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两个人都是六十出头，都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体重都稍微多了那么几磅。他一头灰发，脸盘扁平，方方正正的，只是鼻子略宽，否则称得上十足地尊贵英俊。她一头金发，一种泛银的金色，你不再会觉得它是人工染色的了—尽管明知并非天然—好多这个年纪的女人都变成了这种发色。在节礼日[1]，他们顺路过来与佩格和罗伯特喝过几杯。她穿件浅灰色套裙，上面有亮亮的细条纹，配灰丝袜和灰鞋，喝金汤力水。他穿棕色休闲裤和奶油色毛衣，喝兑水的黑麦威士忌。他俩刚从墨西哥旅行回来。他尝试了降落伞飞行。她不想玩那个。他们参观了尤卡坦半岛的一个景点—看起来像一口井—据说人们曾把处女抛进去，祈祷丰收。

“不过，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十九世纪的观念，”她说，“那只是十九世纪崇尚处女的老观念罢了。没准他们抛人下去时根本不分辨。女孩啊，男人啊，老人啊，或者随便什么他们能抓到的人。所以不是处子之身也并非安全保障！”

房间那头，佩格的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克莱顿还是处男，小一点的凯文已经不是—板着脸，厌倦地打量着这个谈笑风生的淡金色头发的女人。她说她从前是高中英语教师。克莱顿事后评论道，他知道这种人。

罗伯特和佩格结婚近五年。罗伯特之前没结过婚，佩格十八岁时结过一回。两个儿子都是她和前夫与公婆住在农场时生的。她前夫找到一份开卡车的活计，运家禽到多伦多的加拿大屠宰包装公司。之后别的卡车送货活计接踵而至，走得越来越远。佩格和两个儿子搬到吉尔莫，她在凯珀家的商店“吉尔莫商场”找到份工作。她前夫最后到了北极，穿越冰冻的波弗特海，把卡车开到钻探平台。她离婚了。

罗伯特家拥有吉尔莫商场，不过从未在吉尔莫住过。他母亲和姐妹都不相信人在那种地方能活上超过一个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罗伯特的父亲买下这家商店和附近镇上的另外两家店，雇用当地人做经理，一年从多伦多开车过来查看几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罗伯特对父亲的各种生意都兴味索然。他读了土木工程学位，想去不发达国家工作。他在秘鲁找到一份活儿，游遍南美洲，有段时间又放弃土木工程，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个农场干活。父亲病倒后，他不得不返回多伦多。他到省高速公路局当了一名工程师。对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这工作不怎么样。他盘算着考个教育学学位，一旦父亲去世，就去北方教印第安人，过上彻头彻尾的新生活。他那会儿年近四十，正经历着有生以来第三段与有夫之妇的风流韵事。

时不时地，他开车去吉尔莫和其他镇视察商店。有一次他带上了李，他的第三个—事实上也是最后一个—有夫之妇。她带了一份野餐午饭，在车里喝“飘仙一号”甜酒，把整趟旅行当成一次欢乐的远足，一场对穷乡僻壤的突袭。她一心指望在露天野地做爱，到头来发现那里到处是牛群或戳人的玉米秆儿，不由勃然大怒。

父亲去世了，罗伯特确实过上了新生活，不过不是变成教师去荒蛮之地教书，而是到吉尔莫过起日子，亲自管理商店。他娶了佩格。

居然是佩格发现了他们，这实属偶然。

星期天晚上，给凯珀家送鸡蛋的农场女人敲响了门。

“别介意啊，我今晚就把鸡蛋送来了，而不是明早。”她说，“我得带儿媳妇到基奇纳去做超声波检查。我把韦伯家的鸡蛋也带来了，可我想他们不在。我把他们那份留在你这里，行不？我一大早就要出发。她说可以自己开车去，不过我想那可不行。她快五个月了，还是吐。告诉他们下次付钱给我就成。”

“没问题。”罗伯特说，“不麻烦。我们早上送过去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罗伯特是个矮壮、有着运动员体格的男人，一头鬈发正在变成灰色，棕色眼睛亮闪闪的。他经常格外强调他的友好热情，让人感觉全身上下都被他捶打了个遍似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吉尔莫挺吃得开。这里，人们习惯于不断重复信誓旦旦之语。事实上，大部分交谈都是在不断重复，类似一种表达善意的回旋舞，毫无新意可言。只是偶尔，在与人们交谈时，他会有点不是滋味，好像有什么阻碍。他难以确定其性质（是恶意，还是固执？）。不过它就像你游泳时河底的巨石—清澈的河水会托着你浮过去的。

就吉尔莫人而言，佩格是相当安静的。她走到女人身边，接过她拎着的鸡蛋。罗伯特还在继续向她保证毫无问题，关心她家儿媳妇的怀孕状况。佩格像在店里找零钱时那样一笑—一个公事公办、转瞬即逝的微笑，客客气气。她是个娇小苗条的女郎，长着柔软的棕发，看起来能干又青春。她穿百褶裙，清新整洁的衬衫纽扣一直扣到最顶上一粒，外搭浅色毛衣，有时还打一个黑缎领结。她举止优雅，很少发出声音。罗伯特有次告诉她，他从没遇到过任何像她这样自成一体的人。（他的女人们通常都饶舌、精干，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毛毛糙糙的，但她们劲头十足，活泼而“有趣”。）

佩格回答说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解释起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是什么样的。那会儿，他对吉尔莫的词汇表理解得极不准确—现在仍免不了犯错—日常交流中他时常会表现得拘束生硬。

“我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佩格微笑道，“只是不明白你用它来说我是什么意思。”

她当然知道这词的意思。佩格去上课来着，当地高中可以进修。她每年冬天选一种不同的课上，她上过艺术史、伟大的东方文明史、发现和探索史。她每周去一次夜校，哪怕很累或感冒也不间断。她参加考试，写论文。有时罗伯特会发现冰箱上或他们房间的梳妆台上摆着一张写满她整洁的小字的纸。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导航者亨利王子的重要性在于启发、鼓励了葡萄牙的其他探索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航行。

她认真的叙述、拘谨仔细的小字体，以及对于如此用功写出的论文得分从没超过B+而感到的愤怒，都让他感动。

“我不是为了分数。”佩格说。雀斑下面的脸颊发红，好像正在剖白内心似的。“我是为了自己开心罢了。”

星期一，罗伯特天不亮就起床，站在厨房台边喝咖啡，远眺白雪覆盖的田野。气温下降了，天空清澈如洗。一连几个星期刮西风、大雪呼啸之后，典型的一月天来了：明亮，冰冷，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小溪、河流和池塘都结冰了。休伦湖在目力所及范围内也都上了冻。今年没准它整个冻上了。这种情况虽说不常见，但不是没有过。

他得开车去科尼利的凯珀商店。屋顶结冰了，水分回潮，从天花板渗下。他得去砍掉那些冰块，清理屋顶。那至少要花他半天时间。

店里所有修理和维修工作都由罗伯特亲自包揽。他学会了通水管和接电线。他喜欢自己能搞定这些事的感觉。他喜欢这里的艰难，以及这里冬天的麻烦，虽说距离多伦多也就一百英里多一点，但此地完全像另一个国度。所谓的“冰雪带”。说到底，北上来此度日，与一头扎进蛮荒之地可能也差不离。暴风雪仍旧让各个镇子和村庄与世隔绝。冬天严酷地降临，就像数千年前两英里深的冰层在此冻结一样。本地人以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过冬。他们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疲惫不堪却又兴高采烈。

这幢房子令他喜爱的一点在于后院景色，可以俯瞰乡间旷野。它弥补了门口那条没有出口，没有林荫树，也没有人行道的破败小路。战后这条路就拓宽了，当时人们相信大家都会开车，不再有人步行。事实也确实如此。房子和房子、房子和小路都挨得很近，几幢房子里所有人都在家时，汽车便轻而易举地填满了本该是人行道、林荫道和林荫树的位置。

自然，罗伯特想再买一幢房子。他以为他们迟早会这么做。过去—现在也一样—有不错的老房子在吉尔莫出售，与城市相比，价钱都低得可笑。佩格却说，她没法想象自己住在那些地方。他提议给她在镇另一头的地皮上造一幢新房子。那个她也不要。她就想待在这幢房子里，这是第一幢她和两个儿子独自居住的房子。所以罗伯特买下了它—她之前只是租住—加盖了主卧室和另一间浴室，又在地下室里打造了一间电视房。凯文帮了一点忙，克莱顿基本上是袖手旁观。从路上打量过来，这房子仍旧是他第一次开车送佩格下班回家，在前面停车时的样子。一层半楼高，斜屋顶，起居室的窗子划分成很多正方形格子，就像圣诞卡上的窗子一样。白色铝质护墙，细细的黑色百叶窗，黑色边框。回到多伦多后，他想着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佩格，想着她过的井井有条、循规蹈矩、严肃而令人向往的生活。

他注意到台面上摆着韦伯家的鸡蛋。他想亲自把它们送去，但现在为时过早。门可能锁着。他不想吵醒他们。反正佩格去开商店门时会把蛋带上的。他拿起架子上压在她便条本下的标记笔，在一张餐巾纸上写道：不要忘记给韦伯家的蛋。爱你的罗伯特。这些鸡蛋不比在超市买的便宜。不过罗伯特喜欢从农场买它们。它们是棕色的。佩格说，城里人都很迷恋棕色壳儿的蛋—他们以为棕色蛋更自然，就像红糖一样。

他把汽车倒出去，看到韦伯家的车停在车棚里。这么说他们不管昨晚去了哪里，这会儿都已经在家了。然后他发现，镇上的扫雪车推到韦伯家的车道前方的雪依然如旧。扫雪车想必是夜里来的吧。他自己的车道上却无雪可扫。其实夜里没下雪，扫雪车没来。积雪是昨天的。那么昨晚他们想必没出门了。除非他们是步行。除了大街边和通往学校的路边，其他地方的人行道都没扫。在堆着高高的积雪、变得狭窄的路上步行是很困难的；不过，没准他们初来乍到，搞不清状况，所以还是这么出门了吧。

他没有仔细看看是否有脚印。

他构想出了当时的情形。先是根据警官的报告，然后根据佩格的说法。

大约八点二十分，佩格走出家门。克莱顿上学了，凯文因为耳部感染，待在地下室，一边放比利·爱多尔[2]的磁带，一边看电视上的游戏节目。佩格没忘记鸡蛋。她钻进汽车，发动车子预热，然后走下小路，走过韦伯家门口没扫的雪地，沿他们的车道走到边门。她围着白色毛线围巾，戴着白色毛线帽，身穿淡紫色羽绒服。这些衣服把吉尔莫的大多数女人都变成了水桶，不过佩格非常苗条，所以看起来倒还好。

小路边的房子起初只有三种式样。现在大都旧貌换新颜，装了新窗、走廊、侧翼和平台，再也不容易找出真正相同的了。韦伯家的房子原本和凯珀家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前窗已经改过，圣诞卡风格的窗格子拆了，屋顶也抬高了，现在对着小路的是楼上一扇很大的窗子。房子的护墙是浅绿色的，边框是白色的，没装百叶窗。

和佩格家一样，边门通往一个杂用间。她先是轻轻敲了敲门，以为他们都在距离杂用间只有几步的厨房里。她自然也看到了汽车，心想不知他们是否很迟才回到家，这会儿正在睡觉。（她还没意识到扫雪以及扫雪车昨晚没来的问题。这个是她事后回到自己车里倒车时才突然想到的。）渐渐她敲得越来越响。脸在光线明亮的冰天雪地里已经冻痛。她试着推推门，门没锁。为了避寒，她推门进屋，一边大声招呼着。

小屋很暗。厨房没透进任何光线，而且边门上还挂着一道竹帘。她把鸡蛋搁在干衣机上便打算离开。旋即她想，最好把它们送进厨房，免得韦伯夫妇早餐时想吃鸡蛋，却发现已经一个不剩。他们不会想到去杂用间找的。

（事实上这一点是罗伯特自己的理解。她没说所有这些细节，不过他忘了她没说。事实上，她只是叙述道：“我想最好把它们送进厨房。”）

厨房水槽上方的窗子和早餐桌边的窗子上挂着同样的竹帘，这意味着尽管和凯珀家的厨房一样，这间厨房也朝东，而且太阳这会儿高挂天顶，但并没有多少光线透进屋来。在这里，一天尚未开始。

不过房子里很暖和。或许他们不久前起来过，打开暖气又上床了；或许他们整晚都没关暖气—尽管佩格觉得他们不像这么大手大脚的人。她把鸡蛋放到水槽边的台面上。厨房的布局和她家几乎一模一样。她注意到几个碟子摞着泡在水里，还没洗。看来他们上床前吃了点东西。

她站在起居室门口又招呼了一声。

起居室非常整洁。佩格觉得有点整洁过头了。不过—正如她对罗伯特解释的—一对退休夫妇的起居室十有八九会给一个身边总围绕着小孩的女人带来这种感觉吧。佩格自己从来没能过上秩序井然的生活，尽管她或许不乏此愿。她自己娘家有六个孩子，前公婆家的农场房子同样也是挤挤挨挨的，然后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她告诉过罗伯特一件往事。有一次她想要一块美丽的肥皂作圣诞节礼物，一块上面有玫瑰浮雕的粉色肥皂。她得到了。每次用过，她都把它收好，免得它像家里的所有其他肥皂一样开裂，裂口处发霉。她那时已经长大了，或者自以为如此。

她在杂用间跺跺脚，跺掉靴子上的雪。不过还是犹豫着不愿踩上起居室干净的米色地毯。她又招呼了一声。她喊的是韦伯夫妇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她挺陌生的。瓦尔特和诺拉。他们去年四月才搬来，之后两度出门旅行，所以她感觉跟他们一点也不熟。但是要是喊：“韦伯先生和夫人。你们起床了吗？韦伯先生和夫人？”未免也太傻了。

没有人回答。

起居室有一道楼梯通上去，跟佩格和罗伯特家一样。这会儿，佩格走过干净的米色地毯，走到楼梯脚下，楼梯上铺着同样的地毯。她爬上楼梯，没再招呼了。

她想必那时候就心里有数，否则就会继续招呼了。那才是正常的做法啊，越走近正在睡觉的人，你越会不断喊他们，以便提醒他们。他们没准睡得很沉。没准喝醉了。根据人们的了解，那不是韦伯夫妇的习惯，不过没人真的熟悉他们。退休夫妇。早早退休了。他从前是个会计，她是个老师。他们过去住汉密尔顿。他们选择了吉尔莫，因为瓦尔特·韦伯的姑姑和姑父以前住在这里，他还是小孩时来过他们家。现在姑姑和姑父都去世了，但这地方想必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此外这里物价便宜，这房子想必比他们的预算还要便宜不少。他们打算把余钱用来旅行。他们没有孩子。

她不再招呼了，也不再迟疑。她爬上楼梯，一路上没有四处打量。她径直朝上爬去。前方是浴室，门开着。里面干干净净，空荡荡的。

她在楼梯顶部转向韦伯夫妇的卧室。她从没到过这幢房子的楼上，不过她知道卧室在哪里。是房子前部延伸出来的那个房间，俯瞰小路的宽阔窗户就在那里。

房门开着。

佩格走下楼，穿过厨房、杂用间和边门，走了出去。她的脚印留在地毯、油布地毡和屋外的雪地上。她把身后的门带上。她的车一直发动着，已经笼罩在一小团它自己造成的白汽中。她钻进汽车，倒出去，开向市政大厅的警察局。

“今儿早上真够冷的，佩格。”警官说。

“是啊，够冷的。”

“有什么事吗？”

罗伯特打听到了更多，消息来自卡伦。

卡伦·亚当姆斯是吉尔莫商场的店员。她是个年轻女人，已婚，体格健壮，平时脾气很好，机敏麻利，忙而不乱。她与主顾相处融洽，跟佩格与罗伯特处得也不错。当然了，她认识佩格时间长些。她向来帮着佩格说话，反驳那些说佩格自打嫁了有钱人就变得傲气的人。卡伦说，佩格一直就没变过。不过，自打今天的事情之后，她改口道：“我还一直以为佩格和我是好朋友呢。不过现在可不那么肯定咯。”

卡伦上班时间是十点。她到得稍早一些，问是否已有顾客来了。佩格说没有，还没人光顾。

“不奇怪，”卡伦说，“太冷啦。要是再刮点风，真能出人命了。”

佩格煮了咖啡。他们有台新咖啡机，是罗伯特给商店买的圣诞礼物。过去他们总从街角的糕点房买外带咖啡。

“这玩意儿不是很棒吗？”卡伦一边喝咖啡，一边评论道。

佩格回答说确实。她擦着地板上的一些印记。

“哎哟哟，”卡伦说，“是我还是你弄的？”

“我想是我吧。”佩格说。

“所以我也没多想，”卡伦事后回忆道，“我想她肯定是带进来了一些泥巴。我没顾得上想，地上全是雪，你上哪儿去沾的泥巴呢？”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客人，是西莉亚·西姆斯，她听说了。卡伦在收银台，佩格在后头整理发票。西莉亚告诉了卡伦。她知道得不多。她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佩格跟这事的关系。

卡伦冲后头嚷道：“佩格！佩格！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是你隔壁的邻居！”

佩格回答：“我知道。”

西莉亚冲卡伦挑了挑眉毛—她正是对佩格的态度不满的人中的一个—卡伦忠诚地偏过身子，耐心地等西莉亚走出商店。然后她急忙赶到后面，一路把挂着的衣架撞得乱响。

“韦伯夫妇都被枪杀啦，佩格。你知道吗？”

佩格说：“知道，是我发现他们的。”

“你！？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上班之前。”

“他们被杀了！”

“是被杀和自杀。”佩格说，“他枪杀了她，然后自杀。事情就是这样。”

“她跟我这么说的时候，”卡伦说，“我发起抖来。我浑身上下抖个不停，停都停不下。”她对罗伯特说着，为了演示，又抖了一回，双手捅进蓝色绒布运动服的袖子里。

“我就问：‘你发现他们之后做了什么？’她回答：‘我去报告了警察。’我说：‘你有没有尖叫什么的？’我问她腿有没有打战，因为我知道换了我肯定会。没法想象要是我的话，怎么可能走得出去。她说不记得是怎么出去的了，但记得关上了门，那扇大门，想着：一定要关上门，免得狗溜进去。那不是很可怕吗？她说得没错，但这事想想都可怕。你说她是被吓坏了吗？”

“没有吧。”罗伯特说，“我想她没事。”

这段对话是这天下午，趁着佩格出门去买三明治，在商店后屋展开的。

“她对我一个字也没提。什么都没说！我说：‘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啊，佩格。’她回答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听说的。’我说没错，但她可以先告诉我的嘛。‘抱歉，’她说，‘很抱歉。’就好像她只是在为件小事道歉，比如用了我的咖啡杯什么的。只不过佩格永远不会那么干就是了。”

中午时分，罗伯特干完科尼利商店的活儿，决定不吃午饭就开回吉尔莫。快到镇上时有一家高速公路餐厅，位于科尼利出口边上，他打算在那里停车用餐。常有卡车司机和旅行者到那吃饭，不过大多数主顾还是当地人—归途中的农夫，开车出城的生意人和工人。罗伯特喜欢这个地方，今天进门时更是兴致勃勃。在寒冷的户外干活之后，他早已饥肠辘辘。今天的美景也让他高兴，田野上白雪皑皑，宛如雕塑，光洁耀眼，好似恒久不变的大理石一般。他有一种在吉尔莫常有的感觉，仿佛迈上了一个非正式的舞台，台上正演着一出漫长、愉悦的戏。而他熟知自己的台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临时发挥准会大获成功。他在吉尔莫的整个生活有时似乎就是这样。不过，要是他这样去讲，人家准会觉得这是一种造作的生活，像某种刻意的、半闹着玩的东西。但事实正好相反。因此，比如在去多伦多的时候，当他遇到从前的熟人，一旦人家问起他在吉尔莫的生活，他总是回答：“真没法形容我有多喜欢它！”这是真话。

“你干吗不联系我呢？”

“你在屋顶上。”

“你可以打电话到商店，告诉艾丽。她会告诉我的。”

“那有什么用呢？”

“我至少可以赶回家来。”

他点好的饭菜都没顾上吃，直接从餐厅开到店里。他并不担心会看到一个陷入崩溃的佩格—他对她已有足够的了解—但他确实以为她会想回家，让他给她调一杯酒，花点时间跟他聊聊这事。

但她不想那样。她想上街去，到糕点店买平时的午饭—一个火腿奶酪面包卷。

“我让卡伦出门去吃饭来着，但我一直没时间去。要我给你带一份回来吗？要是你在餐厅没吃的话，我最好给你带点。”

她给他带了三明治回来，他坐在桌边吃着，刚才她一直在这张桌上摆弄发票。她往咖啡机里倒了点新鲜的咖啡和水。

“没法想象要是没有这玩意儿，我们该怎么办。”

他打量着佩格挂在洗衣房门上的淡紫色外套，它挂在卡伦的红外套边上。淡紫色外套上有一条变硬的红棕色颜料污渍，一路拖到衣服边缘。

那当然不是颜料。但是在她的衣服上？她衣服上怎么会弄到血的？想必是在那房间里拂到了他们。想必凑得很近。

他马上想起餐厅里的聊天，意识到她不必非得凑那么近。她有可能是在门框上蹭到血迹的。警官也在餐厅，他说到处是血，而且不只是血。

“他真不该用猎枪干那种事。”餐厅里有人评论道。

另一个人说：“没准他只有猎枪。”

下午大多数时间店里都很忙碌。街头、糕点房和咖啡馆、银行和邮局里的人，都在议论。人们想面对面聊聊，为此不得不冒着严寒出门。电话里说不过瘾。

罗伯特事后发觉，起初人们是打电话，打给想得到的任何有可能还不知道此事的人。卡伦打给她的朋友谢莉，后者因为感冒在家卧床；又打给她妈，她正在医院治疗髋部骨折。结果她妈已经听说了—整个医院都知道了。谢莉说：“我妹妹已经在你之前说过啦。”

确实，人们珍惜着、向往着爆炸性新闻传来的一刻—卡伦对于谢莉的妹妹感到相当恼火，后者不用上班，什么时候想打电话就可以打—不过这种冲动背后也有真正的善意和体贴，罗伯特这么认为。“我想她肯定不愿意自己被蒙在鼓里。”卡伦解释。确实如此，没人愿意自己毫不知情。走上街头，却不曾听说这事。像平日一样忙碌，却还不知道这事。就连罗伯特，一想到自己居然毫不知晓，佩格居然没告诉他，也难免觉得不自在，甚至有点丢人。

闲言碎语从早上的事件往前追溯。韦伯夫妇在哪里露过面？他们是如何与世无争、心平气和？当时距离变故发生的时刻有多远？

她星期五下午还在蒙特利尔银行排队来着。

他星期六上午还理了个发来着。

星期五晚上大约八点，在IGA超市，他俩一道采购食品来着。

他们买了什么？很多吗？特价品、广告打折的商品，比两天所需的食物更多吗？

更多。比如说吧，他们买了一大袋土豆。

然后是原因。话题转到原因方面，自然而然，餐厅里没人提得出什么说法。没人知道原因，也没人想象得出。不过，下午将尽时，已经涌现出太多的揣测。

经济问题。他在汉密尔顿卷入了某种糟糕的投资，某项赚大钱的疯狂交易，结果失败了。他们的钱全没了，余生只能靠养老金度日。

他们在所得税上昧下钱来。身为会计，他以为能瞒天过海，但是被发现了。他会被揭发，或许还会被指控，当众蒙羞，变得穷困潦倒。即便只是欺骗政府，这类事情一旦败露，仍旧是种奇耻大辱。

是一大笔钱吗？

当然咯。一笔巨款。

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他们病了。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病了，癌症、导致瘫痪的关节炎、老年痴呆症、难以治愈的精神病。是因为健康问题，而不是钱。他们怕的是受苦无助，而非贫穷。

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明显有分歧。相信并坚持问题在于钱的几乎总是男人，讨论疾病的总是女人。谁会因为穷就自杀呢？有些女人不屑地反问。或者甚至就因为可能要蹲监狱？提出婚姻不幸说的也总是女人，要么是有什么不忠行为被发现了，要么是对于过去的某次出轨耿耿于怀。

所有这些说法罗伯特都听到了，但一个都不信。失财、癌症、老年痴呆，他觉得这些全都一样，煞有介事，空洞无聊。事实上，每种说法都让他信不到五分钟。要是能相信其中哪种，一直信下去，那他就能喘过气来了，就像有什么东西终于把爪子从他的胸口挪开了似的。

（“他们不是吉尔莫人，算不上是。”银行里有个女人告诉他，旋即满脸困窘地补充道，“我不是指您。”）

佩格忙着准备一月份销售的儿童毛衣、露指手套和滑雪服。她填着标签，人们走到面前，她便问：“您要买什么？”这样他们立刻就被安置到顾客的位置上，不得不说想买什么。商场出售女士和儿童服装、床上用品、毛巾、毛线、厨具、散装糖果、杂志、杯子、人造花，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想出个要买的东西并不难。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当然不大可能是细节和描述。没多少人真想打听那个，或者愿意贪婪地、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想，但又不想。他们开口问了，又住了嘴。他们竖起耳朵，又退缩了。或许，他们想从佩格那里得到的只是某种能让他们满意而归的承认、几句话或者某种眼神，好让他们感叹：“佩格·凯珀真是要吓瘫啦。”“我看到佩格·凯珀了。她没说什么，不过你能看出，她都快吓瘫啦。”

不过，仍有人试图跟她搭话。

“你们那儿发生的事够可怕的吧？”

“是的，确实。”

“跟他们也算认识吧，邻居嘛。”

“谈不上。我们跟他们完全不熟。”

“你从没注意到什么迹象，会让你料到可能发生这种事吗？”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