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去塔希提吗？”她友好地问。她知道，这种时候问个寻常问题，可以帮惊恐的人分分神。

女孩又绽放出一个微笑，好像理解了这个问题的目的，它的善意，尽管对她而言这点根本微不足道。“他要去塔希提，”女孩说，“我，也一样。”

玛丽·乔看看过道对面。男人的脑袋正懒洋洋地靠着，或许已经打起瞌睡。即便掉开脸，她仍能感到女孩的炙热和颤抖。

“你多大了？”玛丽·乔问。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女孩摇摇头，好像她的年龄确实是件荒谬、悲惨的事。“我是爱斯基摩人。”

有什么相干吗？她说着这事，好像它是一个玛丽·乔终究会读懂的密码似的。

“不错。可是你多大了？”玛丽·乔更坚定地问，“有二十岁吗？过了二十没有？十八岁？”

继续摇头和困窘，继续微笑。“不要告诉任何人。”

“多大了？”

“我是爱斯基摩人。我十六岁啦。”

玛丽·乔又看看过道对面，确定男人没在听。他好像睡着了。

“十六岁？”

女孩重重地晃晃脑袋，几乎笑了。颤抖依旧。

“你是吗？不是？是吗？是吧。”

再次地，沉甸甸的手指像羽毛一样在玛丽·乔嘴上掠过。

“你想跟他去夏威夷吗？是吗？”

“他要去夏威夷。我，也一样。”

“听着，”玛丽·乔温柔而小心地提议，“我要站起来，走到飞机后头。我要去洗手间。洗手间。我在那里等你。过一会儿，你就站起来，朝后走。你到飞机后头，洗手间那里，我们在那里聊聊。那里说话方便。行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好。”

她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拿起滑到椅子上的外套，理理好。男人在垫子上扭过脑袋，冲她投来茫然、阴郁的一瞥，眼神像一只半睡半醒的狗。他的眼珠在眼皮下转了转，脑袋又扭了回去。

“好吗？”玛丽·乔做着口型问女孩。

女孩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按在微笑的双唇上。

玛丽·乔朝飞机后头走去。早些时候，她脱掉靴子，换上了拖鞋。现在，她舒服地吧嗒吧嗒走着，不过还是挺怀念靴子带来的成就感和坚定感。

她不得不站在排队上洗手间的人中，因为别处没地方可站。队列延伸到窗边那块小小的地方，她本打算站在那里等的。她不断四下打量，等着女孩跟在后面走来。还没来。有几个高个子也来排队，她不得不设法绕过他们朝后看，想确保女孩可以看到她。她只能跟着队列前进，轮到她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只有进去。不过反正也差不多该用洗手间了。

她尽快出来了。女孩还是不见。没在排队。没在厨房附近晃荡，也没坐在后部的哪个座位上。队列现在比原先短，玛丽·乔可以站在窗边了。她站在那里等着，直发抖，懊悔没带上外套。

在洗手间里，她没顾上补口红。现在，她对着黑色的窗子映出的脸涂了起来。假设她决定跟什么人说女孩的事—他们会怎么想她？她现在可以跟什么人讲讲的—那个年长些、看起来相当严肃、画着铜色眼妆的空姐，她似乎是领头的，或者那个空中先生，他看起来心不在焉，不过似乎更平易近人。她可以告诉他们女孩的话，女孩的颤抖，可以说说她的怀疑。不过这些有什么用呢？女孩没说任何可以直接引起怀疑的话。她是个爱斯基摩人，十六岁，要跟一个比她大得多、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去夏威夷。十六岁到法定年龄了吗？带一个女孩去夏威夷犯法吗？毕竟，她有可能不止十六岁。看起来当然不止。她或许醉了，在扯谎。或许是他老婆，虽说没戴戒指。他也当然有可能是她的什么亲戚。玛丽·乔现在不管说什么，估计都会被视为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刚灌过一杯，没准还不止一杯呢。没准会被认为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试图控制那女孩。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女孩得自己说点什么。

不提出要求，就得不到帮助。

得说出你要什么。

得开口。

玛丽·乔慢慢走回座位，一路上注意着女孩有没有行动，有没有坐在别处。她寻找着那个梳着马尾辫的硕大驯服的脑袋。

哪里都不见。

不过快回到座位时，她看到女孩已经挪动了。她坐回原来的位置，在男人旁边。他们又要了两杯威士忌。

或许他趁她起身之后，把女孩拽了回去，强迫她坐在身边。玛丽·乔该让女孩先走的。不过当时能说服她，让她明白吗？女孩真的明白她有意相助吗？

玛丽·乔站在过道上穿外套。她低头看着那两人，但他们都没看她。她坐下，打开阅读灯又关上。电影已经没人看了。希腊宝宝正在哭闹，做爸爸的抱着他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印度小女孩们彼此依偎着，她们的小弟弟在妈妈窄窄的大腿上睡着了。

斯齐特医生会让玛丽·乔很快就明白过来。有些关心—他让她承认过这点—实属无事生非、自作主张。人们出于自作主张的好心，每每会惹出麻烦，而不是做好事。这次她就差点如此。

不错。不过他自己总是关心着人们的体内，关心着他们的胸腔内部。要是这女孩心脏有毛病，哪怕她比现在大上二十岁，四十岁，哪怕她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团糟，等同废物，脑子因为酗酒而荒废近半—就算如此，他也会全力治疗。他会毫无保留，为了这样的拯救或者说拯救的努力而竭尽全力。要是事关真正的心脏，要是事关人们胸膛里血淋淋、怦怦跳、承受重负的心脏。

斯齐特医生的声音里有种隐隐的悲哀。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呼吸也是悲哀的。在电话里，还没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能感到一种无药可救、平静得体的悲伤从他的呼吸中传来。要是告诉他这个，他会不高兴。不是说他特别希望你觉得他开心，而是他会认为有人断言他很悲伤，这既无意义又过于唐突。

这种悲伤似乎是恭顺所致。玛丽·乔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永远无法理解它。她觉得男人身上有一种恭顺是女人无法理解的。（丽亚对此会作何评论？）问题并不在于他所知道的—那个玛丽·乔能对付—而在于他所逆来顺受的。他令她困惑，压力重重。她以一种困惑、谨慎、永恒不变的爱情爱着这个男人。

她想到他的时候，脑海中的他总穿着棕色三件套。那是一套老式西装，让他看起来酷似他童年时代—道道地地的贫困乡村的童年时代—的医生。他有一些好看的休闲服，她看到过他穿它们，可她觉得他穿那些并不自在。他对变有钱不怎么适应，她想，尽管他觉得必须如此，而且对于任何有可能阻碍他的政府都仇恨无比。恭顺、逆来顺受和悲哀。

要是她对他这样讲，他不会相信的。没人会信。

尽管穿着外套，她还是直发抖。她好像有点传染了女孩顽固、古怪的不安。或许真的病了，发烧啦。她扭着身体，试图恢复平静。她闭上眼，忍不住又要睁开。没法不看看过道对面。

这会儿发生的事，她要是够明智、够得体，就该扭头避开才对。不过她没有，而是眼睁睁看了下去。

威士忌酒杯空了。女孩朝前探身，吻着男人的脸。他的脑袋靠在垫子上，没动弹。她眼睛闭着，或者半闭着，朝他贴过去。她的脸宽阔、苍白而冷漠，好一张银盆大脸。她吻他的嘴唇，他的脸颊，他的眼皮，他的额头。他任由着她，纵容着她。她吻他，舔他，舔他的鼻子，他脸颊、脖子和下巴上淡淡的胡茬。舔遍他的脸，吸口气，又开始吻。

吻得不急不忙，心平气和。并非机械性的吻。没有任何被胁迫的迹象。女孩很投入：身陷一种奉献的痴狂。真正的奉献。这里面没有什么像原谅或者安慰那样冒昧的意味。这是一个仪式，占据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和自我，她的自我迷失在其中。它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即便女孩眼睛睁开，带着一种并非茫然迷惑，而是直率尖锐的表情径直朝过道对面看过来—即便这时，玛丽·乔仍旧没法不盯着她看。她作了巨大的努力，花了难以估量的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把双眼挪开。

要是有人问她，看这一切时有何感受，玛丽·乔会回答，她觉得恶心。这并非敷衍。恶心不仅仅是出于发烧的最初症状，或者别的什么令她头晕发抖的原因，而是一种让她厌恶不已的恶心，就好像她能感觉到那温热、肥厚的舌头在自己脸上缓慢舔过。旋即，等她挪开视线，另一种感受涌出，那就是欲望—突如其来、摧枯拉朽的欲望，仿佛松动的泥土从高山奔涌而下。

同时，她听到斯齐特医生的声音，它一清二楚地说道：“你知道，那女孩的牙齿没准是被撞掉的，在哪次吵架的时候。”

这是斯齐特医生熟悉的、有条有理的声音，它要求你应当认清某些事实，某些条件。不过她还从中听出了一些新鲜的意思—一种会心的、自然的满足感。他不仅仅是悲哀的，不仅仅逆来顺受着，而且还因为某些事情如其所是而心满意足着。这种满足感深藏在他的声音里，呼应着她体内松动的感觉。她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羞耻和厌恶，一种仿佛从胃部扩散出来的热度。这个会过去，这波浪潮会退却，可这种厌恶的感觉不会消失。从你心里散发出的厌恶、恶心、不快，可以比痛苦更糟。它会比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想到这个，并给她的感觉定了一些名目之后，她终于稍稍平静。想必是飞行的陌生感，还有酒精，还有女孩带来的困惑，或许还有某种病毒，让她不自在。斯齐特医生的声音与真正的幻觉相差无几，不过毕竟不是幻觉。她知道是自己炮制出了它。她炮制出了它，以便可以扭头躲开它，因为她是那样恨他。要是这感觉变成真的，要是这样一种幻觉征服了她，那她的处境可就太悲惨了，想想都可怕。

她竭力让自己平静，做着深呼吸，假装自己快睡着了。她开始给自己讲故事，故事中各种事情都变得更加顺利。假设女孩刚才跟她去了飞机后部，假设她们有机会交谈，那会怎样？故事不知怎的发展到了火奴鲁鲁的候机室。玛丽·乔看到自己坐在软垫椅子上，房间里装饰着矮小的盆栽棕榈树。男人和女孩从她面前走过。女孩拎着购物袋走在前面。男人把旅行包甩在肩膀上，抓着雨伞。他用卷起来的雨伞一头捣捣女孩。并非想伤害她，甚至都不是为了吓唬她。只是一个玩笑。女孩小跑着，咯咯笑，带着一种深深的道歉、发窘、无助、好脾气的神情看看四周。然后玛丽·乔迎上她的目光，男人对此毫无觉察。玛丽·乔站起身，穿过候机室，走进女洗手间这个明亮的、铺着瓷砖的避难所。

这回女孩果真跟在她身后。

玛丽·乔打开冷水，以一种鼓励的姿态，用水泼泼自己的脸。

她敦促女孩也这么做。

她平静地、不容置疑地跟她说话。

“对啦。给你的脸降点温，让头脑清醒点。你必须清醒地思考，必须非常清醒地思考。对啦。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别怕。他进不来这里。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告诉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跟当局联系。”

不过，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玛丽·乔陷入了僵局，她的梦—因为她正在做梦—笨拙地将这个转译为水槽底部搪瓷脱落的地方露出的一块歪歪扭扭、出乎意料的铁锈。

这个女洗手间保养得够糟的。

“热带地区都像这样吗？”玛丽·乔问站在旁边水槽前的女人，女人用手掩住她的水槽，好像不想让玛丽·乔看或者用它。（并不是说玛丽·乔想这么做。）她是个高大、白发、穿红纱丽的女人，貌似在女洗手间里颇有权威。玛丽·乔四处寻找爱斯基摩女孩，吃惊地发现她躺在地上。她缩小了，长得跟橡皮人似的，一张洋娃娃一样粗糙的脸。不过真正惊人的在于她的脑袋从身体上脱落了，尽管仍由一根内部的松紧带连着。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白发女人说，玛丽·乔觉得指的是你自己的惩罚方式。她知道自己不必担心—她不用负责，又不是她打了女孩或者把她推到地上。那女人准是疯了。

“抱歉，”她说，“我得回飞机了。”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她们已不在女洗手间里了。她们回到了斯齐特医生的诊所。玛丽·乔隐隐察觉到事情有点混乱，令她无所适从，时间中出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缺失。她仍旧惦记着要回到飞机上，可上哪儿去找候机室，又如何去火奴鲁鲁呢？

一个高大的、完全裹着绷带的人形被抬过，玛丽·乔急于搞清那是谁，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送一个烧伤患者来这里。

穿红纱丽的女人也在。她非常友好地问玛丽·乔：“判决[2]是在花园里吗？”

这或许意味着玛丽·乔仍旧要因为什么事受指控，花园里正进行判决呢。另一方面，“判决”也可能指的是斯齐特医生。女人想说的或许是“伯爵”，只是发音不准。要真是那样，那她准是在嘲讽他。管他叫“伯爵”是个玩笑，“在花园里”也意味深长，玛丽·乔要琢磨出它的含义，得绞尽脑汁才行。

不过女人张开手，给玛丽·乔看几朵小小的蓝色花—像雪花，却是蓝色的—她解释说这些就是“攀蕨”，“攀蕨”指的是花。

这是个诡计，玛丽·乔明白，但她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她正在醒来。在一架飞越太平洋的巨大客机中，电影屏幕收起，灯光几乎全部熄灭，就连那个宝宝也入睡了。她没法穿过梦境中的层层屏障，回到清晰的部分。女洗手间里，她们正用冷水泼脸，她—玛丽·乔—正告诉女孩可以如何自救。她没法回去。周围人都盖着毯子沉睡，脑袋枕着橙色小枕头。不知何时，她自己也给枕了一个小枕头，盖着一床毯子。过道对面的男人和女孩都睡着了，张着嘴，他俩流畅、纯洁的鼾声二重唱终于让玛丽·乔浮上现实。

她的假期的开始。

[1] 加拿大原住民的一族。

[2] 原文为court，与count（伯爵）音形均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