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瑞尔穿了件缎子样的象牙色红点连衣裙，屁股那里有一道镶红边的荷叶皱褶，脚上是红色高跟鞋。弗洛伦斯先生穿了一身浅蓝色夏季西装。

“你们去教堂吗？”我问。根据我的经验，人们为了这事才盛装打扮。

贝瑞尔笑了。“亲爱的，弗洛伦斯先生信的可不是那种宗教哦。”

我习惯从主日学校直接走到教堂，再坐上一个半小时。夏天，敞开的窗户飘进墓园的雪松气味，还会传来路上偶尔一辆汽车嗖地驶过、几近亵渎的声响。今天，我们把这段时间用来在我从未见过的乡村驱车穿行。我从没到过这里，尽管它离家不到二十英里。我们的卡车只会开到奶酪厂、教堂，或者在星期六晚上去镇上，开到垃圾场就算是最接近兜风的了。我见到过贝尔斯湖靠我们的这头，因为父亲冬天在那里取冰。夏天你可没法走近那里，湖岸满满当当地长着芦苇呢。我以为湖的另一头差不离也是这么回事。可今天开车过去，我看到村庄、码头和小船，深色的水面倒映着树木。所有这一切，我以前都一无所知。这里，同样也是贝尔斯湖呢。我很高兴终于看到它了，但不知怎的，对于这种惊喜并不怎么感到开心。

最后，一幢白色的框架建筑出现了。它有走廊，摆着盆栽植物，房前还有一些亮闪闪的白杨树。野树林酒吧。今天，这幢房子涂上灰泥，重装了都铎风格的横梁，取名叫作“幽居”。白杨树被砍掉，给停车场让路。

回头去教堂接我父母的途中，弗洛伦斯先生拐到我们隔壁的农场上，它的主人是麦克阿斯特一家。麦克阿斯特夫妇是天主教徒。我们两家是邻居，但不怎么往来。

“来吧，男孩们，下来。”贝瑞尔招呼我的弟弟们。“你不要动，”她吩咐我，“你待在原处。”她推搡着小男孩们走上门廊，麦克阿斯特家的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家常衣服，因为他们的教堂仪式，或者弥撒，或者不知道叫什么的玩意儿，早早就结束了。麦克阿斯特夫人走出门，目瞪口呆地听着贝瑞尔快活的说话声。

贝瑞尔独自回到车边。“好了，”她说，“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去啦。”

和麦克阿斯特一家人玩？可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家所有孩子，除了那个婴儿，都是女孩儿啊。

“他们还穿着好衣服呢。”我说。

“那又怎样？他们就不能穿着好衣服过点好时光吗？我不就是这样！”

我父母同样被弄了个猝不及防。贝瑞尔走下车，告诉父亲他可以坐前排，那里搁腿的空间宽敞些。她挤到后排，与母亲和我坐一道。弗洛伦斯先生再度掉头，开上贝尔斯湖边小路，贝瑞尔宣布我们要一起去野树林酒吧吃晚饭。

“你们全都穿戴整齐了，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呢？”她说，“我们把男孩子们丢在你们邻居家了。我想他们还太小，不懂享受这个。邻居很乐意接待他们呢。”她特别强调是他们请客，她和弗洛伦斯先生。

“嗯。可是—”父亲说，他口袋里可能五块钱都没有，“嗯。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让不让农夫进门。”

他沿着这条思路开了很多玩笑。在旅馆餐厅里，到处都是白色—白桌布，白色描花椅子—还有结满水珠的玻璃水罐，转个不停的高高的吊扇。他拿起一块尿布一般大的餐巾，出声地对我低语道：“你能告诉我这玩意儿该怎么用吗？我可以把它包在脑袋上挡风吗？”

当然了，他以前在旅馆餐厅吃过饭。他知道桌上的餐巾和馅饼叉子该怎么用。我母亲也知道—她甚至算不得乡下女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件大事。说实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有违贝瑞尔的本意—不过仍是一件重大的、令人不安的事。当众吃饭，在离家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在一个装满陌生人的大房间里吃饭；由一个陌生人—一个模样傲慢，多半是个打暑期短工的女大学生端来食物。

“我想要大公鸡。”父亲说，“它在罐子里待了多久啊？”按照他的理解，跟服务他的人开点玩笑，是一种礼貌。

“您说什么？”女孩问。

“烤鸡，”贝瑞尔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吧？”

弗洛伦斯先生样子挺阴郁。或许在花他的钱的时候，他不乐意听什么玩笑吧。也有可能他指望杯子里能有点比冰水更强劲的玩意儿。

女招待放下一碟芹菜和橄榄，母亲说：“稍等，我做一下感恩祈祷。”她低下头，轻声但是一清二楚地祷告道：“主啊，请赐福我们所用的食物，请赐福为您服务的我们，为了基督。阿门。”她容光焕发，坐直身子，把碟子推向我说：“小心橄榄，里面有核。”

贝瑞尔冲房间里四下点头讪笑。

女招待回来了，带来一篮面包卷。

“派克屋面包卷[3]！”贝瑞尔俯身嗅着香味，“趁它们还热，能把奶油融化，赶紧吃！”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瞥了一眼奶油碟。“就是这个吗—奶油？我还以为是秀兰·邓波儿的发卷子呢。”

他的脸和先前差不多阴郁，不过这是一句玩笑啊，而他说出了它，就好像授予了我们刚刚才当众请求得到的东西—赐福。

“每次他说些有趣的话呀，”贝瑞尔说—她经常用“他”来称呼弗洛伦斯先生，哪怕他就在场—“你们瞧见他是怎样不动声色的吧？这让我想起妈来了。我说的是咱们的妈，玛丽埃塔和我的。爹地呢，他说笑话的时候，你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出来了—他脸上啥都藏不住—可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能从头到尾一脸酸溜溜的模样儿。不过她一直到尸床上都还能说笑话呢。事实上，她真是那样的。玛丽埃塔，你记得她死前那年春天，躺在前厅那张床上的情形吧？”

“我记得她躺在那房间的床上，”母亲说，“是的。”

“嗯。爹地进门来，她躺在那里，穿着干净睡袍，被子掀开，因为隔壁那个德国女人刚帮她擦了个澡，还在忙着整理床铺哩。所以，爹地想显得开心些，就说：‘春天肯定就要来咯，我今天看到了一只乌鸦。’那时想必是三月吧。妈妈快嘴快舌地答道：‘哼，那你最好把我盖起来，免得它从那扇窗户看进来，打起什么坏主意！’那个德国女人—爹地说她差点把盆子都掉地上了。因为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妈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嘛。她快要死了。可她还能说笑话呢。”

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了哭也没用的时候，倒不如这样。”

“不过她也会玩笑开过了头，我说的是我妈。有一次，有那么一回，她想吓爹地一跳。他好像对一个常跑来工厂的女孩有了兴趣。哎，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嘛。妈说了：‘好吧，我自个儿死了算了，你尽管跟她厮混下去，等我回来找你闹鬼，看你咋办吧。’他告诉她别傻了，就进城去了。妈跑到谷仓，爬上一把椅子，把一根绳子绕在脖子上。不是吗？玛丽埃塔？玛丽埃塔跑去找她，发现她就那副模样儿！”

母亲低下头，双手按着膝盖，几乎像是打算再做一次祷告。

“爹地告诉了我这个，不过我自己其实也记得。我记得玛丽埃塔穿着睡衣跑下山，我猜想那个德国女人看到她跑开，就出门来找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全都跑到谷仓—我也去了，还有和我一起玩的小孩子们—妈就站在椅子上，打算好好吓唬爹地一次。她打发玛丽埃塔去找他了。德国女人哭嚎起来：‘哎呀，夫人哪，快下来啊，夫人哪，想想你的哈子们。’—哈子是德语里孩子的意思吧—‘想想你的哈子们’，诸如此类。到头来，是站在那里的我—我只是个小娃娃，不过是我注意到那绳子的。我的眼睛顺着那绳子朝上又朝上看去，看到它挂在横梁上，就搭在那里—根本没打结！玛丽埃塔没注意，那个德国女人也没注意。可我就大声说了：‘妈，绳子都没系在横梁上，你打算怎么上吊哩？’”

弗洛伦斯先生说：“这话问得好。”

“我破坏了她的游戏。德国女人冲了咖啡，我们坐下来吃了些点心。然后，玛丽埃塔，你根本没找到爹地，对吗？隔了一个街区，都能听到玛丽埃塔在哭嚎，一路哭上山。”

“她害怕是自然的嘛。”父亲说。

“那是当然。妈做过头了。”

“她是来真的，”母亲说，“她其实是想那样的，不像你以为的。”

“她是想惹怒爹地来着。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么回事。他总是说，她是个不容易相处的女人，不过很有性格。我相信，和格莱迪斯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怀念她这一点。”

“我可不知道，”母亲用她提及她爸爸时永远异常平静的口气说，“不管他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

“他们都死了，”父亲说，“我们不该去评判了。”

“我知道，”贝瑞尔说，“我知道玛丽埃塔总是另有看法。”

母亲看了看弗洛伦斯先生，相当轻松、富有感染力地笑了。“我相信我们这些家务事把你都搞糊涂了吧。”

我拜访过贝瑞尔一次，那时她已是个老太太，得了风湿病，关节扭曲，佝偻着身子。贝瑞尔说：“玛丽埃塔遗传了爹地的好相貌。她从不打扮。记得我们去旅馆那次，她穿的那件旧的深蓝色绉绸裙子吗？当然了，我知道那可能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但她非得只有这件衣服吗？你知道，我有点怕她。我没法跟她单独待在一间房间里。不过她的相貌真是出众。”我试图想起我什么时候注意过母亲的相貌，涌上脑海的就是那家旅馆，母亲浅橄榄色的皮肤被一头盘起的茂密白发衬着，明朗、端庄的脸对着弗洛伦斯先生微笑—仿佛他才是要被宽恕的人。

当时我对贝瑞尔的故事没什么想法。首先，我又饿又馋，注意力都放在烤鸡、肉汁、用冰激凌勺扣在盘子上的土豆泥，以及富有光泽的罐头蔬菜丁上，我当时觉得后者比园子里现摘的高级多了。甜点我吃的是奶油糖布丁圣代，我在它和巧克力口味之间作选择时可谓痛苦万分。其他人吃的是普通香草冰激凌。

贝瑞尔的故事干吗不可以是另一个版本呢？尽管与母亲讲的是同一件事。贝瑞尔在所有方面都怪怪的—她的一切都挺别扭，都是从一个新的视角看过来的。有那么一阵子，为主的还是母亲的版本。它吸收了贝瑞尔的故事，覆盖了它。不过贝瑞尔的故事没有消失。它被封存多年，却始终存在。就像关于那家旅馆和餐厅的印象一样。尽管我想我不会再有机会去那地方，可我知道它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贝瑞尔或者弗洛伦斯先生买单，我是不可能再去的。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事实上，我下一次到野树林酒吧，是结婚之后的事了。雄狮俱乐部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宴会和一场舞会。我嫁的男人，丹·凯西，是俱乐部成员。那时候，你在那里可以买到酒喝。丹·凯西可不会去任何买不到酒的地方。然后它被改造成“幽居”，现如今，除了周日之外，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周四晚上还有个男脱衣舞表演者。我和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们会去那里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

农场在1965年以五千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买下它，也许是为了建个休闲农场，或者纯粹是投资。两年后，他把它租给一个公社。它维持了十来年，其间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养山羊，卖羊奶给镇上开的健康食品店。他们在谷仓面对马路的墙上画了一道彩虹。他们在窗户上挂扎染床单，任院子里的长草和野花繁茂。我父母后来终于给房子接了电线，可这些人并不用电。他们选择油灯和烧木柴的炉子，脏衣服都送到镇上洗。人们说，这些人不懂摆弄油灯或柴火，迟早会把整个地方烧掉。但是他们没有。事实上，他们干得不赖。修理了房子和谷仓，辟出一个大园子。甚至给土豆田撒药粉，防止枯死病—尽管我听说这个做法在他们中引起一些争执，导致一些比较刻板的成员退出。实际上，这地方变得比周围留在原先的农户手中的农场要好得多。麦克阿斯特家的儿子在他家农场上做起旧车零件生意。我的弟弟们早已远走高飞。

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不过我有种感觉，宁愿看到农场完全荒废—宁愿看到它落入流氓和乞丐手中—也不愿看到谷仓上那道彩虹，还有墙上绘制的几排类似埃及文的文字。那像是个嘲讽。我甚至不喜欢看到那些人进城的样子—男人头发梳成辫子，大衣上有破洞，我相信那是故意割出来的。女人留长发，不化妆，一脸恭顺超然的表情。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我很想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觉得可以过来嘲弄我父母，嘲弄他们的生活和贫穷？不过，一想到彩虹和那些字母，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无意嘲弄或模仿我父母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把我父母的取而代之，几乎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和习惯。我真希望它们失败。

结果果然差不离。公社解体了。山羊消失了。女人们有些搬到镇上，剪短头发，化了妆，当起女招待或收银员，抚养她们的孩子。那个多伦多男人给这个地方挂上出售牌，一年后它卖了个比当初他付的十倍还要高的价钱。一对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买下了它。他们把外墙刷成浅灰色，用牡蛎色缀边，开了几扇天窗，装了一扇漂亮的前门，门两侧各安一盏马车灯。他们对内部也进行了彻底改造。人家告诉我，我再也不会认出它了。

在这一切之前，在房子清空、准备出售的那一年，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它由我的公司经手，归另一个经纪人管，不过我有一把钥匙。我是在一个周日下午去的。有个男人陪着我，不是客户，而是一个朋友—博比·马科斯，我那会儿经常和他厮混。

“这是个嬉皮士的地盘嘛。”我停车的时候，博比·马科斯说，“我以前到过这里。”

他是个律师，一个天主教徒，与妻子分居。他想要安顿下来，在这里的镇上开业。不过此地已有一个天主教律师，生意清淡。每周总有两回，博比·马科斯晚饭前就喝得酩酊大醉。

“不止如此。”我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长大。”我们穿过野草，我打开门。

他说，以前听我的口气，他还以为那是在远得多的地方呢。

“那会儿它确实显得挺偏远。”

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地板扫干净了。木制家具新近涂了油漆—我吃惊地发现，窗玻璃一尘不染。有些是新玻璃，有些仍是坑坑洼洼的旧玻璃。一些墙面上的墙纸被撕掉，刷了颜色。厨房的一堵墙涂成深蓝色，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鸽子。前厅的一面墙上画了巨大的向日葵，还有一只几乎同样巨大的蝴蝶。

博比·马科斯吹了声口哨，“还是个艺术家呢。”

“你要这么说也行啊。”我说着，转身走进厨房。烧柴的炉子还在。“我妈有一次烧掉了三千块，”我指着，“她在那个炉子里烧掉了三千块。”

他又吹声口哨，不过含义与刚才大大不同。“你什么意思？她丢进了一张支票吗？”

“不，不是。都是现金。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进城到银行，让人把它全部兑成现金，装了一鞋盒。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她一次只丢几张钞票，免得火烧太大。爸爸站在那里看着她烧。”

“你在说什么啊？”博比·马科斯说，“我以为你们穷困潦倒呢。”

“不错，我们是穷得要命。”

“那她怎么会有三千块？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三万块了。真的。比今天的三万块还要多啊。”

“那是遗产，”我说，“从她爸爸那里得到的。她爸爸住在西雅图，给她留下三千块。她把它都烧了，因为她恨他。她不想要他的钱。她恨他。”

“那得多恨啊。”博比·马科斯说。

“这不是关键。她对他的恨，还有他是不是足够坏，让她有理由这样恨他，很有可能他没那么坏，都不是关键。”

“钱嘛，”他说，“钱总是关键。”

“不。我爸爸任由她这么做了，这才是关键。对我而言是这样的。爸爸站着，看着她这么做，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要是任何人试图阻止她，他会保护她。我想那就是爱吧。”

“有人会认为那是发疯。”

我记得那就是贝瑞尔的看法，一字不差。

我走进前厅，盯着那蝴蝶看，看它粉色和橙色的翅膀。我又走进前面的卧室，看到墙上画了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拉手的正面像。他们赤裸着，比真人还要大。

“这让我想起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那张照片，”我对跟在后头进来的博比·马科斯说，“那张唱片的封面，记得吗？”我不想让他觉得他在厨房里说的话弄得我不高兴了。

博比·马科斯说：“头发颜色不一样。”

不错。这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大色块涂出的黄头发，就像漫画里的画法一样。马尾般的黄头发卷曲着挂下他们的肩头，小猪尾巴一般的黄色发卷装点着他们并不显得隐私的部位。他们皮肤的颜色是一种平淡的卡其粉色，眼睛是一种直勾勾的蓝色，就像厨房墙上的蓝色。

我注意到他们在画这幅画之前，没怎么撕干净墙纸。角落里还残留了一点墙纸，呼应着另外几面墙—一种现代派的粉色、灰色和紫红色泡泡交错的图案。想必是那个多伦多男人贴上去的。贴新墙纸的时候，底下的旧墙纸没撕掉。我能看到它的一角，白底上的矢车菊。

“我猜这是他们玩那些性游戏的地方吧。”博比·马科斯用一种熟悉的语调说。那种凝重、悲哀、不自在却又毅然决然的语调，那种体面中年男子的并不特别友善的欲望。

我不作评论。我撕掉几片泡泡墙纸，想看下面的矢车菊。突然我撕到一片松动的地方，一撕一大片纸。不过矢车菊墙纸也被带了下来，掀起一小股灰泥粉末。

“为什么？”我说，“来说说看，为什么一提到这样的地方，没哪个男人不是两秒钟不到就要扯到性的话题？只要一提到‘嬉皮士’或者‘公社’，你们所有这些人能想到的就只有性交！就好像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狂欢、滥交，没完没了的性交！我烦透了—这蠢透了，真让我恶心！”

在车里，从旅馆回家的路上，我们像原先一样坐—男人坐前排，女人在后排。我坐中间，两侧是贝瑞尔和母亲。她们发热的身体隔着衣服贴着我。她们的味道压过了我们正穿过的雪松树丛，以及一个个小水塘的味道，在那些小水塘边，贝瑞尔对睡莲花啧啧惊叹过。贝瑞尔散发出的是罐子和瓶子里那些东西的味道。我母亲散发出的是面粉、硬肥皂和她那好衣服上温热的绉绸味道，以及用来擦掉污渍的煤油的味道。

“一顿可爱的晚饭，”母亲说，“谢谢你，贝瑞尔。谢谢你，弗洛伦斯先生。”

“我不知道谁还能去干挤奶的活儿了。”父亲说，“我们都已经这么气派地吃过饭啦。”

“说到钱嘛，”贝瑞尔说—尽管其实没人提这个话题—“介意我问一句吗？你们是怎么处理你们的钱的？我把我那份都用来投资房地产了。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你不会亏的。我在想，你们该弄个电炉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在大夏天费神点火，或者摆弄那个煤油玩意儿了，不管是哪个吧。”

车里所有其他人都笑了，甚至包括弗洛伦斯先生。

“那是个好主意，贝瑞尔。”父亲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搁东西，直到我们通上电为止。”

“哦，天哪，”贝瑞尔说，“我怎么这么蠢？”

“而且我们实际上也没钱。”母亲快活地说，好像在继续这个笑话似的。

贝瑞尔尖锐地说：“你写信说你收到了。你收到了和我一样多的钱。”

父亲在座位上侧过身子：“你们在说什么钱啊？”他问，“这是什么钱？”

“从爹地的遗嘱中得的，”贝瑞尔说，“你去年得的嘛。唉，或许我不该多嘴。就算你不得不用它还什么账，那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不是吗？没关系的。都是自家人。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还什么账，”母亲说，“我烧掉它了。”

然后她说了大约一年前的某天她如何坐卡车进镇，让人把钱装在一个她特地带去的鞋盒里。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里，烧了。

父亲转回身，脸对着前方的路。

我能感觉到母亲讲述的时候，贝瑞尔在我身边扭动着。她抽搐着，微微呻吟着，好像强忍着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故事讲到最后，她发出一声震惊、痛苦、愤怒的呻吟。

“你竟然烧钱！”她说，“你在炉子里烧钱！”

母亲的声音依然欢快：“你这口气，好像我烧掉的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似的。”

“你烧掉了他们的机会啊。你烧掉了这钱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我的孩子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钱了。我们谁也不需要他的钱。”

“那是犯罪啊。”贝瑞尔嘶哑地说。她把声音转向前排，“你干吗不管管她？”

“他不在场，”母亲说，“当时没人。”

我父亲说：“那是她的钱，贝瑞尔。”

“都一样，”贝瑞尔说，“那是犯罪。”

“犯罪是你报警了才算的。”弗洛伦斯先生说。就像那天他说的其他话一样，这引起了一点点惊奇，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不过感激之情并非发自所有人。

“别假装这不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事，”贝瑞尔冲前排吼道，“别假装你没这样想！因为确实如此，而且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父亲不曾站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钞票放进火焰。不会有这种事。他甚至不知道它—事情一清二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到那个星期天下午，在弗洛伦斯先生的克莱斯勒汽车里，在母亲讲给他们所有人听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那么，我为什么能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一幕，就像我对博比·马科斯（以及对别人—他并不是第一个）形容的那样呢？我看到父亲站在屋子中央的桌子边—有装刀叉的抽屉、铺着刷洗干净的油布的桌子—桌上搁着那盒钱。母亲正小心地把钞票丢进火里。她一只手用熏黑的钳子拉着炉门盖子。父亲站在旁边，似乎不仅允许她这么做，还在保护她。一幕庄严的景象，但并不疯狂。正在做着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情的两个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做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而他们中的另一个相信，重要的在于让第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继续。他们知道别人未必认同这些，但他们不在乎。

要我相信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该有多难啊。看起来它完全就是真的。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信仰吧。我从没停止过这种信仰。不过我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自打博比·马科斯之后，我再没对哪个人讲过。我想再也没有了吧。我不再讲，不是因为它严格说起来不是真的。我不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意识到不能指望别人像我一样理解它。不能指望他们对这事表示出任何一点赞许。我甚至都不能说自己也赞同它呢。要是我属于会赞同它、会这么做的人，又何至于干出后来那些事呢—十五岁离家出走，到饭店打工，去夜校学打字和速记，进入房地产公司，最后成为一名有执照的经纪人。我也就不会离婚了。父亲就不会在县立老人之家去世了。我的头发，也本该遵循多年前就开始的自然变化，一直是白色的，而不是弄成一种叫作“日出铜”的颜色。这一切，就算我能，我也一件都不会改变，真不会。

博比·马科斯是个体面人—心肠好，有时还有点想象力。我像那样冲他发火之后，他说：“你不用对我们这么苛刻嘛。”很快又说，“这是你小时候的房间吗？”他觉得那就是提到性游戏的话题让我生气的原因。

我想，不妨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我回答说是的，不错，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最好还是当场就和解吧。纵然分手是迟早的事，善意与和解的时刻仍旧值得拥有嘛。不知道这些时刻在一些人（比如说我本人）的处境中，是否更会被珍惜，被刻意追求，甚于在那种旧式婚姻中呢—在那里，爱与恨每每都是悄悄滋生，如此混沌一团、冥顽不灵，好像真能熬到地老天荒似的。

[1] 原文为“Fame”，作为名词有“名声”之意。—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 《旧约》中的一位先知。

[3] 1870年由波士顿的派克屋酒店首创的一种面包卷，在面包卷里加入额外的黄油烤制而成，味道香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