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二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

四月初，哥哥和我到我们领地最远处的丛林里砍树。之前西蒙去结婚的时候，我朝着特里斯家的方向砍了一些，但西蒙想把我们领地的边界全都砍伐清楚，不想再继续往我以前那个方向砍。那天一早天气很暖和，树林里还有很多松散的积雪。我们正在西蒙想砍的地方伐一棵树，不知怎么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杈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我不得不一路拖着他的尸体穿过雪地回木屋。他虽然不胖，但是个子很高，这差事既难办又累人。那时，天气更冷了些，走到空地上的时候，我发现风里已经有了雪粒，像是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们之前的脚印已经被雪填满了，西蒙身上都是雪，这次却无法在他身上融化了。他的妻子迎到门口，非常困惑，以为我拖着的是一截木头。

在木屋里，安妮把他清理干净，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牧师住在客栈里，因为这里没有教堂或者房子给他。虽然客栈只有四英里远，但是风雪已经猛烈起来，你连空地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这场暴风雪看起来得持续两三天，因为风是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我们清楚，尸体不能放在木屋里，也不能放在外面雪地里，担心会引来山猫觅食，所以，只能开始动手埋葬他。雪下面的土地还没有结冻，我在木屋边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安妮缝起床单装殓了尸体，然后把他葬进了墓里。我们为他念了《主祷文》和《圣经》中的一章《诗篇》，并没有在风里待太久。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篇了，只记得是靠近《诗篇》快结束的地方，而且很短。

那是1852年4月的第三天。

那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场雪。后来，牧师过来举行了仪式，我给他竖起了一座木头墓碑。再后来，我们在公墓里有了墓地，又在那里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但他的尸骨并没在那里。因为在我看来，把一个人的尸骨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既无用又愚蠢的事，因为那只是他的遗骨罢了，他的灵魂早已经去了上帝那里听候审判。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伐木、开垦。很快，我开始和特里斯一家一起干活，他们对我特别好。我们不分彼此，两家的活全都一起干。后来，我开始在他们家吃饭，甚至睡觉，又认识了他家的女儿珍妮，我们年龄相仿，打算结婚，等时机到了就举行了婚礼。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因为我两位内兄弟都离开本地去了西部谋生，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

我的嫂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她自己去了沃利。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的农场不足半英里处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

沃尔特·麦克贝恩，北休伦自由长老会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治安员，1852年9月10日。

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您，有一位本区的年轻女士很可能前往你处，她的名字叫安妮·赫伦，是个寡妇，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徒之一。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了霍洛韦镇卡斯泰尔斯附近的家，我想她是打算走到沃利去。她有可能会去监狱自首，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知告诉您她的身份和过去。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到这里的，是第一个敢来冒险的牧师。我的教区里至今仍全是灌木林，除了卡斯泰尔斯客栈，我根本无处落脚。我出生在苏格兰西部，得格拉斯哥布道团的资助来到这个国家。在获知上帝的旨意后，我在他的指引下去往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告诉您这些，是希望您了解我的为人，以及我对这个女人相关事宜的看法。

她是去年深冬来到这里的，成为一位年轻人西蒙·赫伦的妻子。他在我的建议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写了封信，请他们推荐适合的基督教、最好是长老会的女信徒，她就是被推荐的人选。他立即和她结了婚，将她带回了和弟弟一起建造的棚屋。那两位小伙子是孤儿，没什么指望，于是来到这里开垦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他们正在干活，意外发生了。一根大树杈忽然掉下来，当场砸死了正在砍树的哥哥。弟弟把尸体拖回了木屋，因为当时被暴雪所困，他们自己将他下葬并举行了葬礼。

上帝从不滥用他的仁慈，我们遇到的各种打击最终会被证明也是来自主的关心和好意。

失去哥哥的帮助后，弟弟逐渐融入了邻居家的生活，那家人也是我们的会众—尽管那年轻人仍然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接纳。他们本来也想接纳那位年轻的寡妇，但她却完全拒绝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对每个想要帮助她的人都避而远之，尤其是对她小叔子，尽管他说从来没有跟她拌过一句嘴。她对我也是如此，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会有任何顺服的回答或表示。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太会和女人谈话，不太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她们那种顽固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只是想说，我没能对她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就像她当时的心智与灵魂一样。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小叔子搬走后，她的生活更是混乱无序。当我去看望她时，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要是她在家的话，肯定是藏了起来嘲弄我。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我想，她肯定是靠邻居和小叔子送来的咸鱼和燕麦饼为生。

我正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保护她的身体，更能解决她面临的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忽然听说她已经离开了这里。她门都没关，没穿斗篷没戴帽子，只是用烧焦的木棒在木屋地板上留下了几个字：“沃利，监狱。”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她打算去那里自首。她的小叔子觉得自己不用去追，因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善，而当时我要去做一个临终布道所以也没法离开。因此，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是否去了那里，状态如何，以及您打算如何对待她。如果您把她留在了那里，冬天之前，我打算再去拜访。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因此有资格拥有一位符合自己信仰的牧师，您可千万别认为给她派去一位英格兰教会、浸礼会或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就足够了。

说不定她不去监狱，而是在街上游荡，所以我应该告诉您她的外貌特征：黑发，高个子，身形瘦削，不算标致也不难看，只是有一只眼睛斜视。

詹姆斯·马伦，沃利监狱治安员，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北休伦，卡斯泰尔斯，1852年9月30日。

您关于那位年轻女士安妮·赫伦的来信十分及时，我深表感谢。她出现在监狱的时候虚弱又饥饿，所幸没受什么伤，基本安好地到达了沃利。被问及来这里的意图时，她说自己是来供认一起谋杀案的。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时间又快半夜了，所以就让她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去看她，尽量询问了所有的细节。

在收容所长大、在女帽店当学徒、她的婚姻、如何来到北休伦，她的故事和您告诉我的一模一样，除了她丈夫的死。关于此事，她是这么说的：

四月初的一天，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出门伐木，让她准备他们要带的午饭。临出门的时候，饭还没做好，所以她说一会儿把饭送到林子里去。然后，她烤了一些燕麦蛋糕，带了点儿咸鱼，跟着他们的足迹找到了干活的地方。但丈夫打开午饭的时候却十分生气，因为她打包打得不太好，咸鱼的油已经把蛋糕泡得乱七八糟了，让人难以下咽。他很失望，生气地说等有空的时候要好好揍她一顿。然后，他就背对着她坐在一根木头上，而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丈夫正好被砸到了脑袋，不省人事，当场死掉了。她和小叔子把遗体拖回了木屋。正好来了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那里，小叔子说既然她不是故意的，真相就别告诉别人了。她同意了。他们埋葬了遗体—故事从这里又和您的一致了—这本来可以算是结局了，但她越来越焦虑，觉得自己是故意杀死丈夫的。要是当时没砸死他的话，换来的将会是更狠的毒打，她说，她干吗要冒这个险呢？最后，她决定来自首，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她递给我一绺沾了血凝结后的干硬头发。

这是她的说法，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以她的力气，不可能搬起并扔过去一块足以砸死一个壮小伙的石头。当我质疑这一点时，她又改变了说法，说她是用双手搬起了一大块石头，不是扔过去，而是直接从后面砸向他的脑袋。我问，为什么他弟弟没有阻止你？她回答说，当时他正看着别处。我又说，树林那里肯定还有那块带血的石头，她说她当时用雪把石头擦干净了。（实际上，当时积雪那么深，不太可能顺手就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请她挽起袖子，检查一下她手臂上的肌肉是不是能做到那些事，她说几个月前她比现在要强壮许多。

我觉得她是在说谎，或者是自欺欺人。当时我想不出原因，只能先把她收进监狱。我问她觉得现在我们会怎么处理她，她说，你们会审问我，然后绞死我，不过，你们不在冬天实施绞刑，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明年春天。要是你们让我干活，可能会觉得我有用，也许会把我留下来，不再绞死我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说冬天不实施绞刑的。她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惑。您可能知道，我们的新监狱条件很好，犯人们吃饱穿暖，管理十分人性化，甚至有人抱怨说，那些犯人住进监狱不仅不懊悔—在这种隆冬季节，甚至很高兴。显然她不能再流浪下去，而且根据您的说法，她不想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也不太可能独自过活。我们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我已经为她预约了医生，也告诉她您写信过来，还打算来看望她，但是她好像非常不情愿。她请求不让任何人来看她，除了萨迪·约翰斯通小姐，而她并不在本地。

随信附上我写给她小叔子的信，请代为转送，好让他知道她的说法，也告诉我他的看法。提前感谢您代为送信，对于您经历的辛劳以及详尽告知我此事，一并表示感谢。我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但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您能来挽救这位年轻女士的灵魂，不过最好等到她真正愿意的时候。

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1852年11月18日。

我立刻将您的来信送给了乔治·赫伦先生，相信他已经回信告知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对于他嫂子的说法，他很惊奇，因为她从来没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过那些话。他说那全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因为意外发生的那天，她根本不在树林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上了午饭。他说曾经是有一次，他哥哥因为咸鱼的油泡烂了蛋糕责骂过她，但不是出事儿的那一天。即使她在那里想那么做，那儿也没有大石头能让她冲动行事。

很抱歉，因为生病这么晚才回信。我得了尿砂症和胃风湿，比以往都严重。最近稍稍好转，正常情况下，下周应该能如常行动了。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您请的医生怎么说。但我以前就想过这一点，也请教过神明。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这一切还没解决，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自然而然感到懊悔和痛苦。这种情绪完全控制了她，让她觉得丈夫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疯的。对有些人来说，发疯开始时像是闹着玩一样，不过他们的肤浅和鲁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发疯再也不是游戏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她谈一谈，让她理解这一点。不过，最近有些困难，除了我这糟糕的身体，还因为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曾有人承诺修建教堂和住所，但许诺的人正忙着自己的事，看起来只能不断推后。然而，即使在病中，哪怕只给了我这样的畜棚和房子，我也没有停止布道，我的内心铭记着一位伟大的人—神旨的传道者和解读者—托马斯·波士顿，他在临终前还从窗户向楼下院子中聚集的两千多人宣讲神的大能。尽管我的会众没那么多，但我也打算宣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曲折，都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

“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同上。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1月17日。

我写信是想告诉您，那位女士的身体很健康，衣衫也不再那么破烂，吃得不错，打扮得很整洁。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她现在负责修补监狱里的床单和被罩，干得很不错。但我得说，她还是坚决不愿接受探访。我不建议您现在来，因为很可能是白费力气。这段路程冬天很难走，对您的健康也不太好。

她的小叔子给我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确认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对此十分满意。

您可能想知道医生探视过她之后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她们会幻想自己被魔鬼的力量附身，犯过各种可怕的罪行，等等。有时候，她们会说自己有好几个情人，但这些情人全是幻想出来的。那些觉得自己伤风败俗的女人，实际上非常淳朴贞洁。那位医生把这一切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对多数人来说，一旦面对现实职责，她们就会放弃这类消遣。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只是偶尔沉迷其中，就好像享用糖果或雪利酒。但对某些人来说，那却是一种彻底的沉溺，就像活在吸完鸦片后的梦中。医生没法从这女人那里了解到她曾经读过的东西，但他相信，她现在早就忘光了，或者，是狡猾地隐瞒了起来。

随着他的质疑，的确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当他问她，你不害怕被绞死吗？她回答，不，你们不会绞死我的。你是说，他们会判定你精神有问题？他问。哦，也许吧，她说，而且，他们不会绞死怀着孩子的女人吧？接着，医生要为她检查身体，想知道她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她同意了，也就是说，她诚心相信自己的话。可是，医生却发现她根本是在自我欺骗。那些她自以为怀孕的征兆不过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臆想的结果。他说明了检查结果，但她相不相信还很难说。

必须承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女性来说十分艰难。最近，又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女人被送了进来。她的故事更令人同情，她是因为被强奸才发疯的。侵犯她的两个罪犯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她隔壁的男囚区。受害者有时候连着尖叫好几小时，整座监狱也变得令人心情压抑。这能否让我们那位自称谋杀犯的女士放弃原意、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缝纫女工，要是她愿意，是有人愿意雇她的。

听说您的健康情况不好，居住条件也很糟糕，我很遗憾。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文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荒野生活的艰辛。你们这些自愿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值得我们钦佩。但请允许我多说一句，以您这种健康欠佳的情况，不可能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坚持太久。要是您能搬到舒适些的地方以便更长时间地工作，相信您的教会不会觉得不妥。

我附上这位年轻女士写给一位萨迪·约翰斯通小姐的信件，寄往多伦多国王大街。我们看了这封信，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精神状态，但随后又装好了信并寄了出去。可是信却被退了回来，戳记为“收件人不详”。我们还没告诉写信人此事，为的是希望她能再写点信，从而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息判断她是否有意说谎。

安妮·赫伦太太，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多伦多大国王街49号，1852年12月20号。

萨迪，我在这里很好，很安全，吃的、住的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一栋很好的石头建筑，有点像咱们的收容所。要是你能来这里看我就好了。我经常在自己脑子里和你说很多话，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万一他们都在监视我呢。我在这里做缝纫工作，刚来时东西都没有缝补，现在已经被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还给剧院做幕帘，这是外面来的工作。我想见你。驿站直接能到这里，要是你不愿意冬天来，春天的时候你一定愿意。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4月7日。

一直没收到回信，希望您一切安好，并且仍然对安妮·赫伦的案子感兴趣。她仍然待在监狱，忙着做我从外面找来的缝纫工作，没再提过孩子、绞刑或者以前那些事。她又给萨迪·约翰斯通写了一封信，但非常简短，我随信附在后面。你知道这位萨迪·约翰斯通是谁吗？

我没收到你的回信，萨迪，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帮我寄信。今天是1853年4月1日，但不是咱们以前互相戏弄对方的愚人节。如果可能，请来看望我。我在沃利监狱，但一切安好。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卡斯泰尔斯客栈房东，爱德华·霍伊，1853年4月19日。

你寄给麦克贝恩先生的信已经退给你了。他已于2月25日在客栈去世，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三

安妮·赫伦，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多伦多。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

乔治拖着他从雪地里走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拖着的是一截木头。我根本没看出是他。乔治说，一根树杈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他了。他没说他已经死了。我等着他吱声，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雪铺天盖地，我们必须把他弄进屋。我和乔治一人拖一条腿，我拖着那腿时，在心里假装那就是一截木头。屋里我生着火，很暖和，他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血也化开了，在他耳边流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很怕靠近他，总觉得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

乔治在火边坐下，转过脸去，靴子和厚重的外套都没有脱。我在原木拼就成的桌边坐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乔治说，你去摸摸他就知道了。可我不想去。外面的雪很大，狂风呼啸着刮过林间和屋顶。我说，在天堂的天父啊，我就这样得到了勇气。每动一下，我都得重复一遍这句话。得把他清洗干净，我说，来帮我。我取过化满雪水的桶，费力地脱下他的靴子，从脚开始清理。我请乔治帮忙的时候，他一直没转过脸来，也好像根本没听见，也没搭手帮我。我力气不够，根本脱不下他的裤子和外套，就只擦洗了手和手腕。我一直用手里的布隔着他的皮肤。血和雪融化在一起，淌到他的脑袋和肩膀下。我很想把他翻过来擦洗干净，可是一个人搬不动。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乔治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帮帮我，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咱们得把他翻过来呀。于是，他帮忙一起将尸体翻成了脸朝下。就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斧子砍过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吭声。我把血啊什么的全都擦洗干净了，然后对乔治说，去，从我箱子里把床单拿过来。那是我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我看也没有必要脱下他的衣服了，尽管那些衣服料子都不错。因为血液凝固的地方就得把衣服剪开，最后也不过剩下一堆破布头。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头发，因为我记得当初莉拉在收容所死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接着，乔治帮忙把他卷进了被单里，我把被单缝了起来。我一边缝，一边跟乔治说，去棚屋堆木头的背风处看看，够不够地方给他挖个墓。把木头搬开，下面的土可能更松软一些。

缝被单的时候，我得蹲伏下去，几乎像是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要不就得看着他的眼睛和嘴巴。乔治走了出去，我听到他在风雪中按我说的在干活，有时候木头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继续缝，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床单在头部折叠了起来，到了脚部就不够了，于是我把在收容所学做的一件镶边小圆孔的衬裙接了上去，这才把他全身都缝了进去。

我出去给乔治帮忙。他已经把木头都搬走了，正在挖坑。那块地跟我想的一样，比较松软。他拿着铁锹，我就拿起了宽铲，他挖坑、松土，我铲土。

然后，我们把他抬了出来。现在已经不能一人拖一条腿了，于是乔治搬着头部，我抓住衬裙缝着的脚踝。我们把他推滚进了坑里，然后开始掩埋。乔治用铲子，我用铁锹铲不起太多土，只好用双手往里推铁锹，然后用脚使劲踩。土都填进去之后，乔治又用铲子使劲把地面拍平。接着，我们在雪地里把木头全都搬了回来，像以前一样堆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戴帽子和围巾，却干活干得浑身发热。

我们又拿了一些烧火的木头进屋，插上了门闩。我擦洗地板，对乔治说，脱掉你的靴子，再把外套也脱了。乔治照办了，然后坐在了火边。我用猫薄荷叶做了一种以前特里斯太太做过的茶，又往里面加了一块糖。但乔治不想喝。太烫了，我说。茶放凉了一些之后，他还是不想喝。于是，我开始和他说话。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

听着，乔治，你听我说。

要是你去自首，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你绞死的。你死了，就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你的土地会怎么样？很可能又会回到王室手中，会有其他人得到它，你曾经付出的辛苦全都为别人白忙活了。

要是你走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拿来一些凉的燕麦蛋糕，热了热，然后放了一块在他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却无法下咽，全都吐进了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