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停下脚步，跟他们说早上好。那个年轻男人跟蚊子哼哼似的小声回答了一句。看上去他已经习惯了带着高贵的冷漠去看待这个世界，但盖尔觉得自己的问候让他尴尬或者惊疑地一颤。不过，她仍然继续说道：“这种到处可见的鸟是什么鸟？”

“粉红凤头鹦鹉。”年轻人说得好像那是她童年的小名。她正想请他再说一遍，那老人却突然大喊了一串听起来像是诅咒的话。他既有欧洲口音又有澳大利亚口音，盖尔根本听不懂那些话，但其中毫无疑问充满了强烈的恶意。而且这些话就是冲着她说的—老人身子前倾，像是要从束缚自己的轮椅中挣脱出来，冲向她，把她赶出自己的视线。年轻人并没有道歉，像是根本没注意到盖尔一样，他俯身向前，轻轻把老人按回轮椅，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说着什么。盖尔觉得自己不会得到什么解释，于是挪步走开了。

十天过去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每天出去散步—这简直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栋米拉马尔公寓距离威尔所在的街道大约只有一英里，她再也没有去过那条路，也没再去过那家她曾经告诉店员自己来自得克萨斯的商店。她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第一天何以会那么莽撞大胆。她只在周围的街道散步。这些街道都是沿着山脊而建。在房屋集中的山脊之间是一些溪谷，里面到处是树木和小鸟。即使顶着大太阳，这些鸟儿也静不下来。喜鹊们令人不安地叽喳个不停，有时还威胁地飞过她的浅色帽子。一种名字发音类似“盖尔”的鸟一边傻兮兮地大声鸣叫，一边盘旋上升然后落进枝叶之间。盖尔一直走到自己浑身冒汗、头晕目眩，简直快要中暑了。她热得浑身颤抖—如此恐惧又如此渴望见到威尔那无比熟悉的身影，那矮小自信、昂首阔步的躯壳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能令她痛苦或满足的东西。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我写这封短信是为了请求你的原谅，原谅我在上次回信中的无礼和急躁。最近我的压力很大，已经请了假以便调整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言谈举止没法像正常时那么好……

有天，她走过那家旅馆和公园。旅馆外廊上全是那些下午闹哄哄喝酒的人。公园里的树上开满了花。花朵的颜色她曾经见过，但以前根本无法想象这种颜色会出现在树上—那是一种泛着银光的蓝色或者紫色，那么雅致那么美丽，你简直觉得它能让一切归于宁静、归于沉思，但显然它没有做到。

走回米拉马尔公寓的时候，她看到那个红发的年轻人站在楼下的大厅里、他和老人所住的公寓门口，公寓紧闭的门后传出不停指责的声音。

这次，年轻人冲她笑了笑。她停下脚步，他们一起站在那儿听着。

盖尔说：“要是你等着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坐坐，欢迎你到楼上来。”

他摇了摇头，仍然保持着微笑，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小玩笑。她觉得走开之前应该再对他说点儿什么，于是就向他询问公园里的那些树。“旅馆旁边的那些树，”她说，“就是那天早上遇到你的地方，现在全都开花了。它们叫什么树？”

他说了个词，她没听清，让他再说一遍。“蓝花楹[2]，”他说，“那旅馆就是蓝花楹旅馆。”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了你的两封信。我读错了顺序，不过这也不要紧。

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回了一趟加拿大，去参加她的葬礼。那里的秋天很冷。很多东西都变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跟你说这些。咱们之间一开始不太顺利。不过，即使没收到你第二封解释的信，我想，收到第一封时我也会有一种奇怪的快乐。我给你写了一封尖刻、令人不快的信，你用同样的方式回了一封。你那种以牙还牙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熟悉。即使冒险让你为徽章使用权的事儿生气，我也想说一句，咱们很可能真的是亲戚！

我在这里总有种漂泊感。我钦佩我的妻子和她那些剧院的朋友们，为着他们那种热忱、率真和投入，还有那种用自己的才华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必须说一句，尽管在我看来，那种希望和热忱往往超过了他们的才华。）但我无法融入他们之中。我必须得说，他们比我更早看到了这一点。肯定是因为可怕的长途飞行带来的时差把我弄得糊里糊涂，所以我才能面对这一事实，还把它写在信里寄给了你—你有自己的烦心事，而且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被我打扰。在我用更多胡言乱语骚扰你之前，还是就此搁笔吧。要是你根本懒得读完这封信，我一点儿也不会怪你……

盖尔躺在沙发上，用双手把信贴在胸口。很多东西都变了。他回过了沃利，那么—肯定有人告诉他，她卖掉了店铺，出发周游世界去了。不过，他以前没听说过吗？从克莉塔那儿？也许没有，克莉塔的嘴很严。就在盖尔离开之前，她住进医院时说过：“我暂时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和人写信联系。那些难免都有点儿戏剧性。”

克莉塔死了。

盖尔知道克莉塔有一天会死，但总觉得当她，盖尔，待在这里的时候，那里的一切都会保持静止，不会真正发生什么。克莉塔去世了，威尔除了桑迪就举目无亲了，也许桑迪对他来说早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有人敲门。盖尔受惊跳了起来，赶紧找条头巾裹住头发。是公寓的管理员，喊着她的假名。

“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人来这里询问索纳比小姐的事儿。我说，哦，她已经死了，死了一段时间了。那人说，哦，是吗？我说是的。他说，哦，这就奇怪了。”

“他说为什么了吗？”盖尔说，“他说为什么奇怪了吗？”

“没有。我说，她是死在医院里的。我们公寓现在住的是一位美国女士。你告诉过我你是从美国哪里来的，我想不起来了。他听起来也像是美国人，所以可能对他有些意义。我还说，索纳比小姐去世后有一封寄给她的信，是你写的吗？我把信退回去了。他说是他写的，但是从没收到过退信。肯定是有点儿误会，他说。”

盖尔说，肯定是。“比如，认错人了。”她说。

“是的，很可能。”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刚刚知道你已经去世了。我知道生活很奇怪，但以前从来没发现竟然如此奇怪。你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索纳比家族徽章佩戴权的事儿都是一派胡言。你肯定是个很闲的人，大脑里全是幻想。我很生气自己被卷入其中，不过我想我也能理解这种诱惑力。我认为现在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之前的阐述是不是真的，这不过是个玩笑？难道我所面对的是坟墓里出来的“时尚采购员”？（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或者这就是事实？）

出去买食物的时候，盖尔走的是这栋楼的后门，绕了个圈子才去商店。从后门回来的时候，她碰见那个红发的年轻人站在垃圾桶之间。要不是他那么高的话，你还以为他是藏在那儿的呢。她跟他说话，但他没有回答。他含着眼泪看着她，好像那眼泪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波状镜片似的。

“你父亲病了？”盖尔对他说。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是父子关系，虽然年龄差距好像比一般的父子大些，两人长得也不像，而且年轻人的那种耐心和忠实已经远远超出—在当今甚至有悖于—一个儿子通常所能做到的。但他们也完全不像是雇主和护工。

“不是。”年轻人说。虽然他的表情仍然平静，但脸上那种红发人的敏感皮肤下却涌起了一抹红晕。

爱人，盖尔想。她突然确定了这一点，感到一阵同情，还有一种奇怪的满足。

爱人。

天黑后她去看邮箱，里面有另外一封信。

我还以为你为了“时尚采购”出门短期旅行去了，但管理员说你自从租了公寓就根本没出过门儿，所以我不得不猜想你还在“请假”当中。他还告诉我你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描述一下彼此—然后颤抖着交换照片—以那些通过报纸广告结识的人常用的粗鲁方式。看来，我为了结识你而做的所有尝试，都只不过让我自己更像个傻瓜。当然，这也没什么新奇的……

盖尔两天没出房门。牛奶喝完了，她就喝黑咖啡。要是咖啡也喝完了怎么办？她吃的饭也很奇怪—没有面包做三明治，她就把金枪鱼泥抹在饼干上，剩的一点儿干奶酪，几个芒果。她上楼来到米拉马尔公寓楼上的大厅—把门打开一条缝，看看里面有没有人—走到能俯视大街的拱窗边。忽然，她找回了很久以前的一种感觉—望着外面的街道，一小段能看到的地方，期待那里出现一辆车，也许会，也许不会。她现在甚至能想起等过的那些车—一辆蓝色的迷你奥斯汀，一辆栗色的雪佛兰，一辆家用客货。她鲁莽地非法短途乘坐过那些车。在认识威尔很久以前。

她不知道威尔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不知道他现在的发型，也不知道他走路的样子和表情有没有随着此地的生活而有所改变。他怎么也不可能比她的变化更大。公寓里没有镜子，只有卫生间的柜子上有面小镜子。即使镜子小，也能看出她现在消瘦了多少、脸上的皮肤粗糙了多少。在这种气候下，白皙的皮肤往往变得干枯起皱，她的却像是暗沉的帆布。这可以补救—她知道这点。化一个合适的妆，就能变成一种异国的阴郁。有问题的是她的头发—发根处已经露出了原本的红色，其中夹杂着闪亮的灰发。几乎所有的时间，她都把头发掩盖在头巾里。

管理员再次敲门的时候，她有过一两秒疯狂的期待。他开始大喊她的名字：“马西太太！马西太太！哦，我希望你在里面。你能不能下楼来帮帮我。是楼下那个老家伙，他从床上摔下来了。”

他在她前面下楼，紧紧抓着扶手，每一步都摇摇晃晃、猛地踩到下一级台阶上。

“我想，他的朋友不在。我昨天就没看到他，我试图留意这些人，但不想打扰他们。我觉得他晚上可能不会回来了。打扫大厅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就赶紧返回去，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老家伙就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这个公寓并不比盖尔的大，布局也一样。竹帘外面还挂着窗帘，所以屋子里很暗。房间里充满香烟和剩饭的味道，还有一种空气清新剂的松香味。沙发床拉开成了双人床，那个老男人就躺在旁边的地上，把床单也扯了下来。他的脑袋没戴假发，光滑得像一块脏兮兮的肥皂。他的眼睛半闭，胸腔深处发出一种声音，像是绝望地想要打着火的发动机。

“你叫救护车了吗？”盖尔问。

“你能不能扶他起来？”管理员说，“我的背不好，我怕再扭到。”

“电话在哪儿？”盖尔说, “他可能中风了，也可能摔伤了臀部。他必须去医院。”

“是吗？他朋友可以很轻松地把他背来背去，他有劲儿，可是现在却没影儿了。”

盖尔说：“我来打电话。”

“哦，不行。哦，不行。我把电话号码写在办公室的电话旁边了，我从来不让别人进去。”

盖尔单独留在老人身边，尽管他可能听不到，她还是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我们正找人来帮你。”她的声音听上去带着傻乎乎的友善。她俯身拉过毯子盖住他的肩膀，让她大吃一惊的是，一只手忽然伸出来，摸索着抓住了她的手。老人的手很小，瘦骨嶙峋，可是却非常温暖，而且力气大得吓人。“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她说，好像在假装自己是那个红发的年轻人，或者别的年轻男人或年轻女人，甚至是他的母亲。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响着刺耳的警报。救护人员推着担架车很快来到了房间，管理员脚步沉重地跟在他们后面，嘴里说着：“……搬不动。这是马西太太，出事后紧急从楼上下来帮忙的。”

他们把老人抬上担架时，盖尔想把手抽出来，可老人开始埋怨，或者她以为是老人在埋怨—他不停发出的无意识的声音听起来不过是“啊，嗯，啊”。于是，她立刻又握住了他的手。人们把老人抬出去时，她就这样小跑着跟在旁边。他握得那么紧，盖尔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拉着跑一样。

“他曾经是蓝花楹旅馆的主人,” 管理员说，“几年前是。”

街上有些人，但没有人停下脚步，没人想傻乎乎地停下看。他们想看，他们又不想看。

“我要和他一起去吗？”盖尔说，“他好像不想松开我。”

“你自己决定吧。”一个救护人员说。于是，盖尔爬上了车。（她实际上是被那只紧握的手拽进去的。）救护人员给她放下一个小座位，门关了，车一开警报声就又响了起来。

这时，透过后门上的车窗，她看到了威尔。他大概在一个街口之外，正朝着米拉马尔公寓走过来。他穿着浅色的短袖夹克和配套的裤子—可能是旅游套装—他的头发更白了，或者是被太阳晒得褪色了。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她总是能认出他，一见他总是会大声呼唤。就像现在，她简直想挣脱老人的手从座位上跳起来。

“是威尔，”她对救护人员说，“哦，对不起，是我丈夫。”

“哦，那最好别让他看见你从飞驰的救护车上跳下去。”他说，“哦—这里出什么事儿了？”接下来，他用专业的眼光观察了一下老人，然后很快直起身说：“死了。”

“他还抓着我呢。”盖尔说。说着，她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前一秒他还握着她的手—使着很大劲儿，似乎在她向着威尔跳起来时足以把她拉住。现在，却是她紧紧拉着老人。他的手指还有温度。

从医院回到家时，她发现了一张意料之中的便条。

盖尔，我知道是你。

快点儿。快点儿。她的租金已经付过了，必须给管理员留张字条。她得从银行把钱取出来，赶到机场买票。她的衣服可以不带—那些简陋的浅色印花裙，那顶软帽。从图书馆借来的最后一本书可以留在鼠尾草画下方的桌子上，就放在那儿吧，积累着罚金。

否则，会发生什么事？

她曾经真切期待的事。忽然之间却真的想逃脱的事。

盖尔，我知道你在那儿！我知道你在门里面。

盖尔！加利娅！

说句话，盖尔。回答我。我知道你在那儿。

我听到你了。我从锁眼里听到你的心跳声、胃里的咕噜声，还有心绪的起伏声！

我能从锁眼里闻到你的味道。是你，盖尔！

最想听到的话是会变的。你在等待的时候，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爱—需要—原谅。爱—需要—永恒。这些话听起来能变成街上的喧闹声、敲击声、捶打声。你所能做的就是逃走，这样才能不出于习惯去敬仰它们。

在机场商店，她看到很多澳大利亚土著做的小盒子，圆形的，像硬币一样轻。她挑了一个，深红底色上散布着不规则的黄色圆点，上面印着一个膨胀的黑色图形—可能是只海龟，伸着短小的腿，无助地四脚朝天。

盖尔想着，送给克莉塔做礼物。就像她在这里的所有时间不过是一场梦，她必须将其抛弃，回到某一点，一个起点。

不给克莉塔。给威尔做礼物？

嗯，那就送给威尔。现在寄走？不，带回加拿大，一路带回去，从那里寄走。

黄点散布的样子让盖尔想起了去年秋天看到的情景。她和威尔看到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们出去散步，从家里出门，沿着树木繁茂的河岸一直走。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曾经听说、但以前从未见过的情景。

数百也许是上千只蝴蝶落在树上，这是它们沿着休伦湖穿越伊利湖然后向南飞到墨西哥的长途飞行之前的休憩。它们落在那里，像是金属制成的叶子，金箔—就像扔出的金箔落在了枝头。

“就像《圣经》中的金雨。”盖尔说。

威尔告诉她，她把朱庇特和耶和华弄混了。

那一天，克莉塔已经开始走向死亡，威尔也早已遇到了桑迪。这场梦早就开始了—盖尔的旅途和她的谎言，那些她想象的—相信的—隔着门听到的话。

爱—原谅

爱—遗忘

爱—永恒

街上的捶打声。

这样一个盒子，在把它包装起来寄走之前，该往里面装点儿什么呢？一颗珠子，一根羽毛，还是一粒壮阳药？或者，装一张纸条，紧紧地叠起来，叠成唾沫球那么大。

现在，要不要追随我，由你来决定。

（邢楠 译）

[1] 诺森伯兰郡，位于英格兰最北部，与苏格兰交界。

[2] 旅馆名为“Jack Randa”,取自“蓝花楹（Jacar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