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

丽亚尽管戴了头盔，头发还是湿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玛丽·乔的办公桌上。

“丽亚，小心点，拜托。”

“你的世界是什么呢，玛丽·乔？”

“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尽忙着帮我爹地咯。”

玛丽·乔为斯齐特医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楼上的公寓住了十年。丽亚小一点的时候—还是个喧闹、肥胖、烦人却可爱的十来岁丫头的时候—喜欢到公寓找玛丽·乔玩，玛丽·乔只好煞费苦心地确保斯齐特医生频频短暂逗留的痕迹都已消抹干净。如今丽亚对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质问过什么。她经常像是试探性地围着这个话题绕圈子。玛丽·乔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却时不时觉得好累。

“不过，你能去趟塔希提，真不赖。”丽亚说，仍旧危险地微笑着，头发和眼睛都闪闪发亮。“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

“当然了，”玛丽·乔说，“谁不是呢？”

“并不是说他不欠你这一趟哦。我觉着吧，是他对你的奉献作点回报的时候了。”

玛丽·乔不做声，继续填病历。过了一会儿，丽亚平静下来，讨论起了从她爸爸那里弄点钱来修摩托车的可能性—她来诊所就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丽亚，在那些老一套的嘲弄、说教和宣传之外，总能问中个把烦人的问题呢？“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塔希提，事实上，玛丽·乔想都没想过要去那里。塔希提对她而言意味着棕榈树、红花、碧波翻滚，以及她毫无兴趣的热带的繁茂和慵懒。这份礼物有种缺乏想象力却挺感人的味道，就像情人节的巧克力。

冬天到塔希提度假！我打赌你激动得要跳起来了！

是啊，我当然是！

她告诉病人们、朋友们，还有妹妹们—她疑心他们都觉得她没有真正的生活—她是多么激动。而且昨夜她辗转无眠—如果那也算数的话。今天早上六点不到—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她就站在公寓窗前，从里到外一身新衣，等着出租车送她去机场。一段短暂、颠簸的飞行去多伦多，一段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长途飞行，然后就上路啦，朝太平洋飞去。在火奴鲁鲁暂停，再然后就到塔希提啦。没回头路可走。

要是希腊就好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好吧，或许斯堪的纳维亚不适合这个季节。或者爱尔兰吧。去年夏天，斯齐特医生和妻子去了爱尔兰。他妻子正在“研究”一些爱尔兰诗人。玛丽·乔根本不认为他们会开心。跟这样一个邋遢、乖戾、麻烦不断的女人一起，谁会开心呢？她相信他们喝得不少。他去钓鲑鱼。他们住在一幢城堡里。他们的度假—以及他独自的休假，通常都是去钓鱼—总是很奢侈，而且在玛丽·乔看来，无非都是例行公事，无聊透顶。他的宅邸也一样，还有他的社交和家庭生活—全都一个样，她想，全都是例行公事，无趣而昂贵。

玛丽·乔开始为斯齐特医生工作时，获得护理学位已有三年，不过她手头从没余钱，要还读书贷款，也要帮几个妹妹还。她来自休伦县的一个小镇。她爸在镇上的维修队干活。她妈因为所谓的“心脏病”去世了—后来玛丽·乔才得知，这只是一种心脏方面的小毛病，斯齐特医生可以诊断出来，并推荐手术加以治疗。

玛丽·乔一有足够的钱，就开始整牙。它们让她羞愧。她从不涂唇膏，笑起来总是小心翼翼。她拔掉犬齿，补了门牙。但她仍不满意，于是戴上了牙箍。她计划牙箍一取下，就把头发染成浅色—现在是平淡无奇的褐色—买点新衣服，甚至搬走，换个工作。等牙箍真摘掉之后，她的生活果然不同于以前，不过并非因为这些策略。

随着时间流逝，更多变化出现了。她从一个模样严肃、全神贯注、声音温柔、胸部肥大的水桶腰女孩，变成一个苗条、衣着入时的女人，一头夹杂金色的头发—如今她超过了年轻时比她漂亮得多的同龄女人们—说话讨人喜欢且不乏权威。这些变化对斯齐特医生起了多少作用，这一点不好说。他过去经常戏言她不要变得太迷人，不然会有人盯上她，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这类话流露出一丝令她沮丧的意味，让她好不自在。后来他不再这么说了，为此她很高兴。不过最近他又开始了，在提到她的塔希提之旅的时候。她想，现在她知道如何对付他了。她调戏他道，谁说得准呢？真要那样也不奇怪嘛。

他喜欢上她的时候她还戴着牙箍。他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牙箍还在。她把头扭到一边，担心一嘴金属块块不会讨人喜欢。他闭着眼睛，她想，或许是因为牙箍吧。后来她知道他那种时候总会闭上眼睛。那种时候他不希望记起自己，没准也不愿意记起她。他的快乐是一种猛烈而孤独的快乐。

隔着走道，玛丽·乔对面是两个空座位，之后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妈妈和爸爸带着一个宝宝和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或者西班牙人吧，玛丽·乔想，通过他们跟空姐的交谈，她很快判断出是希腊人，不过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的座位位于电影屏幕下面，是飞机上唯一有足够空间供他们摆放行李和照料孩子的地方。保温包、塑料食碟、和宝宝一般大的枕头、可以当椅子的折叠床、奶瓶、果汁瓶，还有一个巨大的熊猫玩具，用来哄小女孩的。做父母的忙着照料孩子们—给他们换上颜色粉嫩的睡衣，喂他们吃，逗他们玩，唱歌给他们听。是的，他们告诉啧啧惊叹的空姐，年龄相差不大，只隔了十四个月。婴儿是个男孩。他有点出牙期的小问题。小女孩时不时会吃醋呢。两人都非常喜欢香蕉。她能整根吃，他吃香蕉泥。亲爱的，把他的围嘴拿来，在蓝色包里。毛巾也拿出来吧，他有点流口水。不，毛巾不在那，在塑料袋里。快点。对了。快点。好咯。

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她对这个无害的家庭充满厌恶。你们为啥把食物硬塞进他嘴里？她恨不能这么问（他们在一个蓝色碗里调燕麦粥）。他这个年纪吃固体食物完全是浪费，只会让你上下两头都忙着擦洗。多么小题大做，多么累赘繁琐、哗众取宠和沾沾自喜啊，就因为他们设法生出了孩子。此外，他们还耽误空姐给别的乘客端饮料的时间。

他们后面坐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家庭，印度人。做妈妈的穿一件金线绣的红纱丽，做爸爸的一身紧绷绷的奶油色西装。苗条、沉默、遍体金色的妈妈；营养过剩、模样懒散的父亲，正听着耳机里的摇滚频道。你可以根据他拍打绷在圆滚滚大腿上的奶油色布料的手指判断出是摇滚频道。父母之间坐着两个小女孩，都穿红衣服，戴金手镯、金耳环，脚蹬漆皮鞋，还有一个小弟弟，或许跟前排的希腊小女孩一个年纪，一身西服，完全就是爸爸那身的微缩版—马甲、暗门襟、口袋，一应俱全。空姐给他们送来蜡笔和画画本，但是浑身金光闪烁的小女孩们只是掩住脸咯咯笑。她给他们送上一杯杯干姜水。小弟弟对干姜水摇摇头。他爬到妈妈的膝盖上，她从纱丽中拉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他安顿下来，懒洋洋地躺着吮吸，瞪着大眼睛，看起来不可一世、心满意足。

这也没让玛丽·乔好受一点。她不大习惯现下的这种厌恶感。她知道这实乃无中生有。她在诊所从不会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各种古怪或粗鲁的举止、令人不快的习惯、不好闻的味道和令人无语的问题。她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晚上失眠来着。她的喉咙有点堵，脑袋沉甸甸的。可能要发烧了。不过这更像是她的身体在抗议用这种不断拉开的距离，太快地把它从习惯的归属地和休憩地挪走。今天早上，她还可以从窗口看到维多利亚公园一角、街灯下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木。公寓和诊所都位于一幢好看的旧砖房里，它属于斯齐特医生。周围的整排房子模样都差不离，用途也都类似。玛丽·乔看着泥泞的街道、肮脏的二月积雪、周围房子的灰墙，还有公园后头高高的办公大楼区，那里夜灯通明。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留下。她想取消出租车，换掉新买的麂皮套装，穿回护士服，下楼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给植物浇浇水，准备好面对漫长的又一天，它充满各种难题和例行公事、恐惧和宽慰，以及对于被缠着谈论糟糕天气的担忧—这时不时会发生。她爱这诊所，这候诊室，这昏暗冰冻的下午亮起的灯光。她爱这些挑战和日复一日。一天到头，斯齐特医生有时会上楼到她那里。她做晚饭，他会待上半个晚上。他妻子出门去开会、上课，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了。她出门喝酒，或者已经回家，直接上床了。

空姐终于走过来，玛丽·乔点了一份伏特加马天尼。她向来选择伏特加，希望说它不容易闻出酒味儿的传闻是真的。出于很显然的原因，斯齐特医生不喜欢女人身上飘出酒味。

又有两个人沿过道走来，显然是想换座位，他们挡住了饮料车。另一个空姐手忙脚乱地跟在他们后头。她和那个女人拎着几个购物袋、一只旅行包和一把伞。那个男人两手空空走在前面。他们一屁股坐在玛丽·乔对面的位置上，在希腊一家的旁边。他们试图把行头塞进座位底下，没成功。

空姐说，顶上的柜子里地方足够。

不。男人发出几句低低的抗议，女人则嘟囔着道歉。空姐终于明白，他们决定盯着自己的所有行李。饮料车推走了，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行李—在玛丽·乔前面，空姐起飞和着陆时坐的小弹跳椅后头。

空姐说，希望不会太妨碍那位女士哦。她语调轻快，表明这两个乘客已经惹过一些麻烦。玛丽·乔表示不会，对她没什么影响。那两个人便安顿下来，男人坐靠过道的位置。他又嘟囔一声，颇为专横，但不意味着心情不佳。空姐端来两杯威士忌。他朝玛丽·乔的方向轻轻举举杯。一个傲慢的姿态，可能是表示谢谢吧。显然不是道歉。

他身形肥胖，可能比斯齐特医生老一些，但更精神。一个轻率、乖戾的男人，一头相当长的灰发，身穿昂贵的新衣。棕色袜子上套着凉鞋，上面是锈色长裤，明黄色衬衫，一件体面的金色麂皮上衣，有很多小小的垂片、褶子和口袋。他的皮肤是棕色的，眼睛细长。不是日本人或中国人—他是干什么的？玛丽·乔觉得似曾相识。不是一个病人，不是在诊所里。在哪里呢？

女人从他肩膀后面窥出来，抿嘴微笑，讨人喜欢地皱着宽宽的脸庞。她眼睛细细的，比他更明显，皮肤也更苍白。黑发中分，用橡皮筋扎成小孩一样的马尾辫。她的衣服廉价但挺齐整，或许还很新—棕色休闲裤，印花上衣—不过跟他站在一起很不匹配。拎着购物袋沿过道走来时，她像是个中年人—水桶腰，肩膀浑圆。不过，这会儿她在男人壮实的肩膀后面冲玛丽·乔微笑着，看起来相当年轻。这个微笑本身也有点古怪。她张开嘴对男人说话，古怪的原因揭晓了。少了前排牙齿，整整一排都不见了。正因为此，她的微笑显得偷偷摸摸的，又挺天真—一种看起来狡黠又持久的欢乐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宝宝的微笑一样。

现在，玛丽·乔想起在哪里可能看到过这个男人了。几星期前，她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关于阿富汗一个深深的山谷里的一个部落，靠近西藏边缘。节目是几年前俄国人入侵之前拍摄的。部落民住兽皮屋，成群的绵羊、山羊和骏马就是他们的财产。有个男人似乎积累了最多的这种财富，借助个人魅力和经济实力当上了部落统领，而不是通过继承权。他被称作“可汗”，在兽皮屋里铺上美丽的地毯，装了一台收音机，养了好几个老婆或小妾。

这个男人让她想起这人—可汗。或许正是他本人，不可能吗？难道真没可能吗？他没准离开了他的国家，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就走了，带着毯子、女人，没准还有大量金子，尽管不大可能把山羊、绵羊和马群都带上。你要是搭乘各大航班周游世界，不是迟早会撞上什么电视上见过的人吗？大有可能就是一个异国首领，就像撞上演员、政治家或者心灵治愈大师一样。在现如今这个不安宁的时代，那也大有可能是某个被当作与世隔绝之国的异域风情甚至遗迹而拍摄下来，现在却跟大家一样出来到处溜达的家伙。

女人想必是他的老婆之一咯。最年轻，或许也是最受宠的一个，才被带着进行这番旅行。他带她去了加拿大或美国，儿子们在那里上学。他带她去看了牙医，帮她装假牙。或许假牙就放在手提包里，她还没适应，时戴时不戴。

玛丽·乔被自己这番编造逗乐了，或许伏特加也起了点作用。她在脑海里草拟起一封描述这两人和电视节目的信。当然是写给斯齐特医生的，她看那节目的时候，他就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不过睡着了。她会提到女人的牙齿，以及它们是被特意拔掉以迎合某种古怪的女性审美观的可能。

“要是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后宫，我发誓决不接受任何这类古怪做法！”

电影屏幕放下来了。玛丽·乔乖乖打开顶灯。她考虑着再点一杯喝的，但旋即改了主意。在这个高度，酒精会比平时更强劲。她试着看电影，不过从她的位置看过去，人物都被拉长了，看起来既阴郁又古怪。开头两分钟就有一场谋杀—某个一头迷人金发的女郎在空无一人的走廊被跟踪，然后根据画外音，显然遭到枪杀。玛丽·乔几乎立刻兴味索然，过了一会儿便摘下耳机。这时，她注意到过道对面好像在吵架。

女人，或者女孩，好像想站起来。男人把她按下。他冲她嘟囔了一阵。她回答的语调从抱怨过渡到保证再过渡到抱怨。他好像不搭理她了，仰头看起屏幕。女孩从座位上挤出来，踉踉跄跄爬过他。他突然激动地嚷嚷起来，拽住她的腿。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女孩跟他说的是英语。

“我没有，”她固执地说，“我没有。没醉。”语调激动而绝望，喝醉的人坚持自己没醉时通常都是这副腔调。

男人厌恶地哼了一声，放开了她。

“你不能控制我，”她说，声音中、眼睛里都有了眼泪，“你又不是我爸。”她没沿过道走向洗手间—如果这是她的目的地—而是站在他够得到的地方，悲哀地低头看他。他佯作又要抓住她，动作迅速凶狠，好像这次，或者下次，他真的不惜伤害她了。她踉踉跄跄躲到一边。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屏幕。

女孩仍旧没沿过道走开。她冲玛丽·乔俯下身。

“原谅我。”她说，眼泪汪汪地微笑着。困惑、受辱的脸皱着，抿着嘴做出大大的、或是道歉或是推心置腹的微笑。“请原谅。”

“没关系。”玛丽·乔说，以为女孩是为了吵架而道歉，旋即意识到“请原谅”意思是“可以借过吗”。女孩想跨过玛丽·乔的腿，这腿正脚踝交叠，舒服地伸直着。她想坐到靠窗位置。

玛丽·乔让开路。女孩坐下，用食指做了一个直直的横掠动作抹干眼睛，不慌不忙、总结性地吸了一下鼻子。又要怎样呢？

“别告诉任何人，”女孩说，“别告诉任何人。”

她把宽宽的手搁在玛丽·乔的膝盖上，又收回去。

“不会。”玛丽·乔说。不过能告诉谁呢？又干吗要告诉别人这样一场不伦不类的吵架呢？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爱斯基摩人。”

自然，女孩一站上走道，一张嘴，玛丽·乔就意识到什么可汗和他最宠爱的老婆之类全是瞎扯。她点了点头，不过“爱斯基摩人”这个词比它表明的事实更让她不自在。人们不再用这个词了吧，对吗？“因纽特人”，这才是现在的叫法。

“他是米提斯人[1]。我是爱斯基摩人。”

真不赖啊。米提斯人和爱斯基摩人。加拿大老乡。够离谱的，玛丽·乔想。她在脑海里寻思着，得重写一封信啦。

“别告诉任何人。”

女孩的样子，好像在吐露什么秘密—一个羞耻的秘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很害怕，同时竭力保持尊严。她又说了一遍：“不要告诉任何人。”并把手指在玛丽·乔嘴上按了几秒钟。玛丽·乔可以感觉到她皮肤的炙热，还有在这手指里和女孩整个身体里贯通着的颤抖劲儿。她就像一只身陷完全无法言喻的恐惧中的动物。

“不，不，我不会的。”玛丽·乔再度保证。她想，最好还是假装完全明白这个要求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