人。她回答说愿意考虑。
“你是说要祈祷吗?”妈妈问,伊内德脸上现出一种咬紧牙关、遮遮掩掩的表情,换在别的女孩身上,大有可能意味着要与男朋友私会。
“那个保证,”第二天,她对妈妈说,“是说不要在医院工作,对吗?”
妈妈回答,她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而且是说我不能毕业,不能做注册护士?”
没错,没错。
那么,要是有人去不起医院,或者不想去,需要住家护理员,要是伊内德去他们家护理他们,不是做注册护士,而是做所谓的实习护士,那就不算违背诺言,对吗?既然需要她护理的大多是孩子、生孩子的女人或垂死的老人,也就没多少让女人变得粗俗的危险了,不是吗?
“如果说,你得去接触的男人,都是再也不会从床上爬起的那些,倒也不无道理。”她妈妈答道。
但她还是忍不住补充,这一切只能意味着,伊内德决定放弃在医院做体面工作的可能,到可怜、穷困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儿,挣的钱聊胜于无。伊内德将要从污染的井里用水泵打水,冬天要敲破洗脸盆里的冰块,夏天与苍蝇作战,还得使用户外厕所。洗衣板和煤油灯要取代洗衣机和电灯。她要在这种条件下照料病人,还要料理家务,照顾穷苦狡猾的小孩子。
“不过,要是这是你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看得出来,我把它说得越艰难,你越会下定决心去实现它。我只想说,我也要请你做两个保证。你得保证,你一定得喝煮沸过的水。此外你一定不会嫁给某个农夫。”
伊内德说:“这都是些什么疯狂的想法哟。”
那是十六年前。开头那阵子,人们越来越穷。越来越多人去不起医院,伊内德服务的人家日益穷困潦倒,条件几乎真像她妈妈形容的那般恶劣。有的人家洗衣机坏了没钱修,或者被掐断供电,或者根本就没供过电,床单和尿布必须手洗。伊内德并非无偿工作,否则会妨害其他干着护理、却不像她那样进退自如的女人们的利益。不过她会给孩子们买鞋子和冬季外套,带他们去看牙医,买圣诞礼物,把大部分收入都还回去。
她妈妈四处拜访朋友们,搜集旧儿童床、婴儿椅和毯子,还有不少旧床单,亲自帮着撕开、缝成尿布。所有人都说,她想必因为伊内德而无比骄傲。她回答说不错,当然如此。
“不过有时要干的活儿简直多得可怕,”她说,“这是在做一个圣女的妈妈呀。”
然后战争爆发了,医生和护士都不够用,伊内德前所未有的受欢迎。战后,她继续供不应求了一段时间,因为突然有那么多婴儿出生。直到现在,医院扩建了,许多农民有钱了,她才渐渐仅限于照料得了古怪毛病、无药可救的人,或者脾气糟透、医院拒收的病人。
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下一场瓢泼大雨,然后火辣辣的阳光把湿透的树叶和草地照得闪闪发亮。清晨总会起一阵浓雾—河边雾气是那样浓厚—即便浓雾消散,你也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得很远,夏天茂盛浓密的植物挡住了视线:枝繁叶茂的大树,裹满野葡萄藤和五叶爬山虎的灌木丛,茂密的玉米、大麦、小麦和干草。正如人们议论的,所有东西都长过了头。干草6月就可以收割,鲁佩特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在大雨前把它们搬进谷仓。
他晚上来家的时间愈来愈迟,他要抓紧最后的天光多干活。有天晚上,他赶来时,屋里黑乎乎的,只有厨房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
伊内德急忙跑来给他开纱门。
“停电了?”鲁佩特问。
“嘘。”伊内德提醒道。她低声说,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楼上的房间太热了。她把椅子推到一起,铺上被子枕头,做成小床。她自然得把灯关掉,这样她们才睡得着。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蜡烛,这就够了,她可以靠着它在笔记本里抄抄写写。
“她们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睡觉,”她说,“小时候在个新鲜地方睡觉,能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放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给病房用的吊扇。他白天到瓦利买的。他还买了一份报纸,递给伊内德。
“我想你或许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他解释道。
她把报纸摊在桌上的笔记本旁。报上有一张照片:两只狗在一个喷泉里玩耍。
“说是有一场热浪袭来,”她说,“能了解了解这个,多有意思呀。”
鲁佩特小心地从盒子里取出吊扇。
“太好了,”她说,“房间这阵子已经凉快了,不过明天看到它,她一定很开心。”
“我明天早点来装。”他说。他问起老婆的状态。
伊内德说,她腿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医生开的新药好像让她能多睡一会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睡着太快了,”她说,“因此你不大容易见到她。”
“对她来说休息更重要。”鲁佩特回答。
这样悄声交谈,让伊内德想起高中时的窃窃私语。他们升到高年级,早先的戏弄,或者说残酷的调情,或者随便叫什么吧,都早已不再。最后一学年,鲁佩特一直坐在她后面,他们经常简短地交谈,话题总是直截了当。你有擦墨水的橡皮吗?你知道怎么拼写“连累”吗?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发起谈话的通常都是伊内德,她在座位上半侧过身子,不用看,全凭感觉确定鲁佩特就在身边。她确实想借橡皮,她确实想问答案,不过也是为了表示友善。她只想做点补偿—她因为她和朋友们过去的态度而羞愧。道歉或许没意义—只会让他再次陷入窘迫。他只有在坐在她身后,知道她看不到他的脸时才会放松。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他会看向别处,最后一刻才匆匆瞥她一眼,嘟囔一句问候,低得快要听不见,她总是高声招呼,“你好呀,鲁佩特!”难免犹带着一丝昔日折磨他的声调,她只恨不能把它消抹殆尽。
不过,他用手指点点她的肩膀招呼她,他朝前俯身,几乎碰到,或者实际上确实碰到—她不知道到底碰没碰到—她那团即便梳成马尾辫,仍旧浓密不听管束的头发,这种时候她感觉得到了宽恕。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受宠若惊。终于回归了严肃和尊重。
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她好奇他这会儿是否已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把报纸前后两部分分开。玛格丽特·杜鲁门正在访问英国,向皇室行了屈膝礼。国王的御医正尝试用维生素E给他治疗脉管炎。
她把前半部分递给鲁佩特。“我想做填字游戏,”她解释道,“我喜欢做填字游戏,它让我在一天结束时放松下来。”
鲁佩特坐下来读报,她问他是否想喝杯茶。他当然回答说不用麻烦,她知道这个回答在乡间交谈中相当于“是的”,所以依然沏了茶。
“这是个关于南美的题目,”她研究着填字游戏,“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横栏是一种音乐的……服装。一种音乐的服装?服装。有好多字格呢。哎呀,哎呀,今天我运气真好。是合恩角![10]”
“你知道它们有多可笑,这类玩意儿。”她起身去倒茶,一边评论道。
如果他确实记得,那他有没有生她的气呢?或许她最后一年中轻快友好的示好,就像早年的折磨一样,在他看来都同样可恶、盛气凌人?
她第一次在这幢房子里看到他时,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他一直就是个高大结实、脸庞浑圆的男孩,现在变成个高大敦实、脸庞圆滚滚的男人。他头发总剪得很短,现在虽说略有稀疏,颜色从浅棕变成棕灰,变化也不明显。永久性晒斑取代了昔日的脸红。他操心的事,面上流露出的烦恼,内容没准一如既往—如何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别人认可的人。
她回想着坐在高年级教室里的情景。只剩一个小班—五年中,不爱学习、没头脑和不上进的学生都淘汰掉了,只剩这些发育迅速、严肃听话的孩子们还在学三角,学拉丁语。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什么样的生活做准备呢?他们觉得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那本有着深绿色、揉皱的封皮的书仿佛仍在眼前,《文艺复兴和新政时期历史》。是一本旧书—或许已经转手十次了—没人买新课本。书里写满从前主人的名字,有些已是镇上的中年家庭主妇或商人。你没法想象他们学过这些,他们用红墨水在“南特敕令”[11]下划杠子,在空白处标上“重要”字样。
南特敕令。那些书和那些学生的脑袋里,她自己的和鲁佩特的脑袋里,装满的毫无用处、充满异国色彩的玩意儿,让伊内德心头涌起一阵温情,一股惊奇。不是说他们有过什么未酬壮志。没那回事。鲁佩特不可能想象出别的职业,除了在农场种地。这是一片很好的农场,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她自己到头来所做的,也正可谓得偿所愿。你不能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或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者没搞明白自己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料到,时光飞逝,他们非但没能超越昔日的自己,或许还不如当初。
“‘亚马逊的面包’,”她念道,“‘亚马逊的面包’?”
鲁佩特建议:“木薯[12]?”
伊内德数了数,“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说:“树薯[13]?”
“树薯?里面是两个‘s’吗?树薯。”
奎因夫人胃口日益反复无常。有时她想吃烤面包,或者涂奶油的香蕉。一天,她说想吃花生酱饼干。伊内德做了所有这些食物—反正孩子们会吃—做好以后,奎因夫人总是无法忍受它们的样子或味道。就连果冻也有一种她受不了的气味。
有几天,她讨厌一切噪音。开着电扇她也受不了。另外几天,她要开着收音机,想听播报生日愿望和周年纪念日心愿,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的那个台。要是你答对,就可以赢得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行、一罐汽油、一堆食品,或者一些电影票。
“全都是安排好的,”奎因夫人说。“他们假装在给谁打电话—其实人就在隔壁,已经知道答案啦。我以前认识一个在电台干活的人,就是那么回事。”
这样的日子,她脉搏跳得比较快。她会用一种尖锐的声音,气喘吁吁地说话,语速飞快。“你妈开的是啥车?”
“一辆褐紫色汽车。”伊内德回答。
“什么牌子?”奎因夫人追问。
伊内德回答说她不清楚,确实如此。她过去知道,但早忘了。
“她是买的新车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是的,不过那是三四年前的了。”
“她住在魏伦斯夫妇对门的大石头房子里,对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
“有多少房间?十六间?”
“没那么多。”
“魏伦斯先生淹死后,你参加他的葬礼没有?”
伊内德说没有。“我不怎么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会儿病得还不算重,我准备和公路边的何维夫妇一起去,他们答应让我搭车,但是她妈和妹妹突然也想去,后座的位置就不够了。然后克莱夫和奥利弗也开卡车去了,我本来可以挤进他们的前座,可他们想都没想到问我一声。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内德想起递给她一朵玫瑰的魏伦斯先生。他那种半开玩笑的殷勤令她牙齿发酸,就像吃得太甜时的感觉。
“不知道啊。我想不是吧。”
“他和魏伦斯夫人关系还好吧?”
“据我所知,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哦,是吗?”奎因夫人反问道,模仿着伊内德谨慎的语调。“和呃呃谐。”
伊内德睡在奎因夫人房里的沙发上。奎因夫人可怕的瘙痒已经几乎消失,尿频症状也同样减轻。她夜里大部分时间都能安睡,只是呼吸依然一阵阵变得艰难、吃力。伊内德会惊醒,迟迟不能睡着,不过问题出在她自身。她开始做一些可怕的梦。与她从前的梦绝无相同。她常常以为,噩梦无非就是发现自个儿待在一幢陌生房子里,房间不断变幻,要干的活儿总是让她力不从心,以为已经做完的工作都还没做,有无数事要她分心。然后,当然了,她也做过感觉很浪漫的梦,某个男人用胳臂搂着她,或者甚至紧紧拥抱她。要么是个陌生男人,也有可能是她认识的男人—有时是一个想想都觉得可笑的男人。这些梦会让她沉思,或者惆怅,不过也有点欣慰,它们表明这类情感对她而言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它们曾经让她烦恼,那么与她现在的梦相比,它们根本、根本不值一提。现在的梦里,她会与不可思议、完全出乎意料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未遂(有时闯入者或者变化的环境阻止了她)。肥胖扭动的婴儿,裹满绷带的病人,甚至她的亲妈。她因欲望而湿润,饥渴地呻吟,会粗鲁地操作起来,带着一种邪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的,只能用这个了,”她自言自语,“找不到更合适的了,只能用这个了。”这种冷酷的想法,这种实事求是的邪恶,又把她的欲望逼迫得更加炽热。她醒来依旧不知悔改,浑身淌汗,精疲力竭,像一具动物尸体般瘫着,直到她的自我、她的耻辱和难以置信,像洪水一样劈头压来。皮肤上汗水变得冰凉。她在温暖的黑夜中战抖地躺着,充满厌恶和羞耻。她不敢再次入睡。她渐渐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灌满微光的纱窗形成的一个个长方形块块。病妇的呼吸声碾压着、责备着,然后又几乎无迹可寻。
她思忖,如果她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坦白吗?这实在不像她在哪怕私下的祈祷中会提及的事。她已经不怎么祈祷了,除非参加正式的祷告。把她刚才的感受告诉上帝似乎毫无用处,而且是亵渎的。上帝会为之蒙羞吧。她自己的思想令她蒙羞。她的宗教是充满希望、质朴实在的,没有空间容纳糟粕,比如恶魔对她的安眠的这种入侵。她脑中的污秽封存在她体内,没必要对它大惊小怪,让它显摆。当然没必要。它啥都算不上,只是思想中的秽物。
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养着一些母牛。它们在夜间放牧,她能听到它们咀嚼、冲撞的声音。她想象着它们庞大温和的形体行走在猴面花和菊苣之间。在开花的草地上,她想,这些母牛,它们日子过得不赖。
当然了,这种日子的结局是屠宰场。结局倒是灾难。
不过,所有人不都是一样吗?我们睡眠时邪恶攥住我们,痛苦和解体等待着我们。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可怕。床的慰藉,奶牛的呼吸,还有夜空中的星星—这一切眨眼间就可以消失无踪。而她,伊内德,假装着并非如此,用工作打发生命。试图安抚人们。试图做好事。一个仁慈的天使,正如她妈说的,随着时间过去,妈妈口气中的嘲讽之情愈来愈少。病人和医生也一样,他们都这么称她。
所有这些时候,有多少人认为她其实是个傻瓜?她为之辛劳的人们没准私底下都轻视她。认为要是换了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才不会这么傻。才不会呢。
犯重罪的人。这话涌入她脑海。犯重罪的人。
悔改的求上帝悦纳。[14]
因此她爬起来工作。对她,这是悔过的最佳方式。她夜里干活时不声不响,忙个不停:擦洗碗橱里脏兮兮的杯子、黏乎乎的盘子,在混乱不堪的地方建立起秩序。真是混乱不堪呐。茶杯插在番茄酱和芥末当中,吸水纸堆在一罐蜂蜜上。架子上没垫蜡纸,连报纸也没垫一张。罐子里的红糖硬得像石头。鉴于最近几个月里情况急转直下,这倒是可以原谅的,可这里似乎从来就没收拾过。所有纱窗都被烟熏得发灰,窗玻璃油腻腻的。瓶子里剩的一点果酱已经起毛,花瓶里存着不知何年何月插花用的水,发臭了。不过,房子本身状态尚可,擦洗粉刷一番就能恢复。
可是前厅地板最近胡乱涂上的难看的棕色油漆,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白天她抓着一点空闲,拔掉鲁佩特妈妈种的花床上的杂草,挖掉牛蒡和茅草,它们和坚韧的多年生植物抢夺空间。
她教会孩子们正确地拿汤匙,做谢恩祷告。
感谢您赐予甜美的世界
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她教会她们刷牙,说祷文。
“上帝保佑妈妈和爸爸和伊内德和奥利弗姨妈和克莱夫叔叔和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在最后她们还加上彼此的名字。这样做了有一段时间后,希尔维问:“那是啥意思?”
伊内德说:“什么是啥意思?”
“‘上帝保佑’是啥意思?”
伊内德做了蛋奶酒,什么香料也没搁,连香草都不放,用调羹喂给奎因夫人。她一次给她喂少量这种浓稠的液体,她能咽下一点点。等她连这个也咽不下,伊内德就用调羹给她喂跑了气的温热的淡姜酒。
阳光,或者任何光线,现在对于奎因夫人都像噪音一样可憎。除了拉下百叶窗,伊内德还得在窗上挂上厚被子。按奎因夫人的要求,电扇关掉了,屋子变得非常闷热,伊内德俯身照料病人,汗水从额头滴下。奎因夫人一阵阵战抖,无论如何都觉得冷。
“这是苟延残喘了,”医生判断,“一定是你给她做的那些奶昔,让她撑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内德解释道,好像这有什么不同。
奎因夫人现在经常过于疲劳,或者过于虚弱,没法开口。有时她昏迷不醒,呼吸微弱,脉搏凌乱,几乎摸不到,换了不如伊内德有经验的人,都会以为她已经死了。不过,有时她又会振作起来,要求打开收音机,然后又要关掉。她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伊内德又是谁,有时她眼中仿佛带着一种思索或探究,看着伊内德。她脸上早已没什么血色,连嘴唇都变得苍白,不过她的眼睛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绿莹莹的—一种朦胧模糊的绿色。伊内德试图回答这种盯着她看的眼神。
“你想要一个神父来吗?”
奎因夫人做出唾弃的表情。
“难不成我看起来像个爱尔兰佬[15]?”她回答。
“那么找位牧师?”伊内德问。她知道这是个正确的提议,不过她做此提议时的心情似乎不大正确—冷酷、略带恶意。
不要。这不是奎因夫人想要的。她闷闷不乐地呻吟着。她身上还有点精力,伊内德感觉她在积攒力量,想用来干点什么。“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带着同情和鼓励。“你是想要这个吗?”
不要。
“想要你丈夫来?你丈夫很快就到了。”
伊内德对这一点并不确定。有几个晚上,鲁佩特迟迟才到,那时奎因夫人已经吃掉最后一批药片,睡着了。他会和伊内德坐一会儿。他总是给她带来报纸。他会问她,她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注意到有两本笔记本—她解释给他听。一本是给医生看的,记了血压、脉搏和体温,记录了饮食、呕吐、排泄、服药情况,以及对病人状况的一些总结。另一本是给她自己的,记的是同样内容,不过可能没那么精确,此外还记下天气和周围的状况。以及一些值得一记的事。
“比如,我前些天记了点东西,”她说,“几句洛伊丝说的话。格林夫人在的时候,洛伊丝和希尔维进来,格林夫人正在讲浆果树沿小巷生长,长得越过路面,洛伊丝说,‘就像在《睡美人》里面那样。’因为我才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事记了下来。”
鲁佩特说:“我得去找到那些浆果树枝,把它们砍掉。”
伊内德感觉他对于洛伊丝说的话很高兴,也因为她记下这事而高兴,不过要让他开口说出来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他告诉她,他可能要出门两天,去参加牲口拍卖会。他已经咨询过医生,医生说他可以去。
那晚,他在最后一批药服下之前赶到,伊内德觉得他可能是特意如此,以便在短暂离家之前看看老婆清醒时的样子。她告诉他可以直接去奎因夫人房里,他照做了,关上了房门。伊内德拿起报纸,想上楼去读,不过孩子们可能还没睡着。她们会趁机找理由喊她进屋。她也可以到外面的门廊去,不过这时候全是蚊子,尤其下午才下过大雨。
她担心会偷听到什么亲密或争吵的声响,他出来时她将不得不与他面面相觑。奎因夫人一直在积蓄力量,想伺机表现—伊内德很确定这一点。她正盘算该溜到哪里,就确实听到点动静。不是争吵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亲热声,甚至也不是哭泣(她一直以为这个最有可能),而是一阵笑声。她听到奎因夫人虚弱地笑着,充满伊内德听到过的嘲讽和满足,不过也有一种她没听过、这辈子都闻所未闻的东西—某种蓄意的恶毒。她知道自己该走开,身子却没动弹,僵立在桌边,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她仍僵立着,盯着房门。他没回避她的眼睛—她也没回避他的。她没法把眼睛挪开。不过她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她。他只是怔怔地往门外走。他看起来好像触了电,祈求着原谅—谁的原谅?—而他的身体已经被这个愚蠢的灾难击垮。
第二天,奎因夫人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精力。在别人身上,伊内德看到过一两次这种不正常的、欺骗性的表现。奎因夫人想靠着枕头坐起。她想要打开电扇。
伊内德说:“好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会相信的事。”奎因夫人说。
“人们告诉过我很多事情。”伊内德说。
“当然了。扯谎嘛。”奎因夫人说,“我打赌那全都是扯谎。你知道吗?魏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
3 错误
奎因夫人坐在摇椅上,让魏伦斯先生检查眼睛。魏伦斯先生用仪器对着她的眼睛,俯身紧贴着她,他俩谁都没听到鲁佩特进门,他本该在河边砍木头。但他突然溜回来。他穿过厨房,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了—想必看到魏伦斯先生的车停在外面—他轻轻推开房门,看到魏伦斯先生跪在地上,一手举着仪器对着她眼睛,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维持平衡。为了稳住身子,他紧紧攥住她的大腿,她裙子堆到上方,腿裸露着,但这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她不好做什么,只得竭力一动不动。
所以,鲁佩特进屋,他俩都没听到,他猛地一扑,闪电一样扑到魏伦斯先生身上,魏伦斯先生没来得及站起来、转过身,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鲁佩特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一下一下撞,撞到没气为止,她猛跳起来,椅子都掀翻了,撞翻了魏伦斯先生装检眼仪器的盒子,仪器掉了一地。鲁佩特打死他了,或者是他撞上了炉子腿,她也搞不清了。她思忖,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不过她没办法绕过他们走出房间。然后她明白鲁佩特根本不打算追她。他上气不接下气,扶起椅子,一屁股坐下。她挪到魏伦斯先生旁边,拽着他重得不行的身子,翻到正面。他眼睛并不是大睁着,但又不算闭着,嘴角流出涎水。不过你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破损或青紫—或许青紫还没来得及泛出。他嘴角流出来的甚至不怎么像血。是一种粉红色玩意儿,要是你想知道那像什么,那就像你煮草莓做草莓酱时泛上来的沫子。淡粉色。鲁佩特把他放倒了,这玩意儿淌满他的脸。她把他翻转过来,他发出一种声音。格格格。就这点声音。格格格,他昏死过去,像块石头。
鲁佩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弄得椅子晃荡个不停,他拾起仪器,一一塞回魏伦斯先生的盒子。每样东西各就各位。慢吞吞弄了好长时间。盒子是特制的,衬着红绒布,仪器各有位置,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位,才能合上盖子。鲁佩特一一放好,盖好盖子,又在椅子上坐下,捶着膝盖。
桌子上铺着块华而不实的桌布,鲁佩特的父母北上旅行去看迪翁五胞胎[16]时买的纪念品。她扯下它,裹住魏伦斯先生的脑袋,包住粉色液体,也免得他们要一直看着他这副尊荣。
鲁佩特又大又宽的手继续捶着膝盖。她说,鲁佩特,我们得把他埋在什么地方。
鲁佩特盯着她,像在问,为啥?
她说,他们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那里直接就是泥土地面。
“不错,”鲁佩特回答,“我们把他的车又埋在哪里好呢?”
她说他们可以把它藏到谷仓,用稻草盖住。
他说太多人会到谷仓附近探头探脑的。
然后她想到,把他推到河里。她想象他坐在车里,沉在水底。这像一幅画面在她脑海中冒出,栩栩如生。起初,鲁佩特不置一词,她走进厨房,弄了点水,给魏伦斯先生擦擦,免得再把涎水滴在什么东西上。他嘴里不再冒粘液了。她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透过他的裤子的布面,她感到他大腿上的肥肉仍旧温热。
她吩咐鲁佩特,动手吧。
他接过钥匙。
她抓着魏伦斯先生的脚,鲁佩特托他的脑袋,两人合力抬他起来。他足有一吨重。简直像个铅块。不过抬着他的时候,他的一只鞋子还似乎在踢她的大腿中间。她思忖,你看,你还在干这事,你这肮脏的老鬼。他死去的脚还在挑逗她。其实她从没允许他做什么,但他一有机会总要揩一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住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佩特偏偏一声不响溜进来,会错了意。
越过门槛,穿过厨房,走过门廊,挪下前门台阶。空无一人。不过这是个大风天,一下子,风就刮走了裹在魏伦斯先生脸上的桌布。
大路上看不进他们家院子,这一点很幸运。外面只能看到屋顶尖儿和楼上的窗子,看不到魏伦斯先生的车。
鲁佩特想好了接下来的步骤。把他弄到板儿角,那里水很深,有小径一直通过去,那样会像是他搞错方向,自己从大路开进去的。好像他在板儿角路上打算掉头,或许因为天黑,辨不清方向,径直开进了河里。好像是他犯了个错误。
确实。魏伦斯当然确实犯了个错误。
问题在于,这意味着要开出他们家门口的巷子,沿大路一直开到板儿角路口。但那一带无人居住,而且打板儿角路口再往下,只剩一条死路。半英里左右的路途中,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任何人。然后鲁佩特会把魏伦斯先生弄到驾驶座,连人带车推进池塘。这估计得费一番工夫,不过鲁佩特至少是条壮汉。他要不是这么强壮,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这团乱麻。
鲁佩特启动汽车,颇费周折,他从没开过这样的车,不过还是成功了,车调个头,沿小巷开出去,魏伦斯先生在他旁边,几乎栽在他身上。他把魏伦斯先生的帽子给他戴上了—之前它搁在汽车座上。
他进屋前,为何将帽子摘下?不光为了礼貌,也是为了这样一来,他可以更容易抓住她亲她。要是你能管那叫亲嘴,一手还拎着盒子,另一只手就抓了上去,涎水直淌的老嘴吮吸着她。吮吸摩擦她的嘴唇和舌头,身体紧贴着她,盒子一角在她身后抵着她、刺入她的身体。她措手不及,而他抓得如此之紧,她无法挣脱。推搡着吮吸着口水滴答着刺入着,同时令她伤痛着。他是个肮脏的老混蛋。
她拾起刮到篱笆上的五胞胎桌布。她在台阶上仔细搜寻血迹,在前廊和厨房里检查蛛丝马迹,不过她只在前屋,还有她自己的鞋上找到了一点。她擦洗了前厅地板上的血迹,鞋子她脱掉了,也擦洗着,直到全都擦干净,她才发现胸前就有一块血迹。怎么沾上的?看到它的同时,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让她呆滞如石。她听到一声汽车声响,一辆她不认识的车沿小巷开来。
她透过纱门,看得一清二楚。一辆墨绿色、看起来新崭崭的车。而她前胸沾着血迹,光着脚,地板湿漉漉的。她后退到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却想不起藏身何处。车停下了,一扇车门打开,不过发动机没关。她听到车门关上,汽车调个头,她听到它沿小巷开走了。前廊传来洛伊丝和希尔维的声音。
这是老师的男朋友的车。他每星期五下午都去接老师,今天恰好就是星期五。老师向他建议,何不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呢,她们是最小的,住得也最远,天快下雨了。
确实下雨了。下雨了,鲁佩特也到了家,沿河岸一路走回来的。她说,不错嘛,这会让你推车的轨迹变模糊。他解释说,他脱了鞋,穿着袜子推的。这么说你脑子总算又灵光啦,她说。
她没把纪念桌布和身上的裙子泡到水里,洗掉上面的污物,而是决定把这两样都塞进炉子烧掉。它们烧出一股可怕的味道,让她直犯恶心。这就是她的病根子。这个味道,此外还有油漆。她清洗完地板,总觉得还有污渍,便把鲁佩特涂台阶剩下的棕色油漆拿来,涂在整片地面上。因为俯身在油漆上,吸着油漆的味道,她开始呕吐。她的腰也开始疼—这也是病根子。
她给地板涂完油漆,干脆不再走进前屋。不过,有一天她想最好还是再铺张桌布。这样正常点。要不大姑子肯定会过来到处打探,会问,爸妈看五胞胎时带回来的桌布呢?要是铺上另一块桌布,她就可以回答,嗯,我想换个花样。如果不铺桌布,就显得古怪了。
她找出一块鲁佩特的妈妈绣上花篮的桌布,拿进房间,她仍能闻到那股子怪味儿。只见桌上搁着那个深红色盒子,里面装着魏伦斯先生的仪器,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它一直搁在桌上。她甚至不记得把它放在那里,或者看到鲁佩特把它放在那里。她早把它忘个一干二净。
她抓过盒子,藏了起来,然后又换个地方藏。她从没跟人说过藏在哪里,也不打算说。她本想砸碎它,但你怎么砸得碎里面所有的仪器呢?做检查用的仪器。哦,夫人,想让我给你检查一下眼睛吗?只要坐好,放松,闭上一只眼睛,睁大另一只。睁大另一只,睁大。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她不应该怀疑在发生什么,把仪器挑出来研究她的眼睛时,他想要她穿着内裤,他这个气喘吁吁的肮脏的老坏蛋,一边手指滑进去,一边气喘吁吁。她应当保持沉默,直到他停下手,把仪器收进盒子,然后她应该问:“哎呀,魏伦斯先生,今天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那就是他把她放倒,像一只老公羊一样撞击她的信号。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一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他那话儿活像一把喷枪。
这个你会喜欢吗?
然后报上有了消息。魏伦斯先生被发现溺水而亡。
他们说他的脑袋在方向盘上撞坏了。他们说他跌进水时还没咽气。真是个笑话。
4 谎言
伊内德彻夜未眠—她甚至没有尝试入睡。她没法在奎因夫人房里躺下。她在厨房里,一坐几个小时。要挪动身子,甚至起来倒一杯茶或者去洗手间,在她都成了一件难事。移动身体会搅乱她正在脑海中力图理清的、习惯的信息。她没换衣服,没解开头发,刷牙时她感觉在做某件费力、陌生的事。月光从厨房窗子透进—她坐在黑暗中—她观察着一块光亮在黑夜中、在油毡地毯上挪动,最后消失。它消失了,她吃了一惊,醒来的鸟儿、新的一天开始,又把她吓了一跳。夜晚那么漫长,又那样短暂,她没打定任何主意。
她僵硬地站起,打开门锁,坐在晨曦中的门廊上。这么个简单的动作又让她思绪乱作一团。她不得不再次整理,把事情分为两边。已经发生的—或者她被告知已经发生的—在一边。该为之做什么在另一边。该为之做什么—那就是她仍未理清头绪的问题。
母牛群从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被赶走了。她现在尽可以打开大门,朝那个方向走去。她知道该回去给奎因夫人作检查。然而鬼使神差的,她拉开大门的门闩。
母牛没把杂草都啃光。草地湿淋淋的,刮擦着她穿丝袜的腿。不过,岸边树下的小路倒是光秃秃的,高大的柳树上攀着野葡萄藤,像猴子毛茸茸的胳膊。雾气升起,你几乎看不到河。你得盯着看,全神贯注,然后或许才能看出一小片水面,像水罐里的水一样纹丝不动。河水想必在流动,可她看不出。
然后她看到什么东西在动,不是在水底。是一艘船。一艘朴素的旧划艇拴在树枝上,非常轻微地抬起,抬起又落下。一旦发现它,她就紧盯着看,仿佛它会跟她说话。确实。它温柔地不容置疑地说着。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孩子们醒了,发现她兴致勃勃的,洗过澡,换了衣服,披散着头发。她做了塞满水果馅的果冻,是给她们中午吃的。她搅着做糕饼的蛋奶糊,准备在天变得太热,不好再用烤箱之前烤好它们。
“那是你们爸爸的船吧?”她问,“河里那艘?”
洛伊丝回答说是的。“不过我们不可以在里面玩,”旋即补充道,“要是你跟我们一起去就可以。”她们立刻捕捉到这一天的纵容气氛、它成为一个假日的可能性,捕捉到伊内德不同寻常、又困倦又兴奋的情绪。
“等下看吧。”伊内德回答。她想让这一天成为对她们而言特殊的日子,不仅仅因为—对此她几乎确信无疑—这一天她们的妈妈要死了。她想要她们在脑海中记住点什么,让一道补偿的光芒洒到将要发生的事上。也就是说,洒到她自己身上,洒到她对她们的生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早上,奎因夫人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她显然无力抬头或睁眼。与昨天可谓天壤之别,不过伊内德早有准备。她早知道,那股巨大的精力,那场邪恶的滔滔不绝的谈话,是最后一次了。她把一汤匙水递到奎因夫人唇边,奎因夫人抿了一点。她哼哼一声,显然是最后一点抱怨的意思。伊内德没打电话给医生,他今天迟些时候肯定会来,或许中午一过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