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扛着淹死男孩的尸体，穿过田野走来。搜索归来的共有好几个男人，不过扛尸体的是我爸。他们全都浑身泥泞，精疲力竭，走路时耷拉着脑袋，好像深感羞耻。狗儿也没精打采，浑身滴答着冰冷的河水。几小时前他们集结出发的时候，狗儿们劲头十足地吠叫着，男人们精神抖擞、意志坚定，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紧绷绷的、难以言喻的激动气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结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岁。他的头发和衣服现在都是泥浆色，沾着枯叶、树枝和杂草。他就像一堆整个冬天都丢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脸扭向我爸的胸膛，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鼻孔、一只耳朵，塞满绿莹莹的烂泥。

我想不是这样吧。我想我没有真看到这些。或许我看到爸爸扛着他，其他男人跟在后面，还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许凑那么近，居然能看到鼻孔里的烂泥。想必我是听人谈到这个，想象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脸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烂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头鬼脑的脸—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水里泡了那么多小时，它应该已经发胀、变形，或许还被泥浆完全覆盖了。

不得不带回这样的消息，这样的证物，给等待的家人，特别是给一个做妈妈的，这足以让搜索者们步履沉重，不过事实上更糟糕。（人们窃窃私语道）不是一般的可怜呐，等着接收斯蒂夫·高雷，对他表示应有的哀悼的，并没有什么妈妈，根本就没什么女人—没有祖母或姨妈，就连姐妹也没有。他爸是个雇工，是个酒鬼但不是醉鬼，是个怪人却并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祸。他成为父亲似乎是个意外，做妈的开溜了，孩子留给他，父子从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纯属偶然。他们住在一幢斜顶灰墙的破烂房子里，仅比小棚子稍好一点—做爸爸的挨到没办法了，总算修了屋顶，在走廊上装了支柱，勉强凑合着用—他们的生活同样七拼八凑，也就是说，差一点就要接受儿童救助了。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也不给对方做饭，不过吃的总归是有的。有时做爸爸的会给斯蒂夫钱去商店买吃的，也有人看到过斯蒂夫买一些相当正常的东西，比如煎饼粉和通心面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对他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比我大两岁。到了星期六，他会到我们家晃荡，对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但就是不肯从我身边跑开。我每次玩秋千，他肯定要在旁边跃跃欲试，要是我不给他玩，他就跑过来拼命推我，弄得我摇摇晃晃的。他欺负狗。他常让我陷入麻烦—事后看来，我觉得他是不怀好意，故意为之—会挑逗我去做平时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弹子大小时就挖出来，看看它们长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们再从上面跳下来。在学校里我们从不跟对方说话。他独来独往，但好像并不在乎。不过，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静的身影从雪松丛中滑过，我就知道我准得出点事，而他正在策划。有时也会一切顺利。我们会扮作牛仔，驯服野马。我们在河边牧场上玩，距离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在一条流到安大略省南部、汇入索津河的无名小河边，我们既是马又是骑手，一边尖叫一边学马叫，既要扑腾蹄子，又要挥舞着树枝做的鞭子。

葬礼在我家举行。斯蒂夫爸爸家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我记得房间里挤挤挨挨的，不过不记得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斯蒂夫，或者牧师，或者花圈。我记得举着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么人在室内催熟的盆栽，因为这会儿树林里连翘、延龄草或金盏花都还没开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们唱儿童赞美诗，有人在我们的钢琴上弹伴奏：“等主回来，快要回来，要收聚他珍宝。”我穿着白色编织长袜，被它们弄得很痒，膝盖和脚踝处都皱巴巴的。袜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觉，与我记忆里的另一种感觉混在一起。说来有点复杂。它与我爸妈有关。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不过我的感觉更糟。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

大约二十年之后，1961年，我丈夫安德鲁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我们的第一辆—也就是说，我俩的第一辆全新的车。一辆莫里斯牛津车，牡蛎色（卖车的人对这颜色有个更动听的叫法）—一辆挺大的小车，有大量空间给我们和两个孩子，六岁的辛西娅和三岁半的梅格。

安德鲁拍了一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裤子、黑色高领毛衣，戴着墨镜。我慵懒地靠在车门上，侧着臀部，以便看起来苗条些。

“不错，”安德鲁说，“很棒。看起来像肯尼迪夫人。”或许这整片大陆上，所有黑发、还算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比较时髦的时候或者拍照片时，都会被赞美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鲁给我、孩子们、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远足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拍了好多照片。他冲洗了很多张，仔细贴上标签，寄给他在安大略的妈妈、姨妈和叔叔。他也给我一些照片，让我寄给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过没像他那么频繁。安德鲁看到原以为我已寄出的照片还搁在家里，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开心。他一心希望这些记录都传出去。

那年夏天，我们要展示我们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们打算从眼下住着的温哥华去安大略，后者我们叫作“老家”，要开新车去。路上开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后再开五天回来。这还是安德鲁头一次有三周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务部工作。

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把手提箱、两个热水瓶（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画画本、蜡笔、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中寒冷），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一本正经地说：“再见啦，房子。”

梅格说：“再见，房子。”然后她问，“现在我们住哪呢？”

“不是永远再见啦，”辛西娅说，“我们要回来的，妈妈！梅格以为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我没有。”梅格踢着我的靠背抗议。

安德鲁和我戴上太阳镜，开车出发了。我们开过狮门大桥，穿过温哥华的主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交界点—我们的国家。我们横穿美国，沿最北的路线朝东开，在安大略省的萨尼亚会再次进入加拿大。我也说不清选了这条路线是因为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那种滋味：开车横跨一个外国，或者说一个有点外国感的国家—想要那种额外的趣味和冒险感。

我们全都兴致勃勃。安德鲁数度赞美这车。他说，开它的感觉，比开我们的老车，那辆1951年的奥斯汀好多了。后者上坡时速度会可怜地减慢，而且形象像个紧张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鲁这么评论道。

“这辆车的形象像什么呢？”辛西娅问。她听我们说话很仔细，喜欢尝试诸如“形象”这样的新词。通常都能用对。

“活泼的，”我说，“有点运动型的。但并不卖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档次，”安德鲁说，“就像我的形象一样。”

辛西娅想了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得意问道：“那就是说，像你希望你是的样子，对吗，爸爸？”

至于我嘛，我对于离开感到很高兴。我喜欢出发。在自己家里，我好像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有时是躲开孩子们，不过更多时候是躲开要做的工作、要接的电话，以及邻居的搭讪。我想躲起来，投身于我真正的工作，那有点像是在遥遥召回我自个儿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顿中，总找不到想要抓住的东西。但旅行时却是一帆风顺。我可以跟安德鲁说话，跟孩子们聊天，可以看看他们向我指出的各种东西—标牌上的一只猪啊，田里的一匹小马啊，旋转展台上的一辆大众车啊—同时把柠檬水倒进塑料杯。所有这些时刻，魂魄的碎片都飞回我体内各就各位。基本结构于是便成形啦。这让我充满希望，心情愉快。做一个观望者，正是这件事的关键。做一个观望者，而不是守护者。

我们在埃佛瑞特[1]向东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图上给辛西娅指出我们的路线。我先给她看全美地图，上面也绘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后我打开要穿过的每个州的地图。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我给她看穿过密歇根湖的虚线，它就是我们要搭的渡船的路线。之后我们会开车穿过密歇根，开到安大略省萨尼亚，那座连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桥。就到家啦。

梅格也想看。

“你看不懂的。”辛西娅说。不过她还是把道路图册拿到后座。

“靠后坐，”她命令梅格，“坐好，我给你看。”

我听到她给梅格讲解路线，讲得非常精确，和我跟她讲的一样。她知道如何按字母表找到各个州，把所有州的地图都查阅一遍。

“你知道这条线是什么吗？”她说，“它是路。这条线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路。我们正沿这条线开呢。”

梅格默不作声。

“妈妈，指给我看我们这会儿在哪里。”辛西娅说。

我取过地图，指指穿过山区的路线，她拿回地图册指给梅格看。“看到我们的路在这里歪来歪去的吧？”她说，“它歪来歪去的，因为这里有好多拐弯。这些歪的地方就是拐弯。”她翻了几页纸，等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指给我看看我们在哪里。”然后对我嚷道：“妈妈，她懂了！她指出来了！梅格看懂地图了！”

这会儿，我感觉是我们创造了孩子们的个性。我们给她们严格地规定了角色。辛西娅聪明、勤奋、善解人意、懂礼貌、擅长观察。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她过于敬业了，一心想成为我们希望她会变成的样子。任何责备或失败，任何冷落，都会深深地影响她。她是个金发白皮肤的孩子，太阳一晒，风一吹，感到得意或者羞耻，都会在皮肤上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梅格则体格结实、不爱说话—并不叛逆，不过有时挺固执，显得高深莫测。我们觉得她的沉默展示了性格的力量，她的拒绝也被我们视为一种冷静独立的表现。她长着棕色头发，我们把它剪成齐刘海。她的眼睛是浅栗色的，清澈透亮。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些个性，欣赏着它们的矛盾与确定。我们不喜欢那种沉重兮兮、毫无创造的父母之路。我害怕变成那类母亲—身体肥胖，周遭笼罩着一团羊毛味儿、奶味儿的迷雾，因为负担着各种琐碎杂务而显得大义凛然的。我相信，就是这类母亲没完没了的关注、她们对于承担重负的需求，才导致了绞痛、尿床和哮喘。我喜欢另一类做法—开专栏的职业妈妈们那种开玩笑的绝望和夸张的嘲讽。杂志文章里，小孩一律迷人地自有一套，难以说服，不可思议而又不可战胜。做妈妈的同样才华横溢而不可战胜。我一心想成为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是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小希特勒这会儿是不是碰巧在你家啊”的那种人。她们凌驾于奶味儿迷雾之上，利落地谈笑风生。

我们看到一辆卡车的前厢横放了一只捆着的死鹿。

“有人把它打死了，”辛西娅说，“猎人打鹿。”

“还没到狩猎季，”安德鲁说，“他们没准是在路上撞到了它。看到有鹿出没的标志了吗？”

“要是我们撞到一只的话，我会哭的。”辛西娅严厉地说。

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奶油果酱三明治，给我们自己做了鲑鱼蛋黄酱三明治。不过我没放生菜，安德鲁很失望。

“我没有啊。”我说。

“你不能带一点吗？”

“我不能为了做点三明治，就买来一整颗生菜吧，那样太浪费了。”

这是谎言。我其实是忘了。

“加生菜叶会好吃得多。”

“我觉得没那么大区别嘛，”沉默一会儿，我说，“别激动。”

“我没激动。我喜欢三明治里夹生菜。”

“我只是觉得没那么重要嘛。”

“要是我也懒得给油箱加满油，那会怎样？”

“那不是一回事。”

“唱首歌吧。”辛西娅说。她唱了起来：

五只小鸭出门玩，

翻过山，跑得远，

一只小鸭叫，

嘎嘎嘎，

四只小鸭赶紧游回来。

安德鲁捏捏我的手说：“别吵架。”

“你说得对。我该买生菜来着。”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希望我对安德鲁的感觉能变成一种效劳的、依赖的感情。我甚至试过列出两份清单，一份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一份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在亲密生活的熔炉中，我所喜欢的和我所厌恶的事情—仿佛我指望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得出这种那种结论。到头来我发现它证明的无非是我早已知晓的事—也就是说，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于是半途而废了。有时，他的脚步声都让我感觉专横无比，他的嘴巴显得自鸣得意、挑剔刻薄，而他结实笔直的身体是一道障碍—相当刻意，甚至是尽职的，带着讨厌的男权主义的自鸣得意—挡在我和我生活中各种可能的快乐或轻松之间。旋即，不经意间，他又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最重要的伴侣。我体会着他轻灵的骨骼和严肃的思想带来的甜蜜感觉，他充满爱情的脆弱，我想象着那爱比我自己的更加纯净坦荡。我会被他的固执、他一丝不苟的得体深深打动，换个时候又会对此嗤之以鼻。我会思忖，他是多么谦卑啊，扛起这种现成的重担，成了丈夫、父亲、养家的人，相形之下，我实在就是个隐蔽的自我中心的怪物啊。或许不该说隐蔽—至少对他而言不是的。

我们吵到口无遮拦时，会说出我们以为的最丑陋的真相。“我知道你这人骨子里就有点自私，不可信任，”安德鲁有一次说，“我一直就知道。我也明白那就是我爱上你的原因。”

“不错。”我说，既悲哀又有点得意。

“我知道要是没你我会过得更好。”

“不错，你会的。”

“你没我会更快乐。”

“不错。”

最后—到头来—被折磨、被涤荡之后，我们握手言欢，嘲笑那两个愚昧的家伙，也就是我们自己。他俩的狭隘、他俩的委屈、他俩的自我辩解。我们超越了他们。我们宣称他们是撒谎者。我们晚饭时会喝酒庆祝，或者决定搞一个聚会。

我已经多年未见安德鲁了，不知他是否依然清瘦，头发是否已经完全灰白，是否仍旧一心喜欢吃生菜、坚持说真话，或者是否仍旧爽朗而带着失望。

我们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过夜，此地已有数周没下雨。我们在一家绕树而建的饭店吃晚饭，那可不是一棵种在盆里的小树苗，而是一棵大大的、结实的三角叶杨。借着清晨的光线，我们开出人工灌溉的山谷，驶上干燥、多石而陡峭的山路，似乎通向连绵的群山。山顶是片广阔的平原，巨大的斯波坎河和哥伦比亚河纵横其上。一连几英里都是麦田和草地。道路笔直，点缀着不少小小的农业镇，镇上粮仓林立。事实上，一个标牌上介绍说，我们正穿过的这个县，道格拉斯县，拥有全美各县第二高的小麦产量。各镇都种了遮荫树。至少我觉得是种植的，因为乡下没这么大的树。

这一切都让我兴奋异常。“我为什么这么爱这里呢？”我问安德鲁，“是因为这儿不是风景区吗？”

“是因为它让你想起老家啦，”安德鲁说，“强烈的思乡之情。”不过他并没有戏谑的意思。

我们说“老家”，指的都是安大略，不过我们脑海里涌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我的老家是一个火鸡农场，我爸住在那里，是个鳏夫，那幢房子尽管是我妈住过的，由她贴了墙纸、刷了油漆、打扫过、装了家具，但如今已经是一副荒废相，被粗野的集体生活给整糟了。这宅子里过的日子，估计是我妈根本无法想象，也不可能饶恕的。火鸡工人们，也就是掏膛工人和拔毛工人，在这里开聚会。有时他们中的一两个年轻人会在这儿住上一阵，邀来自己的朋友，开他们自个儿随心所欲的聚会。我觉得这种生活比独处更适合爸爸，所以并不反对，当然也无权反对。很自然，安德鲁不喜欢来这里，他显然不是那种会和火鸡工人们围坐在厨房桌边讲笑话的人。他们既畏惧他又瞧不起他。而且在我看来，他们在的时候，爸爸没法不站在他们一边。不过不爽的不光是安德鲁。我虽说能勉强应付那些笑话，其实也觉得够呛。

我真怀念小时候，我们养火鸡之前的时光。那时候我们养母牛，把牛奶卖给奶酪厂。火鸡农场和美丽的奶牛场或牧羊场可不是一回事。你都能看到火鸡直接走向冻肉和桌上美餐的结局。它们连一点点自己生活的影子都没有，不像牛群有自由觅食的田野，猪群有光影斑驳的果园。火鸡房都是高效的长条形建筑—锡皮棚。没有房梁、干草或温暖的马厩。就连鸡粪闻起来都比普通的牲畜粪便更尖锐、更刺鼻。没有任何稻草捆、木栅栏、鸣鸟或开花的山楂树之类的东西。火鸡们统一被赶进一片长条形地里，把它啄得一干二净。在那里，它们看起来不像什么大鸟，只像一堆堆洗好的衣服哗哗掀动着。

有一回，在妈妈去世后不久，我结婚以后—事实上，我正在打包，准备去温哥华的安德鲁那里—我在家里和爸爸待了两天。一场少见的大雨下了一整夜。黎明的光线中，我们看到火鸡场被淹了。至少，低矮的部分被淹了，好像变成了一片遍布岛屿的大湖。火鸡们挤在岛屿上。火鸡是很蠢的。（爸爸常说：“你了解鸡吗？你知道鸡有多蠢吗？好吧，与火鸡比，鸡简直就是爱因斯坦了。”）不过它们全都设法挤到了高地上，没淹死。它们没准会互相把对方推下去，会挤死，或者着凉病死。我们可不能坐等水退，于是划着一艘家里的旧船出去了。我负责划桨，爸爸把沉重湿透的火鸡拉到船上，我们再把它们弄到谷仓里。天仍旧下着零星小雨。这活儿很艰难、很搞笑，也很累人。我们都笑着。我很高兴能和爸爸一起干活。我挺喜欢所有艰难、机械、让人害怕的活计，干这种活儿，身体会累垮，思想会沉寂（尽管有时精神倒是出乎意料地轻快），我已经开始提前思乡了，已经开始预先怀念起这种生活和这个地方。我想着，要是安德鲁看到我冒着雨，两手通红，浑身泥泞，一边试图抓住火鸡腿，一边还要划船，他只会一心想带我离开这里，让我忘掉它。这种原始的生活让他恼火。我对它的依恋也让他恼火。我想，我不该嫁给他的。但是不然嫁谁好呢？难道嫁个火鸡工人吗？

此外，我也不想待在那里。我纵然舍不得离开，可要是有人让我留下，我会感觉更糟。

安德鲁的妈妈住在多伦多一幢俯瞰穆尔公园的公寓大楼里。安德鲁和妹妹都在家住的时候，他妈妈睡起居室。她丈夫，一位医生，在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时就死了。她去上文秘课，以大萧条时期的廉价卖掉房子，搬进这套公寓，在一些亲戚—她姐姐卡罗琳和姐夫罗杰—的帮助下设法养大了孩子们。安德鲁和妹妹上了私立学校，夏天还去夏令营。

“我猜想，那是清新空气基金会[2]提供的机会咯？”某次他抱怨过去生活穷苦时，我不屑地质问道。在我看来，安德鲁的城市生活可谓风雨无忧、精美考究。他妈妈在百货商店的办公室工作，回家后总会因为一天下来办公室里的嘈杂声和刺眼灯光而犯头痛，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艰苦或令人钦佩的生活。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相信她值得钦佩吧—她只是不走运而已。她操心的是她坐办公室的工作、她的衣服、她的烹饪和她的孩子们。她最担心的还是罗杰和卡罗琳会怎么想。

卡罗琳和罗杰住在公园东面，一幢漂亮的石头房子里。罗杰是个高个儿秃顶男人，脑袋上遍布雀斑，肚皮肥硕结实。他喉部做过手术，失去了声音—说话用的是一种嘶哑的低语。不过所有人都会注意倾听。有一次，在石头房子用晚餐时—这房子的餐厅里，所有家具都巨大无比，散发着深色光泽，富丽堂皇的—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想它一定是与韦塔克·钱伯斯[3]有关，后者的故事当时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这个问题尽管措辞温和，但他嗅出了内容的离经叛道，针对他所谓的我的“同情心”，他开始管我叫葛罗米柯[4]夫人。没准他其实就想找个对手，只是一直没如愿吧。那次晚餐，我注意到安德鲁给他妈点烟时手直抖。安德鲁的罗杰姨父付了他的教育费用，还担任着好几家公司的董事呢。

“他就是个固执己见的老头，”安德鲁事后对我说，“跟他争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离开温哥华之前，安德鲁的妈妈写信说：“罗杰对于你们买了一辆小型车很有看法！”感叹号传达出她的担忧之情。当时，尤其是在安大略，选择一辆小型欧洲车而不是什么大型美国车，足以被视为一种宣言—朝罗杰向来嗤之以鼻的那些方面靠近的宣言。

“那车其实没那么小。”安德鲁气呼呼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问题在于，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我们的第二晚在米苏拉度过。在斯波坎的一家加油站，我们得知2号公路上很多地方在修，我们接下来这一路肯定暑热蒸人、灰尘呛鼻，而且还有漫长的堵车，所以我们拐上州际公路，穿过科达伦和凯洛格，开进蒙大拿州。过了米苏拉，我们掉头往南，朝比尤特驶去，途中绕了下道，去看看这个州的首府赫勒拿。我们在车上玩“猜猜我是谁”。

辛西娅是某个死去的人，是个美国人，是个女孩子。或许是位女士。她不是故事人物。她没上过电视。辛西娅不是在一本书里读到她的。她不是任何去过幼儿园的人，也不是辛西娅的朋友们的家人。

“她是人类吗？”安德鲁灵光一闪问道。

“不是！这个你们忘了问了！”

“原来是动物。”我恍然大悟。

“那是个问题吗？已经十六个问题了！”

“不是，那不是问题。我只是在思考嘛。一只死去的动物。”

“是那只鹿啦。”没参加游戏的梅格插嘴。

“这不公平！”辛西娅说，“她没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