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还没遇到威尔的时候，女人们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盖尔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边，在褪了色的蜡染窗帘后面。盖尔像以前一样，开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缝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挂满了珠子，还散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她们聊着关于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经离开的男人。谎言、不公、冲突，还有那最常见却最恐怖的背叛—让人听到的时候除了浑身发抖地笑，简直别无他法。男人们都要说些蠢话：“真抱歉，我不想再坚守这段婚姻了。”他们还想把车子和家具卖给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们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得意洋洋雀跃不已，因为他们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轻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们自己的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残忍又幼稚。除了赶紧放弃他们，你还能怎么做呢？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也为了保护自己。

这种乐趣盖尔很快就厌倦了。咖啡喝得太多会让人皮肤暗沉。而且，女人们之间开始暗地里较劲，因为她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报纸私人广告栏刊登了广告。盖尔把“和朋友喝咖啡”换成了“和威尔的妈妈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情绪反而平静下来。她有时在门上钉一张纸条，这样就能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早点脱身。（她的店员唐纳达正在度假，重新雇一个太麻烦了。）

去歌剧院了。

去精神病院了。

去储备点麻布和灰。

其实这些不是她自己的发明，而是早先威尔写的。那时当他们想上楼待着时，他常常写了贴在她门上。盖尔听说很多人都不欣赏这种无礼的行为，比如那些开车走很远的路来买婚纱的人，那些从外地来买上大学时穿的衣服的人。可她不在乎。

在克莉塔的阳台上，盖尔得到了安慰，她似乎稍微有了点儿盼头。和很多严重酗酒的人一样，克莉塔总是喝同一种酒—她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而且觉得换别的酒很好笑。不过，她会给盖尔来点儿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兑苏打水，还介绍她喝龙舌兰酒。“这简直是天堂。”盖尔有时候会说。她指的不仅仅是酒，还有阴凉的阳台、带篱笆的后院，以及后面的老房子。房子里装着百叶窗，配有涂着清漆的地板、高高的使用不便的橱柜、年陈日久的印花窗帘。（克莉塔鄙视装修。）威尔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克莉塔也是。威尔第一次带盖尔来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那种漫不经心与礼节的并存，那种对旧书和旧餐具的敬意，那些威尔和克莉塔习以为常去谈论的荒谬事儿。还有她和克莉塔不去谈论的事情—威尔的背叛、克莉塔的疾病。这病让她的四肢看起来像是消失在黝黑皮肤里的小树枝，在挽在脑后的白发衬托下，双颊深陷。她和威尔有着相同的猴子似的面孔，上面是一双恍惚嘲讽的深色眼睛。

克莉塔反而去谈她正在读的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她说，黑暗时代之所以蒙昧，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从中学习，而是根本没法记住学到的东西，这全怪那些名字。

“卡德瓦拉，”她说，“艾格弗里斯，这些读出来根本就不像名字。”

盖尔试图记起哪个时代或者哪个世纪是黑暗时代，不过她的无知并没带来尴尬。因为克莉塔一直在拿这个话题打趣儿。

“埃尔弗兰德，”她一边说，一边拼读出来，“什么样的女主人公会叫埃尔弗兰德？”

克莉塔给威尔写信的时候，很可能会写到埃尔弗兰德和艾格弗里斯，但不会写到盖尔。她不会写“盖尔穿了套灰色绸缎的夏季睡衣，身材很好，看起来很漂亮，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就像她不会跟盖尔说：“我对那些爱侣很是怀疑，仔细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都让我怀疑他们的脑袋还没觉醒。”

最初见到威尔和克莉塔的时候，盖尔觉得他们像是书里的人物。步入中年的儿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心满意足。盖尔看到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生活，既荒唐又令人羡慕，至少表面上看带有一种单身者的优雅和安全。现在盖尔仍然这么想，尽管实际上威尔并不总住在家里，而且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同性恋。他离开好几年了，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为国家电影局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才放弃一切，回到沃利做了一名老师。他为什么放弃那一切呢？各种原因吧，他说。到处都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人、事业扩张，让人筋疲力尽。

盖尔是70年代的一个夏天来到沃利的。她那时的男朋友是个造船工人，她则售卖自己做的衣服—带贴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衬衫、颜色亮丽的长裙。冬天到来的时候，她在作坊里面找到了活儿。盖尔见识到了进口的斗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厚袜子。她发现当地的女人都在织毛衣。有一天，威尔在路上拦住她，请她帮忙挑选自己在话剧里要穿的戏服—那出话剧叫作《我们牙齿的外壳》。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温哥华。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威尔，以防他看到她身体健康、皮肤粉嫩、额头开阔，会觉得她是组建家庭的合适人选呢。她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当时她和男朋友要从桑德贝搬到多伦多，在他们忙着把家具搬进借来的小货车里时，家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大人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却足以杀死只有七周大的婴儿。在那之后，盖尔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将来很难怀孕，也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威尔欣赏她。他是这么说的。他连一句“真悲惨”都没有说，也没有拐弯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盖尔自己的责任。那时他们逐渐熟识。他觉得盖尔勇敢慷慨、机智聪明、充满才华。她为他设计制作的戏服不可思议、无可挑剔。盖尔觉得他对她、对她生活的看法带着一种感人的天真。对她来说，自己根本不是那种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虑绝望，很多时候都是在洗衣服、为钱发愁，觉得哪个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亏欠了他。那时盖尔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威尔，但她喜欢他的样子—他强健的身体那么挺拔，看起来比实际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他充满弹性的、泛灰色的头发。盖尔喜欢看他排练，或者看他跟学生说话。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走过学校大厅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他家里愉快的异国情调，他和克莉塔的生活—这一切都让盖尔感觉似乎有人在某处受到了特别的欢迎，而那个地方，她可能无权进入。那时，这都不要紧—她占着上风。

那么，她是几时失去上风的呢？从他们同居后、他习惯了和她睡在一起？还是从他们大费力气在河边修建小屋，而她竟然比他还擅长干那些活儿？

她是不是那种觉得总要有人占上风的人？

有一次，散步时盖尔走到了前面。威尔说：“你的鞋带开了。”就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让她充满了绝望，仿佛是在提醒她：他们已经跨越到了一个昏暗的国度，在那里他对她无比失望、极度蔑视。她最终会绊倒并勃然大怒—他们会度过充满绝望的日日夜夜。接着终于突破困境，甜蜜和好，开开玩笑，稀里糊涂地宽慰起来。于是，他们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她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如此。但是，平和的日子越来越多，危险都已隐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早已开始期待去和别人交往—桑迪，在他看来新鲜而又令人愉快，就像当初的盖尔一样。

很可能威尔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他从没有太多地谈起过桑迪—桑德拉—她是去年参加一个交换项目来到沃利的，来看看加拿大的学校如何教授戏剧。他说过，她是一个年轻的土耳其人，还说，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对土耳其人的这种叫法。很快，她的名字仿佛带上了电或是某种危险。盖尔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些信息。她听说，桑迪在班上当众对威尔提出质疑，说他正在搞的戏剧“毫无意义”，也可能是说“毫无新意”。

“但他喜欢她，”威尔的一个学生说，“哦，是的，他真的非常喜欢她。”

桑迪并没有在此地久留，她要继续到别的学校研究戏剧教学。但是她给威尔写信，而且知道他会回信。因为他们两个相爱了。威尔和桑迪真心爱上了彼此，那个学年结束时，威尔跟着她去了澳大利亚。

真心相爱。威尔这么告诉她的时候，盖尔正在吸食毒品。她重新开始吸毒了，因为和威尔在一起总是让她紧张无比。

“你是说，不是因为我？”盖尔说，“不是因为我讨人厌？”

她安下心来，觉得一阵眩晕，大胆地勾引威尔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两人都尽量避免待在同一个房间。他们都同意不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威尔说。盖尔说：“随你的便。”

但是有一天，盖尔在克莉塔家看到了信封上威尔的字迹，那信封放在盖尔肯定能看到的地方。是克莉塔放的—对那两个逃走的人，克莉塔向来只字不提。盖尔记下了上面的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图翁区艾尔路16号。

就在看到威尔字迹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对她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座维多利亚时期之前的门庭开阔的房子，阳台，酒，克莉塔的后院里她经常注视的那些梓树。沃利所有的树木和街道，湖边开阔的风景，她那惬意的小店。那些没用的图样，那些冒牌货和道具。真正的风景早已不在她的眼前，而在澳大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那个戴着钻戒的女人一起坐在飞机里。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也没涂指甲油—因为一直做针线活，皮肤很干燥。她以前把自己做的衣服称为“手工艺品”，直至威尔对这种称呼冷嘲热讽，不过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把店卖掉了—卖给了唐纳达，她老早以前就想买了。然后，她拿着钱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盖尔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儿，她撒谎说要去度假，先去英国，再去希腊过冬，接下来，谁知道呢？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盖尔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她剪短了浓密的灰红色的头发，给剩下的头发抹上了深褐色的染发剂。这颜色的最终效果很奇怪—是种深栗色，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非常暗沉，毫无魅力可言。她从店里挑了一条自己以前从来不会穿的那种裙子—尽管店里的东西已经不再属于她了—深蓝色仿亚麻的涤纶夹克式连衣裙，带着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条纹。她个子高屁股大，通常都穿那种宽松优雅的款式。这件衣服显得她又矮又胖，在膝盖上方很不恰当的地方把腿分成了两截。她想把自己打扮成哪种女人？那种会和菲莉丝一起玩桥牌的类型？如果是，那就弄错了。她现在看上去像是那种人—大半辈子穿着制服、做着一份值得尊敬却收入微薄的工作（也许是在医院的餐厅？），现在为了度假花大价钱买了一件既不得体也不舒服的华丽衣服。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在这片陌生大陆的机场洗手间里，盖尔看到昨晚那深色的染发剂没有冲洗干净，现在已经混合着汗水印在了脖子上。

盖尔降落在布里斯班，还没有适应时差，炽热的太阳把她烤得头昏脑涨。她仍然穿着那条糟糕透顶的裙子，但是已经洗过了头发，免得染发剂再次随着汗水淌下来。

她叫了辆出租车。尽管已经非常累，但是不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她实在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早已经买好了地图，找到了艾尔路。那是一条短短的弯曲的马路。她让司机把她放在拐角处，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这很可能就是那两个人买牛奶，以及其他用完的日用品的地方吧，比如清洗剂、阿司匹林、卫生棉条。

盖尔和桑迪从未谋面这一事实显然是个不好的征兆，这可能意味着威尔很快就觉察到了什么。之后再想深挖出什么有用的描述就很难了。高，而不是矮；瘦，而不是胖；浅色头发，而不是深色。盖尔在脑海中描绘了一种形象，就是那种长腿短发、充满活力、带着男孩般魅力的女孩，应该说，女人。但如果与桑迪擦肩而过，盖尔根本就认不出她来。

会有人认出盖尔吗？戴着墨镜，头发大变样，盖尔觉得自己的形象迥异于从前，简直像隐身了一样。身处异国这一事实也让她有所改变，她还没调整好自己。一旦调整好了，她也许再也做不出现在这些大胆的事情。她必须现在就走过马路、去看看那座房子，否则就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

出租车从棕黄色的河边沿着陡峭的公路向上攀爬，艾尔路通向山脊。这是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树荫，没有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来往的车辆。路边是木板制成的栅栏，或是某种枝条编成的—篱笆？—有时候是高高的树篱，上面开满了花。不，那些其实不是花，而是一些粉紫色或者深红色的叶子。篱笆后面都是盖尔不熟悉的树木，它们的叶子粗糙，上面落满了灰土，树皮呈鳞状或者纤维状，不过是种粗陋的装饰罢了。而且，树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冷漠而模糊的欲望，盖尔觉得这种欲望跟热带相关。她前面的路上走着两只雌珍珠鸡，一本正经得可笑。

威尔和桑迪的房子掩藏在一排木栅栏后面，漆成了淡绿色。盖尔的心缩成了一小团—看到栅栏，看到淡绿色，她的心疼得缩了起来。

这条路是个死胡同，所以她还得返回来，还要再次走过那座房子。在栅栏中间留着汽车进出的门，那里还有个信箱。她在另一座房子前的栅栏上也看到过这种信箱。她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插在里面的杂志还露着半截。也就是说，邮箱并不很深，要是伸进去一只手，也许能摸到里面的信—要是屋里的人还没把信取走的话。然后，盖尔真的把手伸了进去，她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像之前所想的那样，里面真的有一封信，她把它装进了自己的手袋。

她在街角的商店叫了一辆出租车。“你是美国哪里来的？”商店里的人问她。

“得克萨斯州。”她说。盖尔觉得人们好像总是希望你是得克萨斯来的。果然，那男人抬了抬眉毛，吹了声口哨。

“我早就这么觉得。”他说。

信封上是威尔自己的字。这不是一封写给威尔的信，而是他寄出去的信，写给霍特里街491号的凯瑟琳·索纳比，也是在布里斯班。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在上面潦草地写道：“退回寄件人，9月13日去世。”有一瞬间，盖尔在混乱的意识中，还以为上面的“去世”指的是威尔的死讯。

她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思绪，最好能暂时躲开这暴晒的烈日。

但是，她在旅馆里读完了信，梳洗了一下，就立刻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去霍特里街。就和她所期待的一样，那里的窗户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出租公寓。”

不过，威尔在那封写给霍特里街的凯瑟琳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你并不认识我，但我希望在我解释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能相聚一谈。我猜想我很可能是你加拿大的表兄弟，我的祖父是19世纪70年代从诺森伯兰[1]来到加拿大的，他有个兄弟那时去了澳大利亚。我祖父的名字是威廉，和我的名字一样，他的兄弟叫托马斯。当然，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位托马斯的后人。我只是查了查布里斯班的电话册，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位同姓索纳比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种家庭溯源的事儿最愚蠢、最无聊，但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催促着我去找自己的亲人。而且近来我的空闲时间也比过去多。我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剧院工作，整天都很忙碌。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活力的年轻女人。（要是我把任何十八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女孩”，她就要跟我生气，而她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我过去在加拿大一所高中教戏剧课，但在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工作。

妻子。他想在这个可能是自己亲戚的人眼里显得体面些。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尽管目前我是布里斯班电话册上唯一的代表，但是，我们所共有的姓氏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为常见。你可能不知道，索纳比这个姓氏来源于索恩大教堂，其废墟至今仍在诺森伯兰。现在，这个姓的写法各不相同—索纳比，索恩比，索纳贝，索那比。中世纪时，在庄园主领地内干活的所有人都采用领主的姓氏，包括工人、铁匠、木匠等等。结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有着相同的姓氏，严格意义上讲，其中很多人根本无权使用那个姓。只有那些能将家族血脉追溯到12世纪的才是真正的索纳比家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佩戴和展示家族的徽章。我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既然你根本没有提到家族徽章，也没有在威廉之上再追溯血缘，我猜想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个家族。我祖父的名字是乔纳森。

盖尔在街上的二手商店买了台旧的便携式打字机，然后用它打出了上面这封信。此时，她已经住在了霍特里街491号的米拉马尔公寓。这是一栋两层建筑，外面涂着脏兮兮的奶油色灰泥，入口两侧都竖立着扭转的柱子。这里有一种做工蹩脚的摩尔式、西班牙式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外观，就像一座旧式电影院。管理员告诉她这里曾经非常时髦。

“这里曾经属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但是她不得不去住院。她去世后，就来了个人领走了她的财产，不过公寓里常用的配套家具都还在。你从美国哪里来？”

俄克拉荷马州，盖尔说。马西太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管理员看起来得有七十岁了。老花镜放大了他的双眼，他走走路非常快，却一点儿也不稳，歪着向前走。他说起了一些困难事儿—居民中外国人越来越多，以致很难找到好的修理工，某些房客粗心大意，恶意的路人总是往草地上扔垃圾。

盖尔问他有没有把原房主去世的消息告诉邮局，他说一直打算去，但那位女士基本上没什么信件。除了那一封，在她去世当天寄来，真是怪事。他把那封信退回去了。

“我去吧，”盖尔说，“我去通知邮局。”

“但我还得签字，你去他们那里拿一张表，我签好了你送过去。非常感谢。”

公寓里的墙壁粉刷成白色—这肯定就是它的时髦之处。里面有竹子做成的遮帘，一个很小的厨房，一张绿色的沙发床，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还有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张画，也可能是张彩色照片。里面是黄绿色的沙漠风光，有很多岩石和一簇簇的鼠尾草，还有朦胧的远山。盖尔确定自己曾经见过这幅画。

她用现金付了房租。这阵子她有的忙了，要买床单、毛巾和其他杂物、锅碗瓢盆，还有打字机。她还得去银行开个账户，成为这个国家的居民，而不是游客。公寓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些商店，一家杂货店、一家二手商店、一家药店、一家茶馆。这些都是很简陋的店面，门口挂着彩色的纸条，门前的人行道上搭着木制的雨篷。它们提供的货品也很有限，茶馆只有两张桌子，二手商店的货品也不比一个普通家庭所能翻出来的东西更多，杂货店的麦片和药店的咳嗽糖浆都是单盒地摆在货架上，好像它们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或意义似的。

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二手商店，她买了一些宽松的印花棉布裙，一只装杂物的草编包。现在，她看起来就像是街上常见的那种女人。中年主妇，露着苍白的胳膊和腿，一大早或者傍晚前去采购。她还买了一顶草编软帽，和其他女人一样来遮遮面孔。模糊不清、柔和、长着雀斑、闪烁的面孔。

六点左右，暮色就会忽然降临。盖尔必须给夜晚找点儿事做。公寓里没有电视，不过，比商店稍远的地方有家收费图书馆，是她这栋楼前面房子里的老妇人开的。尽管天气很热，那妇人也戴着发网，穿着灰色的莱尔线长袜。（现如今，你去哪儿找这种灰色莱尔线长袜啊？）她看起来营养不良，面无血色，紧闭的嘴唇毫无笑意。盖尔以凯瑟琳·索纳比的名义写信时，脑海中出现的就是这样一副形象。盖尔几乎每天都要见到她，因为图书馆每次只能借一本书，盖尔通常每天晚上都能看完一本。每次见到图书馆的女人，盖尔都觉得她应该叫那个名字。盖尔觉得，凯瑟琳·索纳比还在，去世后进入了几条街之外的另一具躯壳之中。

关于有没有资格姓索纳比的事，都是来自一本书。不是盖尔现在读的那些书，而是她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主人公是个不能佩戴徽章的正宗后人，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她已经记不得书名了。那时她周围的人都爱读《荒原狼》、《沙丘》，或者是克里希那穆提写的东西，很抱歉她却爱读历史爱情小说。她觉得威尔不太可能看过这本小说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信息，所以确定他一定会回信来驳斥凯瑟琳。

她一边等着，一边从图书馆借书来看。那些书好像比她二十年前读的爱情小说还要古旧。其中有些她离家前从温尼伯的公立图书馆里借读过，即使在那时候也算是很过时的书了。《荒野中的女孩》、《蓝色城堡》、《玛丽娅·夏德莱纳》，这些书自然而然让她想起认识威尔以前的生活。她有过那样一段生活，如果想的话，仍然记得一些。她有个姐妹生活在温尼伯，还有位阿姨住在那里的养老院，仍然阅读俄语图书。盖尔的祖父母来自俄罗斯，她的父母到现在还会说俄语，她真正的名字其实不是盖尔，而是加利娅。盖尔跟她的家人断了联系—或者说家人跟她断了联系—十八岁那年她离家外出闯荡，那时人们都那么做。先是和朋友们，接着是和男朋友，然后是另一个男朋友。她在扎染围巾上串些珠饰，在街边售卖。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必须感谢你教导我关于姓索纳比的人有无族徽使用权的重要差异。我觉得你一定强烈怀疑我是属于后者。很抱歉—我并无意踏入贵家族的神圣领土，也无意在T恤衫上佩戴索纳比家族的徽章。在我们国家，人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些事，我本以为在澳大利亚也不会，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可能你这些年远离尘嚣，并未注意到价值观的改变。我则不同，因为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一直在与年轻妻子充满活力的争论中不断成长。

我本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在这个国家、在我和妻子所在的戏剧理论圈子之外多些交际。我的母亲在加拿大，我很想念她。其实，你的信有点儿让我想起她。她要是想开玩笑，就能写出这么一封信，不过我很怀疑你是否是在开玩笑，在我听来这更像是一个“高贵血统”的诉讼。

当威尔受到某种形式的冒犯或打扰时—这很难预测，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识别—他就会变得极其讽刺。他如果不冷嘲热讽，就对周围人发作，结果让大家都很尴尬，不是为他们自己尴尬，就像威尔打算的那样，而是为他而尴尬。这种事很少发生，一旦发生，通常意味着他深深觉得自己不被欣赏，甚至连他也无法接受自己。

盖尔觉得现在的情况即是如此。桑迪和她那些年轻朋友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他们那种粗鲁的正直可能会让威尔很痛苦。他的智慧无人注意，他的热情显得过时，他根本无法融入他们之中。与桑迪在一起的骄傲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她是这么认为的。他动摇了，过得不开心，想方设法想要认识其他人，于是想到了亲戚，在这个异国他乡—这里花开不败，鸟儿肆意，白天炽热，夜晚忽至。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就因为我们同姓，你就真的期待我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你？—就像你说在美国当然还有加拿大那样？你可能想在此地再找一位慈母，我恐怕不怎么乐意担任。顺便说一句，你弄错了我的年纪—我比你还小好几岁，所以请别把我设想成一个戴着发网、穿着莱尔线灰长袜的老处女。我对世界的了解一点儿也不比你少。我周游各地，为一家大商场做时尚采购员，所以我的思想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过时。

你没提到你那忙碌又有活力的年轻妻子是不是也打算加入这份家族情谊。我很惊讶你竟然还需要其他交际。我在媒体上好像经常听闻这种“老夫少妻”式的关系如何令人振奋，男人们又是多么愉快地专注于家庭生活和为人父母。（未提及同龄女人们的尝试，以及那些女人所不得不安于的寂寞生活。）所以，也许你需要的是赶紧做爸爸，好借此获得一种“家庭感”。

盖尔很惊讶自己竟然写得如此顺畅。她总是很头疼写信，写出来往往无趣而肤浅，而且里面都是破折号和不完整的句子，还把时间仓促当作借口。她从哪儿得来这种牙尖嘴利的文风—也许是从书里，比如那些徽章佩戴权的废话？她在夜色里走出去寄信，感觉勇敢而称心。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永远也不会回信的，她将再也收不到他的信。

她起床出了门，想在清晨去散散步。商店都还关着门，前面图书馆的窗户上严严实实地拉着活动百叶窗。她一直走到了河边，那里的旅馆旁有一个长条形的公园。白天晚些时候，她根本不能来这个公园逛逛或者坐一会儿，因为旅馆的外廊挤满了闹哄哄喝啤酒的人，弄得公园里喧闹无比，而且说不定还有酒瓶扔进来。现在的外廊空荡荡的，门都关着，她走到树下去。棕黄色的河水从红树树桩间缓慢地流过，鸟儿们飞过河面落到了旅馆的屋顶上。她本以为是海鸥，但它们不是。这些鸟比海鸥小，雪白的翅膀和前胸上带着一抹抹的粉色。

公园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长椅上，一个坐在长椅边的轮椅里—她认出来，他们和她住在同一栋楼里，每天都出来散步。有一次，她帮忙撑着栅栏门好让他们通过。盖尔在商店里见过他们，还隔着窗户看到他们坐在那间茶馆里。轮椅里那个男人看上去年迈多病，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水泡过的旧画。他戴着墨镜，头上是黑色的假发，还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全身都裹在毯子里。即使是大白天太阳很热的时候—每次见到他们—他都裹着这条花格呢毯子。推轮椅的人现在坐在长椅上，他很年轻，看起来像是个个头过高的孩子。他非常高，四肢粗大，但没什么男子气概。一个年轻的巨人，迷失于自己的疆域内。魁梧但不精壮，粗大的四肢和脖颈里充满了僵硬，也许是怯懦。红色的毛发不仅长在头上和裸露的胳膊上，还从衬衫的扣眼里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