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时接到电话，是父亲打来的。那是我离了婚，干起房地产行当后没多久的事。我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九月挺热的一天。

父亲礼貌周全，哪怕对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厌其烦，先对我问候一番。乡下人讲究礼节。就算为了通知你家房子着火了，电话里也必定先是一通寒暄。

“我很好啊。”我说，“你呢？”

“不咋样吧，我觉着。”父亲答道，还是他那老一套口气—带点歉意又有点矜持。“我想，你母亲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着“死了”。这个我懂。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看到的是母亲戴着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远的样子。“去了”这个词好像满载的不是别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欢乐—门一关，你家回到正常状态，你可以无拘无束地享用空间时的兴奋感觉。我父亲的语气里也流露出这种情绪—在歉意的后面，有一种类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调。然而，我母亲从来都不是个负担啊—她一天也没病过—而且，对于她的去世，我父亲远非感到宽慰，而是难以接受。他说，他从来过不惯一个人的日子。他心甘情愿地搬进内特菲尔德县立老人之家。

他告诉我中午进门时发现我母亲躺在厨房沙发上。她摘了些西红柿，摆在窗台上捂熟，然后一定是觉得不舒服，躺了下来。讲着讲着，他声音颤抖起来—正如你能预料到的，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不知所措吧。我在脑海中看到那张沙发，它铺着旧被子，就在电话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给你打个电话吧。”父亲说。然后等着我吩咐他该干什么。

每天中午、晚上，还有早上，一睁眼，母亲都要跪下祈祷。对她来说，每一天的开始都蕴含着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总结所做、所说、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认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生活挺无趣的吧，但他们没看到关键。首先，这样一种生活永不会令人厌倦。没有哪件事对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长的。即便困难重重，生病、穷困、丑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灵魂，就像用盘子端着一枚珍宝走过人生。午饭后上楼祈祷时，我母亲总是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庄严地微笑着。

她是十四岁那年，在一次营地聚会时被拯救的。就在那个夏天，她自己的妈妈—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几年，我母亲都会和其他许多被拯救的人一起聚会，其中有些人被拯救了一次又一次，是些热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会讲述聚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讲过有个老人站起来嚷道：“下来吧，主啊，下到我们中间吧！穿过屋顶下来吧，屋瓦的钱我来赔！”

结婚后，她做回一个简单的圣公会信徒，一个认真的信徒。那会儿她二十五岁，我父亲三十八岁。一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的人儿，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长社交；不过也是一对认真的人儿—要我一准会这么形容他们。现如今没什么人这样认真地生活啦。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笃信宗教。他是圣公会信徒，奥兰治党员，那也是一个保守党派，因为他从小就受那样的教育。几个儿子当中，他留在农场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们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亲，等着她，和她结婚。然后他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家庭，为此倍感幸运。（我有两个兄弟，以及一个婴儿时就夭折的妹妹。）我总感觉，在我母亲之前，我父亲从没睡过别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没和她睡过。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为我母亲一直不肯结婚，直到她把她妈去世后，她爸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钱都还了回去。一笔一笔账她都记着—食宿啊，书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后偿还。身为教师，她结婚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有积蓄，也没嫁妆、床上用品或餐具。父亲时常开玩笑地做出一脸忧郁神情，感叹他本指望娶个银行里有存款的女人。“不过，要弄到银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脸蛋儿，”他说，“有时候那样划不来啊。”

我们家有大大的、屋顶高高的房间，装着墨绿色百叶窗。百叶帘拉下、挡住太阳的时候，我常喜欢晃着脑袋，捕捉从孔穴和缝隙里透进的光线。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脸，甚至远方的城市。我给两个儿子讲这个，他们的爸爸丹·凯西说：“瞧，你们妈妈家里穷透了，他们连电视都买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这些污渍—你们的妈妈只有天花板上的污渍可看！”他素来喜欢取笑我以贫穷为荣的想法。

父亲很老的时候，我发觉他并不怎么介意人们尝试新做法—比如说吧，我的离婚—他更介意的是他们编出各种新理由来作解释。

谢天谢地，他无须知道嬉皮士公社那类事。

“主可从来没想这样。”他常这么感叹。在绣线菊灌木丛后头，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们围坐在漫长昏暗的走廊里，他会感叹，主可从来没想要人们骑着摩托车或雪地摩托车在乡下乱闯。还有主可从来没想要护士们的制服变成长裤。护士们对此毫不介意。她们管他叫“帅哥”，还告诉我他是一个真正的老甜心，一个真正虔诚的老绅士。她们对他那头浓密乌发惊叹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头密发。她们给他洗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趁还湿着，用她们的手指给它绕出波浪。

有时，尽管她们百般照料，他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他想回家。他担心母牛啊，篱笆啊，还操心谁来起床生火的问题。偶尔也会有个把刻薄的瞬间—不过非常少见。一次我进门时，他带着敌意，轻蔑地瞥我一眼，说：“这会儿你膝盖上的皮还没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问：“为啥？擦地板吗？”

“做祈祷嘛！”他唾弃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谁说话。

我不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以外还有过什么别的颜色。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留—它曾经是棕色的。我常常缠着她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伦特，还是像多莉？”它们是我们家的两匹工作马，组成一支马队。

“我说不清。那又不是马毛。”

“是像巧克力吗？”

“有点吧。”

“它变白了，你不难过吗？”

“没有，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样了。”

恨始终是一种罪过，母亲告诉过我。记住这个。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我被这个震住了，挺想做个试验来着，但我知道不能浪费牛奶。

我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关于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各种事情，都知道或者听说了。我取名尤菲米亚，这曾是我母亲的母亲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名字，现如今没人叫这个了。在家里他们叫我菲米，不过，我工作后，自己改名叫费玛[1]。我丈夫，丹·凯西，就管我叫费玛。多年后，我离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饭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门，一个男人问我：“费玛，我一直想问你来着，你到底为什么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为我会浪费时间跟你这样的傻瓜讨论？”

之后我想过彻底换个名字，诸如琼之类的，可除非我从这里搬走，否则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岁，帮着母亲给楼下一间闲置的卧室贴墙纸。母亲的妹妹贝瑞尔要来看我们。两姐妹已多年未见面。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们的父亲很快就再婚了。他带着新老婆和小女儿贝瑞尔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是西雅图。母亲不愿跟他们走。她留在他们之前一直住着的拉姆塞镇上，在一对没孩子的邻居夫妇家寄宿。她和贝瑞尔长大后只见过一两面。贝瑞尔住在加利福尼亚。

墙纸是白底矢车菊花纹的。它是一卷纸的最后一截儿了，母亲以打折价买了来。这意味着我们得煞费苦心地对图案，门背后只能用碎片和纸条拼拼凑凑。那时还没有自粘墙纸这种玩意儿。我们在前厅支起一张搁板桌，调了糨糊，用板刷刷到墙纸背面，挑掉疙瘩。我们忙活着，窗子推上去，留着纱窗透气，关着纱门，敞开前门。透过纱网和不平整的旧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热无比，百花盛开—牧场上开着乳草和野胡萝卜花，芥菜疯长，几片田当时种着荞麦，一片奶油色。母亲唱着歌。一首据说是她妈妈常在她和贝瑞尔还是小女孩时唱的歌。

我从前有个情郎，现在落了单。

他走啦，留下我一个人泪汪汪。

他走啦，把我抛下，可我不悲伤。

我呀要再找个情郎，比他还要强！

我兴高采烈，因为贝瑞尔要来了，一个客人，从加利福尼亚远道而来。此外，也因为我六月底进镇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希望很快收到高分录取的消息。乡间学校所有读完八年级的人都要到镇上考试。我喜欢这个—沙沙响的大张考卷，庄严的寂静，石头造的巨大的高中校舍，刻在桌上、涂了清漆变成深色的古老缩写字母。屋外首度绽放的夏天，绿色黄色的光线，带有城镇气派的栗子树，还有金银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镇子，我如今住了大半辈子的镇子。我对这些惊奇不已，对我自己也一样—这个能够轻而易举地绘制地图、解答难题、知道许多答案的人。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聪明。不过我还不够聪明，不足以理解最简单的事实。我甚至不明白，参加考试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可能上高中。怎么上呢？那时还没校车，你得住到镇上。我父母供不起这个。就像那时候的很多农夫一样，他们只有一点点现金。奶酪厂付的钱就是唯一的固定收入。而且他们也不觉得我的生活该往那个方向发展，去读高中。他们觉得我该待在家里，帮母亲做事，或许还可以出门打工，到邻近的人家照料生病或生孩子的女人。一直干到比如说我结婚为止。那就是我收到成绩之后，他们要对我宣布的。

你或许会以为我母亲未必这么想，她本人可是当过老师的。可她说，上帝不在乎。上帝对于任何人做什么工作受什么教育都不感兴趣，她告诉我。他才不在乎那个呢，只有他在乎的事情才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我头一回意识到，上帝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敌对者，而不仅仅是某种小麻烦或者大摆设。

母亲小时候的名字叫玛丽埃塔。当然了，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贝瑞尔来之前，我从没听人这样叫过她。我父亲一直用的是“母亲”。我有个孩子气的想法—我知道它是孩子气的—觉得我母亲比别的母亲们更适合“母亲”这个叫法。“母亲”，而不是“妈妈”。不在她身边时，我总想不起来母亲的脸是啥样，这让我害怕。坐在学校里，离家只隔了一个山坡，我会试图想象母亲的脸。有时我觉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着母亲死了。不过我总能感觉到她，会因为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想到她—一架立式钢琴，或者一条高高的白面包。挺荒唐吧，可这是真的。

在我心里，玛丽埃塔是独立的，没被吸纳进母亲成年的身体里。玛丽埃塔还在她那个拉姆塞镇，在渥太华河边乱跑着哩。那个镇子，路上全是马匹和水坑，街头黑压压的，挤满周末从矮树林涌出的人群，伐木工们。大街上开了十一家旅馆，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玛丽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出的一条陡峭街道的中间。那是一幢双宅建筑，前方有两扇飘窗，两个前廊由一道木栅隔开。另一半住着萨克里夫一家，玛丽埃塔在她妈妈去世、爸爸离开镇子后，就寄宿在他家。电报员萨克里夫先生是英国人。他老婆是德国人。她总是冲咖啡而不是沏茶。她会做奶酪卷。面团从桌边挂下，宛如一张精致的桌布。有时，玛丽埃塔觉得它看起来像一张皮肤。

正是萨克里夫太太说服了玛丽埃塔的妈妈不要上吊。

那是个星期六，玛丽埃塔待在家里没上学。她醒得很迟，家中一片寂静。她向来害怕这个—一幢寂静无声的房子。她放学后一开门就会大声嚷嚷：“妈妈！妈妈！”妈妈经常不回答。但她都在。玛丽埃塔听到炉子格栅的咔咔声，铁熨斗稳稳当当的啪啪声，心头一阵宽慰。

那天早上，她什么也没听到。她走下楼，切片面包，涂上花生酱和糖浆，折起来吃。她打开地窖门招呼几声。她走进前厅，透过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贝瑞尔和几个邻居孩子从人行道边一小片长草的斜坡上滚下来，翻起身爬到坡顶，再滚下来。

“妈妈？”玛丽埃塔嚷道。她穿过房子，走向后院。时值暮春，天气多云而暖和。发芽的蔬菜园里，泥土濡湿，树上的叶子好像突然长满了，滴答着夜里积下的雨水。

“妈妈？”玛丽埃塔在树下，在晾衣绳下喊。

院子尽头是一个小谷仓，存放柴火、工具和旧家具。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玛丽埃塔看到妈妈的脚，妈妈的黑色系带鞋。然后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长裙、围裙、卷起的袖口。妈妈白得发亮的白胳膊、脖子，还有脸。

妈妈站在椅子上没回答。她没看玛丽埃塔，自顾自微笑着，脚底板叩击着椅子，好像在说：“我在这儿哩。你想怎么着吧。”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这种奇怪、紧张的表情笑着之外，她还有哪里不大对劲儿。站在一把椅背的横档都不见了的椅子上，这椅子被她拖到谷仓中间，摇摇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阴影。

是一根绳子，从头顶横梁挂下来的一根绳子尽头绕出的一个环。

“妈妈？”玛丽埃塔用突然虚弱的声音请求道，“妈妈，请你下来吧。”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因为她担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会惊动妈妈，让她蹬开椅子，把全身重量挂上绳子。不过，就算玛丽埃塔想喊，也喊不出来。她全身只有力气发出这可怜的细线一样的声音—就像在梦里，一只野兽或者一台机器正往你身上碾来的时候。

“叫你爸爸来。”

妈妈命令道。玛丽埃塔赶紧照办。她拖着灌满恐惧的双腿跑起来。穿着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来。她跑过贝瑞尔和别的孩子，他们还在斜坡上打滚。她沿着那会儿还是木板栈道的人行道跑着，跑上没铺路面、布满昨夜积起的水坑的马路。马路穿过铁轨，在山脚下与镇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间有一些仓库和小工厂。玛丽埃塔的爸爸的马车制造厂就在其中，运货马车、轻便马车和雪橇都有生产。事实上，玛丽埃塔的爸爸发明了一种在矮树林中运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请到了专利。他的事业在拉姆塞刚刚起步。（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财。一个喜爱旅馆酒吧、理发店、马车赛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惧工作—公允地讲。）

玛丽埃塔在工厂没找到他。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干活的院子，在新鲜锯末中跌跌撞撞。工人们哄笑起来，冲她摇脑袋。不。不在这。这会儿不在。不晓得。你干吗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点衣服穿上？

他们并没恶意。他们没觉察到出事了。但是玛丽埃塔向来无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连路过都憎恨，更不用说进去了，原因就在于此。哄笑的男人们。因为这个，她厌恶理发店，厌恶它们的味道。（她后来和我父亲去舞会时，特意请他不要往头发上涂发胶，因为那味道会让她想起这些。）某家旅馆外头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这对玛丽埃塔而言简直就是一团毒药。你竭力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可你能肯定那一准是些恶毒之语。哪怕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也会哄笑，那同样恶毒—恶毒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毒药。玛丽埃塔在得到拯救后，才做到了从他们面前昂首走过。上帝是她的武装，她径直从他们当中穿过，没有任何东西能磕绊她，没有任何东西能灼伤她。她像但以理[2]一样安全无虞。

现在她转身又跑起来，沿来路跑回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家跑。她觉得她离开母亲是个错误。妈妈为什么吩咐她走开？为什么想要她爸爸来？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悬挂在绳子尽头，尚且温热的尸体迎接他。玛丽埃塔本该留下—她本该留下，劝说妈妈收手。她本该跑到萨克里夫太太，或者任何邻居那里求助，而不是这样浪费时间。只是她想不到谁可以帮她，谁居然会信她的话。她以为所有人家，除他们家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为威胁和痛苦这类东西根本不存在于别人的房子里，所以对别人无法解释。

一列火车正开进镇里。玛丽埃塔不得不停下等着。乘客们从车窗里看她。她当着那些陌生人的面，忍不住放声痛哭。火车开过，她继续朝山上跑去—这场面真值得一看。她头也没梳，光脚沾满泥泞，只穿着睡衣，发疯一样，脸上泪淋淋的。她跑进自家后院，看到谷仓便哭嚎起来。“妈妈！”她哭嚎着，“妈妈！”

里面没人。椅子摆在原处。绳子在椅背上晃荡。玛丽埃塔断定妈妈已经走出那一步。她妈死啦—绳子被切断，她被放下来，运走啦。

不过，一双温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头，萨克里夫太太说：“玛丽埃塔。安静点。玛丽埃塔，好孩子。别哭了。进来吧。她很好，玛丽埃塔。进来你就看到了。”

萨克里夫太太的外国口音说着“玛丽—埃—达”，给这个名字平添一种浓郁、不同寻常的韵味。她满怀慈爱。后来，玛丽埃塔住到萨克里夫家，被当成这家的女儿一样对待，而这是一个完全和她想象中的别人家一样平静舒适的人家。不过，她在这里始终没找到做女儿的感觉。

在萨克里夫太太家的厨房里，贝瑞尔坐在地板上啃着一块葡萄干饼干，和黑白两色的小猫迪基玩耍。玛丽埃塔的妈妈坐在桌边，面前搁着一杯咖啡。

“她真傻。”萨克里夫太太说。她指的是玛丽埃塔的妈妈还是玛丽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语单词不多，没法说清。

玛丽埃塔的妈妈笑了。玛丽埃塔眼前一黑。在这么个温暖潮湿的早上，哭嚎着一口气跑上山，弄得她昏过去了。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从萨克里夫太太手中的汤匙里喝着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贝瑞尔抓着迪基的前爪，当作一件逗她开心的礼物递过来。玛丽埃塔的妈妈依旧坐在桌边。

她的心碎了—每次我母亲都是这么总结的。这就是结局。这几个字收拢了整个故事，一锤定音。我从没问，是谁弄碎了它呢？我从没问，男人们毒药般的话都说的啥呢？“恶毒”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玛丽埃塔的妈妈没上吊，反倒笑了。很久以前，她坐在萨克里夫家的厨房桌边笑了。她的心碎了。

对于母亲的闲聊和故事，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它们后头有什么东西膨胀着，就像一个你没法看透、找不到尽头的云团。有一团乌云，或者一剂毒药，侵入了母亲的生活。当我让母亲难过的时候，我也成了它的一部分。于是我会用头撞着母亲的肚子和胸部，撞着她高高的、坚实的身体，祈求宽恕。母亲总会叫我去问上帝。可我不得不与之理顺关系的并非上帝，而是母亲。看起来，她仿佛明了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比寻常的谎言、诡计和劣行更糟糕，糟糕得多。那真是一种令人恶心的耻辱啊。我撞击着母亲的身体，想要她忘掉。

我的弟弟们却毫无这种烦恼。我从没觉得他们有。我觉得他们就像些开心的野人，无拘无束地乱逛，根本不用明白什么。当我自己有了两个儿子，而没有女儿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终于可以从此打住—那些故事，那些悲伤，那些你无法抵御亦无法解决的古老谜团。

贝瑞尔姨妈说，不要管她叫姨妈。“我不习惯当谁的姨妈，亲爱的。我甚至连谁的妈妈都还不是呢。我就是我。叫我贝瑞尔好了。”

贝瑞尔是速记员出身，现在创建了自己的打字速记公司，雇了很多女孩。她和一个男性朋友一起来，叫弗洛伦斯先生。她信上写，会搭朋友的车来。但没提这个朋友是打算住下，还是打算马上就开走；甚至没提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弗洛伦斯先生要住下来。他是一个瘦高的男人，一张晒黑的长脸，眼睛颜色非常浅，还有个抽抽嘴角的习惯，没准是在表示微笑吧。

到头来，他成了在我和母亲贴了墙纸的房间里睡觉的人；因为他是陌生人，而且是个男人。贝瑞尔只好跟我睡。一开始我们觉得弗洛伦斯先生相当粗鲁，因为他不习惯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也不习惯他的。头天早上，父亲对弗洛伦斯先生问候道：“呃，希望你在那张旧床上好歹能睡个囫囵觉吧？”（其实闲置房间里的床铺着羽毛褥垫，再舒服不过。）而弗洛伦斯先生应该回答说，他从没睡得比这更舒服了。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说：“比这更糟的我也睡过。”

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他的车里。一辆宝蓝色的克莱斯勒，战后生产的第一批。座椅、地板、车顶和车门上的软垫全都是珠灰色的。弗洛伦斯先生牢牢记着这些颜色的名称，一旦你只说“蓝色”或“灰色”，他就会纠正你。

“我觉得这就是老鼠皮的颜色嘛，”贝瑞尔大大咧咧地评价道，“我告诉他这就是鼠皮色！”

汽车停在房子边的槐树丛下。弗洛伦斯先生坐在车里，摇上车窗，在奢华的新车味道中抽烟。

“恐怕我们没怎么让你的朋友快活哪。”母亲说。

“我才不会操心他呢。”贝瑞尔说。她说到弗洛伦斯先生，总好像关于他有个只有她明白的笑话似的。之后很久，我都怀疑他莫非在仪表板下的抽屉里藏了那么一瓶，时不时呷一口振作精神。他一直戴着帽子。

贝瑞尔本人则享受了双份的快乐。她不像通常的女客人那样坐在家里，跟母亲聊天，而是要求参观农场上的所有东西。她说，我得带着她四处走走，解释各种事情给她听，还要提防不要让她跌进什么肥料堆里。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展示的。我带贝瑞尔去冰屋，一块块冰像梳妆台抽屉那么大，更大的冰块埋在锯末里保存着。每隔几天，父亲就会砍下一块冰，搬进厨房，在一个锡皮盒里融化，用来冰镇牛奶和奶油。

贝瑞尔说她从不知道冰有这么大块的。她似乎热衷于发现各种事物是多么奇特、可怕，或者滑稽。

“你们到底是打哪儿弄来那么大的冰块的呢？”

我搞不清这句是不是玩笑。

“从湖上。”我说。

“从湖上！你们这儿有整个夏天都结冰的湖吗？”

我告诉她父亲如何每年冬天从湖上取冰，拖回家埋在木屑里，木屑可以防止冰融化。

贝瑞尔说：“不可思议！”

“嗯，化还是会化一点的。”我说。我对贝瑞尔失望透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去赶牛，贝瑞尔一个人继续溜达。一个穿白色休闲裤的稻草人（父亲后来就是这么叫她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用夺目的红色缎带系在下巴上。她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她穿的是凉鞋—都涂成和缎带一样的颜色。她戴着当时人们都戴的小小的深色太阳镜。（我认识的那些人不算—他们可没有太阳镜。）她有一张大红嘴，发出响亮的笑声，头发是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异常耀眼，像樱桃木。她是那么热闹、闪耀，打扮得那样炫目，以至于很难判断她到底好不好看，开不开心，或者任何事情。

我们沿牛群走的小道走着，没再怎么交谈，因为贝瑞尔与牛群保持距离，忙着小心下脚的地方。等我把它们全拴进牛栏，她又凑了过来。她点了支烟。没人在谷仓里抽烟。父亲和别的农夫在这里总是嚼烟草来替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贝瑞尔嚼烟草。

“你会给它们挤奶吗，还是由你爸来弄？”贝瑞尔问，“那很难吗？”

我抓住母牛的奶头，挤下一点奶。谷仓猫群里的一只跑过来跃跃欲试。我把细细一股牛奶射进它嘴里。我和猫都扬扬得意。

“那样会痛吗？”贝瑞尔问，“想想看，要是换了是你的话。”

我可从没把母牛的奶头和我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联系起来过，这猥亵的意味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从此我再也无法像这样不假思索地随手抓住一个温暖、粗糙的奶牛奶头了。

贝瑞尔睡觉时穿一件缀有本白色花边的桃色尼龙睡衣。她还有一件配套的袍子。她说“本白色”，就像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他的宝蓝色和珠灰色一样郑重其事。

我设法在脱衣服或换睡袍时都不暴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这是很难弄的。我没脱内衣裤，希望贝瑞尔也这么做。与一个成年人睡一张床，对我而言真是折磨。不过，我倒是趁机研究了贝瑞尔称之为美容套装的玩意儿们。装了一团团棉花球的手绘玻璃罐、滑石粉、乳液、冰蓝色的紧肤水、小罐红色和紫红色的唇膏—看起来油亮亮的。蓝色和黑色铅笔。指甲锉板，一块浮石，散发着浓烈香蕉味儿的指甲油，装在一个贝壳形状赛璐珞盒里的敷面粉—它有个听起来像甜点的名字—“甜杏花”。

我在夏天用的煤油炉上热了一点水。贝瑞尔擦干净脸，突然像是变了个人，我几乎以为脸盆里会有片片剥落下来的化妆壳儿，就像我们浸湿、剥下的旧墙纸一样呢。贝瑞尔的皮肤现在变得苍白，遍布细细的裂纹，挺像初夏时分水坑底部渐渐干涸的发亮的淤泥。

“瞧我的皮肤变成啥样了，”她说，“节食。我过去有一百六十九磅重呢，减肥减得太快，脸整个陷下去了。不过，现在我弄到了这种膏。是用秘方做的，你在市场上都买不到呢。闻闻。你看，它闻起来一点也不香，一股子正经八百的味道。”

她用棉花球往脸上拍膏，拍来拍去的，拍到一点也不剩。

“闻起来像猪油。”我说。

“全能的上帝啊，我出了那么大价钱，可不是为了往脸上涂猪油啊。别告诉你妈我拿上帝说事了哦。”

她往水杯里倒点干净的水，打湿梳子，把头发梳湿，用手指绕起一缕缕头发，用两个交叉的发夹把绕好的发卷别到脑袋上。再过两三年，我自己也做起这种事来了。

“永远记得把头发打湿，不然卷起来一点用也没有，”贝瑞尔说，“而且永远记得要向下卷，哪怕你想要它耸起来。明白了吗？”

我卷着自己的头发时—卷了好多年—时不时想起这话，寻思着人们给过的所有建议中，我遵守得最严格的就数这一条了。

我们熄灯上床。贝瑞尔说：“真不知道天会这么黑。真不知道还有这么漆黑的晚上啊。”她喃喃低语着。我很迟钝地意识到，她是在将乡间夜晚与城市的夜晚作比较。我好奇着内特菲尔德县的黑夜是否果真比加利福尼亚的黑夜更黑。

“亲爱的？”贝瑞尔低声说，“外面有动物吗？”

“有母牛啊。”我说。

“不错，但是野生动物呢？有没有熊？”

“有。”我说。父亲有一次在灌木丛中发现过熊脚印和熊粪，还发现一棵野苹果树上的苹果全都被扯掉了。那是好多年以前，他年轻时的事了。

贝瑞尔呻吟着，咯咯地笑。“想想看，要是弗洛伦斯先生晚上不得不出门，结果撞上一头熊！”

第二天是星期天。贝瑞尔和弗洛伦斯先生开着克莱斯勒车送我和弟弟们去主日学校。那是早上十点。他们在十一点回来，带我父母去教堂。

“快跳上来。”贝瑞尔吩咐我，“你们也一样，”她对男孩们说，“我们开车兜风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