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听着，我比你大，懂得多些。我也是有信仰的，我每天晚上都对着上帝祈祷，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清楚上帝的想法。我知道上帝不想让你这样一位好小伙被绞死。你要做的就是道歉，诚心诚意地道歉，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也会道歉，因为当我看到他死去的时候，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我会说，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你也这么做。跪下。

但他没有跪。他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我说，好吧，我有个主意，我去拿《圣经》来。你相信《圣经》吧？我问他。说你相信，点点头。

我没看清他点没点头，但是我说，好，好，就是这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收容所会怎么做。当我们想知道自己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就会随意翻开一页《圣经》，用手指随意一指，然后睁开眼睛，读出指到的词句，它会给你指引。要想更保险的话，那就在闭眼睛时说，上帝指引我的手指。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也不动。所以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来做。我做了一遍，然后把手指指到的地方读了出来。我把《圣经》靠近火光，好看清上面的字。是一些关于变老、白头发的话，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1]我说，这意思是说，你应该一直活到头发花白的老年，在此之前，什么事都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它是这么说的，《圣经》里。

接下来的词句说，某某来了，怀孕了，给他生了个儿子。

《圣经》上说你会有个儿子，我说。你必须活着，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但下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字一句都记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2]

乔治，我说，你听见了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就是说，你是安全的。

你是安全的，快站起来。站起来，去躺在床上，睡一觉。

他自己根本动不了。我拉了又拉，把他拉着站了起来，一直扯到床边—不是屋角他自己那张床，而是大床—又把他摁到床上躺下。我推着他翻了个身，把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衫。他的牙齿直打战，我担心他是不是感冒或发烧了。我把所有的熨斗都加热，用布裹起来，一个挨一个摆在他旁边。棚屋里没有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只有猫薄荷茶。我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糖，然后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我用双手揉搓他的脚，然后是胳膊和腿，又把热水泡好的衣服拧干了敷在他腹部和心口。我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对着他说话，让他安心去睡，等一觉醒来，头脑就会清醒，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

一根树杈砸中了他。就跟你告诉我的一样。我能看见那树杈掉下来，太快了，一路砸掉了很多小枝叶，快得简直像开枪一样。然后怎么着？砸到他脑袋上，死了。

终于把他哄睡着之后，我也在他旁边躺了下来。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还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仍然瘀青一片，还很疼。

我躺下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整晚都没睡，一直听着他的呼吸声，时不时摸摸他，看他身上有没有暖和过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生着了火。他听到声音也起了床，情况看起来好些了。

他并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说话的样子像是觉得一切都没关系。他说，我们当时应该做做祷告，从《圣经》里念点儿什么。他打开门，外面还飘着很大的雪，但天空很晴朗。那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们走出去，念了《主祷文》。然后他说，《圣经》在哪儿呢？怎么没在架子上？我从火边拿过来之后，他又说，怎么在那儿啊？我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念哪一段，我就选了《诗篇》第131章，我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必须念这个。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3]他念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他要铲出一条路，去告诉特里斯一家。我说我待在家里给他做点儿饭吃。接着，他就出去铲雪了，但没有像我等待的那样，累了就回来吃饭。他一直铲啊铲啊，铲出了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说吃过饭了。我问，你告诉他们树的事儿了吗？他第一次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我的目光一样。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一句也没再提过。他也再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除了在我梦里。但我能够清楚地区分做梦和清醒，在我清醒时，除了那种不善的目光，别的什么都没有。

特里斯太太来过，想把我带到他们家一起生活，就像乔治那样。她说，我可以在那里吃，在那里睡，他们有足够的床。我不肯去。他们觉得我不去是因为太过悲伤，其实我是怕有人看到我身上的瘀青，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哭。我说我不怕一个人住。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

过了一阵，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乔治来跟我说话，仍然带着那种不善的眼光，但他试图掩饰，假装自己很友好。他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对我说谎。天渐渐冷了，可我不想进屋。露水很重，睡在草丛里，我的衣服被浸湿了。该怎么办呢？我拿了《圣经》翻开，想从中得到启示。

现在，我的欺骗行为受到了惩罚，因为《圣经》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欺骗就是—帮乔治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我总是能找到好句子，可谁也没有怀疑。你就从来没有这样，萨迪。

所以，我现在受到了惩罚，不管怎么找，我都再也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任何帮助。但不知是什么在脑海中让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我听别人谈起过，说这里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于是我想，我也要来。告诉他们的那些话，也不知是怎么钻进我脑海里的。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只是，我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我也很希望那些哀号声能够停止。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会把它和剧院那些幕帘一起装起来，还会在信封上写上“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我相信这比交给他们要好，因为以前给他们的两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四

克里斯蒂娜·马伦小姐，沃利，

致利奥波德·亨利，金士顿女王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8日。

是的，我就是特里斯·赫伦的妹妹记得的那位去过农场的马伦小姐，她把我称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轻美女”实在是太客气了。那是我开车时戴的面纱。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她提过的那位老妇人应该是赫伦先生祖父的嫂子。既然你在写他的传记，肯定已经把人物关系搞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特里斯·赫伦，因为我是保守党，不过，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政治家，就像你说的，他的传记能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这里总让人觉得“死气沉沉的”。

他妹妹没有专门提到那辆汽车，我倒觉得很诧异。那是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1907年我二十五岁生日时自己买的，花了一千两百元，是祖父詹姆斯·马伦留给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以前是沃利的治安员，靠买卖农场赚到了钱。

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五个女儿住进了祖父家。那是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叫特拉奎尔，现在成了少年犯的收容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那里早就是收容所了！

我年轻时，家里雇着一名园丁、一名厨师和一名缝纫女工。他们都是些“怪人”，彼此不和，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工作，全是因为我祖父在看县里的监狱时对他们很感兴趣，最终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我买那辆蒸汽汽车的时候，姐妹里就只剩下我还住在家里，老仆人里也只剩下了那个缝纫女工，人们叫她“老安妮”。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异议，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有时候会给厨师留字条说：“茶一点也不烫，你加热过了吗？老安妮。”整个三楼都是她的地盘，我的一个姐妹—多莉—说，不管什么时候她梦到家，也就是特拉奎尔，都会梦到老安妮站在三楼的楼梯顶上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长手臂毛茸茸的，像只大蜘蛛。

她有只眼睛向一侧斜视，这总让我们觉得她比一般人看到的东西要多。

祖父不准我们打探仆人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待过监狱的，当然我们还是悄悄问了。有时候老安妮把监狱叫作收容所。她说隔壁床有个女孩总是尖叫，不停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逃进树林里去。她说那个女孩因为不小心把炉火弄灭了挨过打。那你为什么会进监狱？我们问她，她会说：“因为我说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说谎是要进监狱的！

有时候她心情不错，就会和我们玩藏顶针的游戏。有时候心情不好，要是她熨衣摆的时候我们翻得太快或者停得太早，她就会拿别针扎我们。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砖块放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就能让他们不长个儿。她讨厌做婚纱（她就一直不用给我做！），觉得我那些姐妹们嫁的男人都不怎么样。她尤其讨厌多莉的情郎，所以在衣袖的位置故意留了些细微的瑕疵，结果不得不把衣袖撕掉，多莉都哭了。但是，总督和明托夫人来沃利那会儿，她给我们做的舞会礼裙漂亮极了。

关于她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她说，曾有一个男人来到收容所，让所有姑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然后说：“我要那个炭黑色头发的。”那就是老安妮，可是她拒绝跟他走，尽管那人是乘马车来的，十分有钱。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可惜结局不同。她又说，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她的丈夫，是我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

我妈妈过去常说：“行了，姑娘们。别让老安妮说了，她的话你们一个字儿也别信。”

我好像说了很多很多背景信息，但你的确说过你对那一时期的细节很感兴趣。跟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可能常常忘记买牛奶，但却能清楚地说出八岁时候那件外套的颜色。

好，当我买了那辆蒸汽汽车后，老安妮让我捎她出门兜风。事实证明，她心里想的更接近于一次旅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她以前从来都不想出去旅行，她拒绝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甚至连七月一日到港口看烟花都不去。而且，她对汽车这种东西很不放心，对我这个司机也一样。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有想去看望的人。她想让我开到卡斯泰尔斯，去看看赫伦一家，她说那是她的亲戚。那些人可从来没有看望过她，也没给她写过信。我问她有没有提前写信过去，问问是否方便探访。她说：“我不会写字。”这真荒谬—她经常给我们的厨师写字条，我去广场或进城时还写很长的购物清单。镶边、硬粗布、塔夫绸—这些她可都会写。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知会他们，”她说，“乡下的习惯不一样。”

好吧，反正我很喜欢开我的蒸汽汽车来个短途旅行。我从十五岁开始开车，但这可是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可能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人们都会出来看它，它可不像别的汽车那样叮叮当当、噪声轰隆，而是像大帆船那样静静地在湖面滑行。它也不会弄得周围乌烟瘴气，只在车尾留下一道蒸汽。这款车在波士顿是禁行的，因为排出的蒸汽会增加空气中的水雾。我特别喜欢跟人说，我以前开的车可是在波士顿禁行的！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汽车预热启动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老安妮一直笔直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跟已经上路了一样。我们都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不过，老安妮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实际上，那是她给我祖母做觐见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时顺便做的。

蒸汽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它的时速能达到五十英里—在当时算很厉害了—但我没开那么快，我不想让老安妮太紧张。我们出发时人们还在教堂里做礼拜，过了一会儿，路上开始挤满了回家的马车，闹哄哄的。我很有礼貌地贴着他们缓缓前进，但老安妮可不想保持镇静，她不停地说：“快挤一下。”她是让我鸣喇叭，喇叭由一个在我旁边挡泥板下面的小球控制。

她上次离开沃利的时间肯定比我出生的时候还早。我们经过索特福德的桥（那是一座老铁桥，因为双向都可以转弯，所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时，她说以前这里没有桥，你得付钱坐摆渡的船。

“我没有钱，但我提起裙子，踩着石头涉水过去了。”她说，“那年夏天就是那么干旱。”

我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年夏天。

后来就到了，看这些大片的田地，那些树桩不见了，树林都哪儿去了？看这条路多直啊，他们的房子竟然是用砖头盖的！那些跟教堂一样大的房子是什么？

谷仓，我说。

我认识去卡斯泰尔斯的路，但到了那儿之后觉得老安妮应该给我指路到底往哪儿开。但她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在大路上来回兜圈，等着她找到熟悉的地方，可她说：“要是看到那家客栈就好了，我就能认识后面的路。”

这是一座工业城镇，在我看来算不上特别漂亮。我们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1]《圣经·诗篇》71：18：“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2]《圣经·使徒行传》24：13。

[3]《诗篇》1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