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乔治·安伯森先生几乎查看了德里和周边几个镇上所有的商业地产。
我很清楚，我不可能突然被当成镇上的一分子，但我想让当地人习惯看见我开着红色森利纳敞篷跑车，成为风景的一部分。<i>这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家伙，来这儿差不多一个月了。要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某些人有可能就有钱赚了。</i>
当人们问我在找什么时，我就眨眨眼，笑一笑。
当人们问我要待多久时，我就告诉他们很难说。
我熟悉了镇上的地形，并开始熟悉1958年的口语。
比方说，我得知“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指的是朝鲜战争。两者都结束了，可喜的摆脱。
人们担心苏联和所谓的“导弹差距”，但也不是很担心。人们担心青少年犯罪，但也不是很担心。
经济有些不景气，但人们见过更糟的情况。当你跟人做生意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上当了（被骗了）。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包括圆点糖、嘴唇糖和黑婴儿糖。在南方，《吉姆·克劳法》[65]大行其道。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威胁叫嚣；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暗自乐观。
跟查兹·弗拉蒂聊过不久，我很上心地检查了已经不存在的基奇纳钢铁厂。工厂坐落在镇子北边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不错，要是“每分钟一英里公路”延伸到这里的话，这里会是购物中心的绝佳地点。但我去的那天——当道路变成颠簸的碎石时，我弃车步行——那里看上去像古代文明的废墟：独特但令人绝望。成堆的砖块和生锈的废旧机器耸立在深深的草丛中。中间是一根久已倒塌的陶瓷烟囱，边上被煤灰熏得乌黑，巨大的管孔内一片漆黑。我要是低下头弯下腰，肯定能走进去。我的个子可不矮。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德里看了很多地方，对德里有了很多感触。这儿的老居民让我感觉愉快，但是——除了一个人之外——从不亲密。这个人就是查兹·弗拉蒂。回想起来，他主动泄露了很多事情，这很奇怪，但我脑子里有很多事情，弗拉蒂看起来没那么重要。我想，<i>有时你就是会遇到一个友好的人，仅此而已。</i>随它去吧。当然，我根本不知道，是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人教唆弗拉蒂这么干的。
比尔·图尔考特就是没有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
<h3>2</h3>
住在堤上的贝维曾说过，她认为德里糟糕的日子结束了，但我看到的越多（尤其是感触到的越多），越是相信德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德里不对劲。开始，我努力告诉自己是我自己不对劲，不是德里。我是个脱节的人，一个暂时的流浪者，我对任何地方都会感觉有点怪，有点儿别扭——就像保尔·鲍尔斯[66]那些奇怪的小说里看起来总像噩梦的城市。一开始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探索这个新的环境，越来越不这么觉得。我甚至开始质疑贝弗利·马什认为糟糕时期已经结束的断言，并且猜想（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样的晚上为数不少）她也开始质疑自己。我在她眼中没有瞥见一丝怀疑吗？
那种不太相信却期望如此、甚至需要如此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有些邪恶。
一些空房子看起来很显眼，就像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脸颊。在镇上的郊区有间空荡荡的畜棚，干草棚的门在生了锈的铰链上缓慢地开合，一会呈现里面的黑暗，一会又将其掩藏，一会再次将其呈现。科苏特街上距离邓宁太太和孩子的住宅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一处栅栏裂成了碎片。我觉得看上去像有东西——有人——被从栅栏中间扔进荒地里。一处空荡荡的运动场，上面的转盘在缓慢旋转，尽管没有小孩推它，也没有明显的风吹动它。它在隐藏的底座上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一天，我看见一尊雕刻粗糙的耶稣像沿着运河漂流而下，钻进运河街底下的隧道中。雕像有三英尺高，咧着嘴笑，唇间露出牙齿。一顶荆棘王冠歪斜着套在额上；那东西诡异的白色眼睛下方画着血淋淋的眼泪。看起来就像是符咒偶像。
在巴希公园里所谓的亲吻桥上，在学校精神和永恒的爱情宣言中间，有人刻下了“我很快就要杀了我妈妈”这几个字。下面有人加上了“再不快点她就浑身是病了”。一天下午我走过荒地东边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恐怖的尖叫。我抬头一看，一个瘦削男人的轮廓正站在不远处GS&WM铁路高架桥上，手里的棍棒上下挥动。他在抽打什么。
尖叫声停止了，我想，<i>是条狗，已经被他打死了。他用皮带绳拴住狗，拖到外面，把它打死了。</i>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但我确实知道。我当时很确信，现在依然确信。
有些不对劲。
有些邪恶。
这些事情跟我要讲的故事有关吗？我要讲的是门卫爸爸的故事，以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那种得意的“我知道一个秘密”的笑，以及从不看你的灰色眼睛）的故事？我不太确信。但我可以再给你讲一件事：在基奇纳钢铁厂倒下的烟囱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在那东西的嘴里我看到一堆被啃食的骨头，和一枚被啃食的小项圈，上面还有一只铃铛。项圈肯定是哪个小孩亲爱的小猫的。管道里面——在巨大的管孔里面——有东西在移动。
<i>进来看看吧，</i>那东西似乎在我脑海里低语，<i>别管其他的，杰克——进来看看吧。进来参观一下。时间在这里无所谓的；在这里，时间径自流逝。你知道，你想进来看看；你知道，你很好奇。这甚至可能是另外一个兔子洞。另外一个时间入口。</i>
可能是的，但我不这么想。我想里面是德里——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歪斜着，隐藏在那管道之中。在冬眠。让人们相信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等待人们放松，甚至忘记德里曾经有过糟糕的时期。
我赶紧走开，德里的那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h3>3</h3>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此时，科苏特街上的橡树和榆树已经染上金黄，色彩斑斓——我再次造访了已经闲置的西区娱乐中心。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房地产买家会错过充分调查这个一流地址的可能性，我向街上好几个人询问了里面的情况（当然，门上了锁），以及它是什么时候关张的。
跟我聊天的人之一就是多丽丝·邓宁。“美丽如画，”查兹·弗拉蒂曾经说过。通常这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这次却名副其实。岁月在她眼角增添了细纹，嘴角的皱纹更深，但她皮肤细腻，乳房丰满，身材火辣（在1958年，杰恩·曼斯菲尔德[67]全盛的时期，丰满的乳房被视为迷人而非尴尬的特征）。我们在门阶上说话。房子里没有别人，孩子们去学校了，邀请我进屋肯定是不合适的，毫无疑问会成为邻居们非议的话题，特别是她的丈夫“在外面住”。她一只手拿着灰掸，另一只手拿着烟，围裙口袋里露出一瓶家具擦光油。
跟德里多数人一样，她礼貌而冷漠。
是的，她说，西区娱乐中心还在运营的时候，是孩子们很好的去处。附近有这么个地方让孩子们放学后去玩、随心所欲到处奔跑的确很棒。她能从厨房的窗户看到运动场和篮球场，看到那里空着她很难过。她说，她认为娱乐中心是因为预算削减而被关闭的，但她游移的眼睛和拼命吸烟的嘴巴似乎另有暗示：中心在儿童凶杀和失踪期间被关闭。预算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我谢谢她，并递给她我新近打印的名片。她接过名片，心不在焉地朝我笑了一下，然后关上门。
动作很轻，没有发出“砰”的一响。但我听见门后咔嗒一声，知道她挂上了门链。
我想，万圣节到来时，娱乐中心兴许能满足我的需要，尽管我不完全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进去是不成问题的，透过一扇前窗能够清楚地看到街道上的情况。邓宁可能会开车来，而不是步行，但我知道他的车是什么样的。按照哈里的作文，那时天可能已经黑了，但街上有灯。
当然，能见度对双方都很关键。除非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意图上，否则邓宁肯定会看到我朝他跑去。我有手枪，但只有在十五码之内开枪才能确保击毙。我可能需要走得更近，才敢冒险射击，因为万圣节晚上，科苏特街肯定满是小鬼和妖精。不过我得等他走进屋子之前从藏身处突然冒出来。因为，根据作文，多丽丝·邓宁疏远的丈夫直接行凶。等到哈里从浴室出来时，所有人都倒下了，除了埃伦剩下的人都死了。我要是稍有迟疑的话，很可能看到哈里看到的情景：他妈妈的脑浆渗进沙发。
我穿越了大半个世纪，不止是要救出他们其中的一个。因此，要是他看见我走过来怎么办？
我拿着枪，他拿着锤子——很可能是从他的出租屋的工具抽屉内偷的。要是他朝我跑过来，那一切就好办了。我会像牛仔竞技表演上的小丑，转移牛的注意力。我会跳跃、呼喊，直到他走进射程，然后朝他胸口开两枪。
问题是，假定我能扣动扳机的话。
假定枪没有出问题。我已经在镇子郊外的一处沙砾堆里试射了一次，看上去没问题……但历史很执拗。
它不想被改变。
<h3>4</h3>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可能会有更好的地点适合万圣节晚上的监视行动。我需要一点儿运气，兴许不用太多。“上帝知道，这片区域有很多在售的地产，”酒吧男招待弗雷德·图米在我来到德里的第一个晚上就告诉过我。我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凶杀发生之后（再加上1957年的大洪水，别忘了这一点），貌似半个镇子都在待售状态。
在一个不这么冷淡的镇上，像我这样的房地产买家，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拿到城市钥匙，跟德里小姐度过了一个狂野的周末。
我还没有察看的一条街道叫怀莫巷，在科苏特街往南一个街区。这就意味着怀莫巷的后院紧挨着科苏特的后院。去看看也无妨。
尽管怀莫巷206号、邓宁家正后方的房子有人住了，但206号左边紧邻的房子——202号——看起来像是我祈祷应验了。灰色的墙漆还很新鲜，屋顶板也很新，但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新近耙平的草坪上竖着一块黄绿色牌子，这种牌子在镇上随处可见，“德里住宅地产专业人员出售”。
这块牌子邀请我打电话给专员基思·黑尼，商量筹措资金的事。但我不想那样做，我把森利纳停在新铺的沥青车道上（山穷水尽的人才会卖这处房子），走进后院，昂首挺胸，目空一切。
我在探索新环境时，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要是你表现得像是你属于某个地方，人们也会认为你属于这个地方。
后院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叶被耙走了，露出柔和的绿色。一台推式剪草机放在车库里，车库上方挂着一块绿色帆布，帆布整齐地折在旋转刀片上。地下室隔壁是一个狗窝，上面的标牌表明，基思·黑尼最拿手的就是不放过一个恶搞的机会：“你的狗属于这里”。里面是一堆没有用过的草袋，一把移植铲和一把大剪刀压在上面。2011年，这些工具本应该锁起来；1958年，有人在照看它们，避免淋雨。我确信房子上了锁，不过没关系。
我没兴趣破开门闯进去。
怀莫巷202号后院的远端是一片树篱，大概六英尺高。也就是说，没有我高。虽然长得十分茂盛，人还是可以挤过去，要是不怕身上被擦伤的话。最好的地方是，当我朝车库背后右边的角落走去时，能看到斜对面的邓宁家的后院。我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是男孩的施文自行车，用脚架支着。另一辆是埃伦·邓宁的，像死了的矮种马一样倒在一边。车上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我不会认错的。
院子里还有一大堆玩具。其中一件就是哈里·邓宁的菊花牌气枪。
<h3>5</h3>
你要是在业余演艺公司表演过——或者执导过学生戏剧演出，我在里斯本高中的时候做过几次——你就能体会到我对万圣节前那些日子是什么感受。首先，排练的感觉很随意。有即兴创作，有说笑，有嬉闹，由于性别对立已经建立，还有很多调情在里头。在这些早期排练中，要是有人说错了一句台词或者错过了一个提示，就会惹来一阵狂笑。要是哪个演员迟到十五分钟，他或她可能会被严厉训斥，但仅此而已。
开演临近，一切变得现实，而不再像荒唐的梦。
即兴创作开始消失，玩闹没有了，虽然还有说笑，笑声却带着紧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错台词或者错过提示不再滑稽好玩，而是令人恼怒。一旦布景搭好、距离开幕的夜晚只有几天时间，排练迟到的演员肯定会被导演一阵猛批。
盛大的夜晚到来了。演员穿上服装，化上妆。
有些人紧张过度；所有人都感觉没有准备好。很快他们就得面对前来看他们大显身手的满堂观众。
舞台没有装饰的日子里看上去很遥远一切，最终来临了。大幕开启之前，一些哈姆雷特、威利·洛曼[68]、或者布兰奇·迪布瓦[69]不得不冲进最近的洗手间并感觉不适。从来都是这样。
相信我说的关于会感觉不适的那部分。我知道的。
<h3>6</h3>
万圣节凌晨，我发现自己不在德里，而在海上，<i>风暴肆虐</i>的海上。我抓着一艘大船的栏杆——我想，是一艘游艇——船即将沉没。狂风吼叫着，夹杂着雨滴，打在我脸上。巨大的浪花，浪底一片漆黑，浪头充满泡沫、呈现出凝固的绿色，朝我涌来。游艇升起来，扭动着，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再次垂直坠下。
我从梦中惊醒，心怦怦地跳着，双手紧握，努力抓住大脑想象中的栏杆。也不光是大脑的想象，因为床还在上下起伏。我的胃似乎已经从固定它的肌肉上脱离。
在这种时候，身体总是比大脑更聪明。我掀开被子，冲向浴室，加速穿过厨房时，一脚踢翻了可恶的黄色椅子。我的脚趾头很快就会痛，但当时我几乎觉察不到。我努力关闭喉咙，但没有完全成功。我能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穿过喉咙钻进嘴里。那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呕——呕——呕——呕”。我的胃就是那艘游艇，先升起来，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坠下。我在马桶前跪下，将晚饭吐了出来。接下来是午饭和昨天的早饭：噢，上帝！火腿和鸡蛋。想到那发亮的油脂，我又是一阵呕吐。我稍微停了一下，然后感觉像是我上周吃的所有东西都离开了这栋建筑物。
正当我开始以为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肠道内一阵痛苦的绞痛。我蹒跚着站起身，拍打一下马桶的拉环，试图在所有东西被水流冲下去之前成功地坐起来。
但是，没用。还没有吐完所有的东西。肠道刚恢复正常，胃又再一次爽约。只能做一件事：靠上前去，吐进水槽。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万圣节中午。到那时，我的两个排出口排出的只有粥一样的液体。每一次呕吐，每一次绞痛，我都想到同一件事：<i>过去不想被改变。过去很执拗。</i>
但是当弗兰克邓宁今晚到达的时候，我要在那儿。
即便我正边吐边拉，我还是要在那儿。
<h3>7</h3>
“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当我走进中央大街药店的时候，店主诺伯特·基恩先生站在柜台后面。
顶上木质扇叶的风扇将他仅剩的头发吹得左右摇摆，像是夏日微风中的蜘蛛网。看到这一幕我的胃又一阵警惕地翻腾。他白色棉布工作服下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近乎羸弱。看到我进来，他苍白的嘴唇皱起一丝笑容。
“你看起来有些不舒服，朋友。”
“高岭土果胶，”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有吗？”我心想，不知道有没有发明出来。
“是不是胃肠感染？”头顶的电灯映在他的无框眼镜镜片上，当他移动身体的时候，电灯也随着晃动。<i>好像黄油在平底锅里晃动一样</i>，我想。这让我的胃又一阵刺痛。“镇上正在流行。
你恐怕已经得上二十四个小时了。很可能是种细菌，但你可能用了公共厕所忘了洗手。很多人都懒……”
“你有高岭土果胶还是没有？”
“当然。第二排。”
“自控短裤——那些呢？”
薄嘴唇的笑舒展开来。自控短裤很好笑，当然好笑。除非，当然，是你自己需要它们。“第五排。如果你离家很近，你不需要他们。但是看你脸色苍白，先生……还有你正在流汗……穿上可能更明智。”
“谢谢，”我说，想象照他嘴巴一记重击，打得他把假牙往喉咙里咽。<i>舔点儿保丽净假牙清洁剂吧</i>，伙计。
我慢慢买东西，不想不必要地摇晃我变成液态的内脏。找到高岭土果胶（巨大的实惠包装？好），然后是自控短裤（成人尺寸？好）。短裤在造口用品那边，位于灌肠袋和成卷的黄色塑料软管中间，软管我不想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成人尿布，但这个我拒绝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在自控短裤内放上擦盘巾。尽管我很难受，这让我觉得好笑，我得强忍着不笑出来。我现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下要是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骨瘦如柴的药剂师好像感到了我的痛苦，慢吞吞地在收银机上录入药品项。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付账，拿钱的手明显在颤抖。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
“只有一点。我很痛苦，你看到了我很痛苦，你到底为什么还咧着嘴笑？”
基恩先生上前一步，嘴唇上的笑容不见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笑。我当然希望你感觉舒服点儿。”
我的肚子一阵绞痛。我有点儿摇摇晃晃，一手抓住装药的袋子，另一只手扶住柜台。“你有洗手间吗？”
笑容又出现了。“恐怕不能给顾客用。为什么不看看……街对面的店面？”
“你真是个混蛋！恶心的德里人！”
他板起脸，转过身，昂首阔步地走到下面存放药片、散剂和糖浆的区域。
我缓步经过冷饮柜，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像玻璃人一样脆弱。天气凉爽，不超过华氏四十五度，但太阳晒在皮肤上感觉很烫。很闷热。我的肚子又一阵绞痛。我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低着头，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一只脚站在排水沟里。绞痛过去了。我穿过街道，看也没看路上的车。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按捺自己别对按喇叭的人发飙，因为我已经有够多麻烦了。我不能冒险打架，我已经有要打架的对象了。
绞痛再次袭来，下腹痛如刀绞。我一路小跑。
沉睡的银元酒吧离得最近，于是我迅速拉开门，拖着不适的身子挤进光线阴暗、散发着啤酒气味的酒吧。自动唱机上，康韦·特威蒂[70]正呜咽着：“一切只是假装”。我希望他是对的。
酒吧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顾客坐在一张空桌上，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酒吧男招待靠在柜台末端，正在做日报上的填字游戏。他抬头看我。
“洗手间，”我说，“快！”
他朝后指了下，我往写有“男”和“女”的门冲去。我伸直手臂推开“男”门，就像进攻后卫寻找空档般冲进去。里面发出粪便的臭味、烟味，还有刺眼的氯味。唯一的厕位没有门，正好。我扯开短裤，就像在银行抢劫时迟到了的超人，转身，蹲下。
刚好来得及。
当最后的阵痛过去，我从纸袋中拿出大瓶高岭土果胶，狼吞虎咽了三大口。我的胃腾起来，我把它抵回去。当我确信第一剂药停在了胃里，我又吃了一剂，打了个嗝，慢慢地把瓶盖拧紧。
我左边的墙壁上，有人画了阴茎和睾丸。睾丸被劈开，血从里面涌出来。在这部迷人的画作下面，艺术家写着：“亨利·卡斯顿圭，下次你再干我老婆，这就是你的下场。”
我闭上眼睛。当我把眼睛闭上时，仿佛看见惊讶的顾客看着我冲进卫生间。但他是顾客吗？
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闭着，我能清楚地看清那张脸。我认得那张脸。
回到酒吧里，康韦·特威蒂的歌声已经换成了费林·赫斯基[71]的，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已经不见了。我走向酒吧男招待，问道：“我进来的时候有个人坐在那儿，是谁？”
他从字谜上抬起头看我。“我没看见有谁。”
我拿出钱包，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吧台上纳拉干族雪橇旁边。“叫什么名字？”
他喃喃自语一阵，看了一眼腌蛋罐子旁边的小费罐，看到里面只有一角钱硬币，然后拿走五元钞票。“是比尔·图尔考特。”
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空桌子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但……
我又放了一张林肯在吧台上。“他来这是不是监视我？”如果答案是“是”，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在跟踪我。可能不止是今天。但为什么呢？
男招待把五块钱推回来。“我只知道他经常来喝啤酒，喝很多。”
“那他为什么没喝一杯就离开了？”
“可能他朝钱包一看，发现里面除了借书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起来像他妈的布里代·墨菲[72]吗？你已经把我的洗手间弄得臭气熏天，你为什么不点点儿什么或者离开？”
“我来之前里面就够臭了，朋友。”
不是很好的退场辞，但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下能想到的最好应变。我走出去，站在人行道上，寻找图尔考特。没有他的影子，但诺伯特·基恩正站在药店窗户里，双手扣在后面，观察着我。
他的笑容不见了。
<h3>8</h3>
那天下午五点二十，我把森利纳停在邻近威彻姆街浸信会教堂的停车场内。教堂里有很多人；布告板上写着，下午五点整该教堂有个匿名戒酒会。在福特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七个星期来我作为这个奇怪小城的居民，我收集到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可或缺的物品就是阿尔送给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他的笔记，我的笔记，还有剩下的现金。
感谢上帝，我把大部分现金带在身上了。
我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放着我的高岭土果胶瓶——现在空了四分之三——和自控短裤。非常感激，我想现在我不需要了。我的胃和肠道看似已经平静下来，手上的颤抖也消失了。手套箱里，警用手枪上放着五六颗糖果。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袋子里。稍后，当我在怀莫巷202号的车库和树篱中间就位时，我把枪推上膛，别进皮带里，像是河滨影院里上映的劣质电影里粗鄙的歹徒。
手套箱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份《电视指南》，封面上是弗雷德·阿斯泰尔[73]和巴里·蔡斯[74]。自我在中央大街报摊上买了这份杂志后，我可能已经是第十二次翻到星期五的节目单：
<i>晚上八点，2</i><i>频道：《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乔治·纳德尔，莱斯·崔梅恩。“如此华丽，如此可爱，如此突然。”一位心怀鬼胎的股票经纪人（惠特·比斯尔<b>[75]</b></i><i>扮演）暗中追踪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伊娃·嘉宝<b>[76]</b></i><i>扮演），艾勒里和他的父亲展开调查。</i>
我把《电视指南》装进袋子，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好运——然后下了车，锁上车门，朝怀莫巷走去。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
很多门阶上，雕刻过的南瓜高兴地咧着嘴笑，一些戴着草帽的假人毫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沿着怀莫巷，走在人行道中间，好像我就该走中间。一位父亲走近我，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女孩戴着摇晃的吉普赛耳坠，擦着妈妈的鲜红色口红，巨大的黑色塑料耳朵拍打着卷曲的假发。
我摘下帽子朝爸爸致意，然后朝小女孩弯下腰，女孩自己提着一个纸袋。
“你是谁啊，亲爱的？”
“安妮特·冯妮杰罗，”她说。“她是米老鼠俱乐部最漂亮的成员。”
“你也一样漂亮，”我对她说。“你该怎么说？”
她看起来很疑惑，于是她的爸爸靠过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她露出了笑容。“不给糖就捣蛋！”
“对了，”我说。“但是今晚别捣蛋。”除了跟那个拿着锤子的家伙。
我从包里拿出一枚Payday牌糖果（为了拿到糖果，我不得不拨开手枪），递了过去。她打开纸袋，我把糖丢了进去。我只是街上的行人，不久前刚被犯罪困扰的镇上的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我在爸爸和女儿的脸上看到同样的孩子般的信任。
糖果里涂上迷幻药的日子很久以后才出现——就像“包装如有破损，请勿食用”这几个字一样。
爸爸又悄悄地说了什么。
“谢谢，先生！”安妮特说。
“不用谢。”我朝爸爸使了个眼色。“祝你们今晚过得愉快！”
“她明天很可能会肚子痛，”爸爸说，但是面带笑容。“快点儿，南瓜。”
“我是<i>安妮特</i>！”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儿，安妮特。”父亲朝我笑了，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走开，继续寻找战利品。
我继续走向202号，步子不快。若不是嘴唇干涩，我肯定吹起了口哨。我在人行道上冒险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看到一些“不给糖就捣蛋的人”
在街道的另一边，但根本没人注意我。太棒了。
我轻快地走上车行道。一走到房子后面，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好像气流是从脚跟上来的。我找好后院远处右边的角落，安全地躲在车库和树篱中间。至少我认为很安全。
我朝邓宁的后院看去。自行车不见了。玩具多数还在——一款儿童弓，一些箭头带吸盘的箭，一只棒球棒，把手用胶带裹着，一个绿色的呼啦圈——但菊花牌气枪不见了。哈里把它拿进去了。
他打算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扮演布法罗·鲍勃的时候带着。
图加取笑过他了吗？他的妈妈是否已经说了“你要是想带就带上吧，反正不是真枪”？如果没有，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的台词已经赫然写在纸上。我的胃一阵绞痛，这一次不是因为已经蔓延了二十四小时的细菌，而是由于真正认识到——那种你肚子里感觉到的——一切终于来临了。这真要发生了。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演出开始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我感觉自己已经离开教堂停车场有一个小时了，但实际上现在只有五点四十五。邓宁家里，家人会坐下来吃晚餐……我知道孩子们，小点儿的孩子们应该很激动，根本吃不下什么。埃伦应该已经穿上她的夏秋·冬春公主的装束。她很可能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穿上了，肯定缠着妈妈给她身上涂上彩色颜料。
我坐下来，背靠车库后墙，在包里翻了翻，掏出一块糖。我拿起来，想起了可怜的老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77]。我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敢吃这块塘。但另一方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左右，我有很多事要做，现在我的胃轱辘轱辘地响着。
<i>他妈的！</i>我想，打开了糖果。味道很棒——甜甜的，咸咸的，很有嚼头。我两口就吞下一大半。
我正准备把剩下的塞进嘴里（我心想，上帝啊，我为什么没有带上三明治和可乐呢），左眼眼角突然看见有东西在动。我开始转身，同时把手伸进袋子掏枪，但为时已晚。一件冰冷尖利的东西抵住我的左边太阳穴。
“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
我马上听出了声音。“希望笑着亲吻猪，”当我问他或者他的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姓邓宁的人时，这个人曾经这样回答。他说过德里有很多邓宁，我不久后也验证了这一事实，但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要找的是哪一个，不是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刀尖抵得更深了，我感到一滴血从我的脸上淌下来。血在冰冷的皮肤上感觉很温暖。甚至发烫。
“把手拿出来，朋友。我想我知道里面是什么，要是你的手不空着拿出来，你的万圣节礼物就会是十八英寸长的日本钢刀。这东西可锋利得很。
我会直接从你脑袋另一侧捅出来。”
我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空着手——转身看着没有穿背带裤的人。他的头发蓬乱地盖住耳朵和前额，油油的，纠缠在一起。深色的眼睛在苍白、粗短的脸上游移。我感到一阵惊慌，近乎绝望。近乎……但不是完全绝望。即使他杀了我，我又想，即使他杀了我。
“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我温和地说。“你要是想吃一个的话，图尔考特先生，说一声就行了。我给你拿一个。”
在我够到袋子之前，他一把抓了过去。他用的是没有拿武器的那只手，武器是一把刺刀。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刺刀，但那把刀在朦胧的暮色中发出闪光。我相信，非常锋利。
他翻了翻，拿出我的警用手枪。“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啊？这看起来不像是糖果，安伯森先生？”
“我需要这个。”
“是的。地狱里的人需要冰水，但他们得不到。”
“说话小声点儿，”我说。
他把我的枪别进皮带——还是我挤过树篱走进邓宁的后院之后盘算着要放的地方——然后用刺刀抵着我的眼睛。不退缩是需要意志力的。“不要告诉我该……”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揉了揉肚子，又揉了揉胸口，以及满是须茬的脖子，好像有东西卡在那儿了。他咽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喉咙里发出滴答一声。
“图尔考特先生，你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然后，没等我回答他又问，“是不是彼得，沉睡的银元酒吧的招待告诉你的？”
“没错。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跟踪我多久了？为什么要跟踪我？”
他一脸严肃地笑了，他的牙齿少了两颗。“这是两个问题。”
“回答我。”
“你搞得好像”——他又退缩了一下，吞了一口，靠到车库后墙上——“好像得听你的。”
我看出了图尔考特脸色苍白，充满痛苦。基恩先生可能是个有点儿残忍的混蛋，但我想，作为一名诊断医生，他还不错。毕竟，谁会比当地的药剂师更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我很确信我不需要剩下的高岭土果胶，但比尔·图尔考特可能需要。一旦细菌真的发威，可能还需要自控短裤。
<i>这下要么很好，要么很糟糕</i>，我心想。这真是胡说。不会有什么好事。
<i>没关系，让他说他的。一旦开始绞痛——假定在他用刀割断我的喉咙或者用我自己的枪打死我之前开始痛的话——突然袭击他。</i>
“只管告诉我，”我说。“我想我有权利知道，因为我从未招惹你。”
“我想，你是想招惹他。你在镇上滔滔不绝地讲什么房地产——一派胡言。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他。”他朝树篱另一边房子的方向点头。“你刚说出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镇上有很多邓宁，你自己说的。”
“是的，但我只关注一个。”他举起拿着刺刀的手，用袖子擦掉眉毛上的汗珠。那一刻我本可以抓住他，但我怕扭打的声音会引起别人注意。
要是枪响了的话，很可能吃子弹的那个人是我。
还有一点，我很好奇。
“他肯定对你施了很大恩惠，让你成了他的守护天使，”我说。
他一脸严肃地发出一声吼笑。“很大的恩惠，朋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想我就是他的守护天使。至少现在是。”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安伯森先生。那个狗杂种杀了我妹妹，要是有人拿枪或者刀杀他……”——他拿起刺刀在苍白恐怖的脸前挥舞着——“那个人应该是我。”
<h3>9</h3>
我盯着他，张大了嘴。远处响起一阵爆炸声，哪个万圣节歹徒点燃了一挂鞭炮。孩子们喊叫着在威彻姆大街上来来往往。但这里只有我们俩。
克里斯蒂和她的酒友们把自己称作比尔的朋友；我们则是弗兰克的敌人。完美的一对，你会说……
只是“没有穿背带裤”的比尔·图尔考特看起来不像是队友。
“你……”我停下来，摇摇头。“告诉我。”
“你要是有你认为的一半聪明，应该已经想到了。再说，查兹没有告诉你吗？”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稍后才想明白。那个前臂上文着美人鱼、长着高兴的花鼠脸的矮个子男人。弗兰克·邓宁照他身后拍拍，对他说把鼻子洗干净，他的鼻子太长，可不能弄脏了时，他的脸看起来不那么得意了。在那之前，当弗兰克还在点灯人酒吧里特拉克兄弟的桌上讲笑话的时候，查兹·弗拉蒂对我满嘴讲的都是邓宁的坏脾气……因为看了门卫的作文，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新鲜。“他把一个女孩肚子搞大了。一两年后，女人带着孩子滚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无线电波上传来了，科迪船长？看上去像是。”
“弗兰克·邓宁的第一任妻子是你的妹妹。”
“对了。这个人猜对了秘密，赢一百块。”
“弗拉蒂先生说她带走孩子，抛弃了弗兰克，因为受够了他醉酒后的臭嘴脸。”
“是的，他是这样告诉你的，镇上很多人都相信——查兹的说法，据我所知——但我知道得更清楚。克莱拉和我很亲密。从小到大，我对她如此，她对我也是如此。你可能不懂这样的事。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冷淡的人，但我们就是这样。”
我想起了我和克里斯蒂度过的美好的一年——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那年。“没有那么冷淡。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又开始揉自己，但我认为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从肚子揉到胸口，从胸口到喉咙，又回到胸口。他的脸异常苍白。我想知道他午餐吃了什么，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亲眼目睹了。
“是吗？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儿荒诞，她和米基在某个地方安下身来以后再没给我写过信。连张明信片也没有。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荒诞。因为她会写信。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也知道我多么喜欢那孩子。那个王八蛋开玩笑地报告他们失踪的时候，她二十岁，米基十六个月大。
那是1938年夏天。她现在有四十了，我的外甥也有二十一了。到了他妈的选举年龄。而你要跟我说她从不会写一句话给她的兄弟？那个小时候阻止大鼻子罗伊斯用满是皱纹的皮肤戳她的背的兄弟。或是要点儿钱可以让她在波士顿或者纽黑文，或者随便哪个地方安顿下来？先生，我本来可以——”
他退缩了一下，发出“呕——呕”的声音，这声音我很熟悉。然后他踉跄着倒上车库的墙壁。
“你得坐下来，”我说。“你生病了。”
“我从不生病。从六年级到现在连感冒都没有得过。”
要是这样的话，细菌会很快击垮他，就像德国席卷华沙一样。
“这是胃肠流感，图尔考特。折腾了我一个晚上。药店的基恩先生说现在流感正在流行。”
“那个小屁眼儿娘们儿什么都不懂。我没事。”
他把油油的头发撩起来，让我看他有多健康。他的脸色愈加苍白。拿着日本刺刀的手正在颤抖，跟我中午之前一样。“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我偷偷朝手表看了一眼。六点十分。一直拖曳着前行的时间现在开始加速了。
弗兰克·邓宁现在在哪儿？还在市场吗？我想不在。我想他今天会很早离开，可能声称要带孩子去玩“不给糖就捣蛋”。但那可不是他的计划。
他在哪家酒吧，不是点灯人酒吧，在那儿他只点一杯啤酒，最多两杯。喝这点儿他不会有事，虽然——我妻子的酒量算是普通，但我想她也会如此——他总会口干舌燥地离开，大脑强烈地渴望喝更多。
不，如果他觉得真有必要喝个够，他会去德里下流的酒吧：金轮辐，沉睡的银元，酒桶。
甚至可能是被污染的肯达斯奇格溪上最低级的酒馆——沃利酒吧或是下流的派拉蒙娱乐室，里面脸色蜡黄的年老妓女依然活跃在几乎每张凳子上。
他有没有讲笑话，让整个地方一阵欢笑？当他把酒精浇上他大脑后面愤怒的煤块时，人们会不会靠近他？不会，除非他们想接受即兴的牙齿手术。
“我妹妹和外甥消失之前和邓宁住在卡什曼城郊一处小出租房内。他喝得很凶。喝得凶时，他就乱动他娘的拳头。我看见过克莱拉脸上的瘀伤。有一次，米基右边的小胳膊上，从手腕到肘关节全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说，‘妹妹，他是不是打你和孩子？要是真的话，我就揍他。’她说不要，但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敢看我。她说，‘你离他远点儿，比利。他很强壮。你也很强壮，我知道的。但你太瘦了。一阵强风就能把你吹走。
他会伤害你的。’不到半年她就消失了。跑了，姓邓宁的说。但镇子那边只有树林。树林和沼泽。
你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
我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会相信，因为邓宁现在是位备受尊敬的市民，好像很久以前就控制住了酒瘾。还因为他有魅力。但我有内幕消息，不是吗？
“我想邓宁崩溃了。我想邓宁喝醉了回到家，我妹妹说了过分的话，可能说了什么完全无伤大雅的话——”
“无伤什么？”
我从树篱中间朝后院看去。远处，一个女人经过厨房窗户，然后消失了。邓宁家的房子里，晚餐准备好了。他们有甜点吗？吉露果子冻配上香草牛奶？乐之派？我想没有。谁万圣节晚上还吃甜点？“我想说的是他杀了他们，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他既吃惊又怀疑。我想，当令他们漫漫长夜辗转反侧的事情被说出来，而且被证实之时，鬼迷心窍的人总会这样。“这肯定是恶作剧，”他们认为。这可不是恶作剧。这肯定不是恶作剧。
我说，“邓宁多大，二十二？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肯定会想，‘啊，我在这儿犯下大错，但我可以清理干净。我们在树林里，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有没有一英里远，图尔考特？”
“至少一英里。”他不情愿地说，用一只手按摩着喉咙根部。刺刀垂了下来。我用右手抓住刺刀易如反掌，另一只手从他的皮带里掏出左轮手枪也不无可能。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细菌会搞定比尔·图尔考特先生。我真认为事情就会这么简单。你看忘掉过去的执拗是多么容易？
“所以他把尸体拖到树林里埋掉，说他们跑了。不可能有太多调查。”
图尔考特转过头，吐了一口痰。“他来自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德里家庭。我们家则是坐着生锈的小卡车，从圣约翰山谷来的。当时我十岁，克莱拉八岁。坐在一堆垃圾上。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呢？”
我觉得这是德里之所以成为德里的另一个例证——我是这么想的。虽然我理解图尔考特的爱，同情他的悲痛，但他说的是一起陈年的犯罪。我所关心的，是不到两个小时内即将发生的犯罪。
“弗拉蒂是你设的陷阱，对不对？”这一点现在很明显了，但还是令人沮丧。我以为那个家伙只是友好，就着啤酒和龙虾说点儿当地的谣言。
我错了。“他是你朋友吗？”
图尔考特笑了，但那表情看起来更像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位富有的犹太当铺老板是朋友？
真好笑。你想听个小故事吗？”
我又偷看了一眼手表，我还有时间。图尔考特讲故事的时候，在胃里盘踞已久的病毒就会发作。我准备在他第一次弯下腰呕吐时突袭他。
“为什么不呢？”
“我、邓宁和查兹·弗拉蒂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你相信吗？”
“当然。”但是图尔考特生活得很艰苦（现在又有病在身，虽然他不想承认），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老十岁。
“我们都在老联合学校读高三时，我是足球队的助理经理。老虎比尔，他们这么叫我——很可爱的名字吧？高一的时候我就参加足球队的选拔，高二的时候又参加了，但两次都被刷下来。
打前锋太瘦，打后卫太慢。我该死的故事，先生。
但我喜欢足球，却花不起一角钱买张票——我的家庭一无所有——所以我当了助理经理。名头很好听，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在杰克·埃平的人生里，我不是房地产老板，而是高中老师，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你是给运动员送饮水的男孩。”
“是的，我给他们送水。要是有人在热天跑圈之后出现不适或者蛋蛋被头盔撞到，我还要端着呕吐桶。我还得等到很晚，捡拾球场上丢下的所有脏东西，搜寻丢在浴室地面上沾满脏污的绷带。”